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角探究与关注案例剖析
——西方民族政治研究述评[1]
范立强 青觉[2]
【摘要】相较于国内，西方学术界对于民族政治问题进行研究的历史更久远，论述的议题更广泛，考察的角度更多元，取得的成就也更大。因此，对西方民族政治研究发展的历史脉络及其理论范式进行系统整理与分析是很有必要和价值的。
【关键词】民族政治 发展脉络 理论范式
自人类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形成民族这样的聚落群体起，民族就成为当代人类社会中一种最稳定的共同体形态，并在此共同体基础上，组成了形式各异的民族社会和多民族社会。在这种共同体的产生历程中，不同的地域、习俗，相异的语言、传统等造就了彼此相同的文化认同，虽然在各自生存、发展、归属、自治、自决等问题上的诉求有不同程度的动态展示，但其对自身权利的追求则是一贯的。伴随着民族共同体产生的过程，民族问题如影随形。民族问题在人类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被实践所印证。在中国目前的学术语境中，民族问题的指涉相当广泛，既包括民族内部关系、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涵盖民族与国家以及其他群体、组织之间的关系，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关系、问题纷繁庞杂、彼此牵涉，颇具“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而如何科学地认识这些民族问题，准确地将其定位、定性，掌握其中发展的规律与脉络，最终有效解决它，这始终是中外学界矢志不渝的努力目标。
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类社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变革，对世界的走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自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引发所谓的“族性复兴”（ethnic revival）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后，新旧民族冲突、种族矛盾、宗教纷争相互交织，彼此触发，以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原住民运动、少数人权利问题以及移民问题等不同的方式展示在世人面前，这些热点问题也成为西方学界研究的重要对象，针对这些问题，各个学科，无论是民族学、社会学还是政治学，都发挥各自的优势，借助不同的视角展开深入的探讨，有些已经深深地探入与我们最为切近的经验范围之中。正如王希恩所言，西方民族理论也由此再度走向繁荣，有关民族主义和族性问题的书刊、演讲和课程充斥于各种媒体和讲坛。尽管这里的问题在前人那里大多可以找到类似的解说，但现在的讨论无论在广泛性、深入性和专门性方面都远远超过以往。毕竟，现在的民族问题所产生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由民族主义所确立的政治模式不但早已存在，而且似乎正面临“终结”而令政治家不断烦恼的时代。在这方面，当代西方民族理论家的研究无疑已超越前人。[3]本文试图在发展脉络和理论范式两个部分对国际民族政治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
一 西方民族政治研究的发展脉络
作为一门学问，其存在的价值源于问题意识。民族政治研究也是如此，而民族政治问题就是该研究的对象和主题。在国内，“民族政治学”作为民族政治研究领域的学科化、专业化成果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目前，正朝着完善的方向发展，我们倾向于将民族政治学看作一门从政治学角度去认识、研究与民族政治生活和民族政治问题等相关议题的学科。与中国的研究相较，国外该领域的学术界鲜见明确的民族政治学这样学科化的表达，它们习惯使用族群政治（Ethnopolitics或Ethnic Politics）一词，其研究的视阈更宽阔，角度更独特，内容更丰富，语言更犀利，有着可资学习、参考和评论的资源和成果。这也是我们对国外民族政治研究进行综述的重要原因。根据国外民族政治研究的发展脉络，大致可分为初期研究阶段、规范化研究阶段和专业化研究阶段。
（一）初期研究阶段
随着新问题的出现，新的学问和学科也随之而生。自18世纪60年代的西方工业革命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全球性的交通网络和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不仅西方各国间，特别是民族国家间，彼此经贸往来更加频繁。但由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最终导致民族国家间的战争不断，更重要的是随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广大亚非拉地区进行殖民掠夺，人类历史进入了殖民主义时代。由于交通技术的空前发展，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空前密切，结果是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不断压迫，从而也造就了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19世纪中叶，系统的种族主义思想理论逐步形成，1853年，法国贵族戈宾诺（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出版了种族主义理论奠基性著作《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在书中，戈宾诺提出雅利安人，即由希腊人、罗马人、古代波斯人和北欧、西欧大多数民族组成的一个人种，是人类最优秀的种族。此后经过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等人的描绘，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对高贵民族的赞美和对“劣等民族”的指责。在这一时期，种族优劣论的思想线索几乎贯穿于西方的殖民活动当中，西方殖民者从欧洲中心主义立场出发，不断挑拨殖民地内部不同的种族、民族和宗教群体间的关系，制造矛盾与隔阂，任意分割占领的殖民地领土版图。这些做法为在之后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建立的许多独立国家种下了祸根。
