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画龙点睛”：《史记》议论的运用
恰当、灵活地运用议论，是《史记》取得非凡成就的重要手段，也是司马迁表达其对历史深刻见解的重要方法。历史著作无疑是以记载史实为主要任务，但需要以恰当地运用议论与之配合。议论的主要功能有二。其一是阐释史实，在记载史实的基础上，揭示出人物活动和事件演变的意义。司马迁深刻地懂得，光把事件记载了，把人物的行为、语言记述了，把制度或社会情状陈述了，不等于其内在意义都能让读者明了，有时还需要恰当地发表议论，将其隐含的意义予以指明。换言之，恰当运用议论，有利于增强史书的深刻性。司马迁又深刻地懂得，史书不应限于平铺直叙，而需要在关键处正面讲出史家胸中之爱憎好恶，以触发读者的喜怒哀乐，引起共鸣。这就是议论的第二项功能，增强史书的感染力。司马迁的议论都不是外加的，而是与记述的史实紧密结合、互相呼应，成为其杰出史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唐代刘知幾对此未予深入体会，曾提出偏颇的批评，其论云：“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义实在于斯。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181对此看法，前代学者未见有表示赞同者。清代牛运震则对《史记》议论的运用做了高度评价：“太史公论赞，或隐括全篇，或偏举一事，或考诸涉历所亲见，或证诸典记所参合，或于类传之中摘一人以例其余，或于正传之外摭轶事以补其漏，皆有深意远神，诚为千古绝笔。司马贞《索隐》讥其颇取偏引，以为首末不具，褒贬未称，别作一百三十篇《述赞》缀于简末，其不知史法与文体殊甚，真所谓爝火于日月，浸灌于时雨者也。”182这些看法并非过誉，对于我们实在很有启发。
《史记》书中恰当运用议论的成功之处不胜枚举，以下从三个方面做简要论述。
一、深化历史主题 总结成败经验
通过议论正面讲出对史事变迁的卓越见解，是司马迁实现其“通古今之变”这一著述宗旨的重要凭借。这首先集中体现在各篇本纪之中。因为，按照司马迁的设置，本纪是著史之纲领，集中记载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制度等大事，显示历史变迁的主线。而同时，纪传体的体裁又决定各篇本纪要兼写帝王的性格，而在封建时代天子独尊纲纪天下的体制下，帝王的贤愚仁暴当然又决定国政的兴坏。秦汉之际的历史变局是《史记》记述的一个关键时期，《秦始皇本纪》提纲挈领，记载了秦如何凭借强盛的国力逐步兼并山东六国，其后又因滥施暴政而致顷刻灭亡。司马迁认为，秦朝兴亡的教训有深刻的历史鉴戒意义，若仅止于记载史实尚不能充分地揭示出来，必须运用正面议论对史实加以深化、提升，才能达到让世人警醒的目的。司马迁极其赞同贾谊对秦朝灭亡历史教训的总结，故言“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直接引用《过秦论》全文，以贾谊的精到评论启发读者对历史的认识。贾谊最具震撼力的警句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围绕这一核心观点，他从多方面做了酣畅淋漓的分析。贾谊讲，秦国据有险要的形势，在与山东六国对抗中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穆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而山东六国又各怀利己的目的，因此合纵无法成功，反被秦各个击破。秦始皇即凭借强盛的国力，实现统一大业：“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贾谊进而揭示出秦朝骤亡的深刻教训是，统一的秦朝面对的是自战国以来饱经战乱的黎民百姓，他们急切地需要得到安抚，解除沉重负担，医治战争创伤。而秦始皇却不知改弦更张，反而继续实行暴虐统治，穷兵黩武，根本违背历史潮流，把民众推向死亡的边缘，这就必然激起民众的剧烈反抗：“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王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求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贾谊总结的历史教训极其深刻，其议论掷地有声！出身雇农的陈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点燃反秦的烈火，“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贾谊一再强调人们要深刻记住这历史教训，本来秦国形势险要、兵力强盛，而陈涉出身贫贱、武器粗劣，强弱的形势对比悬殊。然而反秦起义取得胜利，不可一世的秦王朝迅速灭亡，“成败异变，功业相反”，原因就是滥施暴政必然走向灭亡，由此而得出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结论，足以昭示百代！《秦始皇本纪》的篇末赞语全文引用《过秦论》，其作用即为在记载秦国大量史实的基础上，大大深化时代的主题。
