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总论 陕西地域文学概论
在中国这块神奇广袤辽阔的土地上发芽、发育、成长的文学，作家们由于受自己所处地域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使得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在地域风格上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样态，它与地域文化有着血肉般的联系，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现象和文学流派从不同的地域文化角度进行了探讨，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
在中国古代就有学者按照不同地区，把《诗经》中的“国风”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此后地域性的文学流派就大量产生，区域性的文集也不断地相继问世，但还没有形成“文学地理”的具体概念。20世纪初，自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和方法引进到中国之后，以刘师培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就开始将古代文人的一些关于文学地理学说片段的言说条理化，只是没能持续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年，受苏联学术文化的影响，“地理环境”“地域性”成了非常敏感的字眼和话题，无人敢提，文学地理学说的研究也就中断了将近半个世纪。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学术环境也宽松起来，文学地理学在沉寂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凭着自身的魅力，在国内再次掀起热议，引起了学术界的再度重视，学术论文也层出不穷，蓬勃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大概有800多篇，如金克木先生所撰写的随笔《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主张研究文学艺术应当从地域的角度来探讨；曾大兴先生的论文《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为“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开创了先河。此后又有一批文学地理类的著作相继得以出版，其中有《北“风”与南“骚”》（陶礼天）、《魏晋本土文学地理》（胡阿祥）、《文学：地域的观照》（陈庆元）、《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戴伟华）、《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梅新林）、《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曹道衡）、《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刘跃进）、《京派海派综论》（杨义）、《世族与六朝文学》（程章灿）、《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李浩）、《清代吴中词派研究（沙先一）……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他们的观点涉及了“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研究”“文学作品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研究”“文学家族研究”“地域性的文学流派研究”等，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却也不乏精辟的见解，不仅解决了传统文学研究解决不了的诸多问题，还为相关的“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想和方法，可是它缺少自觉的“学科”意识。正如陶礼天在《北“风”与南“骚”》中所说：“没有树立自觉的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意识，就不能够使中国文学与地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做到逻辑严密，别择精确，特别是对古代许多文评概念、审美范畴，如气质与清绮、温雅与雄健、实际与虚无的探讨，作出‘历史与逻辑的’相互统一的分析。”[1]他极力倡导发展文学地理这门人文地理的新兴学科。
所谓“文学地理学，是以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学科”。“就是通过文学家（包括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等构成的影响，以及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对文学作品的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体裁、形式、语言、风格等等构成的影响；同时考察文学家（以及由文学家所组成的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所完成的文学积累（文学作品、文学胜迹等等），所形成的文学传统，所营造的文学风气等等，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所构成的影响。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个互动关系，文学地理学的任务，就是对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文学要素（包括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读者）之间的各个层面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特点，并给予合理的解释。”
一、中国文学的地域分异概说
（一）文学地域性的含义
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中，对“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专门用了一章进行阐述，从两个方面鲜明而精辟地概括出文学地域性的含义：“一是指某些文学体裁是从某个地区产生的，在它发展的初期不可避免地带着这个地区的特点；二是不同地区的文学各具不同的风格特点。”[2]
其实文学的地域性实质上指的就是地域文学的问题。地域文学，是指作家以同一地域的生活题材为背景而进行的创作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会流露出这一地域所特有的地域色彩的创作方式。一方面，地理环境会对文学家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创作造成影响，表现的形态或者载体便是文学的地域性或者地域的文学；另一方面，这种地域文学，久而久之会融进当地的地域文化色彩，成为当地的人文地理环境的重要内容，而又反作用于文学艺术家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随着寻根文学热潮的兴起，从地域文化角度进行研究文学的地域性就成为一个新的突破口，从而使地域文学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线。
地域文学的范围，主要按照各个省和各个市的地理区域界限来划分，当然也包括在各个区域内而出现的代表作家，因而对各个区域内的主要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对在各个区域内的作家所形成文学风格和文学流派进行研究，这种文学作品和文学流派往往被揉进了各个地域的精神、气息和气象，这都属于地域文学的范畴。譬如现当代文坛上的陕西文学、山西文学、广西文学、北京文学、山东文学、湖南文学、东北文学、香港文学、台湾文学、深圳文学（或特区文学）、珠三角文学等，都是以地理区域为考察研究对象的。除对文学家生活成长环境的空间分布研究，文学家所处的地域地理分布研究，文学作品中的地域色彩研究，文学家的家族谱系研究，地域性的文学流派研究之外，地域文学史的范畴领域也有不少的研究者在开始涉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省份都有他们自己的文学史著作出版，如陕西的《陕西文学史稿》、北京的《北京文学史》、上海的《上海文学通史》、广西的《广西文学50年》、辽宁的《辽宁文学史》、山东的《山东文学通史》、云南的《云南地方文学史》、浙江的《浙江文学史》等，当代地域文学研究方兴未艾，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显示出了盛世文学的辉煌成绩与良好趋势。梳理中国当代地域文学所取得的成果，挖掘中国当代地域文学所历经的磨难，探讨中国当代地域文学所具有的地位，考察中国当代地域文学所蕴含的民俗特点，已成为中国当代地域文学无可争议的重点和热点，关于几大地域板块如河洛、荆楚、齐鲁、三秦、三晋、中原、巴蜀、江南、岭南等的研究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这些都与地域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并因其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
（二）文学的地域分异
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创作实实在在便是向自己所生活的“地域”索求素材、提炼题材。文学创作离不开特定的环境，“大地是文学艺术的舞台”，文学艺术因而也就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中国文学素有南北之分、东西之异、地域之别，诚如有论者所说，南方北方，其性情不一。南北地域不同，产生的文学自然迥异，也具有各自不同的审美范式。唐代的魏征在总结南北朝文学的各自发展时认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3]清代谢之淮在《填词浅说》中说：“以辞而论，南多艳婉，北杂羌戎；以声而论，南主清丽柔远，北主劲激沉雄。”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提道：“南音之始，起于淮、汉之间，北声之始，起于河、渭之间，故神州语言，虽随境而区，而考厥指归，则析分南北为二种。陆法言有言：‘吴、楚之音，时伤清浅，燕、赵之裔，多伤重浊’。”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论及文学地理时指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越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窥见南北文风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南方文学的温润、绚烂、浪漫、飘逸，有着文人的移情山水、诗酒唱和的柔情雅趣，能通透地描绘出山水之柔美；北方文学的粗犷、质朴、凝重、崇高，雄浑贞刚的独特风貌，曾经使无数读者击节称赏，叹为观止。其实，中国文学的地域差别，不仅表现在南北之异，还表现为东西之别。东方近海的开放文学，新潮迭起，洋派味道甚是浓厚，受欧美外来文化影响较深；西方地处高原山地、戈壁沙漠和雪域草原，远离城市，相对封闭落后，所产生的西部文学既带有某种原始的粗犷和豪放，也带有半醒状态的失落和迷离。樊星在《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中精辟地概括了我国当代文学的地域特色，“齐鲁的悲怆，秦晋的悲凉，东北的神奇，西北的雄奇，中原的奇异，楚地的绚丽，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气”。[4]认为“地域文化小说”，如京味文学、津味文学、汉味文学、海味文学、苏味文学存在风格上的差异，是当代文坛最富于民族文化意味的一大景观。在20世纪“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文学创作领域因地域不同显示了极其明显的差异，“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更是有别的两个文学世界，还可以看到山地文学与水乡文学的区别，高原文学与平原文学的差异等，即或是同为一个省区，往往也存在着小地域之间的文学差异。如陕西地域作家郑伯奇、柳青、陈忠实等，就不难发现小地域之间的差异了，郑伯奇有点似“漂萍”，柳青则似“白杨树”，陈忠实则如枝繁叶茂的“灞柳”。郑伯奇是在漂泊中观照人生的，未曾着意打一口深井，这的确令人感到遗憾；柳青早期也带有漂泊的意味，虽然试图扎根写出力作，但限于种种条件未能如愿，“直到扎根长安皇甫，才写出挺立如白杨大树一样的作品《创业史》；陈忠实虽然有‘文化大革命’中陷入创作误区的经历，但他一旦醒悟，就感到脚下土地的重要，特别在他营构《白鹿原》这部巨著时，他一方面努力充实自己，同时另一方面更是不要命地勘察自己以为已经熟悉的这方水土，结果这方水土培植起了一棵绿意葱葱的‘灞柳’。”[5]陕西地域的作家，都有自己比较固定的“创作基地”，他们不断地深入生活，从中汲取丰富的文化营养，增强作品的丰硕的地域内涵。地域地缘的空间区分，使自古以来的文化、民俗、风土人情等呈现出明显的差别，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因为地域间的差异，才形成了不同的地理心理、民风人情、语言文化、方言土语，使文学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二、地域文化是小说创作的根基
（一）地域文化基本概念和特征
地域文化是指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能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特定区域的地理环境、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传统习惯、生活方式、语言表达等诸多因素经过漫长历史的渗透融合，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认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是一种特定的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和精神意识的塑造性极大，甚至令人无可逃脱。”[6]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位文学艺术家都是他们生活的那个特定地域、特定环境文化的产物。
