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华文化传统继往开来的名著

 

一、发人深思的“《汉书》学”大兴

班固《汉书》撰成以后，在其长期流传中，曾出现两次盛况。一是南北朝至唐初。《新唐书·儒学传》讲《汉书》在唐初备受重视，赞曰：“是时《汉书》学大兴。”254此仅寥寥七字，却极写出研治《汉书》学者之盛。刘知幾在《史通》中称誉《汉书》已被遵循为修史法式，又概述学者对之尊奉的情形：“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255推崇《汉书》的地位仅次于儒家的五经。在当时，连《史记》的研究专家也慨叹《汉书》普遍受到宗仰。《史记索隐》的作者、唐代学者司马贞做了一番对比，说《史记》：“汉晋名贤未知见重”；《汉书》“依迁而述，所以条流更明，且又兼采众贤，群理毕备，故其旨富，其词文，是以近代诸儒共行钻仰”。256可见南北朝至唐初，《汉书》的受推崇远远超过《史记》。257

再是两宋时期。其时，两宋学者推崇《汉书》之盛又超过前代，这里可举出苏轼、黄庭坚、洪迈的言论以见一斑。苏轼才气纵横，在诗、词、散文以至书法、绘画上都有卓越的成就。人们叹服其学问的渊博，而他则现身说法，讲渊博的知识乃得来自《汉书》：“尝有人问于苏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学乎？’曰：‘可。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258另一位著名文学家黄庭坚则强调《汉书》是精神力量的源泉。他有精彩的评论：“每相聚，辄读数叶《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人浇灌之，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259这些学者是以经常聚集一起诵习的方式来研究《汉书》，大家竞相在书中吮吸文化营养，足见宋代学者褒扬《汉书》风气之盛！洪迈是宋代的博学家，他也以优美的语言，盛赞《汉书》是著述的典范：“班固著《汉书》，制作之工，如英茎咸韶，音节超诣。后之为史者，莫能及其仿佛。”260“英茎咸韶”是概括全书内容的佳胜，“音节超诣”是赞扬其形式完美、格调高雅，统观起来，即认为是无法企及的杰作。

自南北朝至宋代，历时八百余年，在此漫长岁月中，《汉书》学兴盛不衰，学者共行钻研，高度赞誉，这一罕见的文化现象，其中包含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信息，这就是：《汉书》是我国史学的杰作，她是前代优秀文化成就的总结，又对后世文化的传承、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绝不能将《史记》、《汉书》视为对立的两面，而应当充分认识《汉书》对《史记》所奠定的优良传统大力继承弘扬，通过重新审视、阐发，正确评价这部名著在整部中华文化史上的宝贵价值。首先应当认真发掘和阐释的是，在历史编纂上，《汉书》如何承上启下，解决了“保证历史记载长期连续”的难题。同时，班固如何以实录精神和进步史识为指导，在记载内容上，弘扬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对抗神秘妖妄之说盛行而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二、承上启下，解决“历史记载长期连续”的难题

《汉书》的编纂，在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继《史记》而起的巨著，而这一“继起”，实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继承了司马迁《史记》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是解决了《史记》产生之后百余年间历史编纂的难题，至此终于使保证“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找到了解决途径，中国史学由于确立了这一优良传统而在世界文化史上引以为自豪，《汉书》这部巨著的撰成功莫大焉。

司马迁撰著《史记》获得了极高的成就，其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有二：第一，在著史指导思想和记载内容上，司马迁成功地做到“通古今之变”，撰成一部通史巨著，上起华夏文明始祖黄帝，下迄史家所在的汉武帝时代，将自古至今的史事囊括在一部史书之中；第二，创造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配合的体裁组织形式，各自发挥作用而又互相呼应，形成紧密结合的有机整体，网罗丰富，记载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司马迁之后，常人无法摆脱为《史记》写续篇的思维定式。试看，从褚少孙以下，为《史记》续作者有15人，他们是：刘向、刘颜、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261东汉建武年间，班固父亲班彪又为《史记》撰写“后传”65篇。但这些学者只能做修修补补的工作，所写的若干篇卷，后人所能见到的，除了褚少孙的续作附于《史记》，班彪的《史记后传》部分内容附于《汉书》，其余续作全部湮没无闻。

《史记》之后百余年的史学实践证明，历史编纂必须另辟新路，由《史记》开创的传统才能得到继承，中国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才能得到实现。班固开创“断代为史”的新局便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自《汉书》以下，后代史家以司马迁、班固为榜样，相继撰成《三国志》、《后汉书》，直至《明史》，成为二十四部“正史”，总计3200多卷，上下相续，构成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观。班固《汉书》的撰成，不仅是在历史编纂上成就了解决“百年难题”的伟业，而且为中华文化史做出了继往开来的巨大贡献。