从19世纪中叶往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经典社会学家如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涂尔干、韦伯等，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对民族问题都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多角度的论述。“一战”后国际社会开始关注民族问题：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列宁先后提出了“民族自决”概念和理论。“民族自决”迅速成为民族主义的核心理念，尽管对它的定义存在诸多争议，但这已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它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旗号，在它的指引下，目标直指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无论是在反抗奥匈等帝国的封建统治还是在之后的反抗殖民压迫运动中，这一理论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规范化研究阶段
“二战”以后，美苏两大政治军事阵营形成对峙，民族问题成为世界政治单位进行重构的重要动力，这是因为：首先，欧美海外殖民地利用两大阵营对峙的时机，以“民族独立”、“民族自决”为口号进行民族主义动员，导致世界政治版图上不断增加新的国家和民族名称；其次，即使在西方，传统统治模式也遇到了挑战，经济发展差距巨大，刺激了规模庞大的跨国人口迁移，造成西方国家在文化上、宗教上、族群上人口构成的空前差异性，使得移民问题、种族问题、族群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西方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对待少数群体的态度并不断作出调整，种族排斥失去了道义基础。1964年，美国通过《公民权利法》，使得包括黑人和少数族裔在内的群体的合法公民权利得到相应保护。
在这样的历史社会背景之下，西方学术界对民族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论述，提出了许多影响至今的理论。第一，对民族主义理论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安东尼·史密斯将其归纳为：现代主义、族群—象征主义、永存主义和原生主义。第二，民族关系理论的历史嬗变，随着新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西方国家不断调整着自己的民族关系理论，包括民族认同、族群关系等，其认识不断深入、演变。在这方面美国是个典型例子，美国经历了从“盎格鲁—撒克逊”同化理论，即主张用主体民族同化其他的包括外来的族群；到“熔炉”整合理论，主张通过各族群之间的融合形成新的美利坚民族；最后到文化多元理论，强调各民族文化的价值，主张多元共存。第三，族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兴起，例如反应性族群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社会分工对劳动力群体作出了社会分层，当个体的社会经济处境和前景可能由其族群归属来决定的时候，族群身份就具有了政治含义，相似境遇会刺激族群团结行为的出现；族群竞争理论认为：追逐个体或小集团利益的族群精英们为争夺资源所进行的努力是族群冲突的内在驱动力，该理论继承了精英主义的理论传统，认为社会大众是被极少数精英控制和支配的。其他理论研究还包括：族群冲突理论、族际接触理论等等。
（三）专业化研究阶段
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冷战结束，美苏两极霸权结构瓦解，“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全球，许多“新”的独立的民族国家出现在世界政治地图上：苏联分裂成15个独立国家，南斯拉夫一分为七，两德统一，版图的变更连东南亚和非洲地区也受到波及。一时间，巴尔干地区、索马里、阿富汗、中东地区、车臣等地所发生的民族、族群流血冲突轮番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如何协调族际关系、消弭冲突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议题。进入21世纪后，以“9·11”事件为代表的国际恐怖行动在全世界开始蔓延，究其原因，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幽灵如影随形。
这一时期西方学术界对急剧的形势变化、民族问题的凸显、族际冲突的加剧都进行了长期的细致的追踪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经验积累，民族政治研究进入了专业化的阶段。
首先，欧美一些大学或学院包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相继开设了“民族政治学”的课程，以麻省理工学院开设的“民族政治学（一）”（Ethnic Politics I）和“民族政治学（二）”（Ethnic Politics II）课程为例，其对该课程是这么介绍的：该课程（一）是为给学生提供有关族群性和政治之间关系主要理论而设计的。该课程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涉及族群性的社会构建和构建界限的一般性理论和讨论。第二部分讨论作为因变量的族群性。这部分研究形塑族群认同产生、发展及其触发原因的各种力量。第三部分研究作为因变量的族群性。换句话说，它聚焦于族群性如何影响重要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结果。[4]该课程（二）主要针对的是从事或考虑从事有关身份政治研究的政治学专业的研究生。这门课程主要是作为理论课程设计的，“民族政治学（二）”将研究的重点转向方法论。它的目标是使学生熟悉目前传统的研究方法以及面临的主要挑战。课程讨论定义概念和测量方法，同时简单介绍调查技巧和模型[5]。