发人深省的是，司马迁对于项羽这位在反秦浪潮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功过的评价，也与这一时代主题相呼应。《项羽本纪·赞》中，充分肯定了项羽率领农民起义军击溃秦军主力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云：“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同时深刻指出，项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滥施杀戮，不实行仁政，不安抚百姓，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不谋救民于水火之中，而自矜功伐，以武力压服，这些严肃的批评，正是篇中所载“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又在攻齐之时，“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种种倒行逆施的集中概括，对所载史实加以提升和深化。同样值得我们仔细体味的是，对于王翦、李斯、蒙恬这几位辅助秦始皇攻灭六国、兼并天下起了重大作用的人物，司马迁也正是在把握历史变动的趋势和反映民众的根本要求的高度，指出他们的严重过失：“王翦为秦将，夷六国，当是时，翦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刎身。”183“（李斯）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184“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185
从引贾谊的主张，畅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到严厉责备蒙恬身为名将却不明当时“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的要务，以上各篇论赞共同突出的就是从六国连年攻战，到秦朝统一，时代的主题就是治国者必须直面百姓长期饱受战争、徭役之苦，伤残待救的现实，改变武力征伐的暴力手段为实行“德治”的方针，让民众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这些篇章的议论，与各篇所载史实紧密结合，阐明了从战国到秦楚之际历史变局的客观要求，并以此为标准，分析、论定秦始皇、王翦、李斯、蒙恬、项羽的功过。司马迁眼光深远，态度客观公正，所论各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堪称运用史论深化历史主题、论定人物功过的成功例证。
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标志着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高祖本纪》记载了汉高祖刘邦从举兵参加反秦起义到创建西汉政权所经历的艰难征战、纷繁复杂的史实，总括起来是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刘邦在各路反秦将领中首先攻进关中，接受了秦孺子婴的投降，以后在与项羽的长期争战中最终取胜；二是刘邦建立了汉朝，在满目疮痍、民生涂炭的局面下安定民众，重建社会秩序。刘邦之所以能够最终战胜军事上居于强势的西楚霸王，就在于他顺应社会潮流，懂得安抚人心的重要，废除秦朝严酷的法律，采取一系列轻徭薄赋、招流民回乡、恢复生产的措施。《高祖本纪赞》对此做了高度评价，云：“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186得天统，即指汉高祖治国施政的方针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因而得到民众的拥护。由于强调“承敝易变”符合社会前进的客观规律，就使篇中所载在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悉除秦苛法，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唯恐沛公不为秦王，而项羽却“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怨望”等史实的意义得到凸显。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记载汉初历史的相关篇章中，同样发表了中肯有力的议论，概括所载具体史实，深化时代主题。《吕太后本纪·赞》云：“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87《萧相国世家·赞》云：“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188《曹相国世家·赞》又云：“（曹）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189司马迁既在各篇中记载了大量可靠的史实，又一再以议论强化这一时代主题，于是西汉初年惩秦之弊，废除苛法，清静无为，减轻剥削，与民休息，因而能在较短时间内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由此奠定了西汉国家强盛的基础，便成为中华民族又一宝贵的历史记忆。
二、直面社会问题 抒发人生感慨
司马迁依靠对各个历史阶段精彩的议论来表达其“通古今之变”的卓识，同样的，其“成一家之言”的成就也是大量依靠有的放矢的议论来体现。司马迁记载了华夏民族漫长的历史，“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对于国家民族如何避免危机困厄，走向发展坦途，怀有真知灼见；他多次壮游，到过广大地区调查访问，接触过各阶层人物，对于社会状况、民生疾苦有深刻的了解。他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要效法先秦诸子那样，以这部《太史公书》，结合历史，讲出如何使国家长治久安的主张。司马迁的议论很丰富，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安民”、“富民”、“任贤”三大项。
