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繁荣与发展：迈向中国化之路
1930年，以中国社会学社的成立为标志，社会学在中国进入了一个全面繁荣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时期出版的各种社会学著作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涉及的领域之广，以及在学术上的地位和影响都是空前的。这一局面的形成，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国内各大学、研究机构和社会调查团体中，已经形成了一大批具有较高理论素养和较为丰富的社会实地研究经验的知名学者群体，如陶孟和、陈长蘅、李达、孙本文、陈达、许仕廉、潘光旦、吴景超、李景汉、应成一、杨开道、吴泽霖、黄文山、李剑华、言心哲、吴文藻、严景耀、柯象峰、李安宅、杨堃、张世文、龙冠海、陈序经、李树青等，同时还有像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冯和法、张之毅、田汝康、史国衡、陈定闳等一批迅速成长起来的社会学新锐。他们在经历了对欧美社会学相当时间的移植和模仿后，试图跳出西方社会学的窠臼，面对中国的国情和社会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和实地调查研究。
其次，中国的社会学家们虽然师学渊源不尽相同，研究领域也各有侧重，但他们确立了共同“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的奋斗目标，并在“依据有系统的计划努力切实进行”
。比如：系统地介绍世界各国社会学名著、重要的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性，并对各地重要的文化区域开展系统的实地调查；“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依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推进中国社会的改造和建设。诚如中国社会学社第一任正理事孙本文所言：“全国社会学者正在努力建筑社会学的基础……各专一门，各尽所长，以期分工合作完成整个社会学的使命。”
再次，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出现的严重的民族危机、崩溃的农村经济、剧烈的社会变迁和尖锐的社会问题，迫使社会学者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出学术研究的“象牙塔”，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农村的各个社区，广泛而深入地进行认识国情、改造中国的实地调查和学术研究，从而极大地拓展了社会学研究的范围和领域，丰富了社会学的研究成果。
总之，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学无论是在普通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还是在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开拓发展以及经验社会学的研究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堪称是中国社会学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
一、理论社会学研究的进展
从20世纪30年代起，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从社会文化、制度、社会生物因素以及整体综合性等方面展开。
当时中国的社会学界，虽然还没有形成学术上的流派，但已经出现了各专一门、有所侧重的研究趋向。多数社会学家依据其所学专长和各自的研究重心，分别呈现出注重社会心理因素、注重社会文化因素、注重社会生物因素、注重社会整体或综合性等特点，并以此来解释社会现象，构建其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在30年代出版的近20部普通社会学著作中，孙本文的《社会学原理》堪称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这部综合学派的社会学著作是集欧美社会学原理之大成，二是该书于1935年出版直至1949年，重版达11次之多。其间，于1940年被列为部颁教学用书，在当时学术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社会学原理》初版时为5编26章，后作者加以修订，增删为5编28章。作者认为该书的重点所在系“介绍欧美社会学上最新思想”，即文化学派的社会学，强调文化是社会成立的基本因素，“无文化即无社会”。全书“注重文化与态度之讨论”，认为“文化与态度的交互作用，乃产生种种社会现象。文化固然常受态度的影响，而态度也常受文化的影响，二者互为因果，不能分离”。作者把社会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建立在文化社会学的观点之上，提出社会学研究的中心是人类的文化，而文化具体体现为人类的社会行为，因而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科学。孙本文认为，既然社会生活完全受文化支配，因此要改造社会，也就是要改造文化欲根本改造社会者，必须从社会的根本要素文化方面下手。从物质文化方面，改造社会的物质生活。从非物质文化方面，改造社会的精神生活。由于《社会学原理》在阐述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问题以及研究方法上自成体系，“采各家之长，凡社会学上重要方面，无不论及。循序渐进，欲使社会学全部知识，成为一有机的体系”。同时，该书的论断又“取欧美社会学上最新思潮，并信其较为正确者”，而且“引证事实之处，凡可得本国材料者，即用本国材料”，因而成为当时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方面最具权威性的著作。