其次，这一时期出现了以专业学术期刊、研究机构为平台，为研究该领域的专家学者、学生提供学术交流、成果发布、政策咨询的学术场域。《民族与种族研究》（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1978年创刊，种族、族性和民族主义是其关注的重点议题；《民族主义与族群政治》（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1995年创办，出版了各种案例研究、比较分析以及理论分析成果。它涉及处理多元主义、族裔民族主义、民族统一主义、分裂主义以及相关现象，检视了在政治发展和“国家建构”背景下的民族认同的形成、动员、冲突和和解的相关过程和理论；《族性》（Ethnicities）2001年创刊，具有极高的国际声誉，它聚焦于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为族性、民族主义以及相关议题，包括认同政治和少数人权利等的研究与探讨，提供了一个严谨的、多学科的对话空间；《族群政治》（Ethnopolitics）2001年开始出版，前身为《族群政治全球评论》（Global Review of Ethnopolitics），2005年后更名为Ethnopolitics：Formerly Global Review of Ethnopolitics。该杂志声称它是族群政治研究专家之聚落、族性研究之家园（Ethnopolitics is a journal of the Specialist Group on Ethnopolitics and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Nationalities）。该杂志努力在理论分析和个案研究方面保持某种均衡，内容涵盖世界各个地理区域。其主要关注点为：族群冲突（分析、管控、处置和预防），少数人权利问题，群体认同，认同群体的形成以及与政治的相互作用，民主转型背景下的少数与多数群体的民族主义，以及受以上问题困扰的国家与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问题等。特别关注的是族群政治日益增长的国际维度的重要性，包括外交和军事干预，以及全球化对族群认同和它们的政治表达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最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少数民族问题高级专员制度的建立。该制度确立于1992年，是针对国际性和区域性少数民族问题而设立的安全预警机制。从民族专员设立的目的和实际工作内容来看，其主要任务是及时发现有可能损害欧洲地区和平、稳定以及欧安组织成员国之间关系的民族冲突，并提出处理意见和解决办法。作为一种区域内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高级专员在欧安组织成员国中起着特殊而有效的作用[6]。
二 西方民族政治研究的理论范式
由于西方学术界对民族政治问题研究的时间早、领域广，因而研究成果也更为丰硕，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及流派，虽然同一范式或流派内的观点也不尽一致，但其基本理论诉求从根本上彼此认同。下文就西方学术界的相关重要研究范式及流派进行综述。
（一）民族主义理论
西方学术界对民族主义问题研究一直怀有持久而浓厚的兴趣，其原因也显而易见：民族主义从其诞生之日起便一直搅动着国际关系，塑造着人类历史，直至今日，其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民族主义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具有其他力量不可匹敌的作用；民族主义对广大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民族主义经常与旷日持久的民族冲突、族群冲突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紧密缠绕在一起。可以说“在塑造现代世界的面貌方面，没有哪一种政治学说比民族主义发挥出更为显著的作用[7]”。
安东尼·史密斯在其名著《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一书中，对民族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演变情况都进行了考察，并将民族主义的主要理论总结成四种范式：现代主义（modernism）、永存主义（perermialism）、原生主义（primordialism）和族群-象征主义（ethno-symbolism）。但由于永存主义和原生主义这两种理论的观点比较接近，西方学者大约把二者合在一起加以论述。以下就西方学术界在民族主义理论研究中影响力较大的“现代主义”、“族群-象征主义”、“原生主义”以及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流行的“后现代主义”四大民族理论流派进行简要的述评。
1.现代主义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在当今西方学术界依然占据着主导性地位。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埃里·凯杜里（Elie Kedourie）、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m）、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麦克尔·曼（Michael Mann）、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詹姆斯·梅耶尔（James Mayall）、约翰·布茹伊立（John Breuilly）等人，“现代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主张包括：第一，民族是以一定疆域为基础而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它与现代国家结合而构成民族—国家。这就如同吉登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民族所下的定义：“我将‘民族’归于在一个明确划定界限疆域内的服从于统一政体的集体，反过来它又同时既为国家的内部机制又为其他国家的机制所监控。”“‘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是息息相关的，若我们不将领土主权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将会变得毫无意义”[8]。第二，民族与民族主义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从历史演进的视角看，“民族”是自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以及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才形成的现代现象，并没有久远的历史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所看到的民族是，由民族符号、神话和适当裁减的历史构成的一系列‘被发明的传统’。”