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不是为成年做准备，读书不是为工作打基础，写作不是为了发表，修行不是为了成佛，坐禅不是为了开悟，念佛不是为了往生。前后各有缘起，相对独立而存在，故过快乐的童年，好好读书，认真写作，老实修行、坐禅、念佛，即是安住当下。但是，后后依前前而缘起，故相续非断裂。

缘起是佛法的基本思惟模式，依缘起而观世间，依缘起而解脱世间。科学的线性思惟是A+B=C；缘起思惟是A→A+B→A+B+C，事物的发展是不断叠加的过程。所以，十二缘起的理解：无明→无明+行→无明+行+识→无明+行+识+名色，后后包括前前，形成无限叠加的过程。从缘起思惟来说，“不离”“之间”“即”是最重要的呈现。所谓“解脱”就是从无限叠加中“超越”出来，但永远无法“剥离”出来。

“不离”强调事物为相关性存在，无法从“他者”的存在中剥离出来，受到他者的规定，故事物的存在为“无法自我规定性”，即是空性，这就是缘起性空。此为“自他不离”。

“不离”强调事物不能离开主体而独立存在，所谓万法唯识，即事物不能离开心识而存在。个体的世界由主体的心而呈现；所谓独立于主观世界的客观世界，是由所有主体的共同意志而彰显，即共业不可转。此为“主体与世界不离”。

“之间”是中道的超越性思惟，是“不离”对待双方而超越地存在。儒家中庸学说A→B指对待双方平行地存在，即是《论语》说的“不逾矩”。中道是“不离”A→B“之间”而形成无数立体的存在，无限不确定性即是超越性，从而将单一的现实性转化为无限的可能性，实现了有限与无限之间的转化。

从“之间”的中道超越性思惟开始，禅是动与静“之间”，净土在人间与天堂“之间”，解脱在生死与涅槃“之间”，智慧在烦恼与菩提“之间”。故动即静，即《物不迁论》；人间即净土，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

 

缘起是佛法的根本与核心，一切事物皆是依缘而起。悟入缘起，则证入真理；“缘起”既是真理，又是观察世界、解释世界、思惟世界的方法。缘起阐明了事物的发展是不断叠加的过程，通过事物的自我否定性，寻找事物的相关性。自我否定性即是性空，相关性即是缘起，“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缘起思惟通过“不离”“之间”“即”，实现了解脱的自由。

 

 

“缘起”不仅是佛法解释世界的基本原理，也是佛法自身的基本原理。“真如”是绝对真理，“无明”是主体的介入，“真如”比“无明”更具有原理的优先性，“无明”的内容即是“真如+无明”，“真如”与“无明”的关系即是缘起关系。这样，“真如与无明互熏”才成为可能，即真如与无明的“共在”。所以，“互熏”并不是类似有为法之间的“熏习”，只是强调二者之间的“共在”关系，“共在”即是“真如”与“无明”的缘起思惟的“不离”。因此，佛教的解脱特点，在于真理与方法的统一。

世界是生生不已的运动，无论理性如何发达，真正认识世界终是不可能的。于是，人类将运动内化为时间，时间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唯一对象，从而时间的静止与运动成为最大的悖论。任何时间的停滞都是空间维度的展现，即同时发生的两个事件成为度量空间的参考，事件即是关系的组合。

在时间维度中，主体自我相续迁流，在时间中相似地运动着，人类错误地认识为不生不灭的灵魂，其本质是无常；同时，主体自我在相续中，呈现为时间的“无限叠加”。在空间维度中，世界呈现为自他依存的关系，“他者”成为自我的最大变动因素，人类错误地“摄他为自”而试图主宰这个世界，而其本质是无我；于是，世界呈现为“关系”的“无限叠加”。

因此，缘起论的核心是“不离”，从存在论来说即是“自他不离”，自我生命在时间上的无限叠加，即世界在关系上的无限叠加；从认识论来说即是“主体与世界不离”，世界作为“共业系统”，成为所有主体投射观念的“无限叠加”，成为不可扭转的外在于“主体”的客观力量，“三界唯识”即是说明三界不离心识。

依缘起而得解脱，则需要主体能够切断时间的相续叠加、超越自他关系的结构性束缚。其工夫论的核心即是“之间”，禅定的工夫即是通过心念控制而断除前念与后念的相续性，即实现“前念后念之间”的“不动念”，“不动念”而时间亦会停止，从而主体便从运动惯性的叠加中而获得生命的自由，即是不生不灭。菩萨道强调“度众生”，即是解决世界的自他关系所带来的结构性束缚——无明，通过“度众生”而超越自他关系即断除所有关系的束缚，实现“自他之间”的“超越性”，即实现主体的生命自由，即是非有非无的中道。