注重社会文化因素的学者除孙本文外，还有黄文山（字凌霜）、陈序经、吴文藻等。黄文山在《社会进化》（1929）一书中提出：“我们可以说，社会的进化，无非文化之发达，一群的文化之演进支配社会文化之方向或趋势，必要求诸文化进化的原理。”陈序经在《中国文化的出路》（1934）一书中，运用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的各种理论为基础，提出一元论的文化观，全面论述其全盘西化的理论和主张。吴文藻在《〈社会学丛刊〉总序》（1944）一文中指出：“现代社区的核心为文化，文化的单位为制度，制度的运用为功能。我们就是要本着功能的眼光及制度的入手，来考察现代社区及现代文化。因此，也可以说，社会学便是社区的比较研究，文化的比较研究，或制度的比较研究。”
除了上述注重文化与制度的因素外，还有注重社会生物因素和社会整体综合性研究的理论观点。前者如潘光旦在《自由之路》（1946）一书中提出的，不仅要从社会进步，而且从种族进步来研究社会生活的三个方面：一是通性，即“尽人具备之性”，这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二是个性，个性尽管有高下优劣之分，但保护、培植的适宜，则是文化进步的一大因缘；三是性别，即男女之分，婚姻的制度、家庭的组织，至于民族的寿命，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着它。后者如吴文藻在其主编的《〈社会学丛刊〉总序》中阐发的观点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糅合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如应成一在《社会学原理》（1932—1933）一书中认为，社会学是沟通各种科学界域，融合各种科学见解，贯通心理现象、生物现象和物理现象，以研究社会现象为目的的一门综合科学。
与吴文藻一样既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又注重社会整体研究的还有孙本文。1944年，他发表《社会学体系发凡》一文，意欲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其在《社会学原理》中阐述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孙本文从社会学研究对象是社会行为这一基本点出发，把社会行为分成基本的社会行为（又分交互、集体）和复合的社会行为（又分团体、社区）两种，进而提出社会行为本身应当研究：社会行为形成的因素（包括地理、生物、心理、文化），社会行为表现的过程（接近、远离），社会行为表现的机构（基本的社会制度——社会规范，复合的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社会行为表现的功能（社会控制的方法、方式、领导人物的控制）和社会行为变迁的内容与方向（方式、内容、原因、方向）。这五大问题中每个问题都包括若干个小问题，每个小问题连带而及若干个方面，直至论及实际行为而止，由此层层推演而成一种系统、严密的研究体系。
翌年，孙本文又在《社会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进一步从方法论上为自己的社会学体系提出社会整体、社会结合、社会有机和社会演进四个基本观点。所谓社会整体的观点，即研究任何社会现象、社会问题，都要从整个社会来观察；社会结合的观点，就是把社会看成是人与人的结合，必须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行为；社会有机的观点，是说个人与社会密不可分，不可忽视；社会演进的观点，就是要看到社会的本质是变动的、向前发展的，任何社会现象有它的历史，也必然有其发展变化。
孙本文这一探索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有些观点与方法，在吸收和综合欧美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并有所完善。然而严格说来，这个体系还远没有摆脱西方社会学理论尤其是文化学派和心理学派思潮的束缚。正如日后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不是把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看作是决定社会发展、决定社会由一种制度过程到另一种制度的主要力量，而是把社会的地境因素、生物因素、心理因素或文化因素看作是决定社会一切的条件。显然，这样不是属于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就是属于唯心主义的多元论。然而不可否认，作为综合学派社会学的核心人物，孙本文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代表了发展时期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其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时期。
二、分支社会学研究的深化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的社会学者在不断地开拓应用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出版了各种分支社会学著作多达24种，涉及的门类有农村社会学、都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教育社会学、两性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犯罪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等，其中尤以农村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这两个分支学科发展最快，影响较大。
农村社会学在西方社会学中也属于一个比较后起的分支学科，但它在中国的出现并不算太迟，20世纪20年代中期已经有顾复所著的《农村社会学》问世。到了30年代，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前后共有5本著作问世。其中较有影响的两本书是冯和法的《农村社会学大纲》和言心哲的《农村社会学概论》。
