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世总为情，情生诗歌——汤显祖诗歌人生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临川人。隆庆四年举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南太常博士。万历十六年改南詹事府主簿，明年升南礼部主事。万历十九年上《论辅臣科臣疏》抨击朝政，谪徐闻县典史。二年后量移遂昌知县。万历二十六年归隐。诗歌传世两千馀首，现存早期两部诗集《红泉逸草》、《问棘邮草》大致收万历八年前之作，清新奇丽。其后的《玉茗堂集》录诗最多，感写忧患，抒发性灵，载述了他的上下求索“情”之所在的心路历程。
1. 《问棘邮草》：清新与奇丽交映
汤显祖出生在一个较富裕的耕读之家，童年力学，颖异早慧，十二岁赋《乱后》诗，颇见老成气象。十三岁从学罗汝芳，“或穆然而咨嗟，或熏然而与言，或歌诗，或鼓琴”，“天机泠如”。罗氏叹赏他横溢的诗才，赠诗云：“吟成三百首，吸尽玉冷泉。”[48]显祖年轻气盛，学道之志不坚，在放纵自适、骋情游侠的士风召唤下，放弃“穆然而咨嗟”，与帅机、梅鼎祚、沈懋学戏逐诗赋，歌舞游侠，按他的话说就是“后乃畔去，为激发推荡歌舞诵数自娱”[49]，“血气未定，读非圣之书，所游四方，辄交其气义之士，蹈厉靡衍”[50]。
万历五年，汤显祖会试失利。下第原因，《明史》有载：张居正欲其子及第，罗海内名士以张大声势，闻显祖及沈懋学名，命诸子延致，显祖谢绝不往，懋学遂与居正子嗣修偕及第。情势既已如此，显祖早日离京，一路吟咏而归，诗情斑斓，语言斗丽争奇。这些诗编入《问棘邮草》，徐渭读之，击节叹赏，字圈句点，用“李贺”、“三谢”、“晋曲”、“齐梁”、“六朝”、“初唐”、“亦晋”、“自出新奇”之类的言词盛加推许，并在《读问棘堂集拟寄汤君》中说：“鼓瑟定应遭客骂，执鞭今始慰平生。”
根据徐朔方先生的考证，《问棘邮草》系汤显祖第三个诗集，大陆所见二卷本收赋三首，五七言诗一百四十二首，赞七篇。徐先生指出，汤显祖二十岁前后开始读《文选》，钟爱六朝诗，“由科举用的八股文转到辞赋家心目中所指的文学，由道学家口中的心和性转到世俗的感情，这是汤显祖作为文学作家跨出的重要一步”，《文选》影响汤显祖追求骈骊辞藻、喜用奇字难词。万历四年，汤显祖游宣城，结交沈懋学、梅鼎祚，之后，其诗出现了《红泉逸草》中少见的一种新风格，“这和梅鼎祚等友人对他的影响有关。这些诗得力于南朝小赋，又向没有洗尽六朝靡丽之风的初唐诗借来绚烂的外衣”[51]。
汤显祖诗思新奇，有明显追求奇丽情韵的痕迹，如《芳树》：“也随芳树起芳思，也缘芳树流芳眄。难将芳怨度芳辰，何处芳人启芳宴？乍移芳趾就芳禽，却涡芳泥恼芳燕。不嫌芳袖折芳蕤，还怜芳蝶萦芳扇。惟将芳讯逐芳年，宁知芳草遗芳钿。芳钿犹遗芳树边，芳树秋来复可怜。拂镜看花原自妩，回簪转唤不胜妍。”诗情飘逸不能自止，连用二十三次“芳”字，流丽之象使人有应接不暇之感。唐人刘希夷《白头吟》诗云：“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多用“落花”，读之心绪随花飘舞。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诗云：“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月”字出现十馀次，情韵摇曳，横绝千古。显祖从唐诗中获取优美之艺术灵性，《芳树》隽永未如《白头吟》和《春江花月夜》，却不失为荡神怡情之作。徐渭读《芳树》，效作《渔乐图》，诗中连用三十个“新”字，如“新枫昨夜钻新火，新笛新声新暮烟。新火新烟新月流，新歌新月颇新愁。”[52]诗中流动一缕萧疏苦韵，对比汤诗的流丽多姿，一是老年清逸，一是青年多情，逞巧斗新均非诗病。
