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语文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承传播
——来自第二届“中国语言文字政策研究热点与趋势研讨会”的讨论

【主持人语】语文教育中的文化自觉

张日培（上海市教科院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语文教育通常是指汉语文教育。在中国语境下，相对外语教育时语文教育可称为“母语教育”，相对少数民族语教育时称为“国家通用语教育”更为严谨；在全球语境下，面向非华裔人士的汉语文教育称为“汉语国际教育”或“中文教育”，面向华人华侨的汉语文教育称为“华文教育”。

语文教育是国家战略层面的问题。“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间软实力竞争、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文明交流与互鉴，赋予了语文教育传承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职责。当前，一方面国民母语能力的滑坡、汉语本体在与强势语言交流接触中的变异、汉语国际使用频率不高引发了普遍性的文化焦虑；另一方面，孔子学院的全球布局、境外汉语学习人数的激增也正在建构国民的文化自信。

语文教育也是重要的政策问题。语言政策是一国的基本国策，科学合理的语言政策可以有力促进国家的建设成长与发展进步，反之则引发社会动荡，严重者甚至危害国家安全、导致国家分裂。教育领域的语言政策是要在激烈的语言竞争中做出两方面的选择：一是教学媒介语的选择；二是语言类课程的语种选择。我国在关于教育、语言文字、民族等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中反复确认了教育领域的以下语言政策：绝大多数中小学应以国家通用语为教学媒介语，少数民族自治区域的教学媒介语以国家通用语和当地民族语双轨并行（双语教育），全体国民应当学习掌握作为国家通用语的汉语文。这表明，语文教育相较其他学科教育具有更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和建构国家认同、文化自信的政策性功能。

语文教育更是课程教学方面的问题。国民对母语学习的忽视甚至漠视，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母语能力滑坡、母语文化不自信，一方面是“强势英语”的冲击，另一方面更因为语文教育自身面临不少困难、存在一些问题。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二元对立与关系协调始终困扰着语文教育，学界应当已经就以下问题达成了共识：汉语国际教育中“让语言回归语言”的呼声所反对的显然不是语言系统负载的文化，而是与语言相去甚远的剪纸、太极、武术，等等；反之，中小学语文教育对作为“符号系统和规则体系”的语言，不是要不要教的问题，而是如何教、如何学的问题。然而，在语言结构应当集中教学还是分散教学、显性教学还是隐性教学、教师灌输还是学生体验等等问题上仍然分歧严重。将“语言的建构与应用”再次作为语文核心素养的第一要素而引发的广泛关注与讨论，证明在这个问题上经历了或还将经历曲折。此外，母语本体的西化和教材中思想内容的西化，教学策略方法脱离语言生活实际而导致的浮夸，考试评价方法的僵化及相关制度设计的机械，高等教育阶段语文教育的弱化，等等，都是语文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并且各界在这些问题上远未达成共识。

语文教育应当具有文化自觉。应立足中华文化传承传播和树立“文化自信”的高度来看待、把握、改革、推进语文教育。语言教育的文化自觉，不是要在“语言/文化”二元论中以后者为主导，不能简单化为经典文学作品的记忆背诵，也不能简单表征为对语音、语法、文字、书法、写作能力的观照，而应当是对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筹兼顾。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文化现象。文化很难定义，语言系统负载的文化应是与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的特质和偏好，是符号背后的语义信息，是突破规则的例外语用，但又必须以符号和规则为依托。语言同时作为“符号系统与规则体系”和“文化载体与文化现象”，应当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物质性和精神性、本体和应用、语言和文学、语法和修辞的辩证统一。语言的精神性依托其物质性而存在，语文教育的人文性依托其工具性而实现。因此，语文教育的“文化自觉”同时包含工具性和人文性追求，是以“语言建构与运用”为基础的“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

2017年7月10日，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在沪召开第二届“中国语言文字政策研究热点与趋势学术研讨会”，与会20余位专家分别就语言政策理论、国家通用语推广、语言与国家安全、语言权利与语言保护、语言文化与语言产业、中国学术与中华文化传播等问题做了学术报告，并就各自关心的热点问题以及研究趋势和努力方向做了深入的探讨。正如语言习得规划是语言规划的重要支撑性构成，除有专家针对语文教育做了专题报告，其余很多专家的话题也包含语文教育问题，关涉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各讲话稿已经在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上全文刊出。应《中国语言战略》邀约，我们在“语文教育”视角下择其精要进行了整理摘录，并重新拟了标题，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