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政府工作重心的转移

大致说来，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政府虽然也重视发展经济，但是受国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政府的职能偏重于政治方面，特别是阶级斗争，严重影响了经济建设，造成了经济大的波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政府的工作重心及职能也相应偏重于经济发展，特别是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从多个方面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2.2.1　改革前政府的状况

回顾新中国的历史，可以发现，自1949年至1978年的29年时间里，在东西方保持“冷战”的态势下，中国政府一直把战争与革命视为时代的主题，同时，受“左”的思想的影响，政府长期重政治统治，轻社会管理；重阶级斗争，轻经济建设，结果一度影响和滞碍了经济发展。

从1949年到1956年，是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也是政府职能定位的摸索期。其中，从1949年到1952年是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在此期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已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与此同时，物价保持了稳定，人民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从1953年到1956年是“一五”时期，也是国民经济向计划经济体制转轨的过渡时期。到1956年底，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及个体小商小贩的改造，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初步建立了独立工业体系的基础。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的短短7年时间里，之所以能够取得明显的经济成就，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突出了自身的政治职能，具体表现在，政府采取疾风暴雨的革命手段，大规模地发动群众运动，制造政治批判的强大压力，以此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急速过渡。这是革命理想主义目标和革命战争动员经验的结合。这一时期的政府行为虽然在短期内推动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也带来了急于求成的思维方式和一哄而起的行为方式，只不过当时它的巨大副作用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

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向建设型政党转变的一次历史性大会，也是中国政府实现职能转型的一个重要契机。大会提出的一系列方针和设想，体现了从理想到现实、从政策到法制、从激进到稳健的变化，构建了党初步形成的建设思维的基本框架。在这个转变中，新的因素与过时的东西是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出新思维刚形成时的波动性。这种新与旧的交替变化中，国际国内、历史现实的不同因素都在起作用，给政府职能的定位带来影响。当然，在八大路线指导下，改革和建设的因素还是占了发展的主流。党政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发展速度的问题上。

1958年，在“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这种激进的情绪下，国家试图通过“大跃进”运动来实现赶超战略，最终导致了高指标、瞎指挥和“共产风”的严重泛滥，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工业方面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7年、5年以至3年内提前实现原定15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在农业方面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5年、3年以至一两年达到12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由于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加上1960年至1962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和与苏联的合作关系破裂，国民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难，经济增长出现了大起大落。1958年经济增长率高达21.3%，但接下来，1960年至1962年经济连续负增长，分别为-0.3%、-27.3%、-5.6%（见表2.1）。

1963年至1965年是三年调整时期，在这段时期，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政策措施，使经济有了新的转机，国民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态势。同时，市场得到了稳定，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出现大分化大动荡的局势，中共领导人对中国遭受国外敌人大规模入侵的危险性估计得很严重，提出要准备早打，准备大打，准备打核战争。以此为出发点，中共中央作出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年至1970年）。在世界局势已经明显趋于缓和，西方各国都极力抓住新技术革命的契机发展自己的时候，中国却因世界革命的幻象而把自己搞得十分紧张，本来就开得不大的国门几乎完全关闭了，走到了与世界大势背离的道路。1966年至1976年，中国发生了长达十年的“文革”，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政治秩序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能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同时，正是由于对世界主题的错误估计，对国内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中国政府一直未能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也没有及时地调整政府职能。

1976年10月，“文革”终于画上了句号，从而为政府职能的调整创造了条件。

2.2.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工作重心转移

经过“文革”的空前浩劫，被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折腾得疲惫不堪的中国人渴望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发展经济建设。“人心思定，人心思治”，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

不过，历史的发展往往不会一帆风顺。从“文革”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由于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91]的错误方针，中国在前进道路上又经历了两年的徘徊时期。

在此期间，邓小平洞察国际形势，提出当今世界的主题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世界的主题。在世界性战争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中国应当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战略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一心一意地搞经济建设不动摇。这就为弱化政府对资源的强控制，促使政府转变高度集中、全面控制的管理体制，重新调整政府职能提供了契机。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92]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它为徘徊中的中国确定了“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发展路线，实现了由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与此相应，政府工作的重心也从抓阶级斗争转到抓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职能的根本转变。自那时起，中国的发展尽管曾多次遇到来自国际国内方面的干扰和破坏，但中国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始终没有动摇。

