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我在柏林当寓公的第一个秋天就遇见了那个女人，那个玛蒂尔达，当时这个世纪和鄙人这条小命都刚刚二十挂零。有人刚刚给我找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差使，主人是一户俄国人家，还没有来得及穷相毕露，所以依然靠着圣彼得堡旧习的幻景过日子。教育孩子我以前没有干过——因而对于自己怎么做，跟他们谈什么，脑子里一片空白。两个娃，哥儿俩。在他俩面前我就觉得紧张丢人。
他们一个劲儿地数着我一口一口地抽烟，这种无聊的好奇搞得我把烟卷儿夹成一种古怪别扭的角度，仿佛我这是头一回抽烟似的；我不住地把烟灰洒到自己的腿上，这时候他们明澈的目光就专注地从我的手转向那渐渐摩擦进毛料裤子里的灰白的粉面儿上。
玛蒂尔达是他们父母的朋友，常常过来做客，留下吃饭。一天晚上，她正要走的时候，哗哗哗下起了倾盆大雨，他们就借了她一把伞，于是，她说：“太好啦，多谢，多谢，这小伙子送我回家，再把伞拿回来吧。”打那会儿起，陪她一路回家就成了我的一项任务。我想她对我还是蛮有吸引力的，这个胖乎乎的、落落大方的牛眼睛女人，嘴巴挺大，当她照着小镜子给脸上扑粉时，嘴就撮成一道红褶儿，化作一朵玫瑰花骨朵儿。她的脚踝细溜，步态娴雅，这可有一俊遮百丑的效果。她流露出一股浓浓的暖意；她一露面，我就觉得屋里的热度调上去了，等送她回家丢掉这个好大的活火炉后，我就孤零零地走回来，周围是无情的黑夜里纯柔的细声与流转的光华，我感到冷，冷透了心。
后来她丈夫从巴黎来了，常跟她一块儿过来吃饭；他这个丈夫跟别的任何丈夫没有两样，我对他也不甚留意，只是注意到他有个习惯：说话之前嘴先对着拳头哼地一声清清嗓子；还有根沉甸甸的亮头黑手杖，每当玛蒂尔达把她跟女主人的别话转化成轻飘飘的独白时，他就用它敲地板。过了一个月，她丈夫又走了，就在我送玛蒂尔达回家的头一个夜晚，她请我上去拿一本书，长期以来，她一直劝我读一读，那是一本法语读物，好像叫《俄国少女阿丽雅娜》什么的。天还是照旧下着雨，街灯周围罩着一圈颤悠悠的光晕；我的右手埋在她鼹鼠皮外套热烘烘的皮毛里；左手打着一把撑开的伞，被黑夜丁丁冬冬地敲打着的伞。这把伞——后来在玛蒂尔达寓所里——撑开搁在暖气片附近，不停地滴答滴答，每半分钟总要掉下一滴泪来，最后积成了一大摊儿水。至于书嘛，我忘了拿。
玛蒂尔达并不是我的第一个情人。在她之前，我就被圣彼得堡一个女裁缝爱上了。她也胖乎乎的，她也常劝我读一本中篇小说（《穆罗契卡，一个女人一生的故事》）。这两个丰硕的女人，在性爱的狂风暴雨中，都会迸发出一种尖锐、惊骇、孩子气的唧咕声，有时候我觉得这好像是白费力气：我吓得要死越过芬兰边界（尽管坐的是特快列车，拿的是实实在在的签证），逃离布尔什维克俄国，其中经历的千辛万苦只不过是从一个怀抱投向另一个大同小异的怀抱而已。再说，玛蒂尔达很快就开始讨人嫌了。她老把丈夫挂在嘴上，我觉得这是个叫人丧气的话题。这个男人呀，她总说，是个高贵的畜牲。要是叫他发现了，他非当场宰了她不可。他崇拜她，而且是个十足的糟醋坛子。有次在君士坦丁堡，他一把抓住一个法国愣头青，把他在地板上撂了几个大马趴，就像撂一块破布片儿似的。他可是只火蝎子，叫你心里发毛，但毒中有美。我总想换个话题说说，可这就是玛蒂尔达的爱巴马儿，两条壮实的胖大腿骑上去就舍不得下来。她所塑造的丈夫形象跟我不甚注意的那个男人的样子简直对不上茬儿；也许这也压根儿就不是她的奇思异想，就在此时此刻，巴黎的一个醋罐子魔鬼感到了自己情况不妙，正在扮演他老婆分给他的乏味角色：切齿咬牙，眼珠子骨碌碌乱转，鼻子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我发现在这种时刻做这样的推测太令人不爽了。
