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部小说很长，加上序言就更长了，真是抱歉。也许，只有作者本人才能恰如其分地评价自己的作品。就这一点，法国著名小说家罗杰·马丁·杜·加尔讲过一个颇有启发性的故事，关于马塞尔·普鲁斯特。普鲁斯特想让法国某家杂志发表一篇评论他那部巨著的重要文章，他想，没有人能比他写得好，于是就自己写；然后，又请一个年轻的朋友署名，让他寄给编辑。这个青年照办了，没过几天，编辑把青年人叫去了。“我绝对不能发表你的文章，”编辑对他说，“批评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作品写得如此粗糙而又无情，这要是印出来，他永远不会原谅我。”尽管作家对其成果总是敏感，不当的批评难免让他们憎恶，但他们很少自满。他们可悲地意识到，即使他们殚精竭虑，不厌其烦，写出的东西也和自己的本意相去甚远；一想到这个，他们会更加心烦，因为他们无法圆满地表达，这种懊恼，远远超过某些让他们自鸣得意的段落所带来的喜悦。他们力求完美，到头来却可怜地发现，这实在难以实现。

这本书的内容，我不想多说。但我乐意告诉读者，一部小说如何来写，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如果有人对此不感兴趣，那么请原谅。最初完成这部小说时，我二十三岁，在圣托马斯医院，五年后，我拿到了医学学位，去了塞维利亚，决心靠写作过活。当时手稿还在，校阅后再未看过，毫无疑问，还很不成熟。我把它寄给费希尔·昂温，他出版过我的处女作（还是医学院学生时，我就出版了小说《兰贝斯的莉莎》，而且非常成功），但他拒绝付给我100英镑的稿酬，我只好交给其他出版社，结果，没一家出版社肯出，哪怕我要的酬劳更少。当时这让我颇为苦恼，不料现在时来运转；如果那会儿有一家出版商肯出我的书（当时书名《斯蒂芬·凯里的艺术气质》），那我就失去了这一题材—我尚年轻，还不足以驾驭它。我离我要充分描述的事件并不太远，但是，我缺少后来写进书中的那些丰富的经历。那时我也不明白，写自己熟悉的，要比写不熟悉的更为容易。比如，我原先安排主人公到鲁昂学法文（我仅仅是去过，知道这里），而不是去海德堡学德文（我的亲身经历）。

由于屡遭拒绝，我便将手稿放在一边。我写了另外一些小说，都得意出版；还写了剧本。我成了非常成功的剧作家，于是下定决心，余生将致力于戏剧。但是，我心里总憋着股劲儿，做任何决定都是白费力气。我很幸运，我很成功，我很忙，脑子里满是想写的剧本。我不知道，是因为成功没有给我带来预期的结果，还是出于自然反应，当我拥有了牢牢的最受欢迎剧作家的声誉，我又开始痴迷于往日生活的丰富记忆。它们纷至沓来，总让我想起，在我睡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排练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以致成了很大的负担，我心想，唯一解脱的办法，就是把它们统统写进一部书里。我紧张地写了好几年剧本，一直渴望小说创作的广阔自由。我知道心里的这本书会很长，为不受干扰，我谢绝了经理们眼巴巴等着的合约，暂时退出了戏剧界。这时，我已三十七岁。

成了职业作家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苦心钻研写作，不厌其烦地进行无聊的训练，力求改进自己的风格。但是，自从我的戏都开始排演，我便放弃了这种努力；等到重新写作此书，目的已经不同。我不再追求华丽的辞藻和丰富的结构，那样徒劳无益，得不偿失；相反，力求简洁明快。因为，篇幅有限，要说的话很多，所以不能浪费笔墨，要恰到好处，将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我没工夫花哨。剧院的经验告诉我简洁明快的宝贵与拐弯抹角的危险。我整整写了两年，终于写完。在书名上我拿不定主意，后来偶然看到以赛亚的一句引文，“灰烬之美”，觉得挺合适，但是已经被人用了，所以只好再找。最终，我选择了斯宾诺莎《伦理学》中一卷的标题：“人性的枷锁”。我感觉，没有采用刚开始的书名，又是一次幸运。

《人性的枷锁》不是自传，而是自传体小说。真实与虚构密不可分，情感是我的，但并非所有的事件都与我有关。有些事情并非我亲历，而是身边人的生活，转接到了主人公身上。这本书达到了预期目的，当它发表时（世界正在可怕的大战中挣扎，人们关注自己的遭遇和内心的恐惧，哪有工夫关心小说人物的冒险），我发现自己已经彻底摆脱了曾经折磨我的痛苦记忆。这部书广受好评。西奥多·德莱塞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评，他还不曾如此富有智慧、满怀同情，甚至这篇超过他从前写过的一切。但是，看起来，这部书就像大多数小说那样，几个月后便会被人永远遗忘。很幸运，不知为何，几年过去，它居然引起一些美国著名作家的关注，他们经常在报纸上提到它，渐渐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多亏这些作家，赋予了这本书新的生命，同时，我也得感谢他们，让这部小说持续地获得读者的认可。

威廉·萨姆塞特·毛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