在1984年以前，围绕抓经济建设，政府主要做了四件事：一是纠正和清算了前20年“左”的错误，根据中国国情，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二是在经济发展方面，着手调整整顿国民经济，理顺农轻重、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制定以翻两番为目标的新的发展战略；三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以原有体制最薄弱、受压抑最重的农村经济为突破口，并取得巨大成效，产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示范效应；四是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率先实行对外开放。[93]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中国改革从安徽农村破题后，在全国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空前发展。到1990年，粮食产量达4.46亿吨，比1980年增加了1.25亿吨，增长39%。另一方面，开放广东、福建综合改革试验区，实行特殊灵活的开放政策，开辟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探索开放经验并辐射带动全国的经济发展。随着开放的扩大，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增多，加工工业迅速发展，外向型经济增长较快。广东珠江三角洲、福建闽南三角区迅速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和外向型加工业基地，为中国这一阶段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示范效应。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基础工业成为发展的瓶颈，由此导致了供需失衡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1988年9月，中央放弃了计划中的全面价格改革，转而实行紧缩的经济调整政策。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严峻考验。在此关头，邓小平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重申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1990年4月，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表明了中国政府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

经过1989年和1990年的调整，中国经济增速急速放缓，国民经济的发展环境实现好转。从1991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期。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统一了全党关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方面的认识，确定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方向。同时，中国成为WTO的成员体，在国际规则导向下进一步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从1999年至今，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上处于一种平稳状态。尤其2000年至2011年之间，中国的经济以年均约10%的速度高速发展。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西方及至全球性经济危机发生之后，中国的经济仍然在平衡前进，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的稳定因素。

总结中国4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以及政府工作重心的转移，对于中国奇迹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

2.2.3　改革后政府对经济成长的推动能力

中国政府在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经济规划和资源集中、提升资源动员能力和分配能力、提高政府运作效率等途径，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稳步发展。

1.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在经济生活中，制度的作用在于它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交换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激励结构；随着激励结构的演进，制度决定经济变化的走向，是增长、停滞、还是衰退。”[94]无论在理论还是经验层面，政府都是制度供给的合适主体。

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缺乏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稳定的道德、产权的界定、人力资本的供给、公共物品的提供、支配交易和分担风险的法规等等。由于缺乏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市场的发育和经济的增长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成为这些国家经济长期落后的重要根源。因此，在这些国家，如何发挥政府在制度供给中的主导作用，制定出公开平等的市场竞争规则体系，为市场经济运作创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是实现市场经济顺利转型并高速运转的必要条件。从这样的角度理解，政府的制度供给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发展表明，政府管理不断进行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制度创新，不断进行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制度供给，是推动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事实证明，中国政府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正是政府管理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不断完善的过程。

政府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的积极意义在于：首先，有效的制度供给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基本环境。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实践看，在“文革”后期，各地对政治斗争的厌恶、对发展经济的期盼是相同的。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各地的经济发展却出现了很大差异。分析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同地区的政府在制度供给上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例如，浙江“温州模式”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温州政府提供的对个体私营企业采取的视而不见的默认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而江苏“苏南模式”的形成，则与苏南各地政府对集体经济采取特殊的扶持和保护的政策措施相联系。其次，有效的制度供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同该地方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相关。不过，同有效的制度供给相比，社会、文化等因素都只是潜在起作用的因素，它们必须通过政府的制度供给来产生实际影响。政府的制度供给，为民间自发力量的成长、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文化价值的释放提供了制度支撑。可以肯定，没有政府管理的改革和创新，文化的价值将会大打折扣，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民间力量的自发创新也不可能持久。最后，政府自律方面的制度供给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保证。政府作为制度的主要供给者，其权力的行使对经济发展具有两重性。为了使政府更多地发挥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减少和阻止政府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必须进行很好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在这方面，中国许多地方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例如，一些省市广泛推行的政务公开、效能革命、法治建设、诚信建设等，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保证。

2.经济规划与资源集中

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规划是国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和规划工作。

自1952年至1998年，中央政府承担经济规划职能的部门是国家计划委员会。1998年，该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随后，2003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又更名为现在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按照规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拟订并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为了做好规划工作，国务院还于2005年出台了《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对规划编制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相继认真制定和组织实施了六个“五年计划”。“六五”计划执行的结果是，许多指标提前在1983年或1984年完成。“七五”计划总体上是切合实际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经济过热现象，一些方面脱离了原计划规定的轨道。“八五”计划把优化国民经济结构放到突出地位，致力于提高经济效益，最终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九五”计划和“十五”计划是符合实际的。在执行的过程中，不仅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而且实现了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十一五”计划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两项重要目标。一是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这比以前提出的十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要求更高了一些。二是“十一五”期末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这是针对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重的问题而提出的，体现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从2011年开始，中央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思路有所调整，将“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

“十二五”时期，世情国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十二五规划”的主要目标有：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社会建设明显加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十三五规划”是在要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之背景下启动的，将对未来有极其重要影响。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十二五规划”的目标要求是：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