古代史学评论家先后对《汉书》历史编纂的成就做了精辟的评论，刘知幾谓：“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262章学诚则称之为后代修史的“不祧之宗”263。刘、章二人均以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而著称，对于历史编纂的源流得失有精湛的总结，他们为何对《汉书》的编纂成就如此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呢？这个问题实是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的重要课题，有着丰富的内涵值得发掘，这里仅略举其中最为明显的几项。

其一，《汉书》确立了明确的著史目标，它是“断代为史”，但要自觉地以“通古今”为指导思想。

班固在全书总结性的篇章《叙传》中讲：“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264《汉书》的体裁特征是纪传体断代史，记载西汉一代的历史，上起高祖，下迄王莽，但班固又深知历史是不能割断的，西汉初的历史是由周、秦发展而来，西汉末年历史产生的影响要到东汉初才显示得更清楚，尤其是典章制度，更必须把握其产生的渊源和不同时代的沿革变迁。这一认识具有历史哲学的意义，既保证《汉书》写成完整的西汉史，又写出它与前代及当代的联系。这在《汉书》的几篇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律历志》上篇言律法，向上追溯：“自伏戏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尧、舜而大备。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陈后王之法。”《律历志》下篇同样追溯至远古：“历数之起上矣。传述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后三苗乱德，二官咸废，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失方。尧复育重黎之后，使纂其业。……故自殷周，皆创业改制，咸正历纪，服色从之，顺其时气，以应天道。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记，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全篇之末，记载西汉一朝所历年数及东汉光武帝在位年数：“平帝，著《纪》即位元始五年，以宣帝玄孙婴为嗣，谓之孺子。……自汉元年讫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岁。”“光武皇帝，著《纪》以景帝后高祖九世孙受命中兴复汉，改元曰建武，岁在鹑尾之张度。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即位三十三年。”265像这样体现出“通古今”编纂宗旨的篇章，在十篇志中还有《刑法志》、《礼乐志》、《食货志》、《郊祀志》、《地理志》、《沟洫志》，以及《百官公卿表》。

其二，记载历史的范围大大拓展，对客观历史的记载更加全面、深刻。此项最为典型的例证，是《汉书·食货志》对《史记·平准书》的发展。《平准书》为司马迁所创八书之一，是专门记载社会经济活动的出色篇章，在历史编纂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食货志》是在《平准书》的基础上撰成的，在历史编纂学史上的意义同样非同寻常。以往一般只讲《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改称篇名，补充了内容而成，实则其意义远远超出于此。一者，班固继承了司马迁的唯物主义观点，重视经济活动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同时又加以推进，原先《史记》八书中，《平准书》列于最后一篇。《汉书》则将《食货志》置于十志中的第四篇，紧列在《律历》、《礼乐》、《刑法》三志之后，这不是简单的位置变换，而是对经济活动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提高了，后来对唐代杜佑撰著典制体通史《通典》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二者，由《平准书》而易称《食货志》，说明班固对社会经济生产领域的观念大为充实，对作为封建社会经济之主体农业生产和商业流通交换二者的认识更加明确和全面。而《平准书》记载的重点尚放在封建官府通过经营货物运输而平抑物价，如司马贞《索隐》对篇名的解释：“大司农属官有平准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国转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贵贱相权输，归于京都，故命曰‘平准’。”三者，也是最为重要的，是班固分开上、下两卷，上卷专记农业生产，下卷专记商业交换活动和朝廷财政措施，构成了内容充实、全面的古代社会经济史专篇。在这篇志中，班固将《平准书》的内容全部采用，并补充了大量内容，其中包括：汉代以前的农业生产状况和商业交换状况；《平准书》中所缺载的武帝以前农业生产和国家财政状况；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政治人物和思想家有关国家经济生活的重要言论；汉昭帝至王莽新朝的农业生产和财政状况。班固在《食货志》中所叙述的不同时期社会经济状况，朝廷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无不为后人研治西汉一代历史提供了最为宝贵的依据。

不仅《食货志》为如何全面和完整地撰写古代经济史提供了范本，而且《地理志》、《五行志》、《艺文志》均为《汉书》所首创，并分别为历史地理学史、学术史等开其先河。《汉书》十志把《史记》八书开创的重视记载典章制度和社会生活的传统向前大大推进了，因此当代学者高度评价班固将典志体完善起来的成就。由于《汉书》的出色成就，纪传体中之典志部分的价值和影响大大提高。后世修史者视之为典范，在此基础上，又发展成为典制体专书，以及历代政书、会要一类史著，丰富了传统历史编纂的体裁。

其三，编纂方法更加精密和娴熟。历史编纂重视内容的丰富翔实、足以凭信，同时重视编纂形式的合理、完善，二者有机结合，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孔子修《春秋》，即十分注重“属辞比事”，严格按照编年史的体裁记载史事，同时十分重视遣词用字的准确。司马迁著《史记》，在编纂体裁、体例上也极具创造力，创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互相配合，构成一代“全史”。