我拖着疲沓的脚步一路走回家，烟盒里空空如也，晓风拂面，脸上火辣辣地烧，仿佛我才刚刚擦掉了登场的粉墨一样，一投足，一迈步，脑袋就跟着痛一下，每当这个时候，我往往从各个方面查看一下自己那一星星小福分，又是惊奇，又是自怜，又感到沮丧和恐惧。对我而言，做爱的巅峰只不过是座荒凉的土包，满目萧瑟。毕竟，为了过得快乐，一个男人必须时不时地了解几段完全空白的瞬间。然而，我总是被暴露无遗，总是大睁着眼睛；即便睡着了，我也没有停止审视自己，对自己的生存一点儿也弄不明白，又越来越着迷于千万不能停止对自己的认知这样一种想法，而且对所有单纯的人——职员呀，革命者呀，店老板呀——羡慕不已，因为他们全都信心十足、兢兢业业地干着自己不起眼的工作。我可没有那种外壳；于是在那些可怕的淡蓝色清晨，当我的脚跟橐橐地敲击着踏过这座城市的荒原时，我常常想象着有人疯了，因为他开始明明白白地感觉到了地球的运动：他就在那里，踉踉跄跄，极力要抓住家具站稳身子；要么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坐下，兴奋地露齿一笑，活像在火车上转身对着你的那个生客那样笑着，嘴里还说：“火车跑得真快，是吧！”可不一会儿，这么不住点的摇晃搞得他头晕恶心；他就开始咂只柠檬，嗍块冰块，然后平躺到地板上，然而全是白搭。运动没有止息，司机是瞎子，哪儿也找不到刹车——车速快得受不了啦，他的心都要迸裂出来了。
我好寂寞啊！玛蒂尔达常忸忸怩怩地问我是不是写诗；玛蒂尔达，在楼梯上，或者在门口，总会巧妙地激我去亲她，只不过是找机会假惺惺地哆嗦一下，充满激情地悄悄说一声“你这小疯子……”；玛蒂尔达当然算不了什么。可在柏林，我还认识谁呢？一个援助流亡者的组织的秘书；雇我当家庭教师的那户人家；魏因施托克先生，一家俄文书店的老板；先前给我租过一间屋子的德国小老太——一张短短的名单。这样，我整个毫无防卫能力的身心就招惹起了祸端。一天晚上，灾祸惹上身了。
六点左右。随着暮色降临，室内的空气变沉重了，我正在用一种结结巴巴的声音给我管教的对象读契诃夫的幽默小说，可几乎连字行都辨不清；但我又不敢开灯：这哥儿俩有一种孩子不应有的奇怪的节省癖，一种可憎的持家本能；不管是香肠，黄油，电，还是各种款式的汽车，他们都知道确准的价格。我高声朗读《低音提琴罗曼司》，一方面枉费心机地想娱悦他们，一方面又为自己，也为可怜的作者感到耻辱，这时候，我知道他们意识到了我与模糊万象的暮色的斗争，并且在冷冷地等着看我会不会坚持到街对面房子里的第一盏灯亮起来树立榜样。我成功了，灯光就是给我的奖赏。
我正要给自己的声音增加一些生色（眼看故事到最热闹的段落了），门厅里的电话突然响了。整套房子就我们仨，哥儿俩忽地跳起来，争先恐后朝那个丁零零的铃声跑。我坐着没有动，书摊开在腿上，冲着没有读完的那一行字淡淡地笑。原来是我的电话。我在一把咯吱作响的藤椅上坐下，把听筒贴到耳朵上。我的学生站在旁边，一左一右，不动声色地瞅着我。
“我正在过来的路上呢。”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你会在家吧，我希望？”
“您的希望不会被辜负的。”我乐呵呵儿地说，“可您是哪位呀？”
“你听不出我是谁？这更好——到时候给你一个惊喜。”那声音说。
“可我倒想知道说话的是谁呀。”我不依不饶地笑着说。（后来我回想起自己那种顽皮到家的语气只觉得恐怖与羞愧。）
“到时候就知道了。”那声音干脆地说。
这会儿我还真就撒起了欢儿。“可为什么呀？为什么呀？”我问。“真有意思……”我意识到自己是冲着一片真空说话，便耸了耸肩，把电话挂了。
我们又回到了起居室。我说：“喂，我们刚才读到哪儿了？”随后，找着了地方，接着往下读。
然而，我有种惴惴不安的奇怪感觉。我机械地高声朗读，心里直纳闷儿这位来客会是谁呢。一个刚刚从俄国来的什么人？我把熟知的面孔和声音一一过了一遍——哎呀，真还没有多少——不知什么原因，过到一个名叫乌沙科夫的大学生时，我停下了。我回想起在俄国仅上过的那一年大学，我在那里孤独难耐，这段记忆把这个乌沙科夫像一件宝贝一样珍藏着。在谈话中间，我若露出一脸心照不宣的梦悠悠的表情，提起《那就让我们快快乐乐》这支喜气洋洋的歌和莽撞的学生时代，那就意味着我想起了乌沙科夫，尽管，天知道，我跟他只闲聊过两三次（谈的是政治还是别的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我忘记了）。不过，他在电话上显得那么神秘莫测，也不大可能啊。我猜得入神，时而想是一名共产党特务，时而又想是一位需要个秘书的性格乖僻的百万富翁。