可见，政府科学编制和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对于合理有效地配置公共资源，引导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实现资源集中是发展型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另一有效途径。众所周知，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尽一致，有的还相差悬殊，在这种状况下，要实现国家的总体发展目标，客观上要求中央政府具备强大的资源集中能力，以确保一些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的实施。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先后开工建设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青藏铁路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都聚集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充分体现了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

3.资源动员能力与分配能力

所谓资源动员能力，是指政府动员所有可以利用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实现社会公众所追求的共同目标的能力。资源分配能力，是指政府通过一定的方式合理地分配社会价值的能力。对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来说，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分配能力十分重要。因为在这样的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是很高，人们抵御各种自然灾害侵袭的能力还十分有限，如果政府不主动承担起资源动员和分配的责任，而纯粹由市场去发挥作用，那么，由此造成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政府对资源的动员和分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小，因而在面对自然灾害时，政府往往能表现出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分配能力，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保证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这一点，人们不难从中国政府带领人民抵御1998年的特大洪水、2003年的SARS危机、2008年1月的南方雨雪冰冻灾害中体会出来。

以2008年1月的雨雪冰冻灾害为例。2008年1月10日起，中国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级行政区均受到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影响，死亡60人，失踪2人，紧急转移安置175.9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7270.8千公顷；倒塌房屋22.3万间，损坏房屋86.2万间；直接经济损失537.9亿元。其中湖南、湖北、贵州、广西、江西、安徽等6省、区受灾最为严重。

雪灾发生后，中国党和政府进行紧急动员和抗灾救灾，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机关到城乡各个基层单位，从电力、煤炭、交通等行业到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干警，各地区各部门都紧急行动起来，按照中央的紧急部署，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各地煤炭企业夜以继日地生产，交通部门全力组织运输，各地电力系统的精兵强将迅速调往灾区支援，大量滞留人员、车辆被疏散，春节期间大规模人口流动得到高效有序组织，大批救灾物资源源不断运往灾区，社会捐助活动广泛开展，抗灾救灾所需的各种社会资源都被迅速地调动起来。虽然此次受雪灾影响的人口十分庞大，范围极其广阔，但所有地区都在极短时间内控制了灾情，缓解了各种困难，稳定了民众情绪。

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更是一个反映全面政府资源动员和分配能力的事例。此次地震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451.4亿元，导致直接遇难人数69197人，失踪人数18341人。[95]专家指出，汶川大地震是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灾难。地震发生后，国务院和灾区各级政府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动员国内和接受境外捐款物折合人民币567.8亿元。国务院决定在3个月内，向灾区困难群众每人每天发放1斤口粮和10元补助金，为孤儿、孤老和孤残人员每人每月提供600元基本生活费，对因灾死亡人员的家庭按照每位遇难者5000元的标准发放抚慰金。[96]截至7月6日12时，各级政府共投入抗震救灾资金548.76亿元。中央财政投入497.48亿元，地方财政投入51.28亿元。各地向灾区调运救灾帐篷157.97万顶、被子486.69万床、衣物1410.13万件、燃油174.3万吨、煤炭372.4万吨。截至7月5日，地震灾区已安装过渡安置房424800套。[97]《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08〕21号）提出，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灾后恢复重建基金700亿元，2009年、2010年继续做相应安排。《意见》还要求，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产业、就业等各类政策，统筹协调中央和地方各项财政投入、对口支援、国内银行贷款等资金，引导使用好各类捐赠资金，使政策安排、资金投入及重建规划相互衔接，有机配合，形成合力。可以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灾区的抗震救灾工作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中国政府动员和分配资源的能力引人关注。

4.政府运作的高效率

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相比，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运行的时间都还不长，在一些方面还不够成熟。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中国各级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运作的高效率就是其表现之一。

举例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不断掀起经济建设热潮，政府在征地、拆迁、建设等事务中热情高涨，表现出了空前的工作效率。例如，不少地方为加快征地、拆迁进度，提出了“大拆促大建”“以大拆迁推动大发展”的口号，举行了诸如“征地拆迁突击月”“项目开发月”之类的活动。政府成立专门的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征地、拆迁活动的组织领导和统一部署。每个项目都有联系的政府领导、责任单位和责任领导。在实际工作中，领导小组负责活动的协调，各部门通力配合，最大限度地形成工作合力。相关部门、单位积极动员，广泛宣传，对于征地、拆迁的工作成效，政府还有相应的检查、评比、考核。政府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活动，明显加快了征地、拆迁工作的进度，为改善当地交通状况和人居环境、营造投资氛围、拉动经济增长等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道路。为了优化建设环境，各地政府还简化行政程序，加大工作力度，努力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据报道，2003年以前，在河南省许昌投资一个项目，办完各种手续至少需要3个月时间。2003年以后，该市行政服务中心实行首办责任制，组织多部门联合办理，全部手续办完只需3天时间。[98]这一做法大大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减少了投资者的等待时间。无独有偶，近两年来，随着“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战略的实施，一批重点项目纷纷落户海南，项目用地报批件日渐增多。对此，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采取“重点项目特事特办”的原则，加快用地项目的审批。该厅规定，重点项目须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报批文件会审。对个别重点急需项目，厅领导在征求厅有关处室意见后，两个工作日内上会研究，当天能会审的绝不拖至第二天，7个工作日内上报省政府，从而大大缩短了会审时间。[99]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各地政府虽然在招商引资运作的效率方面有以上优点，但是，在对待国内资金与境外资金，在对待本地资金和国内本地以外资金方面，是有区别的：对前者的投资、审批、征地、税收等方面，大多是优惠的，甚至在环保、地价等方面都可能作出让步；对后者却可能没有相应的优惠政策，甚至在收费、罚款等方面，有许多歧视性的设置。另外，在许多地区，外资和国内外地资金进入时，可能开门迎客；而外商和国内其他地区商人投资项目和企业运营后，各种收费罚款可能越来越多，办事环节也越来越多，开初的优惠和方便会减少很多。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

