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侵略战争与语言交流

第一节 殖民主义的东方企图

19世纪中叶前后，日本和中国几乎同时被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列入殖民名单中。明治维新和产业革命的发生使日本逐步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迅速摆脱了被殖民的命运。不仅如此，作为屈指可数的几大帝国主义列强之一，日本还成为瓜分殖民地的受益者，开始侵略中国和朝鲜等亚洲国家。

“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就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1]武力侵略与殖民占领会使被占领地发生种种变化，尤其是语言交流问题会凸显出来。

清朝道光末年，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和世界性贸易的发展，英美在与中国的接触中便出现了所谓的“洋泾浜语言”。上海开埠以后还流行过一种“洋泾浜文字”，选用26个汉字部首代表英文26个字母来完成拼写。就本质意义而言，“洋泾浜语”也好，“协和语”也罢，都是为达成交流目的而出现的语言文化的退却和让步。应该说，这是殖民时代留给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颇具研究价值的课题。

原口统太郎于1900年随日本军队到过北京和天津，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来到中国东北。关于“协和语”，他这样回忆：

那时，世界数十个国家的士兵分别部署，联军于天津和北京之间与义和团展开了激战，如同万国军队博览会一般。当时的我，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各国士兵在面对中国人时，都操着自己国家的语言，半通不通地进行硬性交流。唯独日本士兵尽可能地不使用日语。

这样一种不想使用日语的日本人的习惯，如今依然在满洲持续。多数日本人使用日本人创造的一种变形的汉语，如“你呀不可以”之类，与中国人进行频繁的交流。“我的が昨天你呀に今天快快的来と说话したのに你呀慢慢的来だから不够本ぢやないか。”^[2]中国人在和我们说话时，也尽量不使用日语，完全使用汉语。^[3]

原口统太郎的回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近真实的历史，是今天的研究者很难完全说清楚的。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带着强烈的殖民统治者的意愿和心理，“说不明白汉语也要硬着头皮说下去，而不依赖日语的”这种集团志向型的文化特点和行为方式，迄今为止也没有得到中日学术界应有的关注。不仅如此，而且对原口统太郎的疑惑，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漠然置之，这实际上是一件非常不正常的事情。

在原口统太郎的回忆中，至少已透露出两种历史信息，这样的史料价值是不应该被忽略的。一是在侵略过程中，日本人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交流，总体上并不是依赖军队中的汉语译员完成的，除了重大的军事行为之外，在军队的大量日常性需求领域，只能依靠士兵的语言交流能力进行。二是在极其需要掌握汉语的现实面前，那些不会说汉语的日本士兵，只能在没有路的地方硬性地踏出一条路来，词不达意便成了题中应有之义。这也便是“协和语”的先天不足之处。

面对语言交流的难题，日本军部采取了一些措施，“陆军本身在日清战争（1894年）时出版了《兵要中国语》（近卫第一旅团）和《日清会话》（参谋总部）等。以后每次战争时都出了入门之类的书。‘满洲事变’（1931年）后，关东军参谋部出了《速成满洲语自修书》（1934年）等。陆军在战争中，特别是在卢沟桥事件以后，十分清楚在占领区进行‘宣抚’工作，不多少懂一些中国语是毫无办法的。所以各部队都出版了教科书，但可以说绝大部分是供下士官用的”。^[4]

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侵略者在语言交流方面的燃眉之急，但其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协和语”的产生，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阶段内，并不是由日本军队和日本政府的意愿所致。这种麻木和默许的态度导致和加剧了语言使用的不规范和混乱状态。究其原因，对于一种民间色彩浓烈的语言，受限于诸多历史因素，日本军方和日本政府并不具备梳理和推广的能力。

没有任何资料表明，日本官方在殖民占领期间出版过任何一本推广“协和语”的书。这种情况也导致二战后日本的“协和语”研究，或因日本的侵略历史而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或浅尝辄止、一带而过，表现出十足的日本式的暧昧立场。有模有样的研究成果很难被发现和找到。这使因殖民入侵而产生的“协和语”这一重要的语言现象，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