门铃响了。哥儿俩又横冲直撞地冲进了门厅。我放下书，慢腾腾地跟在后边。他们兴高采烈、熟练灵巧地拽着小铁门栓，拨弄了两下某个附加的小机关，门便开了。
一番奇怪的回忆……就算现在，即便很多情形已经变了，但每当我唤起那段奇怪的回忆时，我的心就一沉，就像个从牢房里出来的危险的罪犯。就在那会儿，我的一堵生命的墙全部坍塌了，悄然无声，就像默片上那样。我明白大祸就要临头了，但无疑我还是满脸堆笑，如果我没有说错，那是一脸的谄笑；而我的手伸出去，遇到的注定是一场空，虽然早已料到那样的一场空，但还是努力把姿态完成（在我心里勾起了“起码的礼貌”那种说法的余响）。
“手放下。”客人劈头就是这么一句，眼睛瞅着我主动伸出的手掌——但它已经开始沉向了一个深渊。
难怪刚才我没有听出他的声音来。电话上传出来的将一种熟悉的音色扭曲的某种生硬的特质，其实是一种一反常态的盛怒，一种我头一回在人的声音里听到的粗响。那一幕像一个造型一样滞留在我的记忆中：灯火辉煌的门厅；我不知道怎么处置自己那只被拒绝了的手；哥儿俩一左一右，四只眼睛盯的不是来客，而是我；来客自己则穿着一件带时髦肩章的橄榄绿雨衣，脸色苍白得仿佛被摄影师的闪光灯照瘫痪了似的——眼睛突出，鼻孔张大，修剪整齐的小胡子像个黑色的等边三角形，下面的一片嘴唇充满了毒液。然后是一种几乎觉察不到的动作：双唇分开时吧唧一声，手中黑色的粗手杖随之轻轻抽动了一下；我的眼睛再也离不开那根手杖了。
“怎么啦？”我问，“咋回事儿？准是有误会……肯定，有误会……”就在这当口，我替我那只仍无着落、仍有所想望的手找到了一个叫人既难堪又难受的地方，我恍惚着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便把手搭在一个学生的肩头上；这孩子便乜斜了它一眼。
“嘿，我的好兄弟，”来客脱口说道，“让开一点。我不会伤害他们的，你用不着保护他们。我需要一点地儿，因为我要好好修理一下你。”
“这不是你的家。”我说，“你没有权利胡闹，我弄不懂你要我干什么……”
他打我。他照准我的肩头啪的一下，打得又响又重，吃了这一下，我向旁边打了个趔趄，碰得藤椅像个活物似的蹿开了。他龇牙咧嘴，摆出再来一下的架势。这一杖正好落在我举起的胳膊上。打到此间，我只好撤退，躲到起居室里去。他紧追不舍。还有一个奇怪的细节：我声嘶力竭地喊，直呼他的本名和父名[5]，大声问他我到底怎么得罪他了。他又追上了我，我试图用跑的时候顺手抓起的一个垫子保护自己，但被他从我手中打掉了。“这真丢人，”我喊道，“我赤手空拳。我遭人诽谤。你要为此付出代价的……”我躲到一张桌子后面，像先前一样，一时间，一切凝固成了一个静态造型。他在那儿张牙舞爪，举着手杖，他身后，门两边各站着一个男孩：也许在这一点上我的记忆有点儿程式化，但老天作证，我确实相信，一个双臂交叉靠墙站着，另一个坐在一把椅子的扶手上，哥儿俩都不动声色瞅着我惨遭惩罚。很快，一切又动起来，我们四个全跑进了隔壁的房间；他击打的部位恶毒地下移了，我的双手合成一片鄙陋的无花果树叶，接着，他劈头骇人的一杖，抽在我的脸上，打得我眼前发黑。好生奇怪，我怎么从来不会自己动手打人，不管人家把我得罪得多么厉害，可现在，被他沉重的手杖打了个一塌糊涂，我非但不能回击（因为不精通血性男儿的本事），甚至在忍痛蒙羞的时刻也无法想象自己会抬起手来抵抗一个同类，尤其在那个同类显得愤怒强悍的时候；我也没有设法往自己的屋子里逃，尽管那里的一个抽屉里放着一把左轮手枪——唉，弄来只不过是吓鬼罢了。
