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思想发展研究及现实意义
摘 要：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不是一个单纯偶然的历史事件，是日本侵华思想形成、发展、成熟并付诸行动的标志。日本战败投降后，侵华思想却未因此而消失，它仍旧潜藏在日本社会国民思想之中，影响着中日两国的关系。因此，对日本侵华思想的研究对于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侵华思想；中日关系；现实意义
一、日本侵华思想概述
日本侵华思想是指近代日本为使其对华侵略和扩张的行为合法化而制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理念、观点和学说[1]。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一种渐进的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丰臣秀吉的征明战争。经过明治维新，这种理论日渐成熟壮大，并逐渐付诸实践。日本战败投降后，在日本社会中依然遗留有很强的侵华思维。日本侵华思想的存在形态复杂，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它们中的一部分转变为具体的侵略政策，有些则包含在本国政治家、理论家、文学家的一些言论评价、道德准则和文学作品之中，更以不自觉的方式渗透到日本民众的价值判断和风俗习惯之中，以潜意识的方式存在于日本社会民众的生活之中，影响着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标志着日本侵华思想已日趋成熟、完善，这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开始了长达14年漫长的抗日战争。在14年的抗战中，中华民族取得了重大胜利，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今天，我们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的同时，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思想渊源，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二、日本侵华思想的形成、发展、完善
（一）幕府末期对外扩张思想初步形成
日本的侵华思想形成最早可以追溯至16世纪末期丰臣秀吉的征明战争[2]。19世纪60年代，通过倒幕运动推翻了在日本统治长达264年的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确立了近代天皇制的政体，又通过“明治维新”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革。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摆脱了被殖民统治的危机，踏上资本主义道路，一跃成为亚洲强国。但在改革中依然保留着大量的封建残余，日本的资本主义带有强烈的封建军事性质，形成工人大陆政策为主体的系列侵华思想，使日本社会走上对外侵略的扩张之路。
日本的侵华思想在这段时间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幕府末期，丰臣秀吉更是将这种日本封建时期的扩张意识发展到了巅峰。早在1593年，他就明确地表达了这种野心：“……鲧之三韩，琉球，远邦异域，款塞来享。今也欲大明（指中国），盖非吾所欲，开所授也。”[3]1587年，在征计九州军中，他还念念不忘“在我有生之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1591年，他曾致信印度总督，竟口出狂言道：“一有欲治大明国之志，不日泛楼船到中国者，如指掌矣！”[4]言词之骄狂，不言而喻。丰臣秀吉是统一日本的战国三英杰之一，在日本拥有众多的拥趸和信徒，他的这种侵略和征服中国的思想，不仅在当时的日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后世日本民众的思想都影响甚远。到了德川家康时代，丰臣秀吉对外扩张思想又进一步发展，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并且想在世界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并涌现了诸如并河天民、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野心勃勃的侵华理论家。德川家康的政治顾问在致中国皇帝的信中说：“日本德化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等蛮夷之君主酋长，莫不上表输贡。”德川幕府中期的并河天民则野心勃勃，躁狂不安，他在《开疆录》中称：“大日本国之威光，应及于唐土、朝鲜、琉球……大日本国更增加扩大，则可变成了大大日本国也。”[5]这样，以并河天民为代表的日本侵华理论家，酝酿着侵华的理论，描绘着“大日本帝国”的蓝图，提出了中国为日本的敌国的理论。
（二）明治时期军国主义思想的形成
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并且通过改革，完成了现代化。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使它保留着大量封建残余。此外，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加上资本主义的掠夺性，使得日本企图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来完成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经过明治维新的奋斗，日本完成现代化，随之开始准备向亚洲扩张了，在当时，远东正是国际竞争中所争夺的地盘。因此，讲究实际的日本领导人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每一个民族必须为自己去掠夺，软弱和胆小者将一无所获[6]。明治时代，日本逐渐形成了以民族优越论为实质、以“大陆政策”为主线的大日本主义思想观念。1868年，明治天皇继位时发布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御笔信》，开始侵略朝鲜。明治时代能反映日本侵华思想的有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主张日本应该“与朝鲜合邦，与中国合纵，以日本为盟主，实现三国的一体化，做到振兴东亚”。紧接着，1878年开始宣扬军国主义的思想，逐渐将侵华从思想转为现实的国策，并且设立了意在侵华的政策最高军令机关“参谋本部”。陆军卿山县有朋颁发《军人训诫》，强调军人必须效忠天皇、勇敢作战，无条件地服从上级，一心一意地效忠天皇，强调国民要做“忠良臣民”。在学校学生中，强行灌输日本军国主义的“皇国史观”。军国主义思想麻痹和桎梏着日本军人、年轻国民的思想，从而为统治者对外侵略扩张培养出更多的军国主义奴隶，使他们为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卖命。
