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世纪80年代甫归国，某日受大学之邀做了一个讲演，大约是攸关“朱陆异同”的陈年老题目。因为受了英国哲学家柯灵乌（R. G. Collingwood,1889—1943）分析形上学（metaphysics）的启示，我尝试着用解析“绝对预设”（absolute presuppositions）的技巧，去厘清两位南宋理学家——朱熹（1130—1200）和陆象山（1139—1193）思想歧异的底蕴。其知识背景当然是鉴于该时某些哲学史工作者总是摆脱不了固有宗派意识的作用，依旧沉溺于道统党同伐异的习性，故希冀个人能另辟蹊径，开拓出一条新路。当然，抚今追昔显然毫不起作用，无奈只是踽踽独行而已。

但是那回讲演，因缘有位听众提问谓：你的分析还不错，但是洋味略重，中国的哲学能否只用本土的概念去阐释？当时我一愣，虽然答了“方法无分中西，只要合宜即行”，可是从此内心却时时徘徊那位先生的提问达数十年之久。直至2014年，我偶读了法籍哲学史名家哈铎（Pierre Hadot,1922—2010）的两部英译作品，方才恍然大悟症结所在。原来中国古典哲学如同西方上古思想一般，均着重在实践，而非言辞辩难，故并非只是重构“论证”即可了事。若是，恰似买椟还珠，本末倒置。

其实，自清末以来西方思想即从四面八方，排山倒海涌进中国。各方反应遂亦不一，其授受的光谱竟有两极：有全盘排斥者，有欣然接受者，二者究竟皆非中庸开通之道。众人之中，个人认为最稳健而中肯者无过于王国维（1877—1927）。他主张：

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

类此膛腑开阔、百川纳海的胸怀，实不多见。无怪王氏的学问在民初成就最大，境界最高，得居“清华四大导师”之冠。

今哲人已远，典型仍在夙昔，个人平日学习，亦不忘秉持相同的信念，时时鞭策、警惕自己。故拙作所有的文本，无论早发或晚出，题旨虽然有异，惟无不出于同样的旨趣：迎新与纳旧，必须与时俱进。

末了，我必得向老友李怀宇先生致谢，承他热心地牵成，拙作方得为广东人民出版社所接纳与刊行。常语有云：“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良哉斯言！拙作的缺陷与不足之处必然甚多，故尚祈海内外博雅君子，不吝时时予以指正。

黄进兴谨志

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