2.2.4　中国与印度：两类政府的比较

中国与印度既是邻国，又都是人口大国，目前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两个国家，两国国情有很多共同之处，两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同为世界瞩目。近年来，伴随着中印经济的高速增长，国际社会出现了一股“中印比较热”。同时，中印双方的学者也都热衷于以对方国家的发展为参照对象来研究本国经济。

其实，仅就经济增长速度、经济规模而言，现阶段印度同中国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印度经济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低速（年均3%—3.5%）发展阶段，80年代开始加速，进入90年代后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提升。1992年至2002年平均增速为5.5%，2003年以来更是年增速约7.8%，2014年为7.4%，2015年为8.1%，2016年为7.1%，都高于同期中国的增速。2017年印度经济总量超过法国，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这种强劲的发展态势给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同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年均9.3%的增长速度（1978—2017年）相比仍有差距。另外，从经济规模来看，中国仍领先于印度：第一，中国的GDP总量是印度的2倍多。2017年印度GDP总量为26740亿美元，中国为131735亿美元；人均GDP印度为1965美元，排在179个国家和地区的133位，中国为9482美元，排在第70位。而1978年时，中国人均GDP为148美元，印度为246美元，中国人均GDP是印度的2/3。第二，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大于印度，是印度的6倍。201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42088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左右；而印度为7454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5%。第三，2017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比上年下降16%，降至152000亿美元，其中中国引进1440亿美元，印度为850亿美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累积是印度的10倍。第四，从外汇储备来看，中国2017年6月底为31399亿美元，而印度为4019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为印度的7.8倍。

可见，人们对中印比较感兴趣，不单是因为两国经济发展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人们关注经济发展背后起作用的因素。这样，就必然会涉及政府类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简单说来，中国政府是一个强势、高效的政府，而印度政府则是一个民主体制下弱势的“软政府”。两类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在中国，政府视发展为第一要务，在推动发展方面不遗余力。所以，有学者提出，在制度并非十分完善的中国，政府的强势和效率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保障。相比之下，印度政府的低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阻碍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印度政府也因此被人们视为一个“软政府”。迄今为止，印度人在认识和理解中国时一直在反思这样一些事情，比如，印度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提出要控制增长过快的人口规模，但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而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倡和制订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增长迅速得到了控制；印度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设想要搞“经济特区”，但一直悬而不决，而中国在1979年改革开放后“经济特区”便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世界银行最近发布的《2019营商环境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营商环境较2017年大幅提升32位，首次进入世界前50位。印度成为南亚地区排名第一的经济体，在全球排名中上升23位，升至第77位。中国在反映营商环境的10个主要指标中，“开办企业”“获得电力”“纳税”等指标改善显著。其中，在“开办企业”方面，中国推出网上注册系统和简化社会保障登记流程，开办企业平均只需要9天，与经合组织高收入国家持平。在“获得电力”方面，中国提供全免费的接电服务，接电时间从143天缩短为34天。在“纳税”方面，中国的纳税次数由9次减少到7次；纳税时间在2017年提速20%的基础上，再次提速30%。另外，世界银行2017年公布的中印两国“治理指数”的比较数据显示，两国政治体制的不同，印度在“防治腐败”与“法治”两项指标上获得了比中国较高的评价，但中国在“监管质量”和“政府效率”两项指标上的得分却明显高于印度。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由于受民主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宗教化和种姓化）的影响，印度政府本身不是一个强势的发展型政府，印度经济也不是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因此，印度经济的成长相对稳定，同时也相对缓慢。而中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会带来不少问题，比如周期性的产能过剩、政府干预资源分配以及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等，但它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能够强劲地推动经济发展。可以说，中印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各有特色，又都适合各自的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