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一：仁心·仁术

一

今天我们要谈“文化医学”，不可不考察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的深层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学的母体和活水源头，不断给中医学提供营养，特别是三大主流文化儒、道、佛从不同角度为中医学提供智慧和养料，这三大主流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为中医学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可以说，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没有现在形态的中医理论。同时，中医学是最具活力和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提供了载体。中医学的发展和进步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二者呈现出互化、互生的关系。

因此，将中医学置入传统文化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探寻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的契合点和互动关系，不仅可以丰富和深化传统文化研究的内涵，而且可以更准确地把握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对促进中医药现代传承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我们今天提出的“文化医学”理念提供理论支撑。

总体而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及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上无不打上儒、道、佛的烙印，中医学作为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也不例外，从医家的世界观、社会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到中医学的生理、病理、病因、病机、药理和防病愈疾的治则、治法，都受到儒道佛思想的影响，说儒、道、佛是中医学生命力的重要源泉也不为过。具体而言，道文化是中医学的基础，是体；释家的思想为中医学输血，是用；儒家思想对中医学有着指导作用，可以说是中医的魂。中医在两千余年的传承中，吸收融合这些文化的精髓，形成了中医学博大精深的严密体系。从先秦时期开创阴阳五行说、气血说，藏象、经络理论，等等，到魏晋隋唐时期玄学、佛道对中医领域的渗透，到宋明时期思想争鸣而促使中医学术流派峰起，一直到清末民初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引起中医自我反思与改革，都可以见到中医与中医学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是开放、发展的体系，不断吸收外来优秀的文化与方法论。

中医学是最具活力的传统医疗实践活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它既是一门生命科学，也是文化宝库，中医学的发展同样也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文化在中医理论体系中虽然一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中医之根基，但明确提出文化的医疗功能，还没有先例。我们今天提出“文化医学”这一理念，强调文化的医学功能，我认为是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一次细化与提炼，是一次发展，值得我们共同探索。

二

作为“文化医学”的一个重要契机，骆降喜先生《思考文化医学——一位大学老师带癌教书30年的传奇人生》一书的出版可以说恰逢其时。这本书确确实实唤起了我很多心灵层面的认同感。自《思考文化医学》之后，骆降喜先生又出版这一本《文化“处方”》，更是令人欣喜。这两本书字数并不多，但他是用心写的。毫无疑问，他是“心书”。在医学界，“人文医学”提得比较多，“文化医学”可以说是骆降喜先生最新提出来的。“人文医学”与“文化医学”相比较来说各有特色，人文医学是以人为本，在医疗过程中注重人文关怀，而“文化医学”，突出了文化的医疗力量，文化本身就是医，就是药。这个“化”字，是感化、教化，也是医患交流、互动的过程，所以从文化医学的角度而言，医生治病，它不仅仅是解决疾病问题，也不仅仅是解决肉体的健康问题，更是要去解决患者的心灵问题或者源头问题。

在希波克拉底时代，医学就很关注人的问题，重要的不是人得了什么病，而是看这个病是谁得的、是什么样的人得病，根据患者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精神情感、不同的社会阶层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分析疾病的成因，设计不同的调理、治疗方案。这种人文关怀，曾经是西方医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医学又是怎样的呢？事实上，中医学更加看重对人的关怀，中医对人的生活和社会性的认识，是非常有高度的。《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上说得更彻底：“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如果一个人的精神能够排除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消极因素，就不至于发病了。对于治疗，最高的境界就是“得神者昌，失神者亡”，这个“神”字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是否“得神”，是判断医生高明与否的一个标准。明代医学家张景岳就特别强调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用中药还是用针灸推拿等技术治病，最主要还是通过物质性的手段和精神性的因素对患者起作用，去唤起他对治疗作用的响应能力。只有这两方面达到最佳状态的时候，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由此而言，骆降喜先生文化医学的思想是有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的。从《思考文化医学》到《文化“处方”》，他通过自身的经历以及一个个典型的案例，从心悟、感悟、顿悟到彻悟，提出了“文化医学”这个理念，在这一方面，我与骆先生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我去年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未来医学的发展要在两方面达成共识。