冯和法所著的《农村社会学大纲——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出版于1929年。1934年出第4版时，作者对全书作了较大篇幅的修改。书中指出，农村社会学是普通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农村社会学的成立，并不是要对农村社会进行单独的或隔绝的研究，是为专门深究起见，而把农村社会学作为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方法，还是应用普通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不但要注意各种农村社会现象在动的方面的相互关联与互倚，更要注意到农村社会现象与都市社会现象间的关联与互倚。作者认为，应当从总的社会现象中去研究农村社会现象的构成、变动及趋势，并且要从社会生产关系中发现和分析各社会因子间的关联与因果，而不应该凭空地、单独地解说各种社会现象本身。此书不仅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农村生产关系进行解剖，而且还以土地问题为中心议题进行分析论证，积极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虽然作者自称该书还没有完全摆脱美国“农村社会学”的模式，但在当时仍不失为一本有影响的社会学著作，获得诸多中外学者的好评，并被多所大学采作课本。
言心哲所著《农村社会学概论》出版于1934年，该书试图“从整个社会观点，用有系统的方法，讨论我国农村社会各项问题”作者在书中旁征博引，尽可能地把中外学者的观点和见解无一遗漏地介绍给读者，并且在分析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研究状况时，比较重视搜集各地社会学者在开展实地调查中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和统计数据，论述全面，材料翔实，因而成为集以前同类著作之大成，是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中的“农村社会学派”的代表作。但也有学者对他的著述提出批评，认为作者叙述农村社会学在中国重要的理由，并不从根本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比重来说明，只是提出什么民食、人口、农户、农家、民意、教育、历史、原料，以及农村与都市的关系等表面的情形，因而成了一种“炒杂烩”式或“百科全书”式的农村应用社会学。
与此同时，成立于1933年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及其《中国农村》月刊，在陈翰笙的领导下，团结一批有志于改造中国农村的革命青年和进步人士，开展了广泛的农村社会调查。他们在获得大量丰富的实际材料以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调查报告和研究文章，对农村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社会心理学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出版的译著质量明显提高，并且出现了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著作。1931年，由赵演翻译的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F.Allpot）所著《社会心理学》一书出版。该书系社会心理学名著，全书贯穿了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人的社会行为与社会意识的科学的观点。1934年，高觉敷编著的《群众心理学》出版。此书系根据国外多名学者的著作编写而成。作者认为本书只是要描写群众的行动及群众行动之背后的动机，对于舆论、宣传、流言等事，只求根据近时实验的结果而加以诠释，最后数章评述群众心理学，然而学说创造谈何容易，以作者的努力，则又岂敢。这正是当时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实际状况的写照。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社会心理学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其标志是孙本文所著《社会心理学》（1946）一书的出版。该书共有6编30章，分别探讨了社会心理学的目的、对象、范围、问题以及渊源流派，阐述了人类行为的基础与形式，社会环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和社会制约个人行为的法则，讨论了个人行为对于社会的影响，个人对于社会环境调适的法则以及社会心理学的应用。书后附有社会心理学重要文献年表、重要作家小传以及书目、人名索引等附录。作者认为，社会心理学是介乎心理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以个人行为与社会的相互影响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孙本文指出，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趋势是：在内容方面，注重个人在社会中的调适行为及整个社会情景的背景；在方法方面，注重实际观察与实验的研究；在应用方面，注重社会各部门实际问题的探讨。该书贯彻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原则，特别是在社会心理学原理的应用上，以不背离中国固有的优良思想和当时的世界潮流为主，将社会心理学的各种流派和学说融为一体。尤为可贵的是，作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社会心理学专著，孙本文在书中广泛取材于中国的有关资料，在社会心理学中国化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
在社会学分支学科不断深化发展的同时，大批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著作也相继问世。其中泛论社会问题的有9种，讨论人口问题的有18种，研究婚姻、家庭、妇女问题的有10种，研究劳工问题的有6种，还有其他诸如研究贫穷、华侨、自杀等问题的著作近10种。其中，陈达的《中国劳工问题》（1929）、《人口问题》（1934）影响较大。