1.地域文化的地域性
一个地域与另一个地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但都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区域内形成、发展和传承，使各个地域都有着不同的文化形态，且具有了各自不同的风格，这也使得中华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景象。如巴蜀文化的发祥承载地在四川；三秦文化的发祥承载地在陕西；齐鲁文化的发祥承载地在山东；荆楚文化的发祥承载地在湖北；岭南文化的发祥承载地在广东；关东文化的发祥承载地在东北地区；湖湘文化的发祥承载地在湖南……
2.地域文化的长期性和独特性
地理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人文因素使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独特性。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上下几千年漫长的历史，因而各个地域的文化形态也是在漫长的演化中打上了特定地域的印记，最终形成了自己别样的风景和独特的风格。哪个地区的历史愈古老、愈悠久，哪个地区遗存下来的名胜古迹就越多越有价值，它的地域文化就更加明显、更加发达，就更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如陕西的黄土地上有十三个王朝建都在此，因而陕西的地域文化非常厚重与深沉。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秦”、“巴”、“蜀”、“荆”、“楚”、“吴”、“越”的名称大都因其地域而命名，如今这些古代的诸侯国在历史的长河里早已无处可觅，可是它们作为各自的一种文化形态却被流传了下来，至今还影响着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大多数人的生活习俗以及风土人情。
3.地域文化的相互渗透和包容性
每一事物的生存都或多或少与其他事物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不可能孤立存在、不与其他事物发生交集。因而各个地域人群的相互流动，自然使文化习俗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每一区域的特定文化，当然也就包容了外来的文化，也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多个文化区域交汇地带所形成的文学样态，就必然会具备多个文化地域特色的文学样态，也会具有多个文化地域风俗民情。如陕西汉中地区这个特殊的地域，一方面具有了明显的氐羌文化和荆楚文化的鲜明风格，另一方面也具有了鲜明的关陇文化和巴蜀文化的文化属性，形成了汉中文化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
4.地域文化的稳定性和传承性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版图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不同地域的社会的结构和发展也截然不同，这就使得各个地域的政治经济、自然环境、地理环境、风土资源、民风习俗、精神面貌等各不相同，因此也就孕育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
5.地域文化划分标准的多重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造就一方社会。在中华大地上，不同社会结构和发展水平使得各个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风土资源、民俗风物、政治经济情况各不相同，因而也就孕育了不同特质又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特征。
地域文化的划分具有多重性的标准：一是按照地理相对方位标准来划分，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江南文化、关中文化、岭南文化、西域文化、关东文化等地域文化；二是按照地理环境标准来划分，有长江三角洲文化、黄河文化、运河文化、海岛文化、大陆文化、高原文化、草原文化、绿洲文化等；三是按照行政区划或古国疆域标准来划分，有云贵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秦晋文化、荆楚文化等。
6.地域文化域界的模糊性
地域文化的域界在具体划分时总体上是明确的，但在许多情况下大多又是模糊的，给予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不受固定的范围和界限的束缚去驰骋遨游。所以在对地域文化的域界问题研究中，不能要求研究者像研究地理学那样，追求精确无误，这样的话反而会与实际越来越远，更不利于对地域文化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二）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
沉实丰厚的地域文化，同古往今来的文学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任何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都会体现出除了精湛的艺术技巧、深刻的思想内容、艰辛的艺术磨砺之外，还灌注着作家亲身的经历、深厚的阅历、丰富的情感、渊博的知识、聪明的智慧等方面的相关体验，打上作家本人生活的烙印。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很多温馨东西，就是作家心灵化了的故乡再现，“故乡的一切和作家的心灵凝结成了血肉般难以分割的整体，又在稳定的空间里经过漫长岁月的浸润，从而在心灵深处郁结为极其深厚的情感积淀”[7]，受到了本土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也就是说作家生活的地域文化不仅影响了作者的思维方式、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而且还影响作家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孙犁在谈到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时说：“幼年的感受，故乡的印象，对于一个作家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正像母亲的语言对于婴儿的影响。这种影响和作家一同成熟着，可以影响他毕生的创作。它的营养，像母亲的乳汁一样，长久地在作家的血液里流淌，抹也抹不掉。”的确，一个作家所独具的创作风格，与他的地域文化一脉相承，秉承着他所生活的那个地域文化渊源。
茅盾在《文学与人生》中说：“不是在某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写出那种环境；在那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那种环境，去描写别种来。”特定地域的生活与文化，为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基本的素材，经过作者的提炼加工、精心打磨，最终文学作品得以诞生，形成相应的地域审美意识。生活在陕西地域的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这三位作家在自身的文学创作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们所生活的地域文化的深厚影响，并形成了各自审美意识的个性特征，从他们的艺术创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各自突出的地域文化特征，他们的审美意识从形成伊始，就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烙印。由此可见，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别是小说的地域文化已然成为中国当代文坛最具民族风格的一大景观。
1.地域环境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所谓地域，这里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作家创作时的聚散之地；一是作品所表现的文化地域。”[8]地域环境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人类繁衍和进化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从而导致了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独特的地域环境特征，地域环境对文学的影响也是无处不在的，无处不有的，甚至决定着文学的发展方向。
文学作为“人的文学”，一定会受到自然环境的直接影响，法国著名文学思想家泰纳在《艺术哲学》中就曾指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和时代这三大因素。”就环境而言，他说：“的确，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不管在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情形之下，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的种类。环境只接受同它一致的品种而淘汰其余的品种：环境用重重障碍和不断的攻击，阻止别的品种的发生。”“伟大的艺术和它的环境同时出现，绝非偶然的巧合，而的确是环境的酝酿、发展、成熟、腐化、瓦解，通过人事的扰攘动荡，通过个人的独创与无法意料的表现，决定艺术的酝酿、发展、成熟、腐化、瓦解。环境把艺术带来或带走，犹如温度下降的程度决定露水的有无，犹如阳光强弱的程度决定植物的青翠或憔悴。……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要同样的艺术在世界上重新出现，除非时代的潮流再来建立一个同样的环境。”[9]显而易见，丹纳所说的“环境”实质就是地域文化。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大，进而也影响到了文学艺术。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屈原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就是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出发指出了文学创作活动一定会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任何文学作品的诞生，都是与作者所生活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分不开的。
地理环境与文学作品高度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和优势，它一直影响着文学与地理知识的特点，提升了人们对地域环境与文学的鉴赏水平和能力，增添了审美特色和文学趣味。在我国，地理环境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源远流长，独具魅力，成为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其影响大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理环境对作者创作的文学内容的影响。地理环境对作者以及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文学是作者对在一定区域、一定时代的某些自然存在和社会现实在作品中的真实反映。作家的创作思想不是主观臆断凭空杜撰的，而是自然的、社会的客观现实生活在他头脑中的真切的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反映，是作家对周围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某种形式的进一步认识和体悟。地理环境也成为文学艺术进行创作用之不竭的源泉。自然界的各种景象给了画家以丰富绚丽的色彩和生动感人的形象，给了音乐家以优美和谐的音韵和舒畅飘逸的旋律，给文学家以生动丰富的灵感和取之不尽的素材。文学艺术家们所创作出的许多脍炙人口、流传万古的优秀作品，绝大部分是在地理环境或大自然的作用下孕育出来的，假如李白不去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怎么能写出流传千古的经典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受人敬仰的一代诗仙？假如徐霞客没有踏遍祖国的万水千山，岂有如此之多珍贵的地理文学游记相继问世，流芳万世？假如郦道元不去游遍祖国各地的沟沟壑壑，哪有山水游记《水经注》传诸后世，供世人享用？即使在当代文学史上这样的例证也是不胜枚举的，如“新时期”以来张承志、路遥、贾平凹、陈忠实、张贤亮、高建群等人的小说，都受到了独特的地理环境的影响，风土韵味十分浓烈和甘醇。张承志在他的作品中，就喜欢把地理环境的相关内容直接引入到自己创作的作品来，并设置极其富于特色的地理环境，加以充满深情的详细描写和尽情刻画，使得作品具有振人心弦、摄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地理环境不仅对作家创作的作品内容具有深刻的影响力，而且还能更进一步地诱发作者的创作欲望和灵感冲动以及作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入体验，中国现代文学家、新诗歌奠基人之一的郭沫若就曾多次谈到，是家乡秀丽宜人的自然风光从小陶冶了他的性情，每当他置身在壮丽华美的祖国山河怀抱时，便会文思泉涌，喷薄而出，一发而不可收地创作出许多的优秀作品。国内外许多优秀的文学艺术家甚至把定期去观赏大自然（即体验生活）列为他们的工作之一，大概就是因为饱览了优美的自然地理环境之后会得到一种意外的“诱发剂”而触发写作的灵感吧！
