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与不凡:浙江防疫抗疫一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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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夕是何夕

□吴朝香 杨子宸 王蕊

2020年2月5日,正月十二,星期三。

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浙大一院首批7位新冠肺炎患者出院了。

但盛吉芳不知道这天是星期几。

时间的标记,对她而言,似乎已经模糊。这些天,她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怎样让患者康复。

不过,这是近20天来,盛吉芳第一次感觉放松的一天。她和一众同事站在浙大一院门诊大楼前,眉心舒展。

这天的阳光也很合拍,碎金子般洒落在这座城市的楼宇之间。

浙大一院是浙江省最早的一家新冠肺炎诊治定点医院,承担着全省危重型患者的诊治和会诊工作。

盛吉芳是浙大一院感染病科主任,所有的危重型患者都要经她之手,她和团队守的是“要塞”之地。

1月19日,浙大一院收治了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这名患者曾去湖北出差了3天,中间没有外出,只是在宾馆里调试电梯。

当时,盛吉芳就预感到,这不是一般的传染病,必须积极做好应对。

1月24日,盛吉芳通过媒体建议从武汉回来的人自行隔离14天。

盛吉芳

也就是从那时起,在任何场合,她都再三强调:一定要隔离,严密地隔离,把有感染风险的人甄别出来。

同时,她也开启了特殊时期普通而惊险的每一天。

盛吉芳今年60岁,她通常会将花白的头发绾起来,干净利落。

同样干净利落的,还有她极快的语速。她像是在和时间赛跑,谈起病情和治疗直奔主题,没有一句废话。

疫情开始后的一个星期,是盛吉芳压力最大的时候。面对未知的疾病,盛吉芳担心的事情太多。

感染病科的20多位医护人员都在武汉一线,也就是那个时候,传出武汉有医护人员感染的消息。武汉的死亡病例,最开始说都是老人,后来发现年轻人也会被病毒击倒。

她更担心的是危重型患者。

有一次,一位外地的危重型患者要转运到浙大一院,刚上救护车,人就快不行了,然后又被搬回ICU。等患者情况趋于稳定,又继续转运,在去浙大一院的路上,当地医院一直和盛吉芳保持着联系。

盛吉芳用“惊险”来形容这个过程,她很紧张,希望患者一定要坚持住。幸运的是,患者最终被安全转运到浙大一院,并得到及时救治。

类似的惊险几乎每天都有。

新冠肺炎没有特效药,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至关重要。

盛吉芳和团队每天都在摸索最佳的方案:怎么提供氧气?激素用多久?用多少?……每位患者都有差异。

这些步骤不能拖延,拖延一两个小时,对患者来说,就意味着危险,他们可能会出现多脏器官衰竭、休克,甚至死亡。

正是因为如此,盛吉芳每次远程会诊时,都反复对地方医院说,不要等到太危险了再转。她经手的几位患者是在当地插了管以后才转过来,每次她都因为他们手心攥着一把汗。

盛吉芳排得满满的日程,恰恰是在为患者的生命护航。

疫情开始后,她的一天是这样的:

早上5点多起床,晚上8点多下班,除了管理好浙大一院之江院区的所有确诊患者,还要远程会诊全省各地一二十位患者,帮患者所在的医院捋一遍治疗方案。原因很简单,她要把浙大一院的治疗方案推广到各地医院。

2月9日这天,盛吉芳难得腾出一点时间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半小时的访谈,是在她上午开远程会诊会议的间隙分3次完成的,每次聊不到10分钟她就要匆忙返回会议室,因为“重症患者要会诊了”。

浙大一院首批患者出院后,第二批、第三批患者也陆续出院,治愈的患者越来越多。

盛吉芳并没有觉得轻松很多,在她看来,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

“危重型患者的情况很复杂。我还是呼吁早诊断早治疗,把早期的患者都诊断出来,别等他变成危重型,耗费精力和医疗资源不说,还不一定能救治过来。”说完这句话,她又一次起身,准备去参加接下来的会诊,温州一家医院的几位重症患者,等着她进行远程会诊。

此时,已经是中午,盒饭被送到会议室,他们要边吃边谈。

(图片由杨子宸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