《汉书》继《史记》而起，同样表现出在体裁运用和编纂方法上的杰出才能，班固富有创造精神，他与时俱进，使纪传体史著的编纂更加精密和娴熟，后人遂尊《史记》、《汉书》为著史的榜样。这里仅举出最为明显的两项。

一为去掉世家。世家是司马迁所创《史记》五种体裁之一，为专记王侯事迹，所立世家，有《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等。世家设立的意义和作用，如《史通·世家》篇所说：“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266西汉至景帝采纳晁错建议，削弱势力膨胀、与中央分庭抗礼的诸侯王国，把王国的军政大权收回中央，至武帝又实行“推恩法”，让诸侯王分出土地封子弟为侯，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从此诸侯“惟得衣租食税，不与政事”267，与一般郡国无异。既然西汉的历史已经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开国承家、世代相续”的诸侯已不复存在，那么，《汉书》作为记载西汉一代的“正史”，体例就要相应改变。因此，《汉书》取消世家体裁，正是反映历史进程的新特点，并以一代“正史”发挥巩固国家统一的正确做法。

二为设置兼具志、表妙用的《百官公卿表》。

《汉书》创立《百官公卿表》是极具创新价值的篇章，它兼具志和表的作用，成为后人研治西汉制度史的一把重要钥匙，并对历代正史修纂产生很大影响。

《百官公卿表》由两大部分相辅相成。前面是文字表述，相当于一篇提纲挈领的志，综述秦汉以至王莽新朝，自中央至地方的官员设置、职掌、属员、俸禄、名称的更改和权限的变动；后面则是表格形式，以年为经，以丞相至京兆尹等14种重要职位为纬，表列自汉初至汉朝灭亡，中央政权各部门每个长官任职的起讫。

志的部分，贯彻了“通古今”的宗旨，上溯到“《易》叙宓羲、神农、黄帝作教化民，而《传》述其官，以为宓羲龙师名官，神农火师火名，黄帝云师云名，少昊鸟师鸟名”，以及颛顼、唐、虞、夏以来所传任官及职事，并记载《周礼》六官各有职分及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后因周衰，官失而百职乱。班固特别强调的是：“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这是班固在书中记载汉代自中央至地方官制的根本来源，也是两千多年来言中国历史必称“汉承秦制”的权威依据。最后论及至王莽篡位，混乱变易官制，而致溃亡，体现其“以通古今”的大旨。

班固先述三公九卿等中央官制，丞相列在首位。首先明确其职权之重：“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然后举其大要，记载其名号的变迁及辅佐官员：“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哀帝元寿二年更名大司徒。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举不法。”268丞相本为辅佐皇帝综理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但是，由于汉武帝时期专制皇权大大强化，因而导致丞相权力的削弱。其关键，在于武帝时任命贵戚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另一贵戚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因他们与皇帝本人的亲密关系，凌驾于丞相之上，实际上掌握行政的最高权力，丞相的职务反而形同虚设。再加上，皇帝在丞相领导的正规机构以外，又可以任命一批近臣，叫作侍中、中常侍、给事中、散骑等，由这些人组成了“中朝官”，以牵制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即是说，皇帝竟可以对负责全国行政机器运转的官制采取无视态度，在最关键的问题上随己意做出改变，取消了丞相的最高行政长官权力，这样干竟完全能行得通。难怪武帝晚年因巫蛊之祸懒于政事，致使丞相的职位空缺一年之久。不要丞相，照样可以混下去，可见丞相在皇权专制下，可有可无。以后，昭帝、宣帝时，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元帝、成帝时，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权力都超过丞相。

《百官公卿表》的后半部分以纵横表格，表列自丞相至少府13种中央重要官职、将军，以及京都长官京兆尹每人任职的起讫和升迁转免的年代。我们若要查找何时何人任某一职务，或要查找某一年代同时担任要职的是哪些人，都可一目了然。在同一篇之中，记载一朝重要制度的志与“谱列年爵”的表互相配合，充分表现出班固在历史编纂上的创造性。职官制度的沿革无疑是历史记载的重要内容，由班固开其先河，以后大多数“正史”都效法修成《百官志》或《职官志》，因而形成贯通上下的古代官制的记载。

要之，班固以其在历史编纂上的杰出才能，解决了《史记》撰成后一百多年，学者完全依附于司马迁的成法，只能做片断的续作而造成的困难局面。班固创造了“断代为史”的著史新格局，记载范围起自高祖，讫于王莽，与一代皇朝的兴亡相终始，因而成为后代纪传体“正史”的“不祧之宗”。由于班固创造了这一与中国历史上皇朝盛衰更替相适合的编纂体裁，保证“历史记载长期连续性”的难题才得以解决。《汉书》贯穿了“通古今”的卓越史识，拓展了历史记载的范围，完善了记载古代典章制度和广泛社会经济生活的典志体裁。班固又取消世家，体现了历史编纂的与时俱进，反映了统一局面战胜割据势力这一新的时代特点，并使史书记载内容更加丰富，体例更加严密和合理。以上各项，证明《汉书》对于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形成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其历史编纂成就，便与《史记》一同成为后代著史的楷模。