第二，地理环境对作品风格的深刻影响。中国文学呈现出南北差异的特点，因而地理环境对文学作品的风格就有着深刻的影响。首先是地理环境与文学的南北差异。我国南北迥然不同的自然环境将现代地域小说的艺术价值取向引向了两种不同的风格，这使得文学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游国恩先生曾经说过，“我国三千年来之文学，南北二派而已。南北二派之文学，诗赋而已。诗之祖为诗经之四言诗，一变而为汉魏六朝之五言（乐府在内），再变而为唐之七言（律诗在内），三变而为宋人之词，四变而为元人之曲，五变而为现代之语体诗（清代在内），此一系统也。赋之祖为骚体之楚辞，一变而为汉赋，再变而为六朝俳赋及骈俪文，三变而为唐宋之律赋及四六，四变而为明清之八比，此又一系统也。然两派虽对峙，而楚辞实受诗经之影响。惟荀卿之辞赋则又沟通南北而中绝者也。后世小说发达，上溯高曾，抑亦辞赋戏曲之裔欤？”[10]明代的文学家、书法家、戏曲家、军事家徐渭在谈到北曲和南曲这两种戏曲的不同特点时说：“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所谓‘其声噍杀以立怨’是已；南曲则纡徐绵眇，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是已。”[11]近代学者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对我国南北方不同的地理环境也做了具体的分析，认为南北地域人们生活习惯、风俗习惯、性格特征与社会秩序等方面也都有着较大的区别和差异，因此，文学特色也迥然不同：“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12]北方文化是依托着黄河文明发展起来的文化，南方文化则是围绕着长江流域成长起来的文化，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因而形成了南北地域各自不同的创作风格，都各自拥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学魅力。我国北方地带，地域十分辽阔，土地荒芜贫瘠，自然环境较为艰苦，对生命的忧郁、对哲理的沉思油然而生，这也就成就了北方人意志的坚忍和性格的豪爽，从而给作品带来一种雄健磊落、直率自然的格调，形成了质朴刚健的独特风格。而南方地带，气候清新温润，山林江河众多，满目山清水秀，因而南方人性格开朗活泼，感情细腻柔和，生活富于情趣且兴趣广泛，感恩着优越的自然条件赐予的较好的生活条件，南方文学得益于本地区的文化基因的孕育和熏陶，妩媚婉约，充满阴柔之气，具有明丽如画，秀丽动人的风格，这与北方文学所呈现出的沧柔如歌，悲怆感人，豪放刚劲，具有阳刚之气有着明显的不同。“南方文学笔调柔和舒缓，从容不迫，荡漾着纡徐轻松的旋律，于细波微澜中点染出一幅幅生机盎然、风光旖旎的‘清明上河图’，洋溢着喜剧精神；北方文学粗犷豪迈，昂扬激越，喧腾着英雄史诗的悲壮格调，于大气磅礴中谱写出一部部高亢雄浑的交响曲，响彻着悲剧精神。”[13]当我们阅读北方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时，我们所感受到不是动人心魄的悲凉和忧郁的情调，而是雄伟壮美辽阔的豪迈情调，体现出雄奇壮美、沉宏博大、凝重旷远而又悲凉忧郁的文学风格，有一种“悲剧”的力量，使人震撼、勇往向前；当我们阅读作者创作的南方的地域小说的时候，感受到的是阴柔灵秀的沁人心脾之感，充满“喜剧”般的愉悦享受，令人赏心悦目，获得精神上的愉悦。陶礼天在《北“风”与南“骚”》第二部分中，曾经浓墨重彩地对《诗经》与《楚辞》在地域上的风格与美学上的差异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先秦诸子文学南北差异如此明显，后世文学南北风格亦多有差别。如苍凉幽怨、慷慨悲凉、雄健深沉、风骨遒劲的建安文学；率真爽直、豪迈雄壮、质朴粗犷、豪放刚健的北朝民歌；激越深沉、大气磅礴、雄浑悲壮、瑰丽浪漫的盛唐边塞诗；叱咤风云、笔力雄健、气势恢宏、“挟幽并之气”的金代词风；直到如今深刻描绘人民生活风貌的西部文学，都充溢着北国之风情。而情辞婉转、细腻缠绵、轻靡绮艳、明快含蓄的南朝诗歌，润泽华彩、典雅洗练、清新秀美、意境幽深的东晋及唐代山水田园诗，婉约柔媚、清新绮丽、缜密婉转、悱恻缠绵的宋词，无不荡漾着江南水乡的韵味。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山药蛋派”与南方的乡土文学，当代文学中的“京味文学”与“苏味文学”，也表现了南北异趣的艺术风格特色。可见只有特定的地域环境才能孕育出特定环境中的文学作品来。一种文化，两种意境；一个民族，多样风格。这种地域的不同，形成了文学上的差异，显然与地理环境的北雄南秀、气候环境的冷暖干湿和地理环境作用下的人们审美情趣的北人崇刚、南人尚柔等等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其次是地理环境与文学的东西差别。中国文学的地域特色不仅南北差异，而且东西有别（如东部“开放”，西部“传统”），其实某个区域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如众多的文学地域流派的诞生），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原因，造成我国东西部差异较大，在我国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绝大多数时间是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活动，东部和中部地区有着更深厚的人文底蕴，经济也更为发达，地处内陆腹地的西部地区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气温的年日温差较大，降水稀少，大都高寒阴冷、干旱缺水、风沙危害、土层瘠薄，经济与东部地区也不能相比，因而文化的地域差异很大。余斌在《试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地理格局》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文化地理大致可以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再分细一点则可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这在新时期文学中表现的是相当明显。中部地域犹如当代文学大厦的屋脊，东部沿海和西部边陲为其两翼，文学的文化色彩呈现出东西地域明显的差异来。东部沿海地区处于太平洋的西岸，毗邻港澳地区和日本及东南亚，与美国、加拿大、澳门、新加坡隔海相望，因而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较深，文学表现出一种外向型文化色彩，即就是所说的“港风”“海派”；西部，远离海洋，深居内陆，闭塞保守，文学表现出一种内向型文化色彩，即就是所论的“黄土文明”。另外，“西部文学中所具有的深沉豪放的阳刚之气，不仅得益于凄厉的自然环境对人的陶冶，也得益于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滋补”。[14]
地域对文学作品风格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还有人文、历史环境、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因素的影响。
第三，地理环境对文学流派的影响。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中，对中国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进行了论述：“在某个时期、同一地区集中出现一批文学家，使这个地区成为人才荟萃之地；在某个时期文学家们集中活动于某一地区，使这里成为文学的中心。”[15]每个文学流派的形成，与这个流派所在的地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文学流派风格的变化，受着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在他们生活的特定的地域里表现对生活愿望，如晚唐五代时期诗词学流派上的“花间派”词人，大都生活在鸟语花香的蜀地，词作内容多为歌咏旅愁闺怨、合欢离恨，词风秾艳华美，疏淡明秀；山水田园诗在江南一隅，形成高潮，他们的作品大都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具有香艳柔美、清丽秀雅、恬静淡雅、清丽洗练的风格特征；边塞诗多兴起于广漠萧索的塞外边陲，作品主要描写边塞战争和边塞风土人情以及战争带来的各种离别、思乡、闺怨的情怀，具有悲壮刚烈、格调雄浑的风格特征。浓厚的地域特色是区分不同文学流派之间最明显的标志。每个地域的文学流派自然而然地带有这一地域的特色，“荷花淀派”的灵秀、“京东运河派”的风情、“山药蛋派”的泥土味、“岭南文化”的韵味、“湖湘文化”的情味，无不和这一地域的人文历史环境紧密相连，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汉中，也存在着巴蜀文化、氐羌文化、荆楚文化、关陇文化等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的风格流派，这就成为地域文化创作的一枚徽章，牢牢地佩戴在人们的胸前。
在民族发展的长河里，在作家所处的民间环境中，各种丰富的民间文化从多方面影响着作家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那些执着而又出色地描写与表现了富有鲜明地域文化色彩的生活的作家，身处其中，自觉地浸染着混沌未开的原始意识，感受着光怪陆离的初民遗风，搜寻着千奇百怪的民风民俗，将自己的艺术生命之根深植于他最熟悉、最钟情的独具文化色彩的一块土地上。如京畿都地之于老舍，晋中乡里之于赵树理，胶东乡俗之于莫言，黄土乡情之于路遥，长江三峡之于鄢国培，塔希提岛之于保罗·高更，顿河之于肖洛霍夫……鲁迅笔下的鲁镇，成为他作品中人物活动的舞台，演绎着人生众多的悲喜哀愁，探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真相。美国作家福克纳致力于家乡一个邮票大小的约克纳帕塔法的地方，展示了民族的历史风云，具有了“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成就了一代名家。哈代那充满阴郁的情绪和悲剧感的文学叙事则很少离开威塞克斯，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精心地构筑的一个文学世界，《百年孤独》成为名作流传了下来。这种或地域或人文的关联，是文学艺术母本孕育下的地域文化色彩，使他们的作品显现了令人瞩目的艺术风格。由于作者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之中，因而他们的文化心理、审美情趣、表现手法也完全不同，作品的风格差别很大。例如何西来在他的《文学鉴赏中的地域文化因素》一文中，就对陕西地域三大板块中的陕北人路遥、关中人陈忠实、陕南商洛人贾平凹的地域文化心理差异做了简单的分析。他认为“贾平凹作品透出的某些南国气韵，如秀逸、柔婉、空灵等，其地缘文化上的根源可能与商洛故地这种虽秦而近楚的传统文化地位有关”[16]，当然也与文化生成的土壤关系很大。商洛位于秦岭以南，这里的地理环境与陕北和关中的不同，这种不同的地理环境养育了贾平凹或多或少南国秀民的气质。正如贾平凹在《商州》中写的：“商州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接壤交错地带，人有南北特点，秀中有骨，骨中存韵。”[17]即使同为一人，在其生命的不同时期，如果他迁徙流动到一个新的地方，那么，他的感受、体验、思维方式、审美倾向以及作品所展示的主题、题材、体裁、语言等就会随着地域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也就是处在不同地域，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的风格也会有诸多的变异。贾平凹出生于陕南农村，他的作品大都描写家乡农村的风物、人情，可以说他是商州地域文化的挖掘者、体现者、保护者、研究者、书写者、传承者；进入城市后，他的作品也多有变化，由农村而城市进行了探讨，《废都》就是明证。以此可以看出，地理环境对作家的影响之大和深远，真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有一方之民风，一方民风有一方之文学，一方文学有一方文学的特质，也就孕育一方文化的艺术精神。当今我国文坛崛起了很多令人瞩目的作家群体：山西作家群、陕西作家群、河南作家群、山东作家群、东北作家群等，这些群体的出现都离不开养育他们的那一方水土与地域文化，正是有赖于这样的生活矿藏和地域文学的深厚传统，使他们对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才能写出动人心魄的文学作品来，既凝眸谛视深邃的历史，又正视现实人生的困苦与搏斗，还神往于瑰奇富丽的未来，他们的作品具备冷峻的历史反思、痛切的现实关照和不灭的理想，彰显出独特地域的风土人情来。
总之，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非常深刻和久远。一是地理环境中的自然景观与人文事象给作者所创作的山水诗田园诗、游记散文等文学作品提供了素材；二是地理环境是作者进行文学艺术构思和创作的主要源泉和参照物，它可激发作者的创作灵感，从而使作者敏锐地把握住自己所处的地理环境中各种事物的神韵和意境，创造出既生动活泼、多姿多彩，又血肉丰满、活灵活现、丰富灿烂的艺术形象；三是地理环境作为文化生成的土壤，直接影响到一个地域的民风、民俗、民情、语言等，进而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与地域风格；四是地理环境作为生活条件塑造着作家的心理素质与审美情趣，从而对其文学作品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深刻的作用。
2.地域人文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人文环境是“专指由于人类活动不断演变的社会大环境，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社会性的，而非自然形成的”。地域人文环境也即本土人文环境，大体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独特的地方习惯、历史发展、风土民情、教育状况、民族关系、方言土语、人口迁徙等地域文化精神、风格、价值观念、经济伦理、职业道德以及相应的生活和文化氛围；二是人的素质、心态、地域性格等因素。这些人文环境的因素对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创作的影响，远大于自然地理环境。一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他的一生要受到他所生活的地域风情、社会习俗、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等方面的自然熏陶，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都会受到他所生活的地域人文环境的影响。因此，生活在特定地域的作家，他的艺术品格、思想内容、创作思维、人物架构、乡土语言运用等自然而然地会受到他所生活的地域人文环境的影响。