司马迁对汉文帝的评价，就鲜明地体现出其“安民”的思想。《孝文本纪》详载汉文帝即位后继续大力执行“与民休息”的治国方针，如，诏告天下“农为天下之本”，奖励农耕，举行亲耕籍田之礼，为臣民作表率；实行轻徭薄赋，减轻民众负担，于文帝前元二年（前178）下诏“务省徭费以便民”，罢中卫军，省太仆马匹，又于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下令免天下田租；废除酷刑和株连治罪的刑律，除收奴相坐律，除“诽谤妖言之罪”，废肉刑；对于威胁北方边境的匈奴一方面严密防守，如来袭扰，立即出兵迎击，平时坚兵斥候，另一方面实行“和亲”之策，于后元二年（前162）下诏：“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怛惕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轶于道，以谕朕意于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亲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已定，始于今年。”汉文帝在位23年，有效地实行上述奖励生产、恢复民力、安定社会、避免大规模征战的政策，开启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民众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国家财富迅速增加，成为中华民族进化史上重要的上升期。司马迁高度评价汉文帝“安民”的治国方针和取得的巨大成效。《孝文本纪》在详细记载史实的基础上，以一段感情充沛的议论做总结，一再赞誉汉文帝“利民”、“毋烦民”、“恶烦苦百姓”、“专务以德化民”的治国方针和取得的巨大成效。最后又在篇末赞语中反复誉汉文帝之施政治国，达到了孔子陈义极高的“仁政”的标准，评价文帝在历代帝王中是一位“德至盛”的人物：“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190
同样是站在“安民”的立场上，在记载汉代经济制度和经济生活的专篇《平准书》中，司马迁同样以热情赞许的笔调记述汉初休养生息政策带来的社会财富丰足的景象：“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而其后，却境况大变，由于汉武帝大事四夷，以及攻伐匈奴，连年大规模用兵，加上采取“算缗”、“告缗”等没收工商业者财产的政策，造成了中外相扰，国库空虚，社会动荡。对此严峻的局面，司马迁以“实录”式态度做了客观记述：“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獘以巧法，财赂衰秏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191
如何对待匈奴，这在当时是极为尖锐的现实政治问题。自秦及汉初以来，匈奴连续大规模侵扰，对于北方边境安全和民众生产生活构成严重威胁。汉武帝派兵攻伐，是自卫性军事行动，司马迁对此是赞成的。《太史公自序》中总括《今上本纪》的撰述义旨是：“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对于汉武帝的功业做了充分肯定，赞扬其雄才大略，兴造制度，多所设施。而同时，司马迁又极其关心民众疾苦，他对于连年出兵几十万攻伐，内心并不赞成，上述《孝文本纪》中所载汉文帝驻兵边境，严密防守，而不征发大军深入攻打的策略，他是更加赞成的。司马迁对匈奴问题的重视，集中见于《匈奴列传》，其上篇是《李将军列传》，下篇是《卫将军骠骑列传》，各记载李广、卫青、霍去病等大将长期率军与匈奴作战的经历，《匈奴列传》本篇则详细记载匈奴的社会状况以及自秦以来汉与匈奴的关系。司马迁出于重新让百姓获得安定生活，结束连年大规模征伐、“天下苦其劳”局面的强烈愿望，在篇末发表议论：
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192
出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严重关切和史家的责任感，使司马迁不畏压力，敢于对牵动朝野人士神经的军政大事陈述本人忠直之见！他首先坦率地承认，当孔子修《春秋》之时，即采取“定哀多微词”193的做法，时代越近，著史者因惧祸而多忌讳，故多采用隐晦的说法。尽管人人都对议论匈奴问题提心吊胆，但他为了广大民众的生存，却不怕触犯忌讳，而要正直建言。他批评朝臣中的文官为了邀宠，而一味讲谄媚的话，只讲一面之词，不详究敌我双方的终始利害；武将则恃国强兵多，贪图建立战功。文武官员众口一词，向皇帝进言必须派大兵攻打，而根本不考虑连年征战造成的国库虚耗、民众困苦不堪的严重后果，“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这等于司马迁向武帝上建言书，要求他反省对匈奴的决策。司马迁明知连年出兵攻伐是武帝头脑中的兴奋点，却勇于如此建言，说明他对民众过安定生活是多么的关切！同时表现出他不畏惧巨大压力、敢于针砭现实政治弊病的高尚史德！