《中国劳工问题》是陈达研究20世纪前期中国都市劳工问题的专著。该书依次阐述了工人生活、工会组织、罢工斗争、工资和工时、生活费、福利设施和劳工法规7个问题，并分别将国外情况与此对比。书中还详细列举了从1918年至1926年期间中国工人每年的罢工次数，参加的工人数和罢工日数等资料。作者采用生存竞争和成绩竞争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劳工问题，认为中国劳工问题关系到工界、雇主、社会和政府等各个方面，而与劳工问题最有关系的是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为此，他提出了具体解决劳工问题的4个设想：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劳工的生活状况；制定保证工作条件的工厂法和社会保险等立法，强迫劳资双方共同遵守；研究制定劳工能够谋生的工资标准以及制定合作制度，失业保险、科学管理等制度，改善劳资关系，以利劳资合作。陈达站在同情劳动大众的立场上，提出改善劳资关系、增进社会发展的良好愿望，虽然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难以得到实现，但却体现出一个社会学家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和社会贫富不均现象的责任感和良知。书中提供的丰富而翔实的资料，不但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还常常被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加以引用和参考。
陈达的《人口问题》曾被商务印书馆列为清华大学丛书之一。该书以生存竞争与成绩竞争的理论为主导，结合当时世界各国的人口状况与人口政策，对中国人口的现状与发展作了详尽的论述。书中联系我国的耕地面积、生产水平、生活程度等因素，明确提出，中国人口太多，应当通过推行节制生育来限制人口数量，主张每对夫妇一般只生一对子女，即实行“对等替换”。作者同时还强调要重视提高人口的素质，他认为，影响人口品质的原因，既有先天的遗传因素，又有后天的环境因素。因此，为了提高人口品质，既要实行符合优生原则的区别生育率，也要大力发展教育卫生事业。总之，人口数量直接与生存竞争有关，人口品质直接与成绩竞争有关，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出路就在于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唯有如此，才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
三、社会调查的持续发展与乡村建设运动的崛起
1．社会调查的重点转移
从20世纪30年代起，社会调查运动在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同时，其研究重点也开始转向农村经济方面。如北平社会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作开展的保定清苑农村经济调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岭南大学联合进行的广东农村经济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持的河北定县农村社会调查，以及金陵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华洋义赈会等学术机构和社会团体开展的清河镇调查、江苏吴江开弦弓村经济调查、江宁淳化农村社会调查、泗阳社会调查、旧凤凰村调查、南宁社会调查等，并先后发表了一批有一定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调查报告，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英文版）（1939）。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是李景汉运用社会学方法，以县为单位所做的系统实地社会调查的专著。该书共分17章，从内容看，既包括全县普通概况，又包括定量方面的数据；既包括全县各村的概貌，又包括62个村庄及翟城村的典型；既有农业、工商业、手工业、农村借贷和家庭生活费的经济状况，又有文化、教育、卫生、风俗、娱乐、宗教等社会状况；既有县衙门的情况，又有地方团体的情况；既反映了天灾的情况，也反映了人祸（赋税、兵灾）的情况。正文前冠以河北省图、定县图、定县自治区图、高头村图、翟城村图等12幅地图，以加深对被调查社区的空间印象。书中穿插照片62张，以加强对社会生活的形象说明。由于报告具有内容翔实，以事实说话，以实用为目的，不作评论与结论，不是为调查而调查等特点，因此“可以帮助人民对于中国一般的农村情况有一个鸟瞰的认识，尤其是从这些表格的数字里可以发现许多的农村社会问题，得到许多社会现象的线索”。该书出版后，得到众多社会学家的推崇。晏阳初、陈达、孙本文、吴景超、陈翰笙等人分别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肯定了李景汉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认为此书为研究定县及整个华北地区的社会概况提供了一条可供比较的基线，调查中所使用的方法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是国内外了解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必备书籍。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于1936年回家乡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养病期间，通过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在此基础上用英文写成的博士论文。1939年在英国出版，英文书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开弦弓村是一个农业加手工业的典型社区，通过调查，农村中农业、家庭副业和乡村工业的关系问题引起了费孝通的关注。