[9]“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10]第三，民族作为主要的政治行为主体（agency/actor），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在民族的名义之下，起源于欧洲的主权国家体系通过一波又一波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强大作用而成为全球性的国际政治体系。特别是当今全球化浪潮的席卷，打着维护民族利益的旗号，国家和国际事务不断地渗透到每一个公民的生活当中。第四，在民族共同体中，民族成为共同体成员间主要的政治联结，民族-国家成为全体成员的首要忠诚对象。“还有什么能够比对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忠诚还要强烈的感情呢？还有什么比民族感情更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填补人们的心灵呢？”[11]其他的社会联结包括家庭、宗教、阶级等都处于从属地位。
“现代主义”民族理论的时代特征非常明显。“二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旧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在亚洲和非洲，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民族—国家，这成为“现代主义”民族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现实依据。出于对后殖民时代的民族问题、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体系的研究兴趣，西方学术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反思性研究。“现代主义”民族理论重点强调民族的现代性、政治性、公民性，强调民族在现代民族国家及国际政治体系建构中的作用。因为“现代主义”民族理论主要从理性与经验的角度去考察、研究、分析、构建理论体系，使得该理论更贴近“现实”，更有真实感，所以自其产生起就迅速占据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主流地位，延续至今。但“现代主义”民族理论也有自身的破绽，由于其太强调民族的现代性和政治性，忽视了民族和民族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自然要遭到来自“族群—象征主义”学派的强烈批判。
2.“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
“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是基于对“现代主义”的批评而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的，成为当今西方学术界与“现代主义”相抗衡的重要流派，因此它的产生要稍晚于“现代主义”。该流派旗帜性的代表人物当属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此外，还有约翰·哈金森（John Hutchinson）、阿德里安·黑斯廷斯（Adrian Hastings）、约翰·阿姆斯特朗（John Armstrong）等人。安东尼·史密斯从1971年陆续出版了《民族主义理论》、《现代世界的族群复兴》（Ethnic Revival in the Modern World）、《民族的族群根源》（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全球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和《民族的神话和记忆》（Myths and Memories of the Nation）等有关民族主义，特别是“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的著作。
该流派的理论观点主要包括：第一，注重研究民族的族群基础，族群是民族得以形成的基础，族群塑造了一个国家民族的特征，“对族群-象征主义而言，民族在族群之外是无法孕育的，并且除非在以前的族群纽带基础上，某些特定的民族是不可能出现的。”[12]第二，强调对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研究必须通过长时段对社会和文化模式进行分析，而族群恰恰就根植于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因此，必须在族群的框架中分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兴起。第三，更加注重对族群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道德和情感方面的研究，因为民族的核心构成要素是有着悠久历史文化基础的族群，所以民族本身也历史悠久，不是现代的产物，民族和民族主义也因此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族群—象征主义”学派更注重研究民族的族群性、历史性及其文化传统，更看重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大历史影响力、号召力和持久性。通过对“现代主义”学派弱点的论述和批判，“族群—象征主义”学派声名鹊起，成为与“现代主义”学派分庭抗礼的重要力量，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当然，“族群—象征主义”的理论也不是无懈可击，它同样遭到了“现代主义”学派的批评：“族群—象征主义”将前现代时期的族群认同与现代民族间的关系拉得太近，忽视政治机构对于民族认同的影响和作用；同情“永存主义”观点，并且对其表现出了某种亲近关系等。
3.原生主义
原生主义是当代西方最早形成的民族主义研究流派，厄内斯特·盖尔纳在比较原生主义和现代主义时强调“原生主义者主张民族是一直存在着的（或者无论如何其中的一部分一直是存在着的），而且更看重过去的事情”。民族的原生性是指民族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人为建构的，而且民族具有历史久远性（antiquity），在现代社会之前就存在了。“原生主义”（primordialism）着重民族的自然形式，强调民族的文化、血缘、地域、语言等属性，当然也是文化民族主义理论的延续。[13]由于对民族原生性的认知各有侧重，“原生主义”民族理论还可以再分为两大支派：一派可以称作自然主义（naturalism），另一派则可以称为永存主义（perennialism）。[14]最早的“自然主义”者认为，民族是天然存在的，各个民族之间的界限是固定而明确的，其民族意识普遍存在于各个历史时期。该理论的弱点显而易见，它无法合理解释民族间融合等现象。其后还有“文化原生主义”理论，它强调的是个体成员对于民族和族群的与生俱来的信赖感与依恋感。
