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王世贞晚年“定论”问题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弇州山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除刑部主事。嘉靖三十五年，迁山东按察司副使，兵备青州。嘉靖三十八年，父王忬受严嵩构陷，下狱，明年论死。世贞扶丧归里。隆庆初起为大名副使，累迁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万历四年罢职，家居十馀年。万历十五年，补南兵部侍郎，就擢南刑部尚书。万历十八年告归，卒于家。著《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以下简称《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二百〇七卷（以下简称《续稿》），及《弇州外集》、《觚不觚录》、《读书后》。与李攀龙并称王、李，李氏卒后，宗盟诗坛二十馀年。
1. 晚年“定论”问题的提出
王世贞一生的诗论和创作及批评态度发生过三次显著变化，第三次转变关涉其晚年“定论”问题。探讨这一问题之前，先看他的前两次转变。
走出吴中诗人行列，创立后七子派，世贞诗歌追求发生第一次转变。他早年聆教于文徵明门下，诗歌步趋吴门风雅，徵明与子文彭、文嘉亲切呼他为小友。世贞《赠休承八十》回首这段往事云：“我昔避地吴阊居，是时太史（徵明）八十馀”，“何人不爱虎头画，若个能轻龙爪书”，“衰劣惭余比蒲柳，辱君父子呼小友。”[22]成进士前后，与李攀龙订盟，对吴中“巧倩妖睇”诗风深示不满，汪道昆为吴中山人顾季狂作《顾圣少诗序》，述云：“是时王郎讲业阙下，谔谔诸名家。王郎生吴中，雅不喜吴语。……公幸而北，使公不北，日与乡人俱，即能言，直吴歈耳，将靡靡然求合于里耳，恶能操正音邪！”[23]追求复古，刻意高古宏大之调和老杜深情秀句，为世贞第一次转变的主要内容。
复古十年，世贞论诗稍异李攀龙，特别是他因家难里居的一段时间，频繁交往文徵明门人彭年、黄姬水、周天球、张凤翼、张献翼，吴门诗人倾慕复古，世贞则从“雅不喜吴语”中跳出，调剂复古与吴中诗歌传统，恃此自鸣自得，在《黄淳父集序》中说：“士业以操觚，无如吾吴者，而其习沿江左靡靡。或以为土风清淑而柔嘉，辞亦因之。北地、武功诸君起中原，自厉其格，以求合古，而不能尽释其豪疏之气。吾吴有徐迪功者，一遇之而交与之剂，亦既彬彬矣，而不幸以早殁，乃淳父能剂矣。夫辞不必尽废旧而能致新，格不必步趋古而能无下，因遇见象，因意见法，巧不累体，豪不病韵，乃可言剂也。今吴下之士与中原交相诋，吴习务轻俊，然不能不推淳父之精深；中原好为豪，亦不能以其粗而病淳父之细者。淳父真能剂矣！”调剂复古与吴中诗风，此其诗歌二变。
万历四年起，世贞隐居弇园，学道事佛，文学见解和批评态度再度发生变化，但当时未引起文坛广泛注意[24]。明末清初，钱谦益明确提出世贞“晚年之定论”问题，《列朝诗集小传》说他操文章之柄，登坛设坫，近古未有，“轻薄为文者无不以王、李为口实，而元美晚年之定论，则未有能推明之者也”。
钱谦益认为，世贞才华实高于李攀龙，“神明意气”足以绝世，只是年轻时期为李氏“捞笼推挽”，误入复古“歧途”，骑危墙自下不能，晚年阅世日深，读书渐细，虚心平气，遂“蘧然梦觉”，批评模古，服膺苏轼、陈献章的诗文。可以相信，《列朝诗集小传》的说法揭现世贞晚年一些变化，确实比后来四库馆臣的“定论”高明得多，《四库总目提要》之辞看似公允，实质上陈腐不堪，仅偶有中察，如云“世贞初时议论太高，声名太早，盛气坌涌，不暇深自检点，致重贻海内口实。逮时移论定，向之力矫其弊，以变为纤仄破碎之习者，久已为众所唾弃，而学者论读书种子，究不能不心折弇州”。隐借批判公安、竟陵派来抬高世贞，这种打一派来拉另一派的“定论”自然算不上公正。
