一 中国的家庭变迁

家庭养老意味着代际资源的转移和交换，而且这种转移是在家庭的框架中完成的（见Lee，1994），并与家庭生活的组织方式密切相关。由于中国社会在半个世纪以来经历了巨大的变迁，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中国家庭制度的变迁，这里讨论的重点是在亲子关系方面中国的传统家庭与当代家庭的异同^[1]。与西方的小家庭相比较，中国的传统家庭经常被认为是几代同堂的大家庭（Fairbank，1983，1986；Fei，1939，1946，1992；Feuerwerker，1976），但是，如果假定近代西方的文化影响以及随之带来的经济变迁在19世纪20年代尚未完全改变中国传统家庭的基本格局，那么在当时所做的大型社会调查证明：大多数传统家庭为核心家庭（见Whyte ＆ Parish，1984：153-156；Yang，1959：7-8）。中国普遍存在的传统家庭结构主要为核心家庭的事实为人口学界有关核心家庭的普遍性的看法提供了佐证（Laslett，1972；Levy，1965）。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统计学意义上讲大家庭并非中国社会的普遍家庭模式，但联合或扩大家庭仍然是中国家庭的理想模式，即人们追求并力图实现的目标（Hajnal，1982）。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之所以未能成为传统社会的普遍家庭模式，主要归因于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等人口因素（Zeng，1986）。换言之，只要有可能或有能力，传统家庭单位的成长过程是向扩大家庭发展。由于在传统社会中基本没有由国家主办的福利设施（Kiser ＆ Cai，2003），我们可以推断，与子女同住是过去保证老有所养的主要居住安排（Lavely ＆ Ren，1992）^[2]。

中国传统社会的孝道，即强调子女对父母之命的绝对服从以及对老人尽心尽力赡养的价值观，显然与近两千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密切相关。虽然孝道一直为国家各级机构所大力提倡，民间对孝道伦理的普遍尊奉应该说是与家庭生活中父母与子女在经济上的互相依赖分不开的。我们可以认为，传统社会中孝道的广为流行主要源于家庭作为经济生产单位这样一个基本经济事实。当然，或许也正是孝道的流行才促使了父母与成年子女在经济上的紧密联系（Yang，1959：89-91）。无论在历史上这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在传统社会中，孝道无疑是掌握在老人手中以保证与子女保持密切的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的一个重要文化工具。

传统社会的家庭往往被家庭成员作为一个企业或一项事业进行经营。家庭产品的共同消费为这种运作方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经济理由。正是这种共同生产、有机劳动分工以及所有劳动产品共享的特点使得家庭户（family household）有别于其他社会组织（Weber 1978：356-360）。而这些特点在中国传统家庭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当家庭同时作为消费单位与生产单位时，把家庭作为事业经营的经济动力则更为有力。例如，在晚清和民国期间，绝大部分工商业组织都是以家庭为基础的（见Skinner，1977；Yang，1959：137-141）。要在市场中生存或保持竞争力，这些家庭也必须以企业的方式运行。

此外，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庭还被赋予了更高的道德意义。维持或发展家庭不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实现所谓光宗耀祖的道德目标^[3]。中国古代社会较为开放的社会分层制度，以及以家庭为单位的相对活跃的社会流动，也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主义的流行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如同韦伯笔下的加尔文派新教徒、中国古代的士人和商人为了自己在仕途或商界的事业成功可以克勤克俭、孜孜不倦、始终如一，但他们的目标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解救，而是将自己的家族发扬光大（Marsh，1961； Huang， 1981）。这种将家族的发展和荣耀作为最重要的生活目标的文化诉求或许就是费正清所说的“中国式的个人主义”（Fairbank， 1983：71-74）。

1950年颁布的新《婚姻法》标志着中国家庭的重大转型。自主婚姻、对孝道的批判以及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等一系列制度和文化上的变迁大大地削弱了家庭中长者的权力。当家庭单位不再是经济生产中的主要单位，当子女可以离开家庭寻找其他就业机会时，老年父母失去了控制成年子女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当社会生活的基本组织方式从家庭式组织转为非家庭式基本组织时（Thornton ＆ Fricke， 1987），以往由家庭承担的责任也大部分转移到了非家庭的社会组织。这种转型对亲子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是降低了成年子女对家庭的经济依赖。而从父母的角度来讲，当子女在家庭之外寻求各种生活机会时，他们对成年子女的依赖也在减弱。虽然中国至今尚未完全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会养老保险安全网，但是现已建立的社会保险和退休制度也已经能让老年人保持一定的经济独立（见 Ikels， 1990；Davis-Friedmann， 1985；Perkins， 1986； White， 1987）。换言之，就家庭内部代际的权威分布来讲，老年人以往所拥有的绝对权威固然不复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恶化，甚至也并不意味着代际关系的弱化。然而，这种变化肯定意味着代际关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而且这种关系的维持已不再仅仅依赖于以往父母所享有的威权。那么，我们新的问题是代际关系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家庭养老制度有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