我的两个学生若有所思的不作为，他们在这间或那间屋子顶端各自凝结得像壁画一样的姿势，我一退到黑暗的餐厅他们就立即开灯的那种善解人意的态度——凡此种种，肯定是一种认知上的幻觉——将我已经赋予了意义与永久的印象肢解，而且随意得像政客被相机定格下的抬起的膝盖，他不是在跳快步舞，仅仅是跨过一个水坑罢了。
其实，在我遭受处罚的过程中，他们好像始终不在现场；在某一刻，由于担心爹妈的家具，他们按理儿开始打电话报警（这一尝试被那人的一声雷吼打断了），然而我不知道该把这一刻定在什么时段——在一开始，还是在痛苦、恐怖的顶点，也就是最后我软塌塌地摔倒在地板上，躬得圆圆的脊背暴露着任他脚踢拳打，我哑着嗓子反复哀求：“行啦，行啦，我心脏不好……行啦，我心脏不好……”我的心脏，让我插一句，功能一直挺好。
一分钟后，一切都过去了。他点起一支香烟，嘴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手把火柴盒拨弄得嘎啦嘎啦直响；他踅来踅去了一会儿，估摸事态，然后说了几句关于“一点儿教训”之类的话，把帽子戴正，急匆匆地走了。我立马从地板上爬起来，直奔自己的房间。哥儿俩跟在我后面跑。一个还试图抢先进门。我用胳膊肘子一捣，把他撂开，我知道这挺疼的。我锁上门，把脸冲洗了冲洗，一碰到水，伤就被蚀得生疼，我差点儿哭喊起来，然后我就把衣箱从床底下拖出来，开始打点行李。这事儿挺难办——我的脊背疼，左手做起事来也不听使唤。
我穿着外套，提着沉甸甸的衣箱，进门厅时，哥儿俩又露面了。我甚至都没有瞟他们一眼。下楼梯时，我感到他们探出身子趴在栏杆上在上面瞅着我。刚往下走了一点，我就碰上了他们的音乐老师；星期二恰好是她上课的一天。她是个腼腆的俄国女孩，一副眼镜，两条罗圈腿。我没有跟她打招呼，却把自己的一张肿脸转向一边，被她惊讶的死寂一刺激，便冲上了大街。
自杀之前，我想写几封传统信件，而且至少安安全全坐五分钟。因此我叫了一辆出租，去了原来的住处。幸好我那间熟悉的屋子空着，房东小老太太立马给我铺床——白费力气。我很不耐烦地等着她离开，可她张罗了好半天，把罐子灌满，把瓶子灌满，把帘子拉上，把一根卡住的绳子还是什么猛拽了一把，同时抬头一望，张着黑洞洞的嘴巴。最后，喵了一声“再见”，总算走了。
一个可怜兮兮、哆哆嗦嗦、俗不可耐的矮个子男人戴着一顶圆顶帽站在屋子中央，不知怎么回事，一个劲儿地搓着双手。那是我在镜子里瞥见的自己。然后我赶快打开手提箱，把信纸信封拿出来，在自己的衣袋里摸出一截可怜巴巴的铅笔头，坐到桌子旁边。可结果发现，我没有一个写信的对象。我认识的人寥寥无几，热爱的人干脆没有。这样，写信的念头就打消了，别的也就随之放弃；我有过一些模糊的想法，那就是我必须理一理东西，穿上干净的衬衣衬裤，把所有的钱——二十马克——装在信封里，留张条子说明谁应当接收它。现在我意识到这一切不是今天才决定的，而是在很久以前的不同时段，也就是在我漫不经心地想象人们怎样着手开枪自杀的时候决定的。所以，城里的一个老住户意外接到一位农村朋友的邀请，先弄一个扁平的小酒瓶和一双结实的靴子，并不是因为真正需要这些东西，而是无意识的，是某种以前未经验证的考虑的结果：总以为农村都要穿林翻山地走长路。可到了农村，那里既无树林又无高山，有的只是平展展的农田，而且谁也不想大热天在公路上奔走。就像人们看见了一片真的芜菁田，而不是明信片上的幽谷和林间空地一样，我现在才看明白自己先前关于自杀前活动的想法是多么迂腐；一个已经决定自戕的人已经远离了俗务，而坐下来写遗嘱就会像在那个时候给自己上表一样荒唐，因为世界已与此人俱灭；那封绝笔顿时也化为尘埃，所有的邮差也随它而去；赠与一个不存在的后代的遗产也就像轻烟一样消逝。
有一件事情我早有怀疑——世界是荒谬的——这对于我已经变得一目了然了。我突然感到难以置信的自由，自由本身就是那种荒谬的表现。我拿出那张二十马克的钞票，把它撕得粉碎。我把手表抹下来在地板上乱磕，一直磕到它停下才罢手。我突然想起，要是愿意，就在此刻，我能跑到街上，满嘴脏话，挑个女人往怀里一抱；要么见人就给他一枪，或者砸烂一家商店的橱窗……这几乎就是我能想到的一切：无法无天的想象也有个限度。