（1）语言。文学创作受地域人文环境的影响很大。首先体现在语言上的影响，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曾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18]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也是思维的载体，是符号系统，因而说语言符号是思想的物质载体。由于我国疆土幅员辽阔，聚集了众多的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形成语言的种类复杂繁多的局面，这就给文学创作在语言方面带来了独特性。南北文化在语言上的特点是南繁北齐。北方的地域小说语言风格受到了他们生活习性和粗犷直爽的性格影响，作家们在小说的叙述、情景的描绘上，主题的表现和情感的宣泄习惯于直接表达，很少有细致描写和细腻的刻画，因而语言就显示出简洁生动、劲道醇厚、豪迈奔放、直陈铺叙的特点来。例如生活在东北的作家群，他们备受日寇铁蹄的蹂躏，常年处于不见天日社会环境之中，因而他们的创作充满了对现实的反映和对社会的关注，对黑暗社会的强烈控诉和对冲破黑暗的野性力量的呼吁与赞美，这使得他们使用的语言更加朴实客观，语气严肃冷峻。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赵树理和黄土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柳青，他们都是善于运用农村“土话”的北方代表作家，他们作品中的语言显得土气和笨拙，由于时代的局限，又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和政治色彩。如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就多次对区长说着“请区长恩典恩典”这样的话，这句通俗易懂的话语，正好表现出二诸葛谨小慎微的性格特点，也隐含了一种在政治上的“上下有别”。南方地域小说的语言风格，因为崇山峻岭阻碍了生活在这一地域人们之间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交流，使得南方地域文学语言繁复多样，且自成系统，作品中的“土话”较为丰富，这些多彩的“土话”，是那么拗口，难于理解，因而在阅读和欣赏南方不同的地域小说时，语言就成为了阅读者难以逾越的一道关卡，进而影响了读者阅读的兴趣。鲁迅和沈从文在他们的作品中分别所使用的江浙“土话”和湘西“土话”，对读者来说都是一道道的难关。在语言风格上，北方地域小说结构严谨宏大，用语严格、质朴无华，进行叙事描写。南方地域小说崇尚阴柔之美，善用巧词，这就形成了南方地域小说语言风格细腻、清丽、明秀、温润，在描写人和事物的时候，所使用的语言与北方地域作家有着天壤之别，这些作品更注重凸显自己的主观感情。例如，鲁迅在《孔乙己》《祝福》《风波》等小说里，在描写江浙农村的时候，都是通过细腻而深刻、简洁而生动的家乡土语将作者的感情和语言完美地结合起来，让笔下的每个人物都鲜活起来，娴熟地展示着家乡人的不同风貌，而每个人物又都饱含了鲁迅自己的价值判断。总的来说，不同地域的方言土语是真真正正地来自作家生活过的那个地方，又和人们有着难舍难分的情感联系，作品人物身份的交代、深层心理的刻画、细腻情感的抒发等方面，方言土语有着更大的优势。因而语言特别是方言土语在不同地域的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中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即使是本地人在阅读完作品后也会感觉到十分的亲切和自然，也使外乡人在阅读完作品后有种新奇的感觉，浓浓的乡音土语中还浸透出了一种厚重的文化滋润。
（2）风俗。地域人文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其次体现在风俗上。风俗是指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也是一种社会传统。风俗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在习惯上人们往往将由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称之为“风”；而将由社会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之不同，称之为“俗”。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情”正是对风俗因地而异的特点说明。风俗文化会对作者的人生观及创作理念、主观意志、精神气质、情感内涵等方面都产生极大的影响。作品中所描写的一些内容其实就是作家对某个地方的民情、民俗、民风的描绘。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中所描绘的关中平原白鹿原上的民俗、民风，都是忠实于对当地风俗习惯的描绘，正是作者对当地风俗习惯的重视描绘，最终成就了作者的文学事业。
（3）思想传统。地域人文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也体现在思想传统上，自古以来，中国的南方北方所传承的思想文化传统有着很大的不同。北方主要把儒学思想传统文化作为中心，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统一，因而北方地域文学作品特别注重关心现实生活，不断探索人的生存问题，现实主义色彩相当浓厚，具有凝重厚实的特征，充满着对人们凄惨生活的境况书写。南方尊崇道家思想文化，崇尚自然、顺应自然，用“道”来换取精神上的片刻安慰，探究自然现象、社会人生相互之间的关系。这就使得南方地域文学作品大多的是关心人在大自然下的生活现状以及人在大自然下的生存状况，注重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理想世界的把握，含蓄细腻，超脱空灵，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生活在北方和南方地域的作家，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本地区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借此自身的性格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他们作品中的人物不可避免地带有了儒家思想文化和道家思想文化的印记。“因为诸种地域文化因素，只是在各个地区人们的性格中，才能得到最充分、最生动的综合，并且在个性的千差万别中显示出其共同的色调，而这种色调又与其他地区的人们相区别。”[19]
儒家思想文化，在长达两千年的中国社会里，一直占据着正统的地位。教化深厚的儒家文化，以拯救世界、拯救社会、安抚全天下的百姓民众为自己的责任，重视当下的社会现实，不断进行道德人格的完善。国家统治地带的北方，由于人们长期处于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教化之下，因而北方作家的血液里早已渗透了儒家的传统文化，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作为自己的人生观，并把它反映到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社稷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仅具有浓厚的国家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和谐意识和道德意识，而且具有极其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对社会现实强烈的现实精神，对他人有不可自已的同情，将儒家的入世精神彰显得出神入化，表现得痛快淋漓。作者精雕细刻地去塑造他笔下的各种人物形象，我们可以从作者所塑造的这些人物形象身上找寻到儒家所推崇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作家期望广大的读者通过阅读自己的文学作品，唤起对国家命运深切关怀和对文化积淀的深切关注，陕西作家群就是北方作家的代表，他们就极力张扬传统儒家的入世精神，陈忠实就试图延续三秦文化的“根”，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各个民族最基本的主流价值观。南方作家所秉承的是“无为”的道家文化，提倡道法自然，无所不容，强调对伦理、政治的超越，否定一切外在束缚，追求自由、不拘一格，在繁杂的现实生活中追求旷达、神往的精神世界，彰显令人心旷神怡的浪漫情怀。南方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使人产生想到广阔的天地中去聆听大自然教诲的冲动与欲望，它不同于北方的理性崇拜，呈现出一种超脱空灵的意境，不断地探究自然、社会、人生的关系，南方地域文学更注重对人物内心的揭示和追问。南方崇情的文化造就了南方文人睥睨世俗的浪漫情怀，特别是“与吴越、齐鲁等地域文化影响下的乡民相比，湘西男女在情爱方面是相当自由的，带有原始情爱的意味”。[20]
（4）文学传统。地域人文环境对文学创作具有非常大的影响，还体现在对文学传统的表达上。黄河流域是北方文学的摇篮及发源地，《诗经》就孕育于此，因而《诗经》也被视为北方的文学传统，被奉为儒家的经典，并成为人们立言、立行的标准。《诗经》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朴实无华，沧桑悲怆，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的疾苦，具有“风雅”精神，在艺术手法上多用直陈的手法、优美的语言，灵活多样地表现现实生活面貌。产生于长江流域的《楚辞》是南方文学传统的代表，《楚辞》发源于南国楚地，驰骋在理想的世界中，在表现手法上更加崇虚，多用比兴、象征、抒情的手法，笔调柔和舒缓、生机盎然，追寻轻松愉悦之感。例如北方作家赵树理，在他的小说中，故事情节不营造神秘感，一切故事的发生、发展都是自自然然、实实在在的，作品中所呈现的故事情节就好似阅读者自己村子里所发生的真人真事那样，清清楚楚呈现在读者的眼前。在作品人物性格的描写上，很少有对人物心理变化的铺排描述，几乎全都是用人物自身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整部作品只为读者讲述一个真真切切发生在某一时刻的故事，并通过故事来表现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乡土文化。南方的地域文学作品崇虚，新感觉派小说可为代表，他们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以此来呈现故事的发展。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北方的《诗经》“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是质朴的“训深稽古”之作；而后起的南方《楚辞》则“镶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奇文郁起”的原因在于“楚人之多才”。
3.地域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人不能脱离地域成为悬挂在空中的存在，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会潜移默化地受到他所生活的地域环境的影响，作家所生活的地域文化滋养了作家，成为作家创作灵感的主要来源。一个具有独特风格、品味较高的作家，他的创作与其生活体验的形成和独特文化色彩的土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作者自幼生活地域中的山山水水，自然会在他的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在其创作出的作品里，多多少少总会打上作家本人生活过的地域文化的印记。俗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杰地灵”等，意思都是说不同的环境会造就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社会风俗、生活习惯、民间文化等，其实质就是地域文化对人的重要影响。比如路遥和他那漫天黄沙的黄土高原，沈从文和他的湘西故乡，赵树理和他的晋中风貌，贾平凹和他的棣花小镇，汪曾祺和他的故乡高邮，莫言和他的高密故乡，所有这些都描绘出一幅幅壮丽雄伟、多姿多彩的地域自然景观。
（三）地域文化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
1.自然地理环境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
自然地理环境是地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自然环境是环绕生物周围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和”，是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的、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总称。人类是自然的产物，自然环境是环境的一种，而人类的各种活动同时又影响着自然环境。不同的地域自然环境、不同的生存方式、不同的地理气候对该地区居住的人们的性情、思维方式等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自然也包括生活在这一地域的作者本人。当然，人的活动、生存都离不开自然环境，人的活动也是与自然相互交融的。
2.饮食文化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