 

三、抵制神学迷信浊流，弘扬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

从文化思想说，《汉书》的撰著在当时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班固抵制了东汉初年谶纬迷信盛行的思想浊流，在书中大力弘扬了先秦儒学开创的人文主义传统，批判神秘主义和妖妄邪说，重视总结政治盛衰、人心向背的历史经验，重视经济生产状况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以理性的精神为指导写出中华民族奋斗发展的一部信史。这是《汉书》为中华文化传统继往开来而做出的又一重要贡献。

两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同《史记》产生于西汉鼎盛的武帝时期相类似，班固生活和从事著述的东汉初，也是国力强盛、生产经济获得恢复发展、社会比较安定、创造力活跃的时期。但是，历史前进的道路十分曲折，历史现象复杂而充满矛盾，西汉社会又长时间被鬼神迷信气氛所笼罩，并且愈演愈烈，至两汉之际，妖妄迷信之说更加泛滥，这对班固著史以怎样的历史观、哲学观做指导，实为严峻的考验。

两汉之际妖妄邪说的盛行，是西汉以来当权者越来越提倡神学迷信的结果，诚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简单说来，西汉时期迷信思想蔓延的主要特点是：方士兴妖作怪，祀神泛滥成灾。汉武帝热衷于以“天命”、鬼神的一套说法神化其专制主义统治，本人又幻想成仙，永远享受富贵尊荣。董仲舒迎合这种需要，大力宣扬“天人感应”说和灾异思想，使不多谈鬼神灾异的孔子学说变成充斥阴阳迷信鬼神之说的西汉“新”儒学，并且同“求雨闭诸阳，从诸阴，其止雨反是”269的巫术相结合。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虽然在当时起到巩固封建大一统的作用，但由于这位“一代儒宗”对阴阳灾异大力提倡，导致西汉后期迷信思想的盛行，这是历史为它付出的沉重代价。西汉后期，夏侯始昌、夏侯胜、京房、翼奉、李寻等儒臣都以灾异议论政事，而专权的宦官、外戚集团也引灾异攻击别人，皇帝也常因“灾异”下诏议政，仅成帝一朝，即因日蚀、地震、火灾等“灾异”下诏达13次。270

到了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迷信思想的主要特点则是谶纬邪说盛行。谶又称图谶、谶记，是一种神秘性预言。谶又与纬相杂。纬是对经书的解释，并托于孔子，其中虽包含有某些天文、历法知识，但其主要内容都属神学迷信，而且越发演变为神秘杂乱之词；并与谶合而为一，故称为谶纬。哀帝时，王莽势力已成，夺取西汉政权野心毕露，有个名叫甘忠可的看准了这一点，进行投机，鼓吹赤精子下凡，汉家要再受命的谶语，王莽立即加以利用，胁迫汉哀帝宣布“再受命”，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作为其代汉自立的第一步。此后，谶言便和王莽实现其野心的企图同步升级，随着一些大胆的骗子不断造出谶言，王莽一步步由“安汉公”，而成“摄皇帝”，而最终成真天子。处在这种造出几句图谶妖言便能蛊惑人心、操纵局面的荒唐情势下，刘秀从起兵到统一中原、登上帝位，也同样先后得到其手下人李通、彊华搬出《赤伏符》中“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271一类谶言的帮助，以鼓动人心，表明他称帝是天命所归。