清代四库馆臣为代表的“定论”说法，一方面集中在“读书种子”上，大抵就世贞晚年读书日富而发，标示他在明人“无学”风气下的独秀，另一方面集中在文学复古上，肯定复古，拒斥公安、竟陵派。但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清人指责晚明士人学道逃禅，而世贞晚年变化即由学道逃禅引发，清人肯定文学复古，世贞晚年援“性灵”入诗文，不甚胶结于复古。
2. 变化动因与具体内容
第一，学道逃禅。明后叶，禅宗、道教流行日广，在士人间激起反响。隆庆三年，王世贞在浙江参政任上已对道家长寿仙飞之术发生兴趣，山人徐献忠自称赴蓬莱仙会，世贞“甚异之”，为具舟送行[25]。世贞学道热情日高，吴国伦赠诗云：“王郎中岁欲逃禅。”[26]万历初，王锡爵次女焘贞在未婚夫死后自称得仙人真传，号昙阳子。万历七年，屏迹小祗园的世贞“慨而心慕之”[27]，自我表白“所读书一字不得用，所撰述文业一字无可传”，“今已作头陀全真行径矣”[28]，希望王焘贞“出之苦海迷途而婉导之”[29]，翌年正式入室为新弟子。王焘贞拟定九月飞升，世贞为仙化之事奔忙，十一月捐家入昙阳观。由于学道“行迹太露”，京师有官员参劾，为避人口实不得不暂归弇园。有关昙阳子之事，他撰写《昙阳仙师授道印上人手迹记》、《昙鸾大师纪》、《金母纪》、《昙阳大师传》等文，大加颂扬。世贞学道之意弥老弥坚，《妙高峰》坦示心迹：“金山妙高台，飞到峰头住。逢师卓锡声，不敢复飞去。”[30]
第二，诗坛活动。世贞虔心学道，好淡泊隐逸，有意疏冷笔砚。诗人纷来唱和、索序，他虚怀下士，却不无苦衷，《岁暮即事杂言六章》其三云：“冲寒裹头出，剥啄何太紧？征施胜征税，责文如责进。财枯思复竭，拒之则不忍。何不焚笔研，深山采薇菌。悭心久已无，名根或难尽。”[31]世贞括定末五子，《末五子篇》诗前小序表示：“余有深寄焉，自此余不复操觚管矣。”推出末五子不久，就遭遇魏允中的婉辞回绝，《续稿》卷十六有诗纪其事，标题即序：“仆近有五子篇，拟魏懋权，似不欲以文士名也，赠长兄韵答我，因再成一章，倚韵见志，仆亦且谢笔研矣。”一面致歉，一面重示“谢笔研”之意。
汪道昆在诗坛表现活跃，与世贞形成鲜明对比。他主持南屏社，寄诗太仓请和，世贞诗一：“一时江左擅风骚，遂使湖山应接劳。花坞乱扶卿月上，筚门孤掩客星高。纵呼陶令愁难入，不学苏生醉始逃。若问弇园佳胜事，翛然坐对一方袍。”诗二又有“老去风流付尔曹”之句[32]，言下之意，已将七子文学事业托付道昆等人。
第三，诗歌理论。采“性灵”一词论文学在隆万之际算不上新鲜事，但世贞晚年有意称道文学“性灵”及陈献章、王守仁诗文，值得剖析。先看对理学家陈献章诗文的认识。《书陈白沙集后》：“陈公甫先生诗不入法，文不入体，又皆不入题，而其妙处有超乎法与体与题之外者。予少年学为古文辞，殊不能相契。晚节始自会心，偶然读之，或倦而跃然以醒，不饮而陶然以甘，不自知其所以然也。”[33]世贞视“超乎法与体与题之外者”为诗文“妙道”，自惜少年学为古文辞，未早悟此理。再看对王守仁诗文的态度。他早年批评唐顺之师事王学是“中年忽自窜入恶道”，晚年重新认识王学，深自有省。《书王文成公集后一》：“余十四岁从大人所得《王文成公集》，读之而昼夜不释卷，至忘寝食，其爱之出于三苏之上。稍长读秦以下古文辞，遂于王氏无所入，不复顾其书，而王氏实不可废。盖当王氏之为诗，少年时亦求所谓工者，而为才所使，不能深造而衷于法；晚节尽举而归之道，而尚为少年意所累，不能浑融而出于自然。”[34]这里对比了自己前后看待阳明诗文的态度：早年爱不释卷，中年不复顾视，晚年以为“实不可废”。衔接这一过程的一是他青年时期致力修古文辞，二是晚年转而学道。世贞肯定“归之道”之诗，提出“浑融而出于自然”。论诗如此，倘若李攀龙还在人世，恐怕要惊呼世贞已入七子“异端”了。