2. 《玉茗堂诗》：“世总为情”的求索
万历十二年，汤显祖赴任南太常博士，距他读书南国子监、歌舞游侠已有十年。踏上仕途，不禁眷恋起昔日的自由，《鲁桥南望山》诗云：“鱼凫今透乱，兰菊旧追攀”，“隐映不能去，空然怨出关”[53]。唐人左偃说“谋隐谋官两无成”，鲁迅调侃称此“士人的末路”[54]。显祖谋官虽成，然官场污浊，政局衰颓，入仕带给他更多的是人生迷惘。
歌舞游侠一类的“灭裂文藻”，仍是他最感兴致的事物。南国子博士臧懋循风流任诞，“每出必以棋局、蹴毬系于车后。又与所欢小史衣红衣，并马出凤台门”[55]，万历十三年谪官，显祖送别诗中表述艳羡之情云：“自古飞簪说俊游，一官难道减风流。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毬。”[56]
显而易见，汤显祖的沉沦源于对迷乱现实的清醒和对张扬个性的追求。如果不是罗汝芳出现，他的沉湎放纵还要延宕一段时日。万历十四年，罗汝芳至南京，日与朱廷益、焦竑、李登、陈履祥、汤显祖谈学城西小寺[57]，罗氏以性命和用实之学质问这位早年“畔去”的弟子：“子与天下士日泮涣悲歌，意何为者，究竟于性命何如，何时可了？”显祖深自惭愧，“夜思此言，不能安枕。久之有省，知生之为性是也，非食色性也之生，豪杰之士是也，非迂视圣贤之豪”[58]。罗氏唤起他的成圣济世之志，使他意识到真性情之中还包含社会责任，要获得真性，走出苦闷，须有济世实践。
万历十四年是汤显祖诗歌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无意再追求歌舞游侠、诗坛酒会的风流，冷眼观看王世贞、陈文烛的南京雅集，《复费文孙》中说：“因遂拓落为诗歌酬接，或以自娱，亦无取世修名之意。故王元美、陈玉叔同仕南都，身为敬美太常官属，不与往还。”[59]他抛开奇丽、艳宕的语言，创作贴近现实。万历十四年至十六年，江南洪水、旱灾接连，难民流离失所，显祖赋《丙戌五月大水》、《丁亥戊子大饥疫》、《戊子春》、《寄问三吴长吏》、《江西米信》，沉痛载述江南惨绝人寰的景状，如《丁亥戊子大饥疫》：“山陵馀王气，户口入鬼宿。犹闻吴越间，积骨与城厚。”[60]大学士申时行为首的内阁忙于科场之争，淡于民瘼。万历十八年，扯力克、火落赤部落犯洮州卫，申时行主张和款，袒护失事的大臣。御史万国钦因疏劾申时行谪迁，显祖《万侍御赴判剑州，过金陵有赠》诗云：“市和虚内帑，买爵富中台。”经此前奏曲，他愤然上《论辅臣科臣疏》，指摘政弊，极中要害，三年后申时行在群臣纠劾下退出政坛。
