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宋庆龄与进驻陕北的中共中央

宋庆龄与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在未被国民党破坏之前，是直接联系的渠道；最牢固的渠道是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和共产国际设在上海的远东局。因此，不论上海地下党遭到怎样的破坏，宋庆龄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这种联系，除了与共产国际或中共代表接触外，经常是电台联络。电台设在路易·艾黎的养子黎雪做物理实验室的工作间，由一个名叫威特玛的德国姑娘负责操作。1935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宋庆龄得到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她“一反往常的文静仪态，左手拿着一瓶香槟，右手拿着一瓶白兰地，端庄的脸上泛着红晕，来到路易·艾黎的家，与艾黎、黎雪等几个朋友一起，为红军长征胜利干杯”。宋庆龄清楚，红军长征的胜利，意味着中国革命已走出低谷并将再次掀起狂澜，将在陕北走向新的胜利。

宋庆龄对陕北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认识和与之密切的接触，源于国共第一次合作以来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刻了解和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一贯捍卫。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的劳苦大众的利益，以劳苦大众的解放和幸福为其奋斗目标，与孙中山扶助农工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相同相通之处。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北伐战争以及领导工农革命活动过程中的成就，宋庆龄亲眼所见。所以，在国民党“左”派中，她是对中国共产党认识比较客观和正确的少数人之一。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和工农革命者，宋庆龄对共产党的态度与国民党右派的屠杀政策截然相反，她一如既往地继续同情、支持共产党。当中国共产党遭到反动派的血腥屠杀，被迫转入地下处于极度困难时，宋庆龄在武汉向共产党明确表示：“我相信共产党”，这是对共产党的高度信任和支持。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处于幼年时期，中央领导机关犯了右倾主义的错误，工农运动中的“左”倾行为又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也加深了革命的危机。宋庆龄有其自己的看法，她采取了分析的态度，分清主次、明辨敌我，认为共产党的错误与蒋、汪集团叛变革命本质是不同的。她在著名的“七一四”声明——《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中，除谴责蒋介石、汪精卫所控制的国民党“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外，决定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她对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一样犯了错误，是整个领导机关犯错误，应该共同负责。其胸怀博大、实事求是、光明磊落，反映了一个革命者的高尚品质。

延安——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红军长征后的革命大本营

虽然现在没有资料证明宋庆龄是否参与了南昌起义的策划工作，南昌起义完全由共产党领导发动，但当时依然采用中国国民党的旗帜，选出宋庆龄为首的领导机关，这样处理与宋庆龄当时的政治主张与态度有一定的关系。宋庆龄在一个月后发表了《中国目前的形势》，表明她不仅完全赞同，并高度评价这次起义，以及接着发生的秋收起义等革命暴动。她说：“我们已经听到，在名义上受反动派控制的地方发生暴动的消息。在目前，这些暴动似乎是分散的，这里一起，那里一起，但是酝酿这种暴动的酵母却遍布国内各地。从遥远的华南到长城内外都将沸腾起来。这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责任心，不论阻碍多么大，压迫多么残酷。这保证了表面混乱的目前阶段将要过去，中国将要得到自由。”

宋庆龄为探索中国革命问题和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于1928—1931年在柏林期间，与邓演达一起潜心研究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他们认为，这两个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应彻底研究。他们认识到解决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的贫苦问题，即土地问题是当前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认为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核心思想。她主张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当前的技术水平，以及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出发，逐步解决之。最好把土地分配到户，由农民自己经营管理。这些认识，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土地问题的认识和土地革命路线，有一定的相同之处。

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中国革命的探索，表明一个革命者以理性的态度，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奋斗终生的历程，从而为她能够正确认识和对待进驻陕北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可能，也使其以后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作了前期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