小心翼翼，笨手笨脚，我给左轮装上子弹，然后把灯关掉。死的念头一度叫我魂飞魄散，现在却成了一件亲切简单的事儿。我害怕，特别害怕子弹会给我造成巨大的疼痛；然而，难道害怕黑甜乡和匀净的黑暗比一生形形色色的失眠更容易接受，容易理解不成？胡扯——人怎么能害怕那个呢？站在黑屋子的中央，我把衬衣扣子解开，撅起屁股，在肋骨中间摸索心脏，摸到了它的位置。它悸动着，就像你要抱到安全地方去的一个小动物，一只雏鸟或田鼠，你无法给它解释没有什么可怕的，相反，你是在为它做好事。可它确实活蹦乱跳，我的心啊；把枪管紧紧地顶到薄薄的皮肤上，它下面有个袖珍世界弹性十足地收缩悸动，我发现不知怎么就令人反感，因此，我把弯得别扭的胳膊拉开了一点，好让这铁家伙不要碰到我裸露的胸膛。然后我铆足劲儿开了枪。猛地一颠，我身后响起一声令人欣喜的颤音；那种我永远不会忘记的颤动。它立即被水的颤音取代，一种带着喉音的咯咯涌动声。我吸了一下气，给流体呛了；我身体内外的一切又是流又是动的。我发现自己跪在地上；我伸出手想稳住自己，但它陷进了地板，就像沉入无底的水中一般。
过了一段时间，如果一个人还能在这里谈论时间的话，有一点总算弄明白了，那就是死了以后，人的思想依靠惯性继续活了下去。我被紧紧地裹在什么东西里面——是一块裹尸布？仅仅是绷紧的黑暗？我什么都记得——我的名字，世上的生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想到现在没有什么犯愁的了，便感到异常的欣慰。按照顽皮而又满不在乎的逻辑，我从紧扎绷带的不可理解的感觉推进到一家医院的概念，而且好像心想事就成似的，一间幽灵似的医院病房立马在我周围显形了，我有邻居，像我一样的木乃伊，两边各三个。人的思想是件多么伟大的东西啊，它竟然还能超越死亡！天知道在我死亡的大脑早就无用了以后思想还会律动并创造形象多久。一颗蛀空的牙上熟悉的坑儿还在我这儿，自相矛盾的是，这倒给人喜剧性的宽慰。我有点儿好奇，他们是怎样埋我的，唱没唱安魂曲，前来送葬的都是谁。
我的思想多么锲而不舍地，不过又是多么彻底地——仿佛它一直在怀念它原来的活动似的——忙着创造一座医院的表象，一些在床中间走动的白衣人形的表象，一张床上还出现人呻吟的表象。我好心好意地屈从于这些幻觉，激发它们，刺激它们，直到我设法创造出一个完整的、自然的画面，一粒不够精准的子弹彻底穿过锯肌造成的轻伤这么一个简单病例；此间一位医生（我创造出来的）出现了，赶忙证实了我满不在乎的猜想。然后，正当我笑着发誓说我正笨手笨脚地给左轮手枪退子弹时，我那位小老太出现了，她戴着一顶用樱桃装饰的黑草帽。她在我床边坐下，问我感觉怎么样，并且狡狯地向我摇了摇手指，提到被子弹打碎的一只罐子……啊，我的思想多么狡猾，而且用多么简单的日常用语解释那伴我进入空无的脆响和汩汩声。
我估计死后我的思想的惯性很快会失效，但显而易见，我生前的想象如此丰富，所以剩下的足以持续很长时间。它继续演绎康复的主题，很快就让我出院了。对一条柏林街道的复原看上去是个极大的成功——当我在人行道上滑动，如履薄冰试验我那双仍然疲软、实际上与身体脱离了的脚时，我想到了日常事务：我得把表送去修一修，还得买几盒香烟；可我身上没有钱。自己纠缠在这些思想中——而且也不是非常令人惶恐的思想——那张上了赤褐色明暗的肉色二十马克钞票历历如在眼前，我自杀前把它撕成了碎片，还有我当时对自由和免惩的感受。现在，我的行为获得了某种报复意义，我感到高兴，我把自己限制在一种忧郁的奇思异想中，没有在街上撒起欢儿。因为我知道人死后，从肉体上解放出来的思想继续在一切一如既往相互关联的领域里活动，而且有相应的感知度，因为我还知道一个罪人在阴世受的折磨正好就在于：他顽强的心智在设法弄清他鲁莽的阳世行动的复杂后果之前找不到安宁。
我沿着记忆中的街道走去；一切绝像真的，然而却没有任何东西证明我没有死，证明帕绍尔大街不是一个阴世的幻象。我从外部看见了我自己，可以说飘忽不定，既感动，又害怕，就像一个没有经验的鬼魂瞅着一个人的存在。此人的里子，内心的黑夜，嘴巴，嘴里的滋味，他知道得像那人的外形一样清楚。