在他看来，传统中国农村经济具有工农相辅的内涵，农业与手工业的密切结合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世界经济萧条和工业中广泛地技术改革，引起了国际市场上原料价格的下跌，进而引起中国农村的农民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在开弦弓村，当时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实际上这也是中国所面临着的传统工业的衰亡，这完全是西方资本扩张的结果。通过对开弦弓村的深入调查研究，费孝通准确地把握了农村的基本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他认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农村问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恢复农村企业是最根本的措施”即走乡村工业化之路。书中，作者对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作了详尽的描述，阐明了江村这一经济体系的特定地理环境，以及和所在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
2．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乡村建设运动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就是1926—1937年间，由一大批知识分子倡导并参加的、以建设和复兴中国农村与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为主旨的、颇具声势的社会改革运动。参加运动的先后有600多个团体，主要有：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中华职业教育社、河南镇平等县民团组织、江宁实验县、兰溪实验站、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广西经济委员会农村建设实验区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有3个，它们分别是：晏阳初领导的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和俞庆棠领导的江苏乡村教育。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涌现出各种各样的乡村建设思想，其中以晏阳初的“民族再造”和梁漱溟的“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两种乡村建设思想最为系统，影响也最大。
1926年，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选定定县为华北地区实验区，之所以选中定县为实验县，是因为“定县的农民生活，乡村组织，农业的情形，都可以相当的代表全国各县。定县距离城市较远，人民生活未受都市的特殊影响，交通上有平汉铁路的便利，比较合适的做县单位的实验”。实验区起初注重平民教育，开展识字运动，后觉悟到在乡村办教育而不谋求整个的乡村建设，是无法达到改造社会、振兴中国农村目的的。1930年平教会针对调查中归纳出来的中国农民“愚、穷、弱、私”四种缺点，提出了在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础上，实施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培养知识力，以救农民之愚；以生计教育培养生产力，以救第一编农民之穷；以卫生教育培养强健力，以救农民之弱；以公民教育培养团结力，以救农民之私。这四种教育，包括了平民生活的一切。他们相信，办好了这四种教育，社会就有了基础，就能够在定县实现“除文盲，做新民”的目标。为了推行四大教育，平教会又提出了“学校的”“家庭的”“社会的”三种方式连环进行的设想，力图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定县实验区的工作，曾吸收了包括博士、硕士在内的200多名优秀知识分子的共同参与，在经过数年努力以后，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平民教育的效果最为明显。1933年定县平民学校的高、初两级毕业生就达1644人。平教会在进行社会调查工作的同时，从1932年起，开始编写定县社会调查丛书，先后出版的著作和调查报告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实地社会调查方法》《定县秧歌选》《定县农村工业调查》《定县选样人口调查》《定县土地分配调查》《定县农民生活费调查》等14种，其中李景汉撰写的《定县社会概论调查》和张世文撰写的《定县农村工业调查》两书影响最大，前者被认为是一部“极有价值之著作”。
1931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院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乡村建设研究部，招收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任务是研究乡村建设理论；第二部分是乡村服务训练部，招收高初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历者，任务是训练乡村服务的工作人员；第三部分是乡村建设实验区。整个工作采用行政机关教育化的制度，依据丹麦“始终以人生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模式，通过建立乡学、村学，吸收全部乡村的人做学众，启发农民的自觉性。梁漱溟认为，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从积极的文化建设方面来进行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以外，更要紧地还是积极地创造文化，所谓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他主张，中国建设必须走乡村建设的道路，必须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道路。中国要建立一个新的礼俗社会，就要从文化教育入手，乡办农校，政教合一。