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文化，在地域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饮食文化历史久远，饮食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仅能够满足人们一日三餐解渴充饥的生理需要，而且对提高人类体质和促进人的智慧作用很大，蕴含着人们认识事物、理解事物的哲理。许多成功的小说家在他们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都会把饮食和地方饮食文化当作重要因素和创作素材。地方饮食文化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在古今中外的许多优秀作品中可见。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地气候、物产、风俗、习惯都有着明显的差异，北方人在饮食上以“面”为主，口味较重，对“咸”“辣”和“酸”的食物较为偏爱；南方人在饮食上以“米”为主，口味较轻，对“甜”的食物尤其钟爱和喜欢。饮食文化在地域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个优秀的作家要把饮食文化很好地运用在地域文化的文学创作中，特别是小说创作中，就要充分收集、挖掘、整理、调查、研究，甚至去品尝这个地区的特色美食，研究美食文化中所蕴含的历史典故、著名人物，经过不断的加工、演变、归纳、分类，最终找出地域美食的特点以及美食代表的文化，才能自如地运用在自己的作品中。赵荣光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中认为：文化是一种无比复杂的人类社会生活现象，它几乎同人类文化的任何门类都有程度不同的关系。可以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讲都是一种饮食文化，全面了解一个民族的饮食文化，也就在一定意义上了解了那个民族的历史；反过来，只有全面了解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才可能全面了解那个民族的饮食文化。
3.方言俗语在小说创作中的运用
文学是一门以语言文字为工具，比较形象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艺术和智慧，方言俗语作为地域文化的土壤，背后蕴涵着太多的故事和多样性的文化精髓，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21]方言俗语是不同地域文化的特殊载体，它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一种语言现象，还是成为一种文化、一种生活的韵味，更是一种人文景观、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传递着蕴涵在其中的文化信息与价值。方言俗语因其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和所包含的深刻的社会人情风貌，又成为古今中外文学作家独具特色的创作元素和重要的表现手法。一个优秀的作家，只有了解、掌握了自己所生活的地域里的方言俗语，并进行使用和研究，才能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恰到好处地引用方言俗语。这样一来，不仅会丰富作品的情节内涵、生动地刻画人物形象，而且能使作品丰富饱满、增强艺术的感染力。例如陕西方言中的“biangbiang面”、“你大”（你父亲）、“咥”（吃）、“嫽咋咧”（非常好）等，这些专属于陕西的方言词汇，在陕西作家的文学作品中的使用，让作品更灵动、更接地气，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作家的创作意图，发掘每个人物的鲜明特征，挖掘出作品更高的技巧与丰厚的内涵。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说“方言土语，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22]常言道：“最干净的水是泉水，最精练的话是谚语。”[23]方言俗语的使用给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审美境界，例如，沈从文的作品就给人以浓郁的湘西风情，贾平凹的散文就给人以楚文化的灵秀，路遥的文字就给人以黄土厚重的感觉，这种画面是由作者营造的画面给予的，也是由营造这种画面的语言给予的，因而，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长久流传，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作品中体现出的语言特色吧！
三、陕西地域文学的基本特征
自新时期以来，对地域文学的研究就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陕西文学更是以其独特的地域性和鲜明的风格特征成为地域文学研究之“大省”和“重镇”，对陕西地域文学的研究和探讨一直呈现出繁荣的态势。
陕西地域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处在一个十分显要的地位之上。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黄土地上，成长起来了一批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且实力超凡的作家，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地域的发展速度。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陕西就因柳青、胡征、杜鹏程、王汶石、魏钢焰、李若冰等老一辈作家的辉煌创作业绩而享誉文坛，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代表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文坛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著名评论家冯雪峰在《〈保卫延安〉代序》如此评价说，在当时许多反映人民革命战争的作品中“真正可以称得上英雄史诗的，这还是第一部”。阎纲对柳青的《创业史》的评论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第一流的作品”[24]。八十年代以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京夫、杨争光、冯积岐、邹志安、红柯、叶广芩等，又以他们的创作实绩再次使陕西文学创作成为全国文学的创作重镇。特别是以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等旗帜性的作家为标志，“陕军”形成了一支在全国影响强大的创作队伍，并以其沉实敦厚、严谨雅正的文化品格，成为中国文坛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新标杆，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浮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程海的《热爱命运》等长篇巨著，都成为中国文坛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的翘楚之作，也逐渐成为经典，得到了读者、专家、学者和研究界的广泛认同。这些经典作品见证了一个陕西地域黄土文化的蓬勃发展的时代，记录了一段陕西地域黄土文化发展的艰辛历程，推动了陕西地域黄土文学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形成震动文坛的“陕军东征”之势。在整个文坛震荡、焦虑彷徨、思潮纷争、人心浮躁、急躁不安、矛盾重重之时，其他区域的许多小说家群体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在金钱和权势双重诱惑面前，改弦易辙，转投了其他的行业，然而陕西这些土生土长在黄土地上的作家群依然固执地厮守着自己的土地，吃得下大苦、耐得起大劳，[25]坚持“文学依然神圣”的信念，经受住各种艰难的考验，更充分地开掘和利用自己脚下的陕西地域文化资源，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铸造自己的文学个性，继续专注地、宗教般虔诚地挖掘、体验、记录着他们生存的这块土地上的人文历史和时代变迁，达到新的艺术高度，他们是一群真正的文学殉道者、挖掘者、践行者和体验者。他们不仅记录了一段陕西当代文学发展的艰辛历程，推动了陕西文学的不断发展和壮大，更开拓了陕西文学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正是因为陕西作家与他们生活的这片黄土大地血脉相连，他们的创作所表现出的如黄土一般质朴而厚重、坚韧而辽远的襟怀与风度，使陕西作家的创作精神不仅成为区域文化中弥足珍贵的精神脉象，亦成为当代文坛中值得秉持发扬与传承光大的精神财富。
陕西地处黄土高原中部，山地贫瘠、生存艰难、地处僻远的自然生存环境和远离海洋的闭塞的内陆地理环境，赋予了陕西地域作家敦厚、朴实、厚重、大气、执着的性情，关中平原“八水绕长安”的优越地理环境，使“这里的物产十分丰富，文化积淀特别丰厚，古中国强盛的周秦汉唐文化的遗产也通过‘遗传’或传播渗透的方式，对这里的人们产生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这里有光彩夺目的名胜古迹，奇异动人的历史故事，恢宏深厚的人文精神，质朴古雅的民情风俗”[26]。它成为我国农耕文明和传统文化积淀最为发达、深厚的地方，也给陕西作家注入了具有强健生命力的地域文化基因。它是陕西的“白菜心”，“也曾经是中国历史上的‘白菜心’”[27]。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凭借其优越的地理条件，成为我国传统农耕文明的一颗明珠，古都深厚的文化底蕴，浸染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陕西作家们。柳青的《创业史》和陈忠实的《白鹿原》描绘的就是关中渭河平原一代的农村现实生活，在陕北生活长大的路遥和陕南生活长大的贾平凹，他们虽然长期生活在各自出生的农村，对农村的生活相当的熟悉，但他们俩最后又都逃离了生他养他的家乡，来到大都市西安工作，路遥创作的《平凡的世界》所涉及的生活就是从他生活过的陕北一直写到他工作的城市西安以及“城乡交叉地带”的现实生活。贾平凹从开始创作的“商州系列”一直到《废都》的完成，也是从自己熟悉的商州农村生活进而写到了自己工作的西安古城的。三秦文化的中心是古都西安，这是哺育作家最丰富的精神乳汁来源和滋养他们茁壮成长的地方。作为陕西地域文学的代表作家，陕北出身的柳青与路遥，关中出身的陈忠实以及陕南出身的贾平凹都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响亮的名号，陕北的豪放、关中的厚重以及陕南的秀丽让陕西作家成为独树一帜的文学力量，一部部作品勾勒出了陕西乃至整个中国农村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变迁，让人叹为观止。
陕西地域与黄土地的关系，使那些生活在黄土地上的作家们有着对文学如黄土地一般的坚韧性格以及相似的共同追求和文学风格，在整个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如黄土一般质朴而厚重的精神，形成了陕西文学最鲜明的精神脉象。
（一）执着献身文学的悲壮精神
中国传统文人特别重视“立言”，把“流芳百世”“名垂青史”看作是人生的至高境界。陕西省会——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又是传统文化的厚积聚集之地。陕西地域作家身上所显现的旷达、古朴、厚道的秉性都源于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厚重质朴的黄土大地。贾平凹说：“春到夏，秋到冬，或许有过五彩斑斓，但黄却在这里统一，人愈走完他的一生，愈复归于黄土的颜色。”[28]说明“黄土”对陕西人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生活习俗和秉性特征方面，还表现在审美意识和人生命运等方面。陕西地域的作家们就生活在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下，他们坚信“文学依然神圣”，用一生的心血甚至生命力求创造出一部部足以存史传世的史诗作品，就成为他们对文学事业的一致追求，坚信“文学依然神圣”，也就成为他们的一种强烈的意识，杜鹏程、柳青、陈忠实、贾平凹、路遥、高建群等作家作品中都体现了这种为文学献身的可歌可泣的悲壮精神。杜鹏程在《保卫延安·重印后记》中谈到他当时艰苦创作《保卫延安》的情景，经常通宵达旦，“写着，写着，有多少次，遇到难以跨越的困难，便不断反悔着，埋怨自己不自量力。可是想起了中国人民苦难的过去，想起了那些死去和活着的战友，抚摸烈士遗物，便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力量，又鼓起勇气来……钢笔把手指磨起硬茧，眼珠上布满血丝，饿了啃一口冷馒头，累了头上敷上块湿毛巾。写到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时，笔跟不上手，手跟不上心，热血冲击胸膛，眼泪滴在稿纸上……”“在四年多的漫长岁月里，九易其稿，反复增添删减何止数百次”[29]，由最初的上百万字的报告文学，修改为60万字的长篇小说，继之又压缩为17万字，最后又变成30多万字，前后被杜鹏程涂改过的稿纸足可以拉一大马车。杜鹏程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凝聚他心血的手稿，“夜不成眠，食不甘味，时序交错，似乎和我无关，调我到大城市学习，我就把稿子带到大城市；让我到草原上工作，我就把稿子驮到马背上……”[30]由于书中刻画了彭德怀这一人物形象，使这部作品在1959年后被文化部命令“就地销毁”，“文化大革命”中这部作品又被污蔑为“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对作者进行了“长达数年之久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残酷围剿”，杜鹏程“几乎到了被摧毁的程度”[31]，但他刚正不阿、坚强不屈的性格，使他不肯低头屈服，被路遥称颂为“敢在文学的荒原上树起自己标帜的人物。他是我们行业的斯巴达克斯”。[32]柳青在文学创作上则是一个殉道者和践行者，1952年他从《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任上离开北京，举家迁往陕西省长安县王曲公社皇甫村半山坡一座破旧的中宫寺里安身，在这里扎根落户，熟悉生活，一住就是14年，这在文坛上也是罕见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柳青在病痛中创作和修改《创业史》的过程，更是感人至深，路遥在《病危中的柳青》一文中这样描写道：
……在这些日子里，焦急地关心着作家健康的《延河》文学月刊社的编辑们，时不时听见他被抬进了抢救室，可他的《创业史》第二部的手稿还是一章又一章不断头的送到编辑部来了，字里行间，犹闻他一片叹息之声！……[33]