我飘浮的机械运动把我带到魏因施托克书店。即刻印出来迎合我心意的俄文书马上就出现在橱窗里。一霎间工夫，有些书名似乎仍然雾蒙蒙的；我定睛逼视，雾就廓清了。我进去时，书店空无一人，一个铸铁炉子在角落里烧着，冒起中世纪地狱里的昏暗的火苗。我听见魏因施托克在柜台后面的什么地方喘息。“它滚到下面去了，”他用一种生硬的声音咕哝着，“它滚到下面去了。”说罢就站起身来，这会儿我发现我的想象（的确，它迫不得已在飞快地运作）不太准确：魏因施托克本来留着小胡子，可现在嘴上却没有。我的想象没有来得及把他展现完，理当存在小胡子的那片苍白的空间只有一种淡蓝的点画。
“你的脸色难看得要命，”他说，权当打了个招呼，“不像样子，不像样子。你这是怎么啦？病啦？”我回答说确实病了。“流感盛行，”魏因施托克说，“有好久了，”他接着说，“告诉我，你找到工作了吗？”
我回答说当过一阵子家庭教师，但现在这工作丢了，还说我烟瘾犯了。
来了一名顾客，要买一本俄西字典。“我想这儿有一本，”魏因施托克说着就转向书架，手指头从好几本小胖书的书脊上划过去，“啊，这儿有一本俄葡字典——其实是一回事儿。”
“我就买了吧。”顾客说罢就拿着买下的废物走了。
与此同时，书店后部传来一声深沉的叹息，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人被书遮掩着，脚步拖沓地走了过去，嘴里用俄语念叨着“哦唏——哦唏——哦唏”。
“你雇了个伙计？”我问魏因施托克。
“我很快就要把他炒掉，”他低声说，“他是个一无所用的老头子。我需要个小伙子。”
“那黑手党怎么样，维肯季·勒沃维奇？”
“如果你不是这么个居心叵测的怀疑主义者，”维肯季·勒沃维奇·魏因施托克神态威严又不以为然地说，“我可以给你讲很多有趣的事情。”他有点儿伤心，这种情况不对劲儿：我这鬼兮兮、穷飕飕、轻飘飘的状况必须设法了结，可我的幻想反而生出了淡而无味的闲言碎语。
“别，别，维肯季·勒沃维奇，你干吗管我叫怀疑主义者呢？恰恰相反——难道你不记得了——这种事让我赔过老鼻子的钱。”
的确，头一次遇见魏因施托克时，我立即发现他有一个家传的特点，那就是容易为强迫观念左右。他相信一些人经常盯他的梢，他说到他们时，总用一种神秘兮兮的简洁说法：“特务”。他暗示有个“黑名单”，估计上面有他的名字。我老是逗他，但心里还是瑟瑟地抖。一天，我感到蹊跷，因为又撞上了当天早晨在电车上碰巧注意到的那个人，一个令人不快的金发汉子，眼睛贼溜溜的——这会儿他就站在我这条街道的拐角儿上，假装在看报呐。于是我开始有种惴惴不安的感觉。我常常责怪自己，打心眼儿里耍笑魏因施托克，但我对自己的想象却无可奈何。晚上，我会幻想有人正往窗户里面爬。最后我买了一把左轮，才算心里踏实了。我提到的正是这笔开销（既然我的持枪许可被吊销了，就更加显得可笑）。
“武器对你起什么作用？”他反唇相讥，“他们狡猾得像魔鬼。提防他们只有一种可能——动脑筋。我的组织……”他冷不丁地向我投来一瞥怀疑的目光，仿佛他说得太多了似的。到这里我便下定决心，竭力摆出一副打趣的样子解释，说情况特殊——无处借钱，可我还得活命，抽烟啊；我嘴上说这番话的时候，心里总想着一个油嘴滑舌的陌生人，他掉了一颗门牙，曾经找过我学生的妈妈，而且用的正是这种打趣的口吻，说晚上他得去一趟威斯巴登，正好缺九十芬尼[6]。“好啦，”她心平气和地说，“你可以尽管讲你那威斯巴登的故事，不过当然啦，我可以给你二十芬尼。再多不行，这纯粹是个原则问题。”
可是现在，当我乐此不疲地做这种并列陈述时，我一点儿也不感到丢人。自从那一枪——我认为是致命的那一枪——之后，我一直怀着好奇而不是同情观察自己，而我痛苦的过去——在那一枪之前——现在我已觉得事不关己。跟魏因施托克的这番交谈，对我而言是一种新生的开端。至于自己嘛，我是一个旁观者。我相信存在的虚幻性质，这使我感受到了某种乐趣。