对于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社会学家们纷纷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吴景超在《第四种国家的出路》（1937）一书中指出，搞乡村建设运动解决不了中国农民的问题，“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不是现在各地的农村运动所能解决的”，“农村运动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农民，在全体农民中，不过九牛之一毛，即使这些农民得救，对于大局还是无补。这一点还不算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问题的性质太过于复杂，牵涉的方面太多，不是几个私人团体所能解决的”。陈序经在《中国文化的出路》（1934）一书中毫不客气地批评乡村建设运动，他认为，乡村建设是一种实际工作，然而10多年的乡村建设工作，还未超出空谈计划与形式组织的范围，实际工作寥寥无几，就是做了，也多是空而无用。即便是亲身参加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李景汉本人也不无感慨地指出：定县实验区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定县的社会经济组织，仍然保留着原有的生产关系，定县最大多数民众的经济生活，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革。农村经济随着国民经济的破产而日益衰落，其原因是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农村经济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因此，土地问题得不到适当解决，则农村一切问题无从谈起。
但是，如果从乡村建设运动与社会学的关系上看，则不难发现，在参加乡村建设运动的知识分子中，有不少是社会学的教授与学生，他们为乡村建设人员讲授农村社会学的知识，指导开展农村社会调查，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社会学在中国的普及与发展。
四、社区研究与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内迁至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各省，大批社会学家亦随校迁移而云集于川、黔、贵三地。他们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在物质生活条件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开展战时社会服务工作，进行人口普查实验和乡村建设实验，对不同类型社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其间，以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和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3个学术研究机构最为著名。其取得的研究成果和发表的各种著作，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贡献和影响。
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成立于1939年，由陈达担任所长，李景汉任调查主任。该所以开展较大规模的现代式普查工作为重点研究方向，目的是为战争期间及战后制定适合国情、系统周密的统计计划和整个国策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经验。1939年1—4月，该所在呈贡县进行了人口普查工作。1942年春，又主持了与内政部和云南省政府合作进行的昆明市、昆明县、昆阳县和普宁县四个县市的户籍调查，并且对呈贡县及昆阳县的一镇三乡进行了户籍人事调查和呈贡县的农业普查，先后发表了《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1940）、《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1944）、《云南省呈贡县、昆阳县户籍及人事登记初步报告》（1946）等一批调查报告。在此基础上，陈达用英文写成《现代中国人口》一书，于1946年在美国发表。该书对我国近百年来的人口发展规律作了深入的研究，并结合20多个国家的人口研究资料，进行对比分析，论述了中国人口发展变化与社会经济条件、婚姻、家庭、职业等的内在联系，探讨了人口政策、优生及性教育问题，因而受到国际社会学界的重视，被誉为是一本真正以科学态度研究中国的书。
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同样成立于1939年，前期由吴文藻负责主持工作，后由费孝通接任。参加研究室工作的先后有田汝康、张之毅、史国衡、谷苞、李有义、胡庆钧等十几人。他们以社区分析的研究方法，从一些尚未受到近代工商业影响的农村开始，进而到农村手工业，再到近代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循着调查预先准备好的假设，步步深入，逐步获得答案，并与不同地区类似的情况进行比较，以便对所研究的问题得出更加可靠的结论，并提出新的假设。起初，研究室在禄村和玉村3个不同的乡村社区观察研究土地制度、土地集中与手工业、资本积累、家庭组织的关系，后来扩展到在昆明的工厂里观察研究农民如何转变为工人，以及内地如何发展工业等问题，同时也开展了对少数民族的调查。在深入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计有：费孝通的《禄村农田》（1943）、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1943），史国衡的《昆厂劳工》（1946）、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以及《玉村土地与业》《洱村小农经济》《个旧矿工》《化城镇的基层行政》《内地女工》等。
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成立于1941年，先后由李安宅和林耀华主持。该所的实地研究工作近似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也是在一定的小区里进行长期的、多方面的实地观察，研究少数民族地区不同部落的宗教制度和土司制度，旨在用当地的事实来验证人类学的理论，并加以引申和修正。其间，林耀华撰写的《凉山夷家》为该所重要的研究成果。