“永存主义”更加强调民族的历时持久性。艾德里安·黑斯廷斯（Adrian Hastings）等人认为，现代社会的民族只是古老民族的延续，而人们的民族认同则深深植根于民族成员的情感和文化之中。即使在前现代社会可能并没有产生民族主义理论，也不能否定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存在。“永存主义”理论主张同样饱受诟病，有人批评道，“永存主义”有意夸大了古代的共同体（community）与现代民族的相似性，因而对民族的持久性做了错误的理解。
4.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整个西方以反传统哲学为特征的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也是对现代文化哲学和精神价值取向进行批判和解构（deconstruct）的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和态度。这一反现代性思潮虽然孕育于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的母胎，但主要是后现代社会（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适应科学技术革命发展需要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后期，该思潮开始渗透到民族主义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由此而生。“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不断对主流的民族主义理论进行批判和解构，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例如，提出应关注边缘群体在民族主义建构中的作用；将研究由传统上侧重于宏观领域的分析转入微观领域；摆脱话语叙述的西方中心主义等。该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帕尔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麦克林托克（McClintock）、伊瓦-戴维斯（Nira Yuval-Davis）等人。
（二）经典社会理论
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被西方公认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早期流行的另一说法为韦伯、涂尔干和齐美尔）。在现代西方学术视野里，马克思被看成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的开创者，与涂尔干集大成的实证的社会理论传统、马克斯·韦伯开创的解释社会理论传统一起，并称为经典社会理论的三大传统。[15]马克思对民族政治研究的贡献及影响将在下文中谈及，涂尔干和韦伯在该领域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涂尔干和韦伯在20世纪初期发表的社会学著作中，不少内容论及民族、种族以及民族（种族）与国家的关系。《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无疑是涂尔干最重要、最深刻、最具有独创性的著作，也是他的灵感表达得最为清楚的一本书。[16]在这部著作中，涂尔干对澳洲某些部落里的氏族体系和图腾制度进行描述及详细分析，还谈到了一些美洲部落，用氏族和图腾这两个概念分析了图腾崇拜这一简单的宗教。氏族是一个并非由血亲关系组成的同种集团，它也许是最简单的人群组合，氏族把自己与某一种植物或某一种动物联系在一起表明其同一性。他对这些图腾信仰的起源的描述是：当土著人出于某些原因聚集在一起时，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使集体情感得以强化，这时他们就会感受有什么东西外在于个人却又制约每一个人，而这种制约感被表达成一种神圣力量。一旦他们形成一个氏族小群体时，这些力量就被赋予到一个更为具体的表达——图腾中去。[17]相对而言，涂尔干对基于民族国家性质的“爱国主义”的解说更有影响力。他讲道：“准确地说，爱国主义是把个人与某一国家联系起来，使其融为一体的思想和感情。”他认为在民族国家中，信仰和价值观在凝聚社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国家能够提出个人需要遵守的道德和纪律，强调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为公民提供保护和利益。
韦伯的思想更是博大精深，他所建构的体系庞大的解释社会学，不仅为德国人文主义社会学铺设了最重要的一段基石，而且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学的思想财富。他在社会学的实证化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并和马克思一起，为后来冲突社会学和批判理论的兴起提供了最初的思想源泉。《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一文，是韦伯1895年5月在弗赖堡大学的就职演讲，该文的主题是说明“经济政策”如何服从“民族国家”的建构，从该文不难看出他对德意志民族的深切关怀和从德国现实出发的强烈使命感。韦伯不但爱国，而且一生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者。他在就职演说中表现出了鲜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场，将人类划分为高下有别的种族，进而把德国人看作“高度发达的人类成员”，而把波兰农民看作低等种族的一部分。韦伯在其最重要的论文之一《政治作为一种职业》中提出了对国家的定义：国家是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在这篇论文里韦伯主张，政治应该被视为任何会影响控制暴力的权力分配的活动。政治也因此是纯粹来自权力。他提出了“地位群体”的概念，认为除了通过经济状况划分以外，还必须通过身份、荣誉、价值观、生活方式的自我认同才能成为“阶级”。