图谶的地位达到顶峰是在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此年正月，60岁的光武帝在正月斋戒时夜读图谶《会昌符》，强烈地感受到谶纬对东汉朝廷具有性命攸关的作用。于是诏令虎贲中郎将梁松搜集谶纬有关“九世受命”的话，“九世”是指从刘邦至刘秀共九代，他要在晚年大大加以显扬。272原来他因主张节俭不行封禅，这时他决定要学汉武帝的榜样，上泰山祭祀天地。遂在泰山顶上刻石勒铭，向全国宣布由他钦定的81篇谶纬，赋予它们以权威的地位。这篇铭文中以近一半的文字，详细地引载《河图赤伏符》、《河图会昌符》等谶纬书上有关“九世受命”的神秘性预言，还有“河雒命后，经谶所传”一类话，为东汉朝廷加上层层神秘光圈。这就是有名的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尊称图谶为“经谶”，表明这类妖妄言词，已经取得和儒家经典相同的地位，对它只能尊奉不能怀疑。这一年还发生了桓谭因不信图谶而与光武帝在朝廷上争论的事件。桓谭是著名学者，时任议郎给事中，他曾上书对光武帝宣布图谶为“国宪”提出尖锐批评，称“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引起光武帝“不悦”。至此，朝廷商议选择地址建造灵台，光武帝当着满朝文武，问桓谭：“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谭面对巨大压力，仍不作违心之论，回答说：“臣不读谶。”并当场批驳图谶的荒谬，不能置信。光武帝大怒，责骂桓谭“非圣无法”273，要将他问斩，直至桓谭叩头流血才为止，但立即罢了这位70多岁老人的官职，贬为六安郡丞。桓谭随之死于流放路上，他是因为反对光武帝以图谶决定朝仪大事而付出生命的。由于光武帝的提倡，东汉初几十年间，几乎所有的朝政大事都要决定于图谶。如光武帝在谶文中读到一句“孙咸征狄”，恰好手下有个人叫孙咸，就令他为平狄将军，行大司马事。他读到《赤伏符》中有一句“王梁主卫作玄武”，当时野王令是王梁，战国末年卫即被迁于此，玄武是水神，东汉司空是管水土之官，光武便任他为大司空。274其时，不仅以图谶决定大官的任命，还依据图谶来论定皇帝功德。章帝及群臣商议为明帝立庙号，特别称颂他“聪明渊塞，著在图谶”275。这是指《河图》上讲：“《图》出代，九天开明，受用嗣兴，十代以光。”刘邦至刘秀是九代，加上明帝正是十代。可见皇帝的功德如何论定，也必须引图谶作为证据。还有，一代朝仪大事也必要决定于图谶。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下诏，称：由于《尚书璇机钤》上讲“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便决定把郊庙之乐改为《大予乐》，乐官也改称大予乐令，以应合图谶，这与光武帝依据图谶决定灵台选址，情况正相类似。

东汉初谶纬邪说的泛滥是思想史上的一股浊流，统治者为了神化皇权，如此竭力地提倡妖妄神秘之说，其性质是中世纪神学体系，与中国文化已有的人文主义传统形成严重的对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具有重人事、轻鬼神的鲜明特点，《论语》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276，孔子所修《春秋经》也“记异而说不书”277；孔子又重视史事的记载和文献的别择整理，反对主观臆测，故《论语》中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78。——这些都被后代正直进步的学者所继承，形成中国文化的朴素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传统。而阴阳灾异说和谶纬说却是愚昧荒诞的意识，用唯心妄说扰乱人们的头脑，传播极其荒谬的历史观和文化观。按照灾异说、谶纬说的逻辑，国家的治乱、历史的推演不是政治兴衰、人心向背等因素所决定，而是所谓的神意安排，由几句神秘难解的妖妄言词所预先注定的！如果不抵制这种妖妄的邪说，将是民族文化可悲的倒退。

桓谭和班固正是代表了面对汹涌浊流敢于与之对抗的卓荦人物。桓谭为了反对图谶邪说，敢于面折廷争，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班固则高度珍惜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在《汉书》撰著中自觉地继承和弘扬孔子、司马迁所树立的符合理性的态度和求实精神，从人事的角度记载了西汉一代真实而丰富的历史进程，使《汉书》成为堪称出色地体现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杰作。《汉书》这方面的成就，举其最显著者，应有以下几项。

第一，批判迷信妖妄之说。

对此，在《郊祀志》、《艺文志》、《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王莽传》等篇有集中的表述。《郊祀志》的前面部分采用了《史记·封禅书》的记载，批评汉武帝耽于求仙，受尽方士的欺骗，耗费了巨量的金银财物。《郊祀志》说，武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先后受到敢于夸言求仙之道的方士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的欺骗，尤其是栾大，因其骗术最巧妙，武帝中其圈套，拜为五利将军，赏赐无数，又妻以女儿卫长公主，贵震天下。《郊祀志》说，至征和四年（前89），武帝已到衰老之年，还东行到海边，幻想借方士的法术遇见仙人，“而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莱者终无验”，“天子犹羁縻不绝，几遇其真”。279对武帝的极度迷信至死不悟表达了辛辣的讽刺！