抗战期间在西南地区形成的社区研究和边疆少数民族调查的热潮，在理论架构和研究方法上有了新的变化。在理论上，社区研究汲取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主义学派理论作指导，即本着功能的眼光，从制度入手，来考察现代社区与现代文化；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田野作业”法，注重实地考察，切身体验，直接去和实际社区生活发生接触。因此，社区研究就是“大家用同一区位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民族学家考察边疆的部落或社区，或殖民社区；农村社会学家则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或移民社区；都市社会学家则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或作模型调查，即静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结构；或专作变异调查，即动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历程；甚或对于静态与动态两种状况，双方兼顾，同时并进，以了解社会组织与变迁的整体”。
社区研究的出现，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中国以往的社会调查，大都以叙述社会实况为主体，至于社会事实存在的原因及社会各部分之间相关的意义，是不去研究的。而社区研究不但要叙述事实，记录事实，还要说明事实内涵的意义，并且进一步解释事变发生的原因。吴文藻在倡导中国社区研究时指出，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对中国进行社区研究，与我国国情最为吻合。因为“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试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综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学科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地中国化”。由此可见，吴文藻倡导的社区研究，不但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上另辟蹊径，而且又是和社会学中国化的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从30年代起，吴文藻先后发表了《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功能学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等多篇文章，倡导和推动社区研究的开展。1940年，他发起系列社会学专题论文写作，为《社会学丛刊》作准备。吴文藻主编丛刊的意图，从长远考虑，是要在中国建立起一种比较社会学的基础，他认为现代社区的核心为文化，文化的单位为制度，制度的适用为功能。我们就是要本着功能的眼光，以及从制度入手的方法来考察现代社区及现代文化。因此，也可以说，社会学就是社区的比较研究，文化的比较研究，或制度的比较研究。为了建立比较社会学的稳固基础，吴文藻认为《社会学丛刊》必须做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介绍健全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要提供正确的实地调查报告。他把丛刊分为甲、乙两集。甲集征集的范围，除普通社会学以外，兼有特殊社会学的内容。有关文化功能方面的如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宗教社会学、道德社会学、艺术社会学；有关团体制度的，如家族社会学、阶级社会学、专业社会学、民族社会学、国家社会学。此外兼收关于历史上社会制度的专题研究，当代社会的变迁研究。乙集则专收各类社区的实地调查报告，有属于边疆民族的部落社区，有属于内地工业前期的村镇社区，有属于初期工业化的近代都市社区。吴文藻特别指出，这种本着社会学理论而进行的实地调查工作，是建立“社会学中国化”的基础。丛刊从1943年至1948年共出版了9种。其中，甲集4种，分别是：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著、费孝通等译的《文化论》（1944），张东荪著的《知识与文化》（1946），斐司著、费孝通译的《人文类型》（1944），费孝通著的《生育制度》（1947）。乙集收集了5种，分别是：费孝通著的《禄村农田》（1943）、张自毅著的《易村手工业》（1943）、史国衡著的《昆厂劳工》（1946）、田汝康著的《芒市边民的摆》（1946）、林耀华著的《凉山夷家》（1947）。后丛刊又增添了丁集，收集了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947）。《社会学丛刊》的出版，对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和民族学的建设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而其中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吴文藻首倡的社区研究，为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本土化开启了一条新的路径。
五、其他社会学研究成果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社会学著作问世，它们是言心哲的《现代社会事业》（1944）、李树青的《蜕变中的中国社会》（1945）、孙本文的《近代社会学发展史》（1947）和《当代中国社会学》（1948）等。这些著作拓展和丰富了社会学的第一编研究领域，对社会学的发展和学科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其学术上的影响也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的研究，在1949年前的中国向来不受重视。抗战爆发前，仅有燕京大学和沪江大学设有社会事业或社会行政课程，而这也是受到美国社会工作的影响所致。当时除了二三篇介绍社会个案学和提倡发展中国社会事业的文章外，还没有专门的著作出版，社会事业的研究尚处在一片空白的状态。