寻找一种基本规律是件傻事，甚至比找到它更傻。某个精神猥琐的小人认定人的一生可以用冥冥中旋转的黄道十二宫来解释，或者可以解释成空腹与饱肚之间的斗争；他雇了个依葫芦画瓢的庸才演克利俄[7]的文秘的角色，并且开始做起了批发时代与民众的买卖；可后来倒霉就倒霉在个人的元气上，由于他的两个元子儿太软，只好在经济事业的蓬勃发展中绝望地呼天抢地。幸好并不存在这样的规律：一次牙疼会输掉一场战役，一场细雨会取消一次起义。一切是流动的，事事取决于机遇，那个穿维多利亚时代格子布裤子的刻薄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就是《资本论》这失眠和偏头疼的成果的作者所作的努力，纯属徒劳。回顾过去并扪心自问，“那又怎么样，要是……”，用一桩偶发事件取代另一桩，观察从人的一生中的一个灰色、贫瘠、单调的瞬间怎样发生在现实中开不了花的神奇而美好的事件，其中自有一番痒抓抓的乐趣。一件神秘莫测的东西，这种枝节横生的人生结构：一个人在过去的每一个瞬间都会感觉到一个岔路口，有“此路”，也有“他途”，在过去黑暗的背景上，双叉和三叉的曲里拐弯的路数不胜数，眼花缭乱。
这些关于人生无常特性的简单想法总会涌上心头，只要我想到下面这些情况是多么容易发生：我也许从来不会碰巧在孔雀街五号的那幢住宅里租一间屋，从来不会碰上万尼亚和她姐姐，或者罗曼·波戈丹诺维奇，或者其他很多我突然发现如此出人意料、如此非同寻常地一下子活在我周围的人。还有，如果我的幽魂出院以后换一个房子住下，也许一种难以想象的快乐会跟我相熟，互动起来……谁知道呢，谁知道呢……
我上面，顶楼上，住着一户俄国人家。我是通过魏因施托克见着他们的，他们从他那里拿书——就幻想而言，又一个指导人生的迷人手段。在真正相识之前，我们在楼梯上常常见面，彼此心存防范地撩对方几眼，国外的俄国人都是这副德性。我立即注意到了万尼亚，并且立即心旌摇曳起来；就像在梦里，你走进一座安梦房，并且在那里，在梦的摆布下，发现了为梦所困的猎物。她有个姐姐已经结婚，名叫叶甫盖妮亚，是个长着漂亮的方脸的少妇，那张脸使你想到和善又颇俊俏的牛头犬。还有叶甫盖妮亚魁梧壮实的丈夫。有一回，在楼下的门厅里，我碰巧为他扶了一下门，他那发音不准的德语“谢谢你”（danke）与俄语中“银行”（bank）一词完全同韵——对了，他正好就在那里工作。
跟他们一起住的是一位亲戚玛丽雅娜·尼古拉耶夫娜，一到晚上，他们常有客人，差不多总是那几位。叶甫盖妮亚被看作一家之主。她有一种讨人喜欢的幽默感；正是她给妹妹起了个“万尼亚”的爱称，尽管后者要人们管她叫“摩娜·万娜”（跟的是某出戏中的女主人公），因为发现她的真名——瓦尔瓦拉——不知怎么的，叫起来有些肥胖和麻脸的味道。要习惯这个男性“伊万”的小名，还真费了我一段时日；然而，渐渐地，在我眼里，万尼亚与柔婉的女性名字具有了完全匹配的色调。
姐儿俩长得像极了；姐姐眉目上直露的牛头犬似的笨重在万尼亚脸上也依稀可见，但风格有所不同，这就给她面庞的美赋予了意味和创新。姐妹俩的眼睛也像——黑棕色，稍欠对称，斜了那么一丝儿，暗暗的细细的双眼皮儿挺逗人的。万尼亚的眼睛在虹膜部位比叶甫盖妮亚的暗，而且跟姐姐的眼睛不同的是，还有点儿近视，仿佛太美了，所以不宜天天使用似的。姐儿俩都是棕色头发浅黑皮肤，发型也是一样的：从中间分开，一个又大又紧的圆髻低垂在颈背上。然而姐姐的头发没有同样的天空般的亮滑，也缺乏那种宝贵的光泽。我想甩掉叶甫盖妮亚，完全把她撇开，再没有比对这姐儿俩的必要了；同时我也知道要不是这种相像，万尼亚的魅力就不会完美无缺。只是她的手不太秀气：苍白的手掌跟指关节很大的粉红手背反差太强烈了。她的圆圆的指甲上总有一些小小的白斑。