司马迁强烈的“富民”思想在古代著作家中更属于凤毛麟角，这集中见于《货殖列传》中的出色议论。在当时，视工商为末业，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司马迁却以独具的历史洞察力，认识到工商业活动对于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作用。所以他要以苦心经营的专篇为成功的工商业者立传，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194认为工商业者的成功和智慧，是社会前进的助力。司马迁高瞻远瞩，总结对社会发展的法则性认识和民众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发表了一系列精彩的议论。首先，是对老子将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初始社会视为“至治之极”的倒退历史观提出驳论，指出其绝对行不通：“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然后紧密结合全国广大地区不同的经济生活状况和工商业者成功的致富活动，深刻地论述三层道理。一是追求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是人类的本能，治国者只有因势利导：“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并认为，全国各地的物产互相交换，推动社会的发展，物质生产活动有自己的客观规律：“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二是强国之道即在于增殖财富，人们的社会影响力和道德水平都与拥有一定的财富相联系。“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三是求富是天生合理的要求，从士农工商各阶层，到官员、将领，人人都为获得财富而竭智尽力：“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因此，这篇《货殖列传》不仅是开创记载经济史的名篇，而且是思想史的杰作。司马迁崇尚儒学，他吸收了儒学的精华，而又勇于超越。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95孟子讲：“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196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儒学大师董仲舒讲：“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97他们是儒家圣人和大师，都反对言利和讳于言利。司马迁却大力肯定追求财富天生合理，他反对官府利用国家权力与民争利，主张实行经济放任政策，让人们自由致富，他提出了在儒学体系中所缺略而又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学说，因而实现了对传统思想的重大突破。
“任贤”是司马迁直面社会现实而一再予以强调的又一课题。他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得出深刻的认识：实现社会安宁、经济发展，施行惠民措施、革除害民窳政，都得依靠任用文武贤才；对于位居“至尊”的皇帝能够诤谏、对其掌握的最高权力能够发挥某些制约作用的，也只有靠贤明的将相。所以他在《匈奴列传赞》中，将如何对待匈奴和战这一事关国家安危全局的问题归结到任用贤才：“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可以再举出书中成功运用的其他例子。在论述典章制度的重要篇章《乐书》开篇，司马迁含义深长地告诫要从《虞书》中所载君臣关系吸取正反面经验：“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管晏列传·赞》大力表彰春秋齐国两位贤臣管仲、晏婴既能辅佐国君善政，又能规劝其过失：“‘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在《楚元王世家·赞》中，更有力地强调所任用大臣的品德与才能是国家安危存亡的决定因素：“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恰与《匈奴列传·赞》中针对现实而发的议论“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互相呼应。
《史记》运用议论的又一作用，是发表对时势变迁、人物命运的感慨。诚然，历史著作是以记述史实为主，但史家往往又要在恰当地方发表感慨，这是因为他对于历史场景的曲折变化、人物命运的陡升陡降，不能冷眼旁观、无动于衷。而要自然而然地发表感想，用以深化事件的意义，或表达对人物的褒贬爱憎。这里也举出若干典型例证。《伍子胥列传·赞》称颂伍子胥隐忍受辱，最终报了楚国君杀父之仇，是大义之举：“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对于历史上能从困厄中奋起、最终成就功业的人物，司马迁一再大力予以表彰。如《范雎蔡泽列传·赞》曰：“韩子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遇者，非计策之拙，所为说力少也。及二人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者，固强弱之势异也。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对范雎、蔡泽忍辱负重，虽屡遭逆境而不绝望，最后成为地位显赫的人物表示敬佩，同时再三感慨二人羁旅入秦，适逢秦始皇大举兼并六国、急需贤能之士的机遇，因而最终得以展现其才干的因缘际会。