抗战期间，为培养战时急需的社会服务和社会行政人员，各校纷纷开设社会事业课程，有关的著作也迅速增加。1942—1947年，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方面的著作出版了21本，其中内容最为翔实、资料最为丰富的是言心哲所著的《现代社会事业》一书。作者首先对“社会事业”这个名词作了专门的界定和诠释，言心哲指出，在我国，有把“社会事业”译成“社会工作”的，也有称为“社会福利”“公共福利”“社会行政”“社会事业行政”“社会服务行政”的。按照中国的习惯，社会事业能包括一切慈善事业或社会救济、社会福利、贫民救济、儿童保护、劳工福利、社会保健、妇女救济、犯人感化、社会保险、合作事业等，因此，社会事业是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部门。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关系的，社会事业则是帮助个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解除失调问题的，但两者之间是互依互补的关系。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可以为社会事业提供理论指导；而社会事业获得的各种实际经验，也可以丰富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总而言之，社会学是着重于原理的指示，而社会事业则注意于实用方面。因此有人将社会事业称为应用社会学，不仅理论与实际应双方并顾，而且要有密切的联系。”书中，作者在广泛介绍欧美各国社会事业概况的同时，详尽阐释了社会个案工作、社会团体工作、社区服务工作，以及社会事业人才的训练等问题。言心哲认为，现代社会事业在以前是被大大地忽视了，要使今后的社会事业对于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起到更大的作用，必须在理论的阐发、人才的培养、制度的建立、方法的改善，以及理论与实际的沟通，教研部门与政府机关的合作等多个方面，均应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参考欧美各国的经验和制度，作深入的探讨与改善，以期达到减少民众困苦、培养国家元气、消弭和预防社会病态，增进大众福利之目的。
《蜕变中的中国社会》是李树青运用制度学派的观点和方法，探讨和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著作。该书系由作者在《东方杂志》等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汇集而成，副题为“制度社会学论丛”。全书共分6个部分，依次为社会学与社会方法、社会思想及理论、中国社会的分析、文明与文化、社会移动与社会变迁和战时社会问题，虽涉猎的内容范围较广，但仍有所侧重。李树青从自我主义、家族主义、乡土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人”、社会身份等角度来讨论社会思想及理论；从知识分子、儒家思想的社会背景、士大夫的生活与妓女、中国的家族组织与重建来分析中国的社会；从乡村文明到都市文明、中西文化问题、文化的“体”与“用”、文化发展的条件、中国文化问题、创建第三期的中国文化来说明文明与文化的关系；从社会的阶梯、社会的筛箕、为什么中国社会未能资本主义化、工业化商业化与资本主义、蜕变中的中国社会等方面来论述中国的社会移动与社会变迁。作者从环境、民族与制度等相互关系的变动中，历史地剖析了中国社会文化的特点及其社会变迁的根源，并通过对经济、政治和家族制度的分析，探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问题。李树青认为，无论有多少使中国未能资本主义化的原因，中国社会终究还是要工商业化、资本主义化的。这是因为在经济方面，因为职业机会增多，社会会由贫变富；在社会方面，由于新兴的经济力量，冲毁了封建社会中的等级身份制，社会会由静止而变为流动。“所以无论我们对资本主义本身的爱憎如何，但对于中国社会的商业化与工业化，却是愈早愈佳的。”
孙本文撰写的《近代社会学发展史》和《当代中国社会学》是社会学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学术影响的两本专著。前者叙述了自孔德创立社会学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止100多年间世界社会学发展的历史，总共评述了各国各派社会学家346人的学说，脉络清晰，通俗简洁。作者把100多年来的社会学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草创期，从孔德创立社会学至19世纪末，勃兴时期，自1896年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第三册出版，至20世纪20年代；建设时期，1920年后。该书还在《特殊社会学》一章中，分别介绍了领悟社会学、现象学派的社会学、逻辑实验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情景社会学等国外新近出现的一批新兴学派。该书是中国学者自著的西方社会学史著作中最为系统的著作。后者则是一部国内当时独一无二的中国社会学发展简史。该书全面而客观地叙述了中国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对中国社会学的现状与研究水平作了客观中肯的评价，对重要著作、教学研究、实地调查、专业团体、学术刊物等情况都有仔细交待，无一遗漏。该书资料丰富，内容翔实，并附有“中国社会学重要文献分类简表”和“中国各大学社会学教授姓氏录”，是当时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最具学术和资料价值的著作，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依据。
（原文载于卢汉龙、彭希哲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