大脑要奴役一个人的视觉形象，还需要怎么专注，还要怎样逼视呢？她俩就坐在沙发上；叶甫盖妮亚穿着一件黑天鹅绒连衣裙，大珠子项链装饰着白生生的颈项；万尼亚穿的是深红衣裙，戴的是小珍珠而不是大珠子；她的眼睛在浓浓的黑眉毛下低垂着；薄薄的脂粉没有掩住宽宽的眉宇间淡淡的疹子。姐妹俩穿的是同样的新鞋，不住点地撩一眼对方的脚——无疑，同样的鞋穿在自己脚上没有穿在旁人脚上那么好看。玛丽雅娜，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医生，正用盛气凌人的声音给斯穆罗夫和罗曼·波戈丹诺维奇讲最近俄国内战的恐怖情状。叶甫盖妮亚的丈夫赫鲁晓夫，一位乐呵呵儿的胖鼻子绅士——他不停地拾掇着鼻子，不是拽一拽，就是揪住一个鼻孔想把它拧掉——正站在隔壁屋子的门口跟戴夹鼻眼镜的小伙子穆欣说话。两人站在门两边，面对着面，活像两根男像柱。
穆欣和气宇轩昂的罗曼·波戈丹诺维奇是这家的老熟人了，相比之下，斯穆罗夫还是个新客，尽管看上去情况几乎不是这样。没有人能在他身上察觉到那种让一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显得扎眼的腼腆。这些人彼此十分熟悉，把他们捆绑在一起的是私密笑话引起的既定共鸣，是他们听起来活泼泼具有特殊意义的人们姓名的暗示性余响，这总使初来者感到仿佛他开始阅读的期刊连载故事，其实在旧得找不到的过期杂志上早就开始了；当他听着那些泛泛的谈话，涉及的尽是他一无所知的事件，他完全是个局外人，只好哑口无言，谁张嘴说话他的眼睛就赶忙盯上谁，嘴换得越快，他的眼睛也就移动得越勤；然而，很快这个活跃在他周围人们话语中看不见的世界开始压迫他了，于是他心里纳闷：是不是他们处心积虑设计出一场谈话，好把他晾在一旁。然而，就斯穆罗夫而言，即便他偶尔有被人撇开的感觉，但肯定不会表露出来。我必须说头几个晚上他给我留下了挺好的印象。他个头不是很高，但各部分比例匀称，显得很精干。那套纯黑的西服和黑色的领结似乎在用一种矜持克制的方式暗示他在暗暗服丧。苍白的瘦脸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但洞察秋毫的观察者能从中分辨出悲伤和经历的痕迹。他风度翩翩。一丝儿安静且有点儿忧郁的微笑老挂在唇边。他话不多，但一开口总是妙语连珠，恰到好处，偶尔说句笑话，尽管过于微妙不会惹人哄堂大笑，但似乎打开了一扇谈话中的暗门，放进一股意料不到的清新。人们满以为由于那高贵神秘的谦虚，由于那苍白的脑门和纤细的双手，万尼亚会一见钟情的……还有些事情——譬如说，“勃拉戈达尔斯特伍耶捷”（“谢谢你”）这个词，说出来没有通常的含糊，而是一板一眼，这样便保留了辅音的韵味——肯定给洞察秋毫的观察者揭示：斯穆罗夫属于圣彼得堡的精英社会。
玛丽雅娜在讲述战争的恐怖情状时，停顿了片刻：她终于注意到罗曼·波戈丹诺维奇，一位气宇轩昂的留大胡子男人想插句话，因为话就像块大焦糖似的在他嘴里含着呐。可他没有这份福气，因为斯穆罗夫出口更快。
“倾听战争恐怖情状之时，”斯穆罗夫笑眯眯地引错了一首名诗，“我‘既不为朋友，也不为朋友的母亲’引以为憾，而是为那些从未参加过战争的人引以为憾。子弹的呼啸给你的音乐快感很难诉诸言词……或者当你全速飞奔发起攻击的时候……”
“战争总是可怕的，”玛丽雅娜干脆利落地把话茬打断，“我的教养肯定跟你不一样。一个夺走他人性命的人肯定是个杀人犯，不管他是个刽子手还是个骑兵军官。”
“我个人的看法是……”斯穆罗夫开始说，但她又打断了：
“勇武已是明日黄花。在我行医的过程中，我看见的因战争而致残毙命的人多了去了。如今人类崇尚新的理想。再没有比充当炮灰更有损人格的了。也许由于教养不同……”
“我个人的看法是……”斯穆罗夫说。
“不同的教养，”她赶快接着说，“就人道观念和总的文化兴趣而言，使我用跟你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战争。我从来没有向人开枪，也没有把刺刀捅进谁的胸膛。放心吧，在我行医的同事中间你会发现英雄比战场上还多……”
“我个人的看法是，我……”斯穆罗夫说。
“行啦，”玛丽雅娜说，“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讨论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