《季布栾布列传·赞》认为季布是一位屡建战功的勇士，而当他被贩卖为奴隶、受尽屈辱之时，却不轻易去死，而胸怀远大志向、坚强地活下来，终于成为名将，栾布为了替彭越辩白冤名，而不避汤镬之祸，一个苟活避死，一个勇于赴死，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正确地对待死，都是大勇的表现。故赞扬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屦（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司马迁有过特殊的沉痛屈辱的经历。天汉三年（前98），发生李陵之祸。李陵是名将李广之孙，平常以武艺高超、英勇杀敌著名，其人品也广受赞誉。天汉二年，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武帝李夫人之兄）率主力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李陵率步卒五千出居延为支军以牵引匈奴，李陵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杀敌一万。后因寡不敌众，救兵不至而败。当李陵降敌消息传来时，情况真假难辨。司马迁与李陵本无私交，但据平日对他的了解，认为他为人正直，可能是以投降为计策，以后伺机报汉。又见武帝因此坏消息而忧愁终日，担心他有伤身体，于是借武帝询问的机会，讲了为李陵辩护的话。不料引起武帝大怒，以为司马迁是有意中伤李广利将军，于是下令交给司法之官判处，以诬上之罪处以腐刑。司马迁在回复其朋友任安的信中说，本来按汉律，出资财五十万可以赎死罪，无钱赎即施以腐刑。“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结果惨受腐刑，他自言，“就极刑而无愠色”，“而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198
司马迁又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199由于司马迁遭受如此巨大的痛苦，对于正确对待生死有深刻的体会，尤其对忍受屈辱、以求最后实现心中崇高目标更时刻不忘，因此，他每每在篇中结合人物曲折际遇、人情世态炎凉，抒发感受，用以自况。其所发议论，都能加深读者对人物命运、事件曲折的认识，或打动读者内心、引起强烈共鸣。其他抒发感慨的例证还有：《伯夷列传》中对“天道常报善人”之说公开表示怀疑，提出为何强盗横行天下得以寿终，干尽坏事者竟能得富贵逸乐，而处事谨慎、行为方正的人却遭到不测之祸：“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廉颇蔺相如列传·赞》则强调，只有大智大勇的人，才懂得怎样在紧急关头为正义而牺牲，而在什么情况下去死却对人们的意志是重大的考验：“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高度赞扬蔺相如在恃强凌弱、凶狠霸道的秦王及其群臣面前，敢于视死如归，叱退左右，威震秦廷，这种“处死”态度，才是大智大勇的表现，因而永留芳名！这同《季布栾布列传·赞》赞赏季布“贤者诚重其死”，称颂栾布“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正好互相发明，互相呼应。在《张耳陈馀列传·赞》中，则对以势利相交，最终导致反目成仇者表示深沉的慨叹！张耳陈馀两人原先在社会上闯荡时为刎颈之交，以后在反秦起义中同心建立功业，成为赵国的将相。至秦大军包围巨鹿城时，两人却因眼前的实际利益构成仇隙，最终势不两立。司马迁的赞语即深刻地讲出势利之交无法长久、最终一定分道扬镳的道理：“张耳、陈馀，世传所称贤者；其宾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杰，所居国无不取卿相者。然张耳、陈馀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倍之戾也！岂非以势利交哉？名誉虽高，宾客虽盛，所由殆与太伯、延陵季子异矣。”200《汲郑列传》中则记载汲黯、郑当时两人位居九卿时，宾客盈廷，至两人中落，困居不出之时，宾客无人问津。司马迁结合本人“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201的痛切经历，在篇末赞语中不能不对世态炎凉产生深深感慨：“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202这也恰恰成为《货殖列传》中所论“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宾客无所之”的强烈回响。
《史记》论赞还有补充史实的作用。如《孔子世家·赞》云：“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屈原贾生列传·赞》云：“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魏公子列传·赞》云：“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春申君列传·赞》：“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樊郦滕灌列传·赞》云：“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有的则是对史实做订正，如《郦生陆贾列传·赞》中订正郦食其至沛公传舍求见，于是沛公急忙以礼相见，郦生遂献计之事，是发生在沛公初随项羽起兵，将兵略地至高阳之时，云：“世之传郦生书，多曰汉王已拔三秦，东击项籍而引军于巩、洛之间，郦生被儒衣往说汉王。乃非也。自沛公未入关，与项羽别而至高阳，得郦生兄弟。”