在这个用皮管子把他和各处众多的器械联接在一起的房间里，他本人简直就像一部仪器的主体部分。他就牵引着这些“绳索”生活着，工作着。累了的时候，就蜷曲到床上，或者靠在家里拿来的那把靠背上有个窟窿的破圈椅里。病情危急时，双目紧闭，喘成一团，脸立刻变得像荞麦皮一般黑青，常常动不动就被护士们抬进了抢救室——有几次的确过去了，后来又竟然神奇地活了过来。
只要活过来，稍微积蓄了一点力气，他就又伏在那张破旧的圆桌旁边，握起笔，铺开稿纸，面对着他那些可爱的和可憎的人物，全部神经都高度的集中起来了，就像不久前那个拿着听诊器站在他面前的医生一般严峻。[34]
柳青对文学的献身精神，一直激励和影响着陕西地域的作家，使新时期的陕西地域作家继续保持着一种时时刻刻为文学事业献身的可歌可泣的悲壮精神。陈忠实谈到创作《白鹿原》的最初动因时说：“我的强大的压力发自生命本身，我在进入44岁这一年时很清楚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50岁这年龄大关的恐惧。如果我只能写写发发如那时的那些中短篇，到死时肯定连一本当枕头的书也没有，50岁以后的日子不敢想象将怎么过。”[35]于是，他回到老屋，在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进行着四年艰辛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创作，最终完成了死后可以垫棺作枕的巨大工程。贾平凹创作他表现城里人的作品《废都》时，也有着相似的经历。他为自己40岁“仍没美文出来”而“深感悲哀”，这种不满足驱使着他尽快地“逃离”城市，去乡间小镇完成他人生中的第一部写城市的作品。“夏天的苍蝇极多，饭一盛在碗里，苍蝇也站在了碗沿上”，“冬天冻得捏不住笔”，[36]正是在这样的艰苦的环境中，贾平凹完成了被他称为“在生命的苦难中又唯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的这本书”[37]。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也是拿生命做赌注的创作，以致他为之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说：“在我的创作生活中，几乎没有真正的早晨。我的早晨都是从中午开始的。……在《平凡的世界》全部写作过程中，我的早晨都是这样从中午开始的。”[38]他写完《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就“完全倒下了。身体状况不是一般地失去弹性，而是弹簧整个地被扯断”，“稿子完成的当天，我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点劲了，只有腿、膝盖还稍微有点力量，于是，就跪在地板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料收拾起来”。[39]当他刚从死亡线上救转过来，就立即投入到一座不朽生命的纪念碑《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创作当中。当代陕西地域作家就是这样为了他们崇高的文学事业执着地追求，他们如一组前赴后继、义无反顾的文学献身者的群雕，巍然屹立在中国大西北的黄土大地上。
（二）生命的重负与对苦难意识的关注
陕西地域作家普遍具有远大的文学抱负和坚定的文学信念。这种崇高的文学信念，支撑着他们在创作的道路上甘于清贫和寂寞，以顽强的意志和拼搏的精神在文学的园地中笔耕不辍。陕西地域的作家柳青，以他的那种近乎“愚人”式的方式观察、体验着生活，杜鹏程以他对文学近乎痴迷的态度，在中国的铁路建设工地上，频繁地流动着，路遥以玩命式的写作态度，在人生的征途中不停地耕作，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王蓬等对家乡故土生活的依恋和执着的探求，都在各自的文学阵地诠释着陕西作家的文学创作使命和文学创作态度与文学创作精神。
在陕西地域作家中，描写人的苦难，成为他们的不可逾越的创作情怀。生活在陕北的路遥把文学视为自己终生的追求，深入挖掘生活中的人生底蕴，探寻人的生存价值和命运，成为他关注的焦点和创作的重心所在。他对人生、对命运、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使他多忧虑踌躇，少开心欢乐。他所创作的小说氛围大都是压抑的、沉重的，基调也是苦涩的、苦闷的，从他创作的所有作品中，可以清楚地体现出作家对家乡陕北故土父老乡亲的悲悯情怀。路遥创作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苦难意识和悲剧意识，以苦难为伴，以悲剧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作者曾这样写道：“饥饿经常使我一阵又一阵的眩晕。走路时东倒西歪的，不时得用手托扶一下什么东西才不至于栽倒。课间，同学们都到教室外面活动去了，我不敢站起来，只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下。我甚至觉得脑袋都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为了不使尊贵的它在这个世界面前耷拉下来，身上可怜的其他部位都在怎样拼命挣扎着来支撑啊！饥饿使我到野外的力气都没有了。因为寻觅的东西已经补不上所要消耗的热量。除去上课，我整天就蜷曲在自己的破羊毛毡上，一口一口咽着口水。白天是吃不到什么的，可晚上只要一睡着，就梦见自己在大嚼大咽。我对吃的东西已经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欲望，甚至都干扰得连课都听不下去了。”[40]描写了自己求学时期那段不堪回首的苦难生活。正是这种窘迫的苦难生活，给路遥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记忆，这种对人生苦难的独特体验与真实感受就贮满在他创作的所有作品中，形成了路遥作品所独有的苦难情结。《人生》既是写人生的大苦难，也是写农村生活的大困苦，主人公高加林千方百计想挣脱逃出农村，走向他向往的大都市，过上让农村人羡慕的城市生活，这与他无法正视苦难的思想意识有着重要的关系，也与农村的现实生活对人的生存的严酷威胁密不可分。曾经为路遥带来极大声誉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其中对生活苦难的描写更可谓是真实之至。孙少平、孙少安兄弟俩的生活情状让人感叹唏嘘，他们不仅经受着身体上的苦难，而且也经受着精神上的苦难，他们在苦难中的奋斗精神令人感动。同样是反映陕北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家高建群，就将自己的目光投射到了陕北的历史和陕北的风俗民情当中而乐此不疲，虽然他不是一个地道的陕北汉子，可是他对自己工作、生活了很多年的陕北黄土高原充满了好奇之心，对陕北的民俗风情的描写情趣盎然，他的《最后一个匈奴》被称为陕北史诗、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批评家认为，他的创作具有古典精神和史诗风格，是中国文坛罕见的一位具有崇高感的作者，读他的小说，我们不时会为其中的诙谐语言和民俗场景而忍俊不禁，即就是在再现非常严肃的历史事件，他也能从严酷的事件里发现有趣的细节和展示美好的画面。在他那看似轻松幽默的叙述中，也触及了陕北人的痛苦和眼泪、无奈和悲伤。被陈忠实看作是“死后可以当枕头”的我国20世纪长篇小说扛鼎之作《白鹿原》，是关中农村苦难生活的全景展现，写苦难的生活，苦难的人生；写苦难对人的磨砺和激励，苦难中绽放的是人性的美好之花；写人在苦难中的憧憬和追寻，以浓郁的悲剧意识写农村、写农民，其景可叹，其情可悲，如《白鹿原》中有一段描写小时候黑娃吃鹿兆鹏送给他冰糖吃时的情景：
“黑娃把冰糖丢进嘴里，呆呆地站住连动也不敢动了，那是怎样美妙的一种感觉啊！无可比拟的甜滋滋的味道使他浑身颤抖起来，竟然‘哇’的一声哭了。”[41]
黑娃因吃了一块冰糖竟然幸福得“‘哇’的一声哭了”，此情此景着实使人心里不是滋味。当然，这从另一方面也写出了在特定时期农民生活的苦难，具有很强的冲击力。除此之外，陈忠实还正面描写了白鹿原上的瘟疫蔓延和百年不遇的饥馑，对祖祖辈辈生活在白鹿原上人们的毁灭性打击。
陕西地域的作家大都在叙写作品中的人物生活困难的同时，也写到了作品中的人物所经历的情感折磨和爱情的苦痛。柳青在他的《创业史》里，写到了梁生宝与徐改霞的爱情悲剧，这使梁生宝的情感饱受着煎熬和折磨；路遥中篇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与刘巧珍，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与田晓霞、孙少安与田润叶等，他们的爱情纠葛和情感遭遇使他们的身心程度不同的都经历着情感上的困扰与纠结，也经受着极大的相思之痛，相爱之悲，相恋之苦……最终与深爱的人擦肩而过。
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各阶层的平凡人，面对家乡黄土地的贫瘠与沧桑、愚昧与苦难、落后与癫狂，并没有一味地逃避和离弃这片“灾难”的黄土地，而是以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凭借与土地一样博大、雄浑、刚毅的气魄，宽容、智慧、耐劳的品格和强烈、坚毅、不屈的精神力量来正视面前的苦难，勇敢地去承担苦难，最终摆脱和超脱了苦难，这就像大地给天天生活和劳作在土地上的人们带来了太多的忧愁和太多的痛苦一样，土地也给他们带来了太多的力量、太多的欢乐和太多的幸福。像马健强、孙少平那样真切地感受到从饥饿、屈辱的苦难中，挣扎、煎熬出来的强烈的生命韧性和进取力量，获取力量、欢乐和幸福实属不易。
从整体上看，陕西作家在他们创作出的作品中，为人们展现的是三秦大地农民人生苦难的艺术画卷。他们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不约而同地书写着人生的苦难，这是基于他们对自己的家乡和对这块土地的热爱。陈忠实所说的一番话，就代表了陕西所有作家的心声：“我曾经在不少的话题里言说过对关中这块土地的热爱和理解，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概括我的直接感受，这就是：沉重。既是背负的沉重，更是心灵的沉重。”[42]陕西作家坚守自己的创作立场和对生活的深刻体验，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小说叙事场景一定是他们最熟悉不过的贫穷的土地和苦难的农民，他们对父老乡亲的生活有一种真正的情感关怀。
悲凉、深沉、回味无穷的苦难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沉重的主题，这种苦难情节最终积淀成为一种悲剧意识。在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平凡的世界》和陈忠实的《白鹿原》里，作者以其主人公马建强、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和黑娃在生活中的痛苦体验，向我们展示了作家对世间百态、苦难生活、生命意义的独特理解，以超脱凡俗的手法解决了苦难给他们带来的不幸遭遇，体现了作家对人间现世的终极关怀。然而我们深深地知道，无法被注销的苦难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是伴随着社会存在而存在的，所以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无法逃避苦难，只能勇敢地去面对和承担，像马健强、孙少平他们那样展开双臂去拥抱和迎接苦难。“不离弃苦难的世界，绝非是因为乐于受苦，进而炫耀痛苦精神，而只是因为苦难的世界迫使我们相信上帝终会听到我们的哀告。”[43]对苦难情节的描述是陕西作家们身临其境的切身感受，也是对他们的所处境遇苦难生活浸润的结果，而不是受某种外力所致或受潮流影响的结果，更不是有意的夸张，而是他们对生活的真切感悟和再现。在艺术手法使用方面，陕西作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秉持着柳青开创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书写着自己所熟悉的农村生活，展现了农村的苦难生活，塑造了一批永驻文学大殿的农民形象。
（三）关注黄土地上的农民命运
陕西的自然地理条件恶劣，黄土高原和陕南的贫瘠山区，是陕西地区比较闭塞落后的地方，在这里长期居住的人们，自然会受到大自然的威逼和贫穷的困扰，因而农民在大自然的威逼面前生存就十分的艰难，陕西作家群的大多数作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出身，他们也都是“农裔城籍”的作家，是农民悲苦命运的记录者，也是农民灵魂世界的探索者，他们的文化之根深深扎在农村，因而，他们是深受农村传统思想文化恩泽的作家，最乐于写农村生活题材，也最善于写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形象，深刻剖析他们的心灵与遭遇，其间包含着感同身受的理解和同情，并在许许多多方面和相当程度上对农民文化做了突破和超越，将农民文化中的实用、诚朴、忍苦、善良和注重伦理亲情等最基本的人生原则以及相应的生存方式、风土人情、语言习惯等，自然地融入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因为“农民社会和农民文化是紧密的一体化了的系统”[44]。这个以农立国、以民为本、耕读传家的文化价值观念系统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处在重要的位置上，使得作家与广大农民在许多方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就迫使作家必然站在农民的立场之上，不断地关注着农村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在变革中的农民命运，其实他们都出生在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虽然最终在创作上有所成就，然而他们还是脱离不了农民的血统。陕西作家杜鹏程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家境贫寒，三岁丧父，“幼年，不知幸福为何物”[45]。柳青出身于陕北黄土高原吴堡县寺沟村世代农民的家庭，青少年时虽然在外求学，接触的农村生活不是很多，但在后来的革命和文学生涯中，又长期扎根农村，离开挂职的北京到当时的陕西省长安县王曲公社皇甫村落户14年，最终安息在这片他喜欢的黄土地上。陈忠实是西安东郊灞桥区西蒋村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高考落榜后，回村做了民办（民请）教师，以后又长时间在农村当干部，熟悉农村和农民的生活。高建群也有长时间在陕北黄陵县生活和工作的经历。生活在农村、成长在农村，吃苦最多、受磨难最多的莫过于出生在陕北黄土地上的路遥和陕南山地的贾平凹了，贾平凹在家乡商州棣花镇生活了整整20年。