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作为文坛领袖的曹丕

曹丕并非是建安文学的佼佼者，他何以被称之为文坛领袖呢？

其一，提倡“新变”与开启一代文风。建安诗歌在发展初期“慷慨悲凉”，笔法上承袭汉乐府，有民歌风味，稍后，诗歌文人化的历程便开始了，在这历程中，曹丕是关键性的人物，“子恒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52]。曹丕的诗由汉乐府的多叙事转向注重抒情，由直率慷慨转向含蓄清秀宛转，这两点，都成为日后文人诗歌的显著特点。本来，建安诗歌的继承渊源有两个，一是汉乐府，一是古诗十九首之类。无疑，前者的影响要更大一些，这从曹操的诗全是乐府诗即可看出。建安诗歌注重抒怀是从曹操开始的，他的诗虽是乐府诗，但已是抒情叙事并重了。但就曹丕来说，其诗则更多地从古诗十九首汲取营养，对离情别绪多加注意。其《燕歌行》抒发思妇之情，先是借秋景抒情，再写对方的恩情，进而写自己的忧愁，接着又写解忧，最后以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来抒发感情，写得委婉曲折、缠绵动人，不再像乐府民歌那样坦直朴素。

曹丕诗歌在形式上多有创新，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无所不用，其七言《燕歌行》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作。曹丕在理论上也提倡“新变”，当他在《典论·论文》中称赞建安七子“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时，实际上是在肯定诗人们自铸伟词、自创新诗的努力。

其二，团结奖掖文学家。曹丕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一个璀璨的时代，当时诗人辈出，而这些诗人文学才能的发挥，与曹氏父子的奖掖分不开。当时的文士如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毕集邺城，这是曹操“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纺以掩之”的结果。集合天下文士，必须借重曹操的权势与声望，但实际领导他们进行一系列文学活动的却是曹丕而不是政务繁忙的曹操。曹丕本身就是文学集团的领导者，当时文学家们聚集一起宴饮赋诗，曹丕就自称是活动的领导者，其《与吴质书》称：“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完全是一副领导者的口吻。他是以其文学集团的名义来召集全社会的文学家一起进行文学活动的。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模拟曹丕的口吻说：“今昆弟友朋，二兰诸彦，共尽之矣。”^[53]也完全是一副领导者的语气。诗人们也承认他是领导者，曹植《公诗》称“公子敬爱客”，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也称“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和颜既以畅，乃肯顾细微。赠诗见存慰，小子非所宜”^[54]云云。

曹丕颇有领袖风度，能团结人，王粲死，曹丕“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55]。阮瑀死，曹丕让大家以“寡妇”为题写文作诗，以示哀悼，这些都表明他对文学家的深厚感情。他对同时代的文学家的评价以褒扬为主，非常看重他人的长处，其《典论·论文》称说建安七子“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与他反对“贵远贱近”的习气是分不开的。当然，他也指出诸人的弱点，但这是在褒扬的口吻下进行的，如：“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繁钦写信与曹丕讨论音乐问题，曹丕对其论点十分赞赏，说，“披书欢笑，不能自胜，奇才妙伎，何其善也。”^[56]他又能容人，如孔融是被其父曹操处死的，可曹丕却表示出哀叹，“上（孔）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所以，称他为全社会的文坛领袖是恰当的。

其三，探索诗歌的价值与特征。诗到底是什么？诗究竟有什么特征？文坛领袖理应对这些问题有所探讨。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其中谈到文学的价值问题，曹丕说：“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口号确是有振聋发聩的效果。他还鼓励作家们“不托飞驰之势”而努力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以使“声名自传于后”。曹丕的理论对中古时期文学的发展推动极大。但也应该看到，他所说的“文章”，不单纯是指文学作品，还指其他各种文体的应用文；另外，他并非从“文章”自身的价值肯定“文章”，而是从“经国”的角度及作者“声名”流传的角度来肯定“文章”。在实践上，曹丕与诸诗人宴饮赋诗，又说“猎之为乐，何如八音也”^[57]，把诗视同畋猎游戏，这虽有对文学不敬的一面，但又是认识到文学的娱乐观赏性质的表现。曹丕还谈到文学的具体特征，他先是讲“文本同而末异”，然后又点出“诗赋欲丽”。“丽”，广义地讲就是要有文采，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对“文章”共同性的认识，而探索诗的特征到底是什么。当然，“丽”还只是诗歌的外部特征，曹丕的诗开创“文土气”，也有从这方面入手的因素。

但是，曹丕自身的创作则缺乏一种必要的锐气与成熟的魅力，他虽有开启诗风之功，但其诗歌创作还不曾达到时代的高峰。从思想内容上讲，曹丕的诗与建安七子的诗不同，他不着重于描写社会的苦难而着意于渲染弥漫于社会的感伤情调，对社会人生的关注不够，在揭示社会矛盾、人生矛盾方面缺乏力度。这或许是因为政治上的高位与成为文坛领袖人物，使得他们与社会之间有着更多的妥协性吧！反过来说，一般小人物如左思、鲍照等，更会因为自身地位的低下而一举戳破社会问题，吐出心中怨情，从而有可能使自己的作品独树一帜、光彩四溢。就诗风的提倡与诗歌形式来说，曹丕站在“新变”的前沿，但不曾达到时代的完美，如曹丕的七言诗既不成熟也未推广，其诗歌的“文人化”不及曹植。刘勰称“文帝（曹丕）以位尊减才”^[58]，如从此方面来说这是成立的。

与唐代相比，曹丕以及其后张华、沈约诸人成为文坛领袖说明了这样的历史局限：一是文学的自觉程度不及唐代那么高，对文学的提倡与对文学风尚的提倡及对文学家的奖掖、鼓励还部分地依赖于权威性的官职等外来动力；二是中古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还不具备唐代诗歌那样的魅力，其自身还不足以成为一种号召，中古时期也不曾有同时代就认为是大诗人、大作家的人物出现。

尽管曹丕作为文坛领袖在各方面尚有不足之处，但他对繁荣诗歌创作所起的作用是公认的。这或许就是中古时代作为文坛领袖的得与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