三、议论的多样形式
以上我们举证和分析了《史记》中大量对议论的成功运用。这些议论，有对重要历史主题的提炼和阐述，有对人物行事成败经验的总结，更有直面社会现实问题，发表史家对于“安民”、“富民”和“任贤”的卓越见识，也有表达对生死考验和人生浮沉际遇的感慨。司马迁结合史实发表的议论内容之丰富，其历史见解之深刻，表达感情之真切激越，确实令人敬佩，发人深思，更使人感奋！毫无疑问，成功发表议论，是司马迁实现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重要手段，也是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杰出创造！
还需强调的是，司马迁发表议论的方式不是拘于一格或程式化的，而是灵活多样，他紧扣史实而发，伴随行文的收放开合、波澜起伏而发，唯其如此，才与历史叙事互相交融、浑然一体，使读者自然而然地得到启发，受到感染。此项同样对于我们改进今天的历史书写，使之增强深刻性和感染力，很有启发。
前已论及，发表议论最主要的方式是篇末论赞，《史记》130篇大部分有论赞，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深化所记载史实的意义。还有三种方式，与这一基本方式错落使用、互相配合，因而使全书精义纷呈，妙趣横生。
第一种，是篇前议论。《史记》十篇表的序对此的运用最为突出，并且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简要言之，一是交代司马迁记述、整理各个时期历史的史料依据，他甄别、考核史料的标准，他编制这十篇用以表述各个时期历史演进趋势的史表所使用的方法。如，《三代世表》的序，是讲他记载上古史，面临着两类材料，他是如何审慎择用？记载华夏民族的历史应从何开始？对于这些关系重大的问题，他主要都依据孔子的成果，效法孔子的谨慎态度。故曰：“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203
《十二诸侯年表·序》和《六国年表·序》内容更为丰富。前一篇序，首先概述周室东迁之后，“（诸侯）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的局面，而齐、晋、秦、楚本处于四徼，然四国之君利用其有利形势，艰难经营，遂相继成为大国，演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的活剧。接着表彰孔子著成《春秋》的意义：“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并概述又有《左氏春秋》、《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等相关著作出现。最后申明撰著本篇的要义是旨在克服各家记载的缺陷，删其要略，将春秋时期“盛衰大指”呈现于读者面前。204后篇序则揭示《六国年表》明确以秦由崛起到统一全中国为战国时期历史发展的总纲。首言“太史公读《秦记》”，引出无限感慨。次言六国时期的历史特点：“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横短长之说起”；“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最后归结于“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讥笑学者不敢承认秦朝的历史贡献：“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205
同样，《秦楚之际月表序》首先以极其宏大的气魄，高屋建瓴地概括秦楚之际历史风云的巨大变局：“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然后高度评价刘邦举兵起义，推翻暴秦，创立西汉政权的巨大历史意义：“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206《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同样是大处落笔、提挈一个时期历史大事的出色史论，先言汉初因天下初定，采取大封子弟为王的政策，意在屏藩天子，其时诸侯王势力极强，“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此后诸侯王国骄奢淫逸，尾大不掉，成为对抗朝廷的力量，“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至汉武帝实行强干弱枝政策，削诸侯王封地，推恩子弟，中央集权得以加强：“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厄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207
由此可见，《史记》的各篇表正因为有这些提挈一个历史时期演进特点的序论，才与本纪共同担负阐明“通古今之变”的重要任务，因而在五体结构中占据位列第二的地位。