14岁时，他就“离开学校，被子一卷，回家生产”[46]，又瘦又小，体重只有七十来斤，受的苦难可想而知。路遥出生在陕北黄土高原清涧农村的一个农民的家里，从小一直生活在农村，整日过的就是上山打柴，下地劳动，不停歇地与黄土地打交道的生活，在17岁之前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生他养他的农村，就是小小的县城也没有去过。由此可知，陕西作家大都生活在自己最熟悉的农村，与农民的情感牵得最紧，系得最牢。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部描写得最细微、揭露得最深刻、展示得最彻底的中国千百年来的宗法社会农民文化的大书，从对生活在白鹿原上的农民命运的描写中透视出中国农民的悲苦命运，不管是对白嘉轩、鹿子霖为代表的宗祖势力的描写，还是对白孝文、黑娃、田小娥为代表的青年一代对宗法社会的反叛，这些不同命运的人物身上蕴含着各自不同命运的生态标本，使我们掌握了破译农民悲苦命运遗传密码的钥匙。贾平凹前期的“商州系列”小说也是以探讨农民的命运变迁为主要内容的，如《鸡窝洼的人家》通过对社会底层人物禾禾和回回的描写，展示了在时代和社会这一变迁的大背景下两个人的两种生存方式的冲突，以此来揭示商品经济对传统的小农经济的巨大冲击以及对旧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路遥的作品反映的是生活在“城乡交叉地带”的农民命运，在对农民悲苦命运的描写中，总要或多或少地投映着城市文明的光影。有时是通过农民之子进城求学、做工的途径来体现，如《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平凡的世界》等；有时通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来体现，如《青松与小红花》《夏》《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等；有时则直接写已成为城市人的人们热心与农民交往，譬如润叶之于少安，晓霞之于少平等。路遥笔下的城乡交叉地带已经一体化，衔接过渡得非常自然，这就如同他喜爱的信天游一样，既流行在沟峁拐岔、黄土高坡上，也流行在陕西地域的大街小巷、“黄原城”中，路遥贴近现实生活的文化心理是属于黄土高原和高原上的乡与城。这里有来自农村的各阶层领导，有进城揽工、开车闯天下的农村青年，更有双水村、高家村以及大小不等的乡镇和城市；有马延雄为之献身的广大农民，有田五、王明清这些民间歌手的咏唱、秧歌和信天游吼得嘹亮而迷人，也有在穷困中的呻吟与死亡、正直与邪恶、温善与狂暴、文明与愚昧的种种矛盾与冲突。这些激活了路遥的情绪记忆，润化出一片“信天游”般的“平凡的世界”。有学者说过这样的话：“他们需要这块土地，只有在这块土地上，那种故乡的记忆才能转化成一种艺术的形态。这种诚挚同样表现在他们对艺术的态度上，不知怎么，我总感到他们对艺术过于沉谨刻意求工，而少那种随意洒脱的气质和轻松自如的表现。”[47]路遥小说中主人公的艰辛生活以及他们的奋斗历程，让人心酸，让人悲凉，让人沉重，让人唏嘘不已，尽管作者一直在努力地发掘他们生命的价值，写出他们高昂不屈的灵魂，但从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中国农民生存的艰难，改变自己命运的艰难，陕西地域的其他作家如邹志安、高建群、京夫、赵熙、杨争光等，也特别专注于对农民命运的研究和探讨。
（四）《史记》影响与史诗气度
陕西作家作品承受着本土古老文化的影响，使他们的作品都在追求宏大的史诗目标。杜鹏程写《保卫延安》时，总强调的是革命文化和苏俄文学对他的影响，然而也有人敏感地觉察到了古典作品以及同乡司马迁《史记》对他的影响。“想是汉之太史公韩城司马迁受宫刑忍辱著《史记》，今之文坛巨匠韩城杜鹏程九易其稿写《保卫延安》，并因之受尽屈辱责难，难道只能是偶然的巧合吗？”“也许是，也许不是。谈不上是乡情乡风乡间古人文风作风的遗传，最起码可以说，杜老并非没有受到太史公的影响。哦，龙门之地，也真是人杰地灵呢！”[48]杜鹏程谈过他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曾经屡次到司马迁庙去磕头、折柏树枝以祈护佑的事，这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后来，关于太史公的故事以及太史公的书也成了他的精神食粮，“这种潜微的影响往往入盆如水，对塑造他的历史观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49]。那种为史作证、追攀大家的气魄除了来自雄壮的战争的感染，也来自太史公的文化品格对他的启迪。冯雪峰是最先发现《保卫延安》一书具有史诗品格的人，他在审稿及支持出版的过程中，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品格，并很快写出了两万多字的长文给予热情的推荐。他说：“这部作品，大家将都会承认，是够得上称为它所描写的这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的。或者，从更高的要求说，从这部作品还可以加工的意义上说，也总可以说是这样的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它的英雄史诗的基础是已经确定了的。我们读者的亲切的感受，也就是可靠的证明：在它强烈而统一的气氛里，在它对于战争的全面而有中心的描写里，这么集中地、鲜明地、生动有力地激动着我们的是这样的革命战争的面貌、气氛，尤其是它的伟大的精神。”[50]《保卫延安》的英雄主义格调和雄奇壮观的气象，的确使人很容易想到人类早已有之的那种“用英雄格或相当于英雄格的韵律写就”[51]的古典史诗或文人仿制的“史诗”，这种史诗具有“声势浩大和包罗万象这两个方面的意义”[52]。而这种史诗品格也在伟大的《史记》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鲁迅称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视之为史传文学的不朽典范。[53]在《史记》中，对英雄的塑造已达到很高水平，并对后世一直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从幼年就那么崇拜太史公司马迁（当时尚带有迷信色彩）的杜鹏程在文化潜意识中受其一定的影响，自然是毫不奇怪的。
至于从陕北来到关中多年的柳青，当《创业史》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比较重要的地位之时，也向世人显示出了《创业史》的史诗品格，尽管有些残缺之处，但这种“史诗的基础”，与《保卫延安》一样，也是“已经确定了的”。《史诗》的作者保罗·麦前特还指出：“史诗一方面与历史有关，一方面与日常现实相连，这种双重关系明确地强调了史诗所具有的两种最为重要的原始功能。首先，史诗是一部编年史，一本‘部落书’，习俗和传统的生动记录。同时，它也是一部供一般娱乐的故事书。”[54]在艺术上，典型的史诗还具有一种必不可少的崇高美的特征，同时又真实自然、引人入胜。依照这些来看，《创业史》确实带有史诗的特色。而且这种特色的形成与柳青受司马迁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联。直到晚年病重期间，他依然爱看司马迁的《史记》，移地治病，也总是要带上《史记》，并和朋友谈论《史记》，大发感慨，影射酷烈政治对作家的迫害。到了20世纪80年代，陕西关中平原上又冒出一位具有良史之才的作家陈忠实，他对民族命运及民族秘史的巨大关注，使他成就了一部也具有史诗品格的《白鹿原》。这部作品酝酿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写成于20世纪90年代前期，经过了数年辛勤的努力，作者显然是要探寻历史的奥秘，真正忠实地把握住历史本身的丰富和复杂，同时注入反思历史的鲜明的时代精神。这也需要相当的魄力和勇气。他曾想用“古原”这个名字来命名这部作品。他的冷峻目光已表明他不是要创作一部传统意义上的规范的史诗，而是要营构一部带有强烈文化色彩和批判意味的史诗的变体。有些评论者指出：“《白鹿原》是20世纪中国的史诗”[55]；《白鹿原》是“一部浓缩了的民族精神进化史”[56]；“《白鹿原》是一部富有新意的史诗。其‘新意’表现在：第一，作者视点高远，以通古今之变的‘诗人之眼’，审视从清末到20世纪中叶这段复杂的历史。努力在更真实的层面上，展现历史生活的本来面貌，叙述人物的悲欢离合生死沉浮，揭示出中国历史的具有恒久性的本质，成就了一部我们民族的‘秘史’；第二，《白鹿原》不像以往的史诗性作品较为单一地叙述描写人的理性行为，它深深透入了人的非理性世界及其对历史和人生的巨大影响之中，显示了人性与历史的复杂性；第三，作家以敦厚之心谛视民族苦难，以反思的精神正视悲剧性的民族历史，在悲悯与反思中将传统情感与现代情感结合起来，借以彰显中国历史的本质，寻求民族救赎的途径。”[57]这里对《白鹿原》带有新变意味的史诗性体认，确实可以说明史诗作品并非只有一种模式。陈忠实尽管力求重新建构“史诗”，包括在小说结构、心理描写、细节刻画和语言运用上的创新，但他确确实实在秉承太史公司马迁的“信史”精神。他在历史、文化、人生面前都坚定地守住了他自己的名字——忠实！这是与太史公司马迁在心魂上的相通。宋人黄震评司马迁的“信史”精神时说：“今迁之所取，皆吾夫子之所弃，而迁之文足以诏世，遂使里巷不经之说，间亦得为万世不刊之信史。”[58]陕西地域作家秉承着深厚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拥有很强的历史意识和史诗意识，都有那种渴望熔铸史诗的创作冲动。比如《最后一个匈奴》的作者高建群在后记中起首就说：“本书旨在描述中国一块特殊地域的世纪史。因为具有史诗性质，所以它力图尊重历史并使笔下脉络清晰……”，这与书前扉页上引用贺拉斯的“我建造了一座纪念碑”遥相呼应，显示了作家对史诗型作品的梦寐以求的追寻和追求。
陕西籍的评论家武宝瑞说：“陕西作家群的共性，是作家站在当代的高度上，俯看自己脚下的那片土地，那群人和那段历史。他们能够创造今日辉煌的原因，除了陕西作家们普遍特别能吃苦外，还有三秦大地上的文化积淀。”陕西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该地区长期积淀下来的心理模式和行为规范，在作家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四、陕西地域文学的研究现状
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大批地域特征特别明显和突出的作品，比如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东北作家群等，而作为具有自己独特地域性特征的陕西文学，在各种各样的流派研究中成为“一枝独秀”，地域性作为深受作家生活环境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已经成为研究文学作品中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的确吸引了不少学者、论者的目光，湖南、湖北、黑龙江、河南、山西、山东等省级文学史研究著作的先后出版，开创了地域文学研究的先河，陕西文学因为其独特的地域特点，也成了专家、学者争先研究关注的焦点。陕西李继凯的《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59]就是从地域文化角度，系统地考察了陕西地域20世纪小说的一部论著，地域是文化与小说不可逃离的厚土。作为地域文学形态的三秦文化，“在此充任着人和地、一方水土和一方故事的联系中介，以其化育作家之‘文心’的方式，将人和地、水土和故事所特具的秦风秦韵，收摄在了小说的表现世界”。[60]李继凯和畅广元的《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61]立足陕西，放眼世界，探讨了陕西当代著名作家与世界文学的相互关系。冯肖华的《陕西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本体论》[62]认为陕西当代文学以其深厚的底蕴，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文学气象与民族精神——20世纪陕西地缘文学审美形态》[63]，从陕西地缘文学的学科构建了“20世纪陕西地缘文学”的新框架，梳理缘于陕西地域特性的历史文化渊源，揭示了陕西历史文化渊源与地缘文学的关系，以及对几代作家文学精神形成的影响。除这些专著外，还有孙新峰的《文学批评三足鼎立局面观察》[64]，韩鲁华的《地域文化与作家审美个性及风格》[65]和《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66]，李晓峰的《论陕西文学的地域特色及作家的个性张力》和《论陕西文学的审美形态及其流变》，赵慧霞、李建军等诸多的陕西学者，也都将自己研究的领域拓宽到与地域相关的问题上来，而且写出了大量的著述。这些专家、学者对陕西文学的研究现状达成了共识，一致认为陕西这块特殊的地理环境构成了以“陕北高原、关中平原和陕南山地”为主的三大地理板块，不同的地域养育了不同的人，也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因而就出现了相应的三种地域文学作家代表，分别是以路遥和高建群为代表陕北高原文学；以柳青和陈忠实为代表关中平原文学；以赵熙、贾平凹和京夫为代表的陕南山地文学，呈现出如白描所说的“开阔豁达、坚实厚密和灵秀俊逸”三种不同的风貌和气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学风格。陕北地域的文学风格粗犷豪放，关中地域的文学风格含蓄蕴藉，陕南地域的文学风格自然缥缈，陕西这三个不同地域的作家们用自己手中的笔书写着对脚下土地的挚爱和赞美。
对陕西作家的研究现状，很多学者从自身研究的观点出发，对陕西地域文学的研究发表了不同于他人的看法和见解，在此我很赞同陕西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刘欣在《承继传统 开新视野——新时期以来陕西地域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所阐释的观点。她说：“对陕西作家的研究一直集结在由陕西文学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浓厚的乡土情结所衍生的一系列问题上。”[67]
首先，“以民俗为切入点来考察陕西文学的地域审美特点”，[68]如赵德利先生一直致力于当代文学的民间文化精神的研究，出版了《文艺民俗美学》[69]，认为文艺民俗美学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在《回归民间：20世纪中国小说的民间文化阐释》[70]中，以民间民俗文化为理论视界和逻辑原点，提炼阐述了批评范式、母题模式和关键词等多种民间文化样式，对二十年来民间文化进行了一次总结和批评。《情源黄土地：新时期陕西文学的民间文化阐释》[71]和获得第五届“陕西文艺评论奖”优秀奖的《民间文化批评的理论与方法》[72]，尤其是在《情源黄土地：新时期陕西文学的民间文化阐释》里，“作者在采用民间文化和地域文化基本理论的前提下，综合民俗学、人类学、文化学和心理学的学科理论，并结合个案，对新时期陕西文学、包括作家文化心态上的‘黄土情结’及其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审美方式和民间文化特征等内容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彰显了对本民族文化历史的感悟和现状的思考”[73]。