西汉后期，迷信思潮继续蔓延，其表现为淫祀泛滥成灾。班固在《郊祀志》中历述当时严重的情景，表彰敢于反对淫祀风气的儒臣，从而显示出更加强烈的批判色彩！宣帝下诏祀江、海、洛水，从此，五岳、四渎都有常祭。其他祭祀名目繁多，有名山、日月星辰、四时，有祠石鼓、石社、蚩尤、天神等，举不胜举。猎户在南郡捕得白虎，宣帝竟为虎皮、虎牙、虎爪立祠。又听方士之言，在未央宫，为随侯宝珠、宝剑、宝玉、周代古鼎立四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奏言：祭祀过多，造成吏民困苦，耗费浩巨，建议将京师及郡县不合礼制或重复的祠，尽行罢去。共罢去475所，尚余208所。次年，匡衡因事罢位，于是朝臣又纷纷提出不当变动祭祀，称“神祇旧位，诚未易动”，于是前一年罢去的淫祀立即又恢复了几乎一半。成帝末年更加迷信鬼神，凡是上书言祭祀方术的都可以候选授官，上林苑中、长安城旁，布满祀神的坛位。儒臣谷永向成帝上言，抨击迷信的谬误，这篇奏疏以犀利的笔调分析自汉初以来种种迷信活动造成的危害，受到班固的高度重视，全文引录在《郊祀志》中。谷永言：

 

臣闻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万物之情，不可罔以非类。诸背仁义之正道，不遵五经之法言，而盛称奇怪鬼神，广崇祭祀之方，求报无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终之药，遥兴轻举，登遐倒景，览观县圃，浮游蓬莱，耕耘五德，朝种暮获，与山石无极，黄冶变化，坚冰淖溺，化色五仓之术者，皆奸人惑众，挟左道，怀诈伪，以欺罔世主。听其言，洋洋满耳，若将可遇；求之，荡荡如系风捕景，终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听，圣人绝而不语。……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动海内。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术者以万数。其后，平等皆以术穷诈得，诛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渊玉女、巨鹿神人、阳侯师张宗之奸，纷纷复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尝专意散财，厚爵禄，竦精神，举天下以求之矣。旷日经年，靡有毫厘之验，足以揆今。经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论语》说曰：“子不语怪神。”唯陛下距绝此类，毋令奸人有以窥朝者。280

 

谷永的这篇论议是正当淫祀之风盛行、成帝沉溺不醒之际，勇于对西汉帝王耽于求仙祀神、靡费巨量社会财富的行为提出尖锐的批评，对于众多方士为了欺诈钱财，制造种种妖言以欺罔世主的骗术做了有力的揭露。班固充分肯定谷永所坚持的儒学“重人事、轻鬼神”的基本精神，认为谷永的论议是对西汉帝王为了成仙求福、助长众多方士兴妖作怪，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的历史教训予以深刻的总结，因此在《郊祀志》篇末赞赏说：“究观方士祠官之变，谷永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281

同样态度鲜明地批评鬼神迷信图谶邪说的篇章，在《汉书》中还有《眭两夏侯京翼李传》，是关于西汉专言阴阳灾异之说的人物眭孟、夏侯始昌、夏侯胜、京房、翼奉等的合传，班固在篇末赞语中，特地引用了《论语》中子贡所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批评董仲舒、眭孟这些人物善于“推阴阳、言灾异”，以“纳说时君”，“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282他们只是侥幸言中一两次，其阴阳灾异“推阴阳、言灾异”的大量言词则是虚幻臆度之词，根本违反孔子儒学的基本精神。在《王莽传》中，班固以确切的史实揭穿王莽一连串的制造谶语夺取帝位的欺骗伎俩，更是对谶纬的妖妄本质的有力揭露。他把秦的灭亡和王莽的败亡都归结于倒行逆施：“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283这里的“奸言”，就是指王莽利用图谶制造的妖言。《汉书·艺文志》著录天下图书，却对大量存在的谶纬书摒弃不载，这又显然与东汉朝廷“宣布图谶于天下”、尊图谶为“经谶”直接相对立。在《艺文志》中，班固还讲诸子出于王官，儒家是诸子之一，孔子是先师，是学者，儒家经典是文化典籍而非神意的产物，这些都与谶纬之说针锋相对。

第二，出色地总结政治盛衰、人心向背的历史经验。

班固以如椽巨笔，记载西汉皇朝由开国创业，经过上升阶段达到鼎盛，又历昭宣中兴，至最后灭亡的全过程。由于他处在东汉初年，又潜心撰著二十余年，就有可能做到及时而细致地汇集大量丰富的史实，熔炼成文，深刻地反映出历史进程，尤其是对于西汉历史的几个关键阶段，班固做出了切中肯綮的总结和解答。

秦朝何以灭亡？汉朝何以兴起？在长期的楚汉战争中项羽为何失败？刘邦为何胜利？这些问题在汉代一直受到关注。西汉建国伊始，高祖在洛阳南宫置酒大会列侯诸将，就曾问大家：“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并自己回答说：张良帷幄运筹，萧何镇守后方、保证粮食物资供给，韩信率百万大军、攻无不克，我都不如他们。“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284堪称千古名言。而班固则从东汉初兴的历史高度，做出更为全面的评论。在《汉书·高帝纪》全篇末尾，把刘邦的事业分为艰苦征战夺得天下和开创治国局面前后两个阶段。正确地总结刘邦之所以夺得天下，主要依赖他豁达大度、富有谋略、善于用人，以及他实行安抚民心的政策，把民众从秦朝暴虐统治造成的灾难中解救出来。285《高帝纪》篇末的这段总结，就成为后人认识楚汉之际及汉初历史的纲领。