第一，医学不仅是有关疾病的科学，更应该是关于健康的科学。我们国家把卫生部改成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现在又改为卫生健康委员会，并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相对来说卫生主要是针对疾病的，健康的概念则涵盖了前者。所以要从解决以疾病为主题的疾病科学，转化为以健康为核心的大健康医学，它包含了疾病的预防、疾病的治疗、疾病的康复等，既是身体的健康，也是精神的健康，要从大健康的角度来研究人，一定要从生物、心理、社会、环境、文化等方面整体考虑。

第二，医学既是自然科学，也是人文科学。因为我们面对的人既是生物的人，也是社会的人，人的健康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疾病问题，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心理特征、精神状态、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行为习惯问题。这样一来，就与文化医学的观点相吻合了。

20世纪80年代，美国亚特兰大大学曾经有一个研究报告，认为人类疾病当中70%都有精神和心理因素，而这个精神和心理因素是与文化如宗教信仰、社会生活、行为习惯直接相关的，任何一种精神心理的活动都会给肌体与内分泌带来多方面的影响。这个研究报告把人的精神心理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积极的、健康的，它带给人愉悦的体验，促使人体内分泌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一类是消极的，诸如郁闷、愤怒、悲伤这些情绪，会促使人体内分泌包括甲状腺、肾上腺、垂体、下丘、性腺分泌朝着不利于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都知道，内分泌激素的变化会影响代谢、影响免疫，就是说任何一种精神的心理的变化，都会对我们生理方面的代谢因素、能量因素和免疫机制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样，精神心理和生物医学之间的结合就有了科学根据，“文化医学”也就有了它成立的理论基础。

《黄帝内经》对“精神”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比较全面的，除了“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之外，中医学还有一个治疗手法叫“祝由疗法”。什么是祝由疗法？就是祝说病由，一定要从心理上去跟病人进行沟通，把他心理上心结排解掉，这其实也有解惑起悟的意思在里面。

《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说：“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苍天”实际上包含着两种生态：一个是自然生态，一个是精神生态。清静，清是清洁的清，静是冷静的静。静是一种状态，不等于完全静止，它是一种静态。清则清而不浊之谓也，静是静而不乱之谓也。所以人的精神心理一定要通过清和静两种状态来调节，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健康的水平。结合文化医学这一理念来说，人是具有生物和社会双重属性的有机体，我们认识一个人，不能光考虑生物学因素，一定还要考虑社会因素。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其社会属性，这个社会属性主要表现在思想、精神、情感、价值、理念、情趣、人际关系包括家庭，所以一个人要有健康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才能有健康的身体，优质的自然环境与精神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同样重要，自然和人文，构成一个真正完整的医学体系，这个应该成为文化医学的核心理念，是文化医学得以建立的思想基础。

对于文化医学，骆先生在著作中提出了“以文化心”，指出人心是利己的，道心是利他的，要用利他之道心转化利己之人心，这一点我很赞同。我想再作一点补充，那就是作为一名医生，还要有“仁心”。一定要把仁心、人心、道心融合在一起，文化医学才会更加完善。

另外，就一套理论体系来说，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可持续性发展，这个发展，既有理论层面的，也有技术层面的，还有人才培养方面的。比如从医学教育的模式、国际医学教育标准本土化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把文化医学融入现代医学和中医药的教育体系里面，并且文化医学要发展形成一个体系。我认为文化医学是可以进入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体系里面的。

我们知道，文化医学和医学中的人文科学如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这些课程与学科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在传播文化医学的时候，要注意并重视这一点。当然，文化医学始终只是医学的一部分，它不是全部，不是说靠文化医学就完全能够治病，所以，文化医学重视中医并不意味着否定西医，重视人文并不是否定生物医学和科技，这是我们要一再明确的立场。

在探索的同时，我们也要总结成果，把研究范围扩大，病例数也要扩大，扩大样本量去研究，拿出数据来，这样才能确定文化医学的普适性，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化医学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要有概念、有内容、有分类、有具体的方法手段，应该还包括教育体系、传播体系，最终要使现代医学人也能接受，中医学也能接受，老百姓也能接受，成为与其他学科能够和谐相处的学科，这样它才能够起更大的作用。

我们要使“文化医学”这一理念在整个社会、整个医学界、整个科学界取得共识，这也是我们推进这个工作所要达到的目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非常有文化底蕴，所做的这个事是造福社会的好事，好事流芳千古，良书播惠九州。

安徽中医药大学原校长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院长

王键

2018年暑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