清代诗论家论王世贞晚年变化，往往轻视他尊重艺术个性、富有思辨智慧的“性灵”文学理论[35]。世贞采“性灵”论诗文，前已征引两则文字，再摘引之，如：“至所结撰，必匠心缔而发性灵”[36]，“发乎兴，止乎事，触境而生，意尽而止，毋凿空，毋角险，以求胜人，而刿损吾性灵”[37]。对此，当前学界有一种看法：“他的这些思想只是前期思想的延伸，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38]笔者认为，这些文字固与其前期思想相联结，但由学道逃禅所致的文学思想变化，并非前期思想所能涵括[39]。世贞所说的“性灵”超越了以“情”论诗的范围，具体指向“体道”，这正是他学道悟禅、重读陈献章和王阳明的结果。总之，世贞晚年诗歌探索，徘徊在尚情与崇道、师古与师心、法度与自然之间。
第四，诗歌创作。《续稿》存诗二十八卷，主要为万历初的作品，学道逃禅为重要内容，诗风冲淡平易，只要稍与《四部稿》对读即可清晰感受到此。《续稿》和《四部稿》之诗各有千秋，后者拟古乐府才情胜过前者，前者绝句艺术超出后者。
《四部稿》卷四至卷七收拟古乐府四百零三首，动辄数章，宛转清丽，如卷七《琅琊王歌》其二：“女儿年十三，手种银杏树。银杏已结子，问母还女处。”同卷《黄淡思歌》其二：“与郎指刀头，明镜中天流。一夕深一夕，明镜化为钩。”清秀婉转，李攀龙自叹弗如，《沧溟集》有云：“元美乐府，以汉人语掇时事，如旧有之，殊见国风，非攀龙所及也。”
《续稿》仅卷二存有拟古乐府五十九首，不主清真宛丽之调，如《襄阳踏铜蹄》其三：“宜城七十里，朱楼与云齐。无地着酒馆，眼饱肚中饥。”《莫愁乐》其一：“家家迎莫愁，人人说莫愁。莫愁歌一字，恰恰印心头。”前一首谈论人生哲理，而后一首较佳，大抵贵在顿悟自然。二诗在《续稿》乐府诗中属可称道的篇章，相比《四部稿》，趣味变化悬殊。对此，世贞有说，如《读书后》卷四《书李西涯古乐府后》：“吾向者妄谓乐府发自性情，规沿风雅，大篇贵朴，天然浑成，小语虽巧，勿离本色。以故于李宾之拟古乐府，病其太涉论议，过尔抑剪，以为十不得一。自今观之，亦何可少夫！其奇旨创造，名语叠出，纵不可被之管弦，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若使字字求谐于《房中》《铙吹》之调，取其声语断烂者而模仿之，以为乐府在是，毋亦西子之颦、邯郸之步而已。”
《续稿》近体律绝透发性灵、逸趣，如卷五《由西山别磴至乾坤一草亭，西北望城楼，西南望武安王庙》：“箫鼓发丛祠，野火起枯柏”，“兴尽欲下来，曲水弄馀晖。”馀韵萦绕，一洗浮华高格，有清逸之美。再如卷二十《半峰亭》：“不爱天上游，不爱人间往，爱此半峰间，卧看云来去。”清脱萧逸。因此，《诗薮》论其绝句“本青莲、右丞、少伯而多自出结构，奇逸潇洒，种种绝尘”。
3. 兼容并包的文学批评态度
王世贞早年负才“偃蹇”，多不能容纳文学异见，晚年宏阔襟度，兼容并包的文学批评意味着他逐渐走出保守的文学意识，而晚明诗歌冲破模古的封闭状态，与这位诗坛巨擘的晚年变化有很大关系。
例一：陈继儒叹服世贞暮年的坦荡，在《重阳缥缈楼》中以生动的文笔记述道：“往乙酉（万历十三年）闰九月，招余饮弇园缥缈楼。酒间，坐客有以东坡推先生者。先生曰：‘吾尝叙《东坡外纪》，谓公之文虽不能为我式，而时为我用。’意尝不肯下之。余时微醉矣，笑曰：‘先生有不及东坡一事。’先生曰：‘何事？’余曰：‘东坡生平不喜作墓志铭，而先生所撰志不下四五百篇，较似输老苏一着。’先生大笑。……忆此时光景，颇觉清狂，如此前辈，了不可得。”[40]