韦伯对“族群”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族群’是这样的一些人类群体，他们或因身体外貌、风俗习惯，或因殖民和移民经历的记忆而在主观上相信具有共同的祖先。这种信念对群体的形成很重要，而与客观上血缘关系是否真的存在并没有多大关系。由于是一种假定的认同，也不具有实际的社会行为，所以它不同于真正的亲族群体（kinship group）。在我们看来，族群成员本身并不会构成一个群体，只是会促进任何一种群体的形成，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实际上，激发这种共同族性（ethnicity）信念的主要力量也正是政治共同体，而不管它带有怎样的人造成分。”其后的安东尼·史密斯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等人的有关“族群”、“民族”的思想，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韦伯的启发和影响。
无论现代社会是一个由身份被拉平了的“原子化的个体”组成的社会（托克维尔），是阶级分裂和斗争的社会（马克思），是由劳动分工的发展而形成的异质的、因缺乏充分的社会联系的纽带而松动的社会（涂尔干），还是由于货币这一“脱域”机制的作用而从传统的“封建同盟”或“法人团体”中脱离出来的陌生人社会（齐美尔），是上帝既死大道不存，从而在价值领域充斥着激烈的诸神之间的争斗的社会（韦伯），所有这些都表明现代社会已不是原先意义上的共同体，至多只是马克思所说的“虚假的共同体”、“伪装的共同体”。共同体同时也是将来的事情。经典社会理论的现代性话语同时也向我们透露出对共同体的追寻[18]。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社会影响最为重大的意识形态之一，在它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当中，民族理论占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在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便运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去研究和论述民族与民族问题，不仅总结出民族与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而且对民族问题同阶级问题、社会问题以及革命问题之间的种种关联进行了深刻阐述，形成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
1.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
在其《论犹太人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平等、民族形成及发展规律、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形式等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论述。在民族平等问题上，他们认为，为了实现民族平等，首要的任务是获得民族的独立；而要想实现民族平等，就必须反对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在民族形成及发展规律上，他们认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19]。在民族问题与人类社会关系上提出了“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一部分”这一基本原理。在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形式上，经过对欧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考察和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民族自决”、“联邦制”和“民族区域自治”来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三种政治形式。最后，他们对欧洲和亚非拉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则。
2.列宁、斯大林的民族政治思想
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和《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等著作中，对民族自决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他不仅提出“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20]，而且根据国内的实际形势变化，对该理论与时俱进地进行了修正和发展，他提出这其实是一种反抗民族压迫、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手段，目的不是鼓励民族分离，而是要在各民族自愿联合的基础上建立苏联民族国家。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政治理论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并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斯大林除了对列宁所提出的被压迫民族应该享有民族自决权这一思想进行继承外，在其《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也对民族自决权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论述，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建设方面做了较多的工作。他的以“四个特征”为特点的民族定义，关于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理论，关于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些代表性观点。
3.其他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论述