以福泽谕吉为首的一批学者，常因为日本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而深感焦虑，遂为日本筹划了一条崭新的救国之路——“同西洋人对待中国朝鲜之方法处分中国”[7]，就是如法炮制西方的方法来欺侮中国、朝鲜，被西方列强抢走的东西，再从别人那抢回来的强盗逻辑。福泽谕吉在他的文章中多次鼓吹侵华，公然把日本的文明现代化与侵略中国联系起来，公开标榜侵略的合法性，他提出了侵占朝鲜、台湾，占领中国东三省，并最终占领中国北京的一系列的侵略构想，这些构想对日本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全部被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付诸实施。福泽谕吉把中国比喻成一个顽固、落后的国度，声称保护亚洲是日本之责任，在情况紧急之时，可以毫不客气地将其占领，并以日本之手重建。他公然宣扬“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观点，这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及对中国的侵略提供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支持。
（三）军国主义侵华思想的初步发展
在一批学者对军国主义的鼓吹下，明治政府确定了一条对外侵略扩张的路线，首先侵略的便是琉球和台湾。1871年，琉球渔船海上遇风，漂至台湾南部，一部分渔民遭到当地土著居民杀害，余者请清政府送回琉球。后日本得知此事，借机生事，并大肆鼓吹“征台”。1872年10月，明治政府单方面宣布琉球为藩，任命国王为琉球藩王，将琉球与外国外交事务移交至日本外务省管辖。1872年5月，明治政府率领3000名日兵侵台。日本登陆台湾后烧杀抢掠，还设立了“都督府”。1879年4月，日本宣布废琉球藩，设冲绳县，日本正式吞并了琉球国。
对台湾的侵略是明治维新后日本首次对外用兵，这次侵略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付诸实践的第一步，是对日本“大陆政策”的践行。这次侵略是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的开端，也成就了近代日本对华关系的主题。福泽谕吉在结论中说，战争关乎一国之荣辱，权力关系国力的盛衰，并且展示了日本未来的发展愿景。他说，这次胜利使得日本的国力得到加强，国权得以扩张，这样便可以和洋人各国来平等打交道了，未来日本也会列于西洋诸国之中[8]。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学者丝毫没有觉得侵略有什么不对，相反，他们认为这是正当、合理的，是强国的表现。
在这以后，日本的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福泽谕吉又提出了“脱亚入欧论”。他认为中国和朝鲜如果不完成西化，则必然走向灭亡。而日本作为西方列强一员，也积极地参与了对中国和朝鲜的瓜分。他在1882年11月《兵论》中所言：“如果支那最终不能独立而落于外国人手里，我们日本人不可袖手旁观，也应该奋起共同逐鹿中原。”[9]可以看出，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是在鼓励日本追逐西方文明，并加入列强之列，并以西方文明来贬低中华文明。在观察到西方列强的武力优势之时，日本认为应该放弃原有对中华文明的学习，转而向西方文明靠拢。甚至不惜脱离与亚洲的联系，把自己与西方的价值观高度靠拢，在对中国的态度上以“大日本帝国”的优越感自居。
（四）日本侵华思想的发展成熟和“大陆政策”的顺利实施
日本“大陆政策”的实施及对中国的觊觎，导致日本必然会发动侵华战争。自古以来，日本由于土地狭窄、物资贫乏，必然需要与亚洲大陆保持紧密的联系，谋求自我生存[10]。因此从客观上来讲，日本十分渴望向亚洲大陆发展，来寻求出路。从思想的动态、发展来讲，日本的各种侵华理论如“东洋攻略论”“脱亚入欧论”“补偿论”等都是这种渴望立足日本民族立场，针对中国的对外侵略、扩张理论。在近代，由于中国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及国家的积贫积弱，而日本本土通过明治维新国力日趋强盛，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很顺利地得以实施。
1880年，明治时期的一位重臣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呈献自己的著作《邻邦兵备略》，对中国做了详细的阐述，并对日本的侵华行动提出理论依据。1882年，日本开始加紧扩军备战。陆军至19世纪90年代初拥有7个师、14个步兵旅团、7个炮兵联队，现役总兵力达12.3万人，加上10万多名后备兵员，战时可调动23万人。至甲午战争前，海军拥有31艘军舰，24艘鱼雷艇，总排水量达61373吨。军费开支不断攀升，军费预算在国家岁出中占首位。此外，还聘请了德国教官，进行军制改革，将军队编制由守备性的镇台制改成了野战性的师团制，研制新式兵器，配备先进武器装备。并且向华多渠道派出了奸细，进行情报侦察工作。在不断的扩充军备中，日本军事实力得到了迅猛提高。
1878年，日本计划向中国开战，设立了直属天皇的最高军令机关“参谋本部”，扩充军备，着力推动打败清政府。1887年，日本参谋部拟定《征讨清国策》，计划吞并辽东半岛及台湾地区，攻占北京，及长江中下游的战略要地，肢解中国其余国土，使之成为日本的属国[11]。1894年，通过前期大规模准备工作，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这是日本的“大陆政策”及军国主义思想付诸实践的结果。1905年，日本通过“日俄战争”侵占了中国东北的领土，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获得中国东北地区南部之特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们忙于厮杀，无暇顾及中国的利益，日本看准时机对德宣战，并迅速采取军事行动，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原德国在中国殖民地的所有特权。1915年，日本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此时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侵略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
（五）日本侵华思想日益成熟完善
日本侵华行动的顺利进行及日本在华势力范围的扩大，使得侵略中国的思想不断地发展壮大，日益地完善。1927年，田中义一担任日本新一任首相。田中义一是一个狂热的大陆扩张主义者，他上台导致了日本侵华思想理论及行动都走向新的高度，他积极主张利用中国的资源是日本走向富强的唯一之路。田中内阁上台后曾召开了一个东方会议，其中重要的构想就是把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同时还制定了侵略中国的总方针。之后，又公布了《对华政策纲要》，决定阻止中国统一，维持中国分裂的现状。如果国民党继续北进，危及日本在华权益和日侨生命财产时，日本要采取自取措施；东北地区对日本国防和国民生存有着重大关系，因此要坚决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分离出去[12]。会后，田中将会议的内容拟成《帝国对满蒙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即《田中奏折》），并秘奏天皇，详细阐述了侵略中国的方法和步骤。勾画了日本帝国主义“大陆政策”的根本战略和基本国策，当中明确了日本帝国主义争霸世界、对外扩张的总目标。《田中奏折》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大陆政策的全面发展，标志着大陆政策的定型与完成。