司马迁在八书中也有多篇精心撰写的序论，揭示国家典章制度对于施政治理的作用。如，《礼书》序论开宗明义，即强调礼制具有“宰制万物，役使群众”的强大力量；而礼仪的制定依据是人类性情、社会状况：“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乐书》序论则概言乐为经国之大事，既可以兴邦，亦可以覆国。“成王作《颂》，推己惩艾，悲彼家难”，因而能善始善终。而六国之君“流沔沉佚，遂往不返，卒于丧身灭宗，并国于秦”。《律书》序论指出：“王者制事立法，物制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历书》序论则强调制定历法与新王受命和国家治理直接关联：“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外戚世家》序论。在三十篇世家中，它是唯一的一篇序论。而更为可贵的是，作为记汉朝后妃及外戚地位升降的专篇，其篇前的议论能够摆脱儒家经师惯于宣扬“后妃之德”既不妒忌又无怨争的说教，而从政治盛衰、伦理关系、夫妇情爱等角度，写出本人的独特见解和真实感受。序论云，帝王的婚姻有政治联姻的作用，古代开国之君往往得到后妃外家氏族集团力量的有力帮助：“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并举出殷之兴也以有娀，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太任。进而提出夫妇是人伦中最重要的关系，对于婚姻必须特别慎重，夫妻间关系和谐，能够影响和派生一切，并强调夫妻之爱超过其他一切，是其他人伦关系不能代替的，故曰：“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208以上司马迁论述后妃外戚在政治上的作用，论述慎重缔结婚姻之重要，和夫妻爱情在人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都蕰含着深刻哲理和高度智慧，值得我们珍视。
列传中，司马迁为《循吏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等篇类传都撰写有序论，用以概括这些社会群体的行为、道德和作用。如论游侠能救人急难，而不自居其功，他们的道德观值得肯定：“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209又论滑稽人物虽然地位低下，但他们机智诙谐，善于反语讽刺，能在谈笑中含蓄地说中至理，证明世界广大无边，不同人物、不同学说的作用如能恰当地发挥出来，都对社会治理起到积极作用，曰：“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210
第二种，是篇中的议论。篇末论赞和篇前序论是司马迁创造的发表议论的两种基本形式，然而他并不局限于此，在有的篇中又根据需要紧扣史实发表议论，深化叙事的意义，增加文章的波澜。仅举典型的几例。
《天官书》是第一次将古代天文学知识置于历史学考察之内的重要篇章。古代星占家因热衷天人感应之说，往往将天象变异拿来与人间现象相比附，司马迁却在篇中提出批评，云：“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
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祥候星气尤急。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211这些议论闪射出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在《孔子世家》中，司马迁评价孔子著《春秋》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孔子面对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局面，采用褒贬笔法撰成。《春秋》，别是非，明善恶，表达其政治主张，为天下制义法：“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212
再举列传中精彩的例子。《屈原贾生列传》记述屈原遭上官大夫谗毁，被楚怀王疏远，流落南方，行吟泽旁，满怀爱国忧思和激愤之情而著《离骚》。司马迁于此感情奔涌，插入一段议论：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213
这是司马迁对屈原忠贞爱国的高洁品质和杰出才华的一曲礼赞，评价精当，因而世代传诵；又是评判忠贞与邪恶的一把标尺，能洞察真伪，使物无遁形；同时，也是一面明亮的镜子，清楚地照出史家本人与屈原同样的磊落襟怀和爱国衷肠。正因为有这段精彩的议论，遂使屈原的伟大人格和《离骚》的不朽价值获得了千古定评，也使本篇乃至《史记》全书放射出异彩！《张丞相列传》中的一段则恰与此相映成趣。此篇实为合传，司马迁在记载张苍（高祖时为御史大夫，孝文帝即位之后，继灌婴为相）、周昌（御史大夫）、申屠嘉（先为御史大夫，后继张苍任丞相）等人事迹之后，插入一段议论，云：“自申屠嘉死之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214严肃地批评陶青、刘舍等人身居相国要职，却只知奉迎应付保住职位，而对国家大事、民生福祉毫无建树，与屈原舍身为国的精神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三种，是因特殊情况的需要，通篇记述与议论交替运用，互相交融，相得益彰。《伯夷列传》中记伯夷、叔齐叩马谏武王伐纣，后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遂饿死于首阳山的事迹，史实只及全篇的三分之一。