其次，“还有学者从地域出发，对陕西文学及其历史发展做了宏观描述和整体把握”[74]，如被霍松林先生评价为地域文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的作者马宽厚的《陕西文学史稿》[75]，就“以地域为基点，对陕西文学从上古《诗经》到20世纪90年代‘陕军东征’其间的历史流变做了全景式的勾勒，揭示了陕西文学的审美趋向和地域特色，被后来的研究者反复引用、借鉴和参考”[76]。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冯肖华主编多位教师参编的《陕西地域文学论稿》[77]，“不仅对陕西地域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构成要素及价值定位给予了审慎的构想，而且从思潮现象论、文学史观论、作家作品论、病象批评论等四个层面，对陕西地域文学的创作及批评实践进行了学理层面的探究。这些成果均对陕西地域文学研究的深度展开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78]
再次，也有学者“在人文地理学视域下考察文学作品的地域差异及其成因[79]，如曾大兴在《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兼谈文学的地域性》[80]一文中，从地理分布的角度对全国20个省市的历代文学家进行了考察，对全国各个省市不同时代的文学家活动的中心进行了划分，而且进行了标注，说明文学具有丰富多彩性，因而对作品进行解读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西安外国语大学梁璐博士的一系列论文：《陕西文学地理初探》《陕西文学地理分异研究》《地理学视角下的文学发展及其影响因素——以当代陕西本土文学为例》《陕西当代文学的区域文化效应探析》《当代三秦文学地域特色机理研究》等，也都彰显了在这方面的努力。”[81]
刘欣博士在《承继传统 开新视野——新时期以来陕西地域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所谈到的这些研究现状，涉及范围较为广泛，几乎囊括了陕西地域文学研究现状领域的各个层面的许多相关问题；探究程度比较深厚，挖掘并探索了陕西地域文学研究现状中诸多的核心命题；现实意义深远流传，大力弘扬和歌颂了陕西文学独特的地域魅力和影响力。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对陕西地域文学现状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陕西地域文学本身的形成、历史、特点的研究上，事实上，陕西本土作家的创作在题材、叙事、风格等方面的认同、因袭、模仿、发展、突破和超越，使陕西作家形成了一个以地域文化为特色的黄土文学流派却被研究者忽视。这正是笔者试图在该课题里从陕西黄土高原这块独特神奇的地域，来探讨的当代地域文学领域，目前还未有专家、学者所涉及的“黄土文学”流派的地域性问题。
五、陕西地域黄土地的范围和黄土文学作家的界定
黄土地，本来是对整个黄土高原的一个称谓，可是这个区域的版图太辽阔了，它包容了众多的省区和众多的民族，也就形成了不尽相同的文化形态，无法用一个概念去概括它。黄土地范围在地理版图上来看：北起阴山，南至秦岭，西抵日月山，东到太行山，横跨青海、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六省区，面积64万平方公里。
“黄土地”一词流传很广，它是按照人们的习惯性概念和文化内容的属性及特点而来的。现在说到黄土地时，就是专指以陕西北部为中心，包括与之相接的晋西北山区、内蒙古河套南部以及甘肃、宁夏靠近陕北的部分的黄土高原西部这一特定的区域。
在陕西这块奇特的版图上，它的地势呈现的是南北高、中部低的总特点，地理环境的差异形成了彼此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陕北、中部和陕南三大地域板块。这三大板块的自然环境不同，人文文化风格迥异，这种独特的地理板块对陕西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使陕西地域文学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地域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促成了陕西三种不同的地域文化，即：陕北文学、关中文学和陕南文学，陕西作家的创作深受自己生活地域的影响，从文学的创作上显示出其固有的特色，便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创作风格。陕西师范大学李继凯教授从总体上对陕西文学所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进行了如此的概括：“土气、大气和刚气——土得掉渣、大得雄奇、刚得凝重，但却无不美得撩人，嫽得很！”[82]陕西的三大地域给了陕西作家如此多的文学馈赠，1984年，贾平凹就是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谈论陕西作家的，他说：“陕北，山原为黄土堆积，大块结构，起伏连绵，给人以粗犷、古拙之感觉。这一点，单从山川河流所致而产生的风土人情，又以此折射反映出的山曲民歌来看，陕北民歌的旋律起伏不大而舒缓悠远。相反，陕南山岭拔地而起，湾湾有奇崖，崖崖有清流，春夏秋冬之分明，朝夕阴晴之变化，使其山歌便忽起忽落，委婉幻变。而关中呢，一马平川，褐黄凝重，地间划一的渭河，亘于天边的地平线，其产生的秦腔必是慷慨激昂之律了。于是，势必产生以路遥为代表的陕北作家特色，以陈忠实为代表的关中作家特色，以王蓬为代表的陕南作家特色。”[83]
陕西纵横南北“三个板块”的不同条件，对各自地域的文化和作家的“培育”就使其出现了不同的文化风貌。
陕北：地处我国西北部黄土高原，总体上呈西北高东南低的倾斜地势。陕北黄土高原最主要的地貌特征是由黄土塬、黄土梁、黄土峁和万千沟壑组成黄土地貌，山大沟深，土硗地瘠。据史料记载，在黄土高原的山沟丘陵地带，大概就有三十多万条长度在一公里以上的沟道，因而就形成了其特有的塬、梁、峁、川等地貌形态。因为秦岭阻隔了西南季风的北上，造成陕北黄土高原的大部分地区降雨量很少，日照时间较长，湿度不够，气候比较干燥，一年之中降雨量最多的时候也仅在七、八、九三个月，即使这样，很多地方的年降雨量也仅有400毫米。在青藏高原的动力作用下冬季内陆地区的冷空气很容易集中在这里，植被缺乏，土壤瘠薄，粮食产量低而不稳。一望无际的黄土，滚滚不尽的黄河，不仅造就了陕北黄土高原男人的坚毅刚强、粗犷豪爽、厚道仗义，也造就了陕北女人的柔情万种、含蓄多情、美丽善良。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生存更加执着坚定，也形成特有的生存方式、风土人情和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从陕北黄土地上走出的作家有路遥、高建群、刘成章、曹谷溪、牧笛等，他们笔下的陕北，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政治的，又是文化的；既是沉重的，又是诙谐的；既是单调的，又是多彩的。他们用自己的艺术之笔，尽情地勾画着陕北黄土大地上的一草一木，书写着生活在陕北黄土大地上人的酸甜苦辣和人生况味。土生土长的陕北作家路遥，从开始进行文学创作的那一时刻起，他的视线就未曾离开过陕北黄土高原这块养育了他生命的土地，把自己的命运同陕北这块黄土地紧紧连在了一起，他所关注的不是陕北黄土高原上的风土人情，而是陕北人苦难的生活情状和他们的命运沉浮。在《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里，他一面描写了陕北人的多情善良，一面描写了陕北人令人感叹唏嘘的苦涩生活，着力展现的是陕北人不甘命运的驱使以及与命运抗争的精神，作品中生活和命运的悲剧意味甚为浓厚。高建群的小说与路遥有些不同，重在描绘陕北农村的风俗习惯、民风民情（《六六镇》）和发生在陕北并不遥远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最后一个匈奴》）。刘成章等是写散文的能手，他那描写陕北农村生活的散文犹如“信天游”一般体现出悠扬高亢而粗犷奔放的浪漫色彩，饱含着强烈的时代精神，传达出喜、怒、哀、乐的情感，被称为是“描绘陕北的第一个小提琴手”，“是无韵之信天游”。
历史上的陕北属于边塞地区，地广人稀，曾有羌、鲜卑、匈奴、蒙古等许多少数民族在这里杂居，与酷烈的自然环境相抗衡，养成了既粗豪又剽悍、既劲爽又豁达、既倔强又善良、既古朴又热烈、既耿直又宽容、既诚挚又豪放，既笃重又侠勇的性格特征，过着放牧和游猎的生活，对汉民族文化影响很大，文化也呈现出多民族融合的特征，昂扬悠长的信天游、狂跳热擂的安塞腰鼓、娱神娱己的大秧歌、凄凉幽怨的唢呐声，其内蕴的生命文化精神对路遥的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中：黄土塬与渭河冲积平原。地理位置大概为：西起宝鸡，东迄黄河，南依秦岭，北界陕北高原。地势西边狭长东边宽口，大约长达三百六十多公里，面积为五万多平方公里，又号称“八百里秦川”，渭河自西向东横贯其中，沿岸以我国古代帝王将相陵墓之多而著名，遗留下人民创造的灿烂的历史文化艺术，是陕西的三大地形之一，经渭河、泾河和洛河等河流冲积，使它成为我国传统农耕文明的一颗明珠。又因东有潼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金镇关，所以又称“关中”，关中的腹地西安（古长安），因秦岭和黄河的天然屏障，成为兵家的必争之地和历代君王的理想都城。从西周开始，先后大约有10多个王朝建都在此，累计达千百余年，形成了以“钟鼎礼乐”为代表的宗庙文化，并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形态。秦川八百里得天独厚，既得渭河灌溉，又有肥沃黄土，优越的地理环境，使这里的物产特别丰富，文化的积淀也特别丰厚，关中人生性耿直憨厚，民俗民风淳朴古拙。西安深厚的文化底蕴、久远的历史文明、周秦汉唐的风骨犹存，深深浸染着聚集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成为陕西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西安和关中平原数千年形成的文化孕育了独特的关中文化和帝王景观文化，更滋生了独具特色的关中文学。所有的这些，也必定影响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作家们，如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陈忠实、叶广芩、杨争光、红柯、赵熙、莫伸、冷梦、邹志安、李凤杰、冯积岐等，陕西作家阵营庞大，创作成果丰硕，就形成了一只庞大的陕西地域文学大军。在他们的作品中，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气势恢宏，颇具艺术张力，被誉为“英雄史诗”。他的中短篇小说也大多是反映铁路建设生活的，艺术功力深厚，大气磅礴，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柳青，是一个从延安解放区一直写到关中的作家，作品的现实感极强，而且充满亮色，历经数年呕心沥血铸就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留给人们诸多的启示与深刻的思考，成为陕西文学的骄傲。王汶石的小说特点清新明快，犹如一幕幕轻喜剧，给人以愉悦之感。陈忠实从小就领受着白鹿原及其周边的关中文化的滋养，长大后，以极大的热情去发掘着关中文化，找回了历史的真实，创作了被称为史诗性的作品《白鹿原》，并以其内蕴丰厚严谨，手法老到独特，艺术精湛缜密以及作品中不时出现的神鬼占卜之事，增强了作品咀嚼的味道和联想的魅力，使关中风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人物的性格也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而又富于极强的个性。总之，这些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详尽地描写了关中农村的民俗风情，农民的苦难生活，深刻地展现了关中农村的历史与现实变革。
陕南：纵贯陕西境内有一条巨大的山脉——秦岭，陕南秦巴山地就位于秦岭以南地带。它属于长江流域，多山多水，湿润温暖，经济上相对富庶，素有“小江南”之称。北面有秦岭、关中，南面毗巴山、四川，东面接壤鄂豫，西面连界陇南。受巴蜀文化、楚汉文化、中州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山清水秀、清新优美独具特色的文学风格，南北汇萃、东西交融的地域文化特色，使陕南人形成了既有北方人古朴粗犷、豪放刚强的性格，又有南方人温文秀美、机智开朗的品格。作为陕西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陕南文学也颇具特色和实力。贾平凹、京夫、王蓬、寇挥、刁永泉、沈奇、孙见喜、方英文、张虹、李春平、杜文娟、王晓云等组成的文学阵营强大，创作成就丰厚。他们文学创作的共同特点是对生活的感悟性强，思维灵活，情调清丽，他们在作品中的情感铺染犹如陕南的民间艺术——挑花，简洁中蕴涵优美，物、景、情相融合，韵味绵长。
陕西地域的三大板块无论是地形地貌、气候条件，还是物产植被、人文环境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形成的民俗风情、社会生活、性格特征也各有不同，从而影响到文学特色、文学风格的形成。贾平凹在给王蓬的一篇即兴文章中如是说：“陕西地分三块，北部高原、中部平原，有山则秃，有川则空，人皆性强，俗皆情旷，唱昂扬之秦腔，食牛羊之泡馍。何也，黄河所致也。岭南之地，山高而不险，水壮却不浊，鱼虫花鸟，种类繁多，修竹茂林，风光宜人，山川脉势，复杂却存条理，云霭雾霁，迷丽却有分明，何也，长江流域也。”[84]
陕西地理形态上的三大区域板块，形成了三大不同的民俗风情，也形成了三种不同色彩的文学地图。但是这种以地域划分的文学地图，特别是以陕北高原和关中平原为主要区域的黄土地上已经形成了明显的文学流派，那就是以柳青为创始人，由路遥继承和发展，陈忠实突破和超越的具有史诗追求、以选取黄土地的农村生活为创作题材，重点描绘中国社会的最大群体——农民，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着力探寻黄土地上的乡村美学的黄土文学流派。属陕南山地的作家贾平凹并不在本书讨论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