随后，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用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和蒙古的行动。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大肆宣布言论，说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都有被外国人杀害的危险。1928年6月，日本人在沈阳皇姑屯炸死军阀张作霖，阴谋夺取东北，张学良迅速返回沈阳，控制了局势，但皇姑屯事件却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前奏曲。8月，外务次官又在旅顺召开有驻华公使、关东厅长官、关东军司令官和“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等参加的会议，决定扩大“满铁”权限，强化日本在东北的利益。由此可见，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只是时间上的问题。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占领了东北三省，建立了伪满洲国。九一八事变不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开端，更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盛行发展及“大陆政策”得以贯彻的必然结果。
三、研究日本侵华思想的现实意义
九一八事变距今已有86年的历史，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也将近72周年，历史离我们远去，在告慰抗日英灵，铭记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之时，我们更应该去探索日本侵华行为的思想和理论渊源，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所有的行为都是以思想和理论作为先行的。历史的规律告诉我们，一个统治者要统治一个国家，首先要先统治国民的思想，这是统治阶级为控制民众思想所采取的措施，如秦始皇时期就有“焚书坑儒”。日本侵华历史虽然已经远去，但在意识形态里这种侵华思想的影响力并未消退，不但在当今日本社会进一步影响中日关系，也使得日本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深陷这种民族优越感扩张的深渊。因此，整理研究这些日本侵华思想对于当代社会如何处理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更长远的时间跨度来看，中日两国一直是近邻，交往绵延2000多年，虽有复杂的历史恩怨，但中华的古代文明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近代中国也从日本学习到许多重要的西方先进文明成果。从甲午战争到二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肆虐的半个世纪里，中国人民蒙受沉重的灾难。在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30多年时间里，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不仅为两国带来了利益，也为世界和平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近年来，日本大国意识膨胀，政治右倾，对华政策消极面凸现。日美两国公然把台湾问题列为日美共同战略目标之一，在东海油汽田开采、专属经济区划分和钓鱼岛屿主权问题归属上态度强硬，企图逼我们让步。日本当前的所作所为正是军国主义思想复苏的表现。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力日益强盛，这使明治维新以来，首次面对强大中国的日本很不适应，并心存疑虑，试图千方百计地加以牵制和防范。
我们研究日本的侵华思想理论，就是为了知己知彼，了解日本侵华行为的渊源，从而对局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处理。在研究日本侵华理论的同时，能不断地审视自己的不足，提升自己国力和国民素质，不断强大自己，提高民族凝聚力，绝对不让这样的历史重演。
（作者单位：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
[1] 渠长根：《关于日本侵华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常熟高专学报》2002年第5期，第39页。
[2] 渠长根：《清理日本侵华思想》，《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第34页。
[3] 戚其章、王如绘：《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4] 戚其章、王如绘：《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5] 〔日〕本庄荣治郞：《日本经济思想史研究》，日本有斐阁1960年版，第34页。
[6]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历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88页。
[7] 〔日〕依田喜家：《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1868—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5页。
[8] 〔日〕安川寿之辅：《福泽谕吉的灭族观——重新认识日本近代史》，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9] 〔日〕安川寿之辅：《福泽谕吉的灭族观——重新认识日本近代史》，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10]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4页。
[11] 天津编译中心：《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人物》，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8页。
[12] 〔日〕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