《汉书》以充分的史实记载了西汉前期上升的历史趋势，并且概括了“文景之治”这一历史概念，揭示出从汉初医治战争创伤到以后出现鼎盛局面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本质性问题，并且详载这一时期的政绩，同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原先司马迁在《史记·孝景本纪》赞语中曾经做过总结，一方面，肯定文帝大力执行有利于国家和百姓的政策，包括文帝对同姓诸侯王不制的一些迁就做法也予以肯定，另一方面，批评景帝时晁错采取过火的削藩做法，引起吴楚七国反叛。由于司马迁的赞语，未能对文景时期的政绩和地位做出全面的评论，因此班固重新做了评价。《汉书·景帝纪》赞做了改写，班固是从由秦的暴政造成社会危机之后，历史前进的要求是扫除苛政、减轻百姓负担、发展生产这一总的趋势，来评价文景时期的政治成就，并且把西周“成康之世”和西汉“文景之治”并列为历史上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前后辉映的时期，赞语中大力肯定文景时期继续有效地执行汉初宽省政治、与民休息的政策，“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286！显然，班固站得更高，更能揭示出历史进程的本质，评价更加中肯，因而为后人评价“文景之治”提供了准绳。按照班固对汉初施政的总结，后人才明白由西汉立国之时社会残破，经济凋敝，民无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287，到武帝初年社会财富充溢，“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288，这如同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巨量财富，正是自高祖以来特别是文景之世劳动人民辛勤创造积累而来的。

武帝时期是西汉鼎盛时期，《汉书》对这一时期做了深入的考察和总结。《汉书·武帝纪》从内容到赞语均为班固重写，他称誉汉武帝“雄才大略”，评价他大兴功业，使汉朝的国力达到鼎盛。在《公孙弘兒宽卜式传》赞语中，又盛赞武帝求贤若渴，奖拔文武人才，委以重任，于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289。以上评价，无疑讲出了汉武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项的基本方面，而同时，班固又委婉而明确地批评汉武帝连年大规模征伐，并且据实直书，批判武帝迷信鬼神，耗费了巨量社会财富，造成民众不堪重负，物质匮乏，出现社会动荡的严重局面。

西汉后期，先经历宣帝中兴，如班固在《宣帝纪·赞》所总结的，宣帝治国，赏罚分明，对官吏严格考核，成效卓著，堪称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又能恰当处理与匈奴的关系，正值匈奴内乱，南匈奴内向归附，因而结束了先前长期的战争关系而开启了北方边境长期和好的局面。元帝、成帝以后则迅速走向衰亡的道路，外戚、宦官掌握大权，皇帝或是性格软弱，或是一心玩乐，或是病弱年幼，因而政治上陷于昏暗混乱，壅塞直谏之路，邪恶势力嚣张。平帝时，王莽利用社会动荡不安的局势，靠阴谋手段代汉而立，西汉皇朝宣告灭亡。

纵览《汉书》，我们能清楚地认识到：班固叙述和解释西汉的盛衰，首先是着眼于政治得失、人心向背，同时考察君主的才能性格、臣下能否奉公尽职、经济状况如何、与周边民族关系处理是否得当等项。一句话，是从人的努力，政策施行的效果着眼来解释历史，从根本上摒弃了神意图谶一类妖妄邪说。总之，班固记载西汉历史，是自觉地继承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传统，以此为尺度来衡量和评价的。这才使得《汉书》享有继《史记》之后又一宏伟巨著的地位，成为对抗东汉初神学浊流的中流砥柱。

第三，重视社会经济生产活动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凡是研读《汉书》的人无不对此产生强烈的印象：《汉书》中有关西汉前期历史的主要篇章，如《高帝纪》、《惠帝纪》、《高后纪》、《文帝纪》、《景帝纪》、《萧何传》、《曹参传》、《贾谊传》、《晁错传》、《食货志》等，其中记载史事的一条主线，就是面对秦汉之际长期战争留下来的社会残破不堪的局面，汉初几十年间如何坚持不懈地采取恢复经济、奖励生产、垦殖荒地、招集流民、减轻负担、休养生息的政策，因而使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国力逐步增强。朝廷采纳有远见政治家的建言而实行的措施，取得了很显著的成效。文帝十二年（前168），贾谊向文帝上疏（即著名的《论积贮疏》），指出天下“背本而趋末”的情况很严重，致国家或民户的粮食积贮都少得可怜。同时社会上奢靡成风，大量浪费财富。他建议朝廷应重视积贮粮食，吸引农民回到本业：“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290贾谊的上奏引起文帝的重视，当即在春耕时节到京城的“籍田”上举行亲耕典礼，向天下表示朝廷奖励力农。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史载文帝时“（每石）粟至十余钱”291。