除了这些“正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之外，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些理论家，如第二国际时期的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卡尔·考茨基（Karl Kaut sky）以及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等人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在西方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内容。鲍威尔认为：“民族”是思维方式和语言相同的人们的个人联合会，特别是一种文化共同体，与领土和政治没有必然联系，它可以像宗教团体一样存在于国家中。但这种民族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地方联邦理论和民族文化自治方案，对“一族一国”论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否定“民族”的政治属性及其政治诉求，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21]鲍威尔因否定民族的政治属性及其政治诉求、提出“文化自治”而受到列宁等人的严厉批判。卢森堡坚持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立场，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期，不再存在任何进步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此时只能是一种反动的角色。这些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观点，对之后的西方民族政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结语
相较于国内，西方学术界对于民族政治问题进行研究的历史更久远，论述的议题更广泛，考察的角度更多元，取得的成就也更大。因此，对西方民族政治研究发展的历史脉络及其理论范式进行系统整理与分析是很有必要和价值的。对于民族政治领域的中国本土化研究来说，密切跟踪与研讨西方理论发展是我们目前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西方理论经验的对与错、是与非并不是一个能够简单定论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要以开放的胸怀、理性的态度参与到该领域知识生产体系中，不但要为中国国家、社会的健康、良性发展主动汲取国外的养分，而且要以更主动的姿态为人类的知识积累发展分享自己的本土化经验。
[1] 本文曾刊于《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年第5期。
[2] 范立强，（1981～），男，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从事民族政治学研究；青觉，（1957～），男（土族），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政治学、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
[3] 王希恩：《当代西方民族理论的主要渊源》，《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
[4] http：//ocw.mit.edu/courses/political-science/17-504-ethnic-politics-i-fall-2003/.
[5] http：//ocw.mit.edu/courses/political-science/17-506-ethnic-politics-ii-spring-2007/.
[6] 李红杰、严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少数民族问题高级专员制度评析》，《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
[7] 闫伟杰：《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范式述论》，《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
[8] 宋荣超、严庆：《西方话语中的民族主义解析》，《贵州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9] 爱德华·莫迪默、罗伯特·法恩主编《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刘泓、黄海慧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10] 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1]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12]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3] 王希恩：《当代西方民族理论的主要渊源》，《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
[14] 闫伟杰：《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范式述论》，《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
[15] 邹诗鹏：《唯物史观与经典社会理论》，《学术研究》2010年第1期。
[16] 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胡秉诚、王沪宁译，华夏出版社，2000。
[17] 乔纳森·特纳、列奥纳德·毕福勒、查尔斯·鲍尔斯：《社会学理论的兴起》，侯钧生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18] 王小章：《自由·共同体·正当性——经典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的三个核心问题》，《学术论坛》2005年第7期。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87。
[20]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
[21] 朱伦：《几种民族政治理论和制度设计》，《学习时报》2003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