其余开头、结尾各段落都是发表议论，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流行观点公开提出质疑；对于作恶多端的人竟以寿终，而正直君子却连遇祸灾的不合理的现实表示愤慨；又论“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215，寓含本人发愤著史，亦要让出身贫贱而志节高尚的人扬名后世的志向。司马迁如此大量发表议论，其用意，是以此篇作为七十列传之总序。再者，居于“列传第六十九”的《货殖列传》，是记载工商业者成功致富的专篇，又从多方面抒发史家的议论，记载史实与议论层层结合，互相交融。如，对老子倒退历史观提出驳论，强调大众满足物质需要的天然合理性，又结合记述山西、山东、江南等自然区域的不同物产，论述发展生产和交换“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的客观法则性；记述齐太公通鱼盐之利，管仲设轻重九府，使齐国富强，称霸诸侯，范蠡、计然、子贡、白圭善于经营致富，乌氏倮因畜牧致富，巴寡妇清因采丹砂矿发家、可比封君等史实，又结合抒发“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的道理；记载全国关中、巴蜀、陇西、三河、代北、邯郸、燕、齐鲁、梁宋、西楚、东楚、南楚等主要经济区的不同物产和经营活动，又结合畅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之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的主张。该篇既是记载工商业者的类传，在结构上又是全部列传的后殿，在记载了丰富多样的史实之后，司马迁要讲出所有不同地位、不同性格的人物和行事是在怎样的物质生产舞台上展现的，要讲出这些下层货殖人物“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的价值，要讲出物质生产和交换活动对于推动社会前进的意义，要让人们懂得“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是普遍性法则的道理。216凡此等等，就需要全篇采用这种特殊的夹叙夹议手法，将篇中广泛、真实、生动的史实叙述，与深刻、透彻、感情激越的议论相结合，从而使全部列传的内容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作为全书最后一卷的《太史公自序》，更把记叙与议论相结合的表达方法推向了极致。司马迁撰成这部气魄雄伟，内容丰富生动、真实可信，记载了华夏民族几千年历史的巨著，他所凭借的条件是什么呢？司马迁撰成这部伟大著作，他的旨趣和目标又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司马迁要郑重其事向读者交代的问题。司马迁为此做了苦心经营，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述了司马氏的家世，父亲司马谈的学术思想，记述了元朔三年（前126）司马迁出发在全国壮游的经历，记述了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巡泰山封禅，司马谈因病滞留周南，临死前拉着司马迁的手、郑重地将绍明世、继《春秋》、撰成《史记》的大事托付给他，又记述了上大夫壶遂与司马迁的问答，记述了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因遭李陵之祸被处腐刑，在屈辱中奋起、发愤著述。紧扣这些史实，司马迁充分肯定六经享有崇高地位，尤其高度评价《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具有拨乱世反之正的威力，是礼义之大宗，表明他本人尊崇儒学的态度；又强调他发愤著述，是要发扬孔子厄陈蔡而著《春秋》、屈原放逐而著《离骚》的精神，要“述往事，思来者”。尤其是，本篇中一一提炼出《史记》130篇撰著义旨，并进而概括全书的著述目标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成一家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217司马迁在著成全书之后，又如此完整、准确地将130篇撰著义旨和全书宗旨全部论定，成为后人理解《史记》深邃内涵的准绳。司马迁用生命写成的这部杰作，其规模、内容、结构、方法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又在本人生命的最后阶段，痛不欲生、精神恍惚，“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218的情况下，却仍以极大毅力做到如此精当、严密、完善的安排，遂使《史记》成为世代传诵的史家之绝唱！
司马迁在史著中灵活多样地成功运用议论，在今天对我们具有现实启示的意义。在当代史坛，每每会听到有学者发表史书中只需直书其事、不必再发表议论的主张。之所以有这种主张，实与人们惩于曾经因为教条主义猖獗，有的论著热衷于陈饰空论以代替扎实的史实征引和深入的论证相关，因而片面地贬低甚至反对使用议论。其实那种情况是假、大、空恶劣学风所造成的严重弊病。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本末颠倒。议论不等于空话，切中肯綮的议论恰恰能使史著大为生色，增加史著的学术价值和力量。我们应当认真地从司马迁的成功经验中获得启示，将丰富准确的史实、朴实生动的叙事和恰当灵活的议论三者结合起来，使我们所撰写的史学论著避免平淡乏味，而能增强其说服力和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