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我最初接触中国社会学是在1942年秋，当时我刚开始在俄克拉何马大学任教。有一位政治学系的教授组织了一门关于“太平洋地区民族”的课程。这门课需要有两个讲座，分别讲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原来讲这两讲的教授均在战争中去军中服役，于是这门课的组织者问我能否接替这项工作。我对他说，我对中国或日本从无研究，但他恳求我即席讲点儿什么。

我曾读过约翰·恩布里介绍一个日本乡村的《须惠村》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鉴于我认为自己对这两个国家均无力作出全面的论述，我决定把力量集中放在农村生活方面，而那两篇杰出的研究反映的正是这方面的情况。

通过我的儿子马丁·金·怀特，我也间接地与中国有了联系。在美国的中国研究方面，马丁已成为居领先地位的学者之一。他曾在密歇根大学参加过对底特律市及其周围地区的调查。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他与其中国同行们一道，对几个中国城市里的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开展了一系列调查。他还和他在密歇根大学的其他同事，与四川大学师生一起对成都进行调查（1987），与北京大学师生一起对北京和保定进行调查（1991）。

这些项目有着几个彼此相关的目的：增进对于我们两国内的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的了解，有助于在参加调查的大学之间发展有关研究方法和理论的知识。

费博士访问加拿大时，我和马丁·怀特曾在多伦多的一次研讨会上见到了他。在他访问美国的大学时，他说明宁愿住在教授家里，而不愿住宾馆。在密歇根大学，他与马丁一家住在一起。在科奈尔，凯瑟琳和我则很高兴地请他住在我家。与他的交谈重又激起了我们对中国的兴趣。

1982年春，凯瑟琳和我受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访问了中国。我在北京、西安和上海作了关于美国社会学的演讲，并与大学里社会学和社会科学专业的师生进行了讨论。我们在中国过得很愉快。假如我没有退休，我一定会被吸引着去开始一个新的研究生涯，即中国研究。

1993年出版的《街角社会》 50周年版中文译本的问世，将成为我对中国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直至不久前，社会学界似乎有一种普遍的想法，认为我曾使用的参与观察法与其他定性方法一样，已经过时，正在被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排挤到一旁。人们认为定量社会学才是未来的大势所趋。

这种趋势在美国社会学中似乎已经改变。社会学家们并不是要摈弃调查研究，而是逐渐认识到，仅凭调查，你的理解无法达到你通过已发展得十分纯熟的定性研究所能达到的深度。最近 ，国家科学基金会正向定性社会学研究提供资助。看来，人们已日益认识到，社会学的前途将越来越多地有赖于定量和定性方法的结合。

威廉·富特·怀特

199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