例二：世贞的坦荡亦使汤显祖为之震动。世贞敬重显祖才华、人品，思慕结交，显祖傲睨世贞，屠隆写了一封千馀字的长信，劝他不妨与世贞“两贤共栖”，遭到拒绝。显祖标涂过的王、李文字一度流传，但世贞未予苛责。显祖后来在给世贞之子士骐的信中谈起此事，流露悔意，《答王澹生》：“弟少年无识，尝与友人论文，以为汉、宋文章，各极其趣者，非可易而学也。学宋文不成，不失类鹜，学汉文不成，不止不成虎也。因于敝乡帅膳部郎舍论李献吉，于历城赵仪郎舍论李于鳞，于金坛邓孺孝馆中论元美，各标其文赋中用事出处，及增减汉史、唐诗字面处，见此道神情声色，已尽于昔人，今人更无可雄，妙者称能而已。然此其大致，未能深论文心之一二。而已有传于司寇公之座者，公微笑曰：‘随之，汤生标涂吾文，他日有涂汤生文者。’弟闻之，怃然曰：‘王公达人，吾愧之矣。’”[41]
例三：世贞晚年服膺归有光之事为明代文坛掌故。《列朝诗集小传》载曰：“熙甫一老举子，独抱遗经于荒江之间，树牙颊，相搘柱不少下。尝为人文序，诋排俗学，以为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弇州闻之曰：‘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熙甫曰：‘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弇州晚岁赞熙甫画像曰：‘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世贞原文作“始伤”）。’识者谓先生之文至是始论定，而弇州之迟暮自悔为不可及也。”归有光声名早著于公车间，世贞业有所耳闻，曾读过归文二十馀章，归氏故世，复虚心静气读其文集，愧疚错过结识的机会，《书归熙甫文集后》说：“熙甫集中有一篇盛推宋人，而目我辈为蜉蝣之撼不容口，当是于陆生（浚明）所见报书，故无言不酬，吾又何憾哉！吾又何憾哉！”[42]
以上三事足以定论世贞晚年文学批评态度。在他洋洋大观的诗序中有一篇《宋诗选序》，也值得引述。后七子派初期不读宋、元诗，李先芳编选宋诗，寄示李攀龙，攀龙不悦。《明诗纪事》载：“于鳞谓‘伯承贻我新刻，并多出入，畔我族类’。当为此而发。”二李交情不错，“畔我族类”语见《沧溟集》卷三十《与徐子与》，虽是一句风趣话，先芳的作法确令攀龙有过一番尴尬。吴兴慎蒙选宋诗，向世贞请序。世贞在《宋诗选序》中说：“余故尝从二三君子后抑宋者也，子正（慎蒙）何以梓之，余何以从子正之请而序之？余所以抑宋者，为惜格也。然而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盖不止前数公（欧阳修、梅尧臣、黄庭坚、苏轼、陆游、杨万里）而已。……医师不以参苓而捐溲勃……为能善用之也。虽然，以彼为我则可，以我为彼则不可。子正非求为伸宋者也，将善用宋者也。然则何以不梓元，子正将有待耶？抑以其轻俊，饶声泽，不能当宋实故耶？乃信阳之评的然矣！曰：‘宋人似苍老而实疏鹵，元人似秀峻而实浅俗。’之二语也，其二季之定裁乎？”[43]世贞不掩饰排斥宋诗的观点，称“抑宋”盖为“惜格”，而宋诗实不可废言，要善用之，“以彼为我”，不可“以我为彼”。于宋人中，世贞尤其服重苏轼，晚年案头置苏轼集一部，读之欣然而甘，《续稿》还存有和韵苏轼之诗数题。清人姚莹《论诗绝句》有云：“四部雄奇出凤洲，沧溟身后若为俦。分明却有眉山意，莫尽同声白雪楼。”[44]尽管世贞一贯反对人们夸大他与李攀龙的分歧，但姚莹所说也是事实。
王世贞感受到了三教合一和王学思想的脉动，但选择了逃禅的人生方式，未如李贽、袁宏道那样推毂这一社会思潮，在文学领域另辟境界。相异的人生和文学旨归造成其间隔阂很深，公安派批判王世贞，即集矢于复古理论、与王学思潮的隔膜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