随着粮价降低和商业的活跃，出现了新的社会问题，即大商人势力膨胀，囤积居奇，侵蚀农民。于是晁错及时地向文帝上疏（即著名的《论贵粟疏》），建议提高谷价，制止谷贱伤农的现象：“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292提出把吸引民众重视农业作为当今首要任务，其有效途径是提高粮食的价格，对于能够提供粮食者实行奖励。他主张招募天下民众，凡是能为国家提供粮食的可以赐爵，可以赎罪。这样，“主用足”、“民赋少”、“劝农桑”三个目的都能达到。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号令民户为国家输送粮食到边境，能运到六百石的赐二等爵，逐级增加，运到四千石的赐第九等爵（五大夫），运到万二千石的赐十八等爵（大庶长）。晁错又建议边塞粮食充足了，可以储备在郡县；郡县储足一年所需的粮食，即可免收田租。文帝十二年，宣布免去当年田租之半。十三年六月，下诏免收天下田租。共免收全国田租13年。从西汉立国之初“齐民无藏盖”，到文帝时国家及各郡县储备了大量粮食，前后对比岂非天壤之别，国家采取的正确措施是多么有效地推动社会的进步！

《汉书》这部巨著的撰成，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在当时，社会取得的进步与俗儒尊古卑今的偏见形成巨大的反差。这种情况在与班固同时代的著名学者王充所撰《论衡》一书中有生动的反映。《论衡·超奇》篇、《齐世》篇等都一再尖锐地批评“好褒古而贬今”、“尊古卑今”的偏见。《超奇》篇批评他们迷信古代达到了是非颠倒的地步：“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293《齐世》篇进一步列举出倒退历史观的种种表现，如讽刺俗儒认为政治功业古今高下悬殊：“语称上世之时，圣人德优，而功治有奇。……及至秦汉，兵革云扰，战力角势……德劣不及，功薄不若。”294王充所概括的种种谬误说法，突出地表明人们头脑中尊古卑今的意识是多么根深蒂固，需要有见识的人物以社会进步的事实加以批驳，廓清迷误。王充提出与世俗眼光截然相反的看法：“大汉之德不劣于唐虞也。”295那么，俗儒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颠倒是非的看法呢？王充分析说，这是因为儒生们自生下来读的就是记述和颂扬三代的书，“朝夕讲习，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296。因此需要有人撰著一部记载汉代历史的《汉书》。

王充所论与班固著史的目的是相通的。班固恰恰也意识到撰著汉史的需要。《太平御览》引《后汉书》曰：“班彪续司马迁后传数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续之。固因史迁所记，及以汉代继百王之末，非其义也。大汉当可独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至王莽，为纪、表、志、传九十九篇。”297班固《汉书·叙传》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纪，缀辑所闻，以述《汉书》。”298班固言不满意“以汉代继百王之末”，固然显示出其正宗思想，但这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班固主张“大汉当可独立一史”，客观上具有破除当时浓厚的复古倒退思想的积极意义，并以艰苦史学实践，成功地回答时代对“汉书”的需要。

《汉书》的撰成，以其历史编纂的杰出成就，为中国文化传统继往开来，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确立的标志。司马迁的《史记》有极高的成就，当之无愧是传统史学的奠基者。但后人若刻板地对待其“贯通古今”的著史格局，则“保持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断难以实现。司马迁之后百余年间虽然一再有学者对《史记》续作，然只属零篇散简，难以流传，历史学实际上陷入困境。司马迁在体裁设计、体例方面多有创造，但也因创始者难免较为粗疏，亟须经后继者继续推进，使之更加严密周全。这两个难题，班固都出色地予以解决，因而《汉书》的著成，便具有标志着传统史学确立的重大意义。中国文化重视人文主义的优良传统在先秦、西汉已经形成，孔子和司马迁为其代表人物。班固对此自觉地继承、发扬，《汉书》记载西汉盛衰至王莽灭亡，以丰富的史实，证明历史演进主要决定于政策的得失、经济领域的状况和人心的向背，而对在东汉初年被奉若神明的谶纬说法根本不提。继《史记》之后产生的《汉书》，同样被人们公认为具有“实录”精神的信史，为后人认识我们民族走过的历程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依据，这对于中国中古文化走上一条跟欧洲中世纪神学体系判然不同的途径，起着不容低估的作用。因此，《汉书》这部巨著堪称是中华文化传统继往开来的名著，唐初司马贞所言“近代诸儒共行钻仰”，宋代洪迈誉之为“英茎咸韶，音节超诣”，完全当之无愧，直至今日，这部名著对于当代人们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提高民族自信心，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