汤显祖上疏前就做好了告别官场的准备，事后还是接受了贬职徐闻典史的现实，只是心情一时难以平静。秋天赴任，《入粤过别从姑诸友》诗云：“世上浮沉何足问，座中生死一长嗟。”度过大庾岭，苦闷情绪始渐消失。北国时已浸入萧冷，南国景色仅挟有几缕轻寒，显祖分明感到放逐的自由，《打顿》是一首轻松萧散的小诗：“独眠秋色里，残月下风湍。”残月、湍风构不成内心压抑，独眠秋色，颇多惬意。穿过九里滩，诗人兴致更浓，《九里》：“九里十三坡，沉沉烟翠多。钓台何用筑，吾自泛清波。”诗人被这种自由的情绪紧紧抓住，《翻风燕滩》：“掠水春自惊，绕塘秋不见。漠漠浪花飘，一似翻风燕。”诗句灵宕，愈翻愈奇。《峡山上七里白泡潭，为易名绀花》：“树光吹峡雨，苔色动江霞。泡影非全白，沾衣作绀花。”[61]诗人忍不住自叹：“何意热中人，洒落飞来兴！”[62]从临川至徐闻的行程中，赋诗百馀首，多为清新自然、性灵飞动的小诗，争艳斗丽在他的记忆中愈加陌生起来。
万历二十一年，汤显祖量移遂昌知县，翌年冬上计，与三袁欢聚畅谈京城。万历二十三年，宏道任吴县知县，显祖归遂昌，二人诗书往来。宏道之诗灵隽，显祖不让这位青年诗人独美，诗作率真，跌宕清新，喜以“口号”、“漫书”标题，如《丁酉平昌迎春口占》、《丁酉三月平昌率尔口号》、《漫书所闻答唐观察四首》等皆是。
袁宏道任吴令未二年，不堪“官网”束缚和“征赋”吏事困扰，连牍请归。汤显祖业已倦于“波光幻影”的吏情物态，更困于矿税侵扰。万历二十四年，明神宗设立矿税，遣宦官监矿开采，“大珰杂出，诸道纷然，而民生其间，富者编为矿头，贫者驱之垦采，绎骚凋敝，若草菅然”，宦官横肆诛求，有司得罪，往往“立系槛车”，驱民如役牛马，多激起民变[63]。宦官曹金征税两浙，显祖闻讯哀叹：“搜山使者如何，地无一以宁，将恐裂！”[64]《感事》小诗写得沉痛张狂：“中涓凿空山河尽，圣主求金日夜劳。赖是年来稀骏骨，黄金应与筑台高。”[65]对比古人筑黄金台求贤之事和今日“圣主求金日夜劳”的现实，他心灰意冷，万历二十六年归隐临川。
初至遂昌时，汤显祖幻想耕隐之乐，以为能像陶潜一样洒脱地归去来，当“归去来兮”成为现实，才发现当初过于天真了，《初归》传达的绝非入仕之初的“空然怨出关”，实是诗人的一片心冷意消：“彭泽孤舟一赋归，高云无尽恰低飞。烧丹纵辱金还是，抵鹊徒夸玉已非。便觉风尘随老大，那堪烟景入清微？春深小院啼莺午，残梦香销半掩扉。”[66]显祖平生不喜平庸的言行，十四年官场生涯留下不堪回味的馀恨，“烧丹纵辱金还是”，如今不异于走到谋隐、谋官两不成的“士人的末路”。
万历二十六年岁末，僧人达观途经临川，给他带来一丝惊喜。达观，讳真可，吴江人，十七岁出家，学通三教，性刚猛精进，身在空门而欲以用世之法代替出世之法。这次会晤，显祖虔诚向达观学习参禅，“厌逢人世懒生天，直为新参紫柏禅”[67]。达观为废除矿税，四处奔走，显祖感慨颇多，十二年前，他在罗汝芳引导下认识到“情”包括着个体的社会责任，如今又从达观身上看到“情”无所不在，生生不息。《江中见月怀达公》云：“无情无尽恰情多，情到无多得尽么。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68]悟到无论用世，还是遁世，皆情使之然，他的内心不再浮躁地徘徊在遁世和用世的冲突之间。不过，显祖归隐的岁月并不平静，长子、次子早逝，师友达观、梅国桢相继亡故，他自号茧翁，不愿出门游历，诗中再没有了早年奇丽的影子，浪漫时代如飞鸿远逝，留下人生酸苦、郁闷让他在孤独中慢慢品味，“所期动苍莽，此意成萧瑟”[69]。
汤显祖驰骋诗坛半个世纪，从一位锐意创新的青年诗人成为幽燕老将，在“世总为情”之中上下求索，虽未建帜立派，但一直是感受时代风会，走在晚明文学运动前沿的杰出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