所以，缘起偈中“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即是主体的存在与解脱，“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即是世界的存在与解脱。

无常是主体的前后相关，因为世界的无常，才有时间的观念。无我是主体之间的空间相关，因此世界呈现为无我的存在。相关性是世界的根本原理，因此呈现为因果的必然性；否定性则是主体的根本原理，正是因为对实体的否定，主体之间的相关才能变成可能，这正是“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

在相关性的世界中，前后依存、自他对待是现象界的根本特点。主体的前后依存，呈现为相似相续的状态，这是时间性的缘起，即“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世界的自他对待，呈现为相关而又独立的状态，这是空间性的缘起，即“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前者即执无常为常，于是产生不变的自我观念；后者执无我为我，于是产生主宰的实体自我观念。因此，只有认识到世界的相关性，体证到自我的否定性，才能断除“常”“我”的执著。

因此，佛教的主体观念是在相关性中成立的，是非实体化的主体；所谓“自我”是观念的虚构，是实体化的错误认识。自我观念表现为主客对立的对象性思维，真实世界被扭曲为相对于自我的客观，表象为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客观实在者，于是呈现为虚妄的自我与世界。于是，主体与世界从“不离”的相关性，被扭曲成“主客对立”的互相障碍关系。

相关性具有主体的意义，因为相关性不仅是存在的原理，更是观念纠缠与证悟真实的根据。相关性的呈现，意味着断除虚妄的自我与世界，即否定性的成就，主体与世界的本体真实即是否定性，因此“相关性”即是主体与世界的现象真实。这种虚妄与真实的“转换”或“转依”，即是根据相关性原理的证悟而呈现的。同时，相关性作为“真实”的证悟是有层次的，因此缘起的相关性具有修道的意义，这即是“依缘起而有生死，依缘起而得解脱”。

佛教的修道是立足于破除这种“主客对立”的思维模式，破除了灵魂不灭与断灭，“自我”回到前后相关的相似相续，“不常不断”“不生不灭”即是其真实；破除了世界的完全同一与非相关状态，“世界”呈现为既相关又独立的相关性，“不一不异”“不来不去”即是世界的真实。

最后，相关性呈现为主体与世界的必然性。主体的前后依存、世界的自他对待，并不是一种混乱的无序状态，而是呈现为有秩序、有规律的因果。但是，因果观念是将世界的现实性转化为一种相关的可能性，因此在不同思维模式下，因果观念是不同的。

在自然世界中，自然科学承认有不包含主观的纯客观世界，完全不考虑主体对世界的影响，于是世界便具有严密的、程序化的、可推测的逻辑状态。自然科学的因果，是建立在现象之间相关的连续性上，完全否定了主体与世界的相关，可以表现为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但是，量子物理学强调对世界的观察，受到主体认识的干扰，这时世界的因果律便呈现为非严密的状态，其连续性受到干扰甚至断裂。

在历史世界中，世界无法呈现其严密的因果律，因为历史的世界不仅是客观的存在，同时也包含着主体。所以，历史世界的因果律表现为辩证法，呈现出相关而对立、否定而肯定的状态。

 

人无法独立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人与人是最重要的“自他关系”。自我生命通过“他者”的交往，既要平衡自与他的位置，也要正确认识“自他”关系，通过人际交往而促进深化自我认识。人际交往是人的社会化进程，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

但是，人与人的交往是“缘起缘灭”，“缘”需要价值的认同、情义的粘牵、利益的交换。价值的认同感产生于共同的意义追求，容易获得友爱与尊敬，会超越个体生命的不足与缺陷，更能体现人性的宽容与忍让，是一种最为持续而且负作用较少的关系模式。情义的粘牵是因为情感与兴趣的相投，通过长久的交往而产生情感的粘性，情义的粘牵彰显自他关系的平等与相契原则；当发生价值和利益的冲突时，情感的粘性容易减弱，可持续性相对较弱。利益的交换是因为彼此互相的利益诉求，利聚则聚，利散则散，体现了人际关系的自我保护与脆弱性。

所以，良好的人际关系需要尊重他人、真诚平等、理解宽容、互利合作、自信信他。师生、朋友应该是以价值观为基础的人际关系；朋友、亲人是以情义的粘牵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同事、客户是以利益的交换为基础的人际关系。所谓情、义、礼，即是以家庭第一、朋友第二、客户第三的顺序而进行社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