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拉普洛什卡的灵魂
拉普洛什卡是我认识的最为卑鄙之徒，同时也称得上最有趣的人物。他在说人家坏话时采用的方式如此迷人，你禁不住会原谅背地后里说你的那些同样恶毒的话。我们总是痛恨任何有关我们的恶意流言，却又总喜欢听说给我们听而且说得巧妙的流言。拉普洛什卡干得实在不赖。
拉普洛什卡自然交游颇广，而且他在择友方面也有些计较：大部分是银行账户的余额能够适应他那一边倒的好客观点之人。于是，他虽然收入颇为有限，却能在收支相抵的情况下过得相当舒适，在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能够容忍他的相识之间过得就更舒服了。
但对于穷人或是跟他一样收入有限的人，他的态度就变得警觉而又焦虑；他像是时刻被一种担心所折磨，唯恐一个先令或法郎，或者不论何种流通的货币会从他的口袋或效劳中流入他某个手头正紧的同事囊中。按照坏事自有好报的原则，他会高高兴兴地为某位富有的赞助人奉上两法郎一根的雪茄烟，但我知道但凡碰到需要给侍者一点小费的场合他会宁肯身陷作伪证的苦恼也不承认他拥有哪怕一个小铜币的罪行。其实就算他付了那枚硬币，他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它讨回来——他自有办法保证欠他钱的一方牢记这一事实——不过他深知人算不如天算，所以他那枚便士或苏[24]只要一刻还不到手，对他而言简直就是生不如死。
知道了拉普洛什卡这一可爱的弱点后，你就总忍不住拿他对并非出自本意之慷慨的恐怖开开心。主动提出用出租马车载他一程，然后又假装带的钱不够付车资；瞅准他手里捏着一把银币找头时向他要个六便士，闹他个大红脸，这都是些要靠见机行事的机灵促成的小折磨。不过论到拉普洛什卡的足智多谋，我们必须承认，无论面对多么尴尬的困境，他总能在绝不违背其永远说“不”的声誉前提下以某种方式脱身。不过众神有时也会遍撒机会于众人，我的机会在一天晚上，我正跟拉普洛什卡一块儿在一家廉价的路边餐馆共进晚餐时翩然而至。（除非是有不容置疑之收入的人士邀请，拉普洛什卡宁肯勒紧裤带；当然，碰上人家请客的好机会他就唯恐裤带不够松了。）饭就要吃完的时候，突然有个紧急口信召我即刻前往，我就没顾我的同伴激动不安的抗议，残忍地回道：“先付了我那份，明天还你。”翌日一大早，我走了平常一条极少取道的边街，但拉普洛什卡凭着本能很快就逮到了我。他带着一种彻夜未眠的神气。
“从昨晚开始你欠我两个法郎。”这就是他上气不接下气的问候语。
我故意把话题扯到了葡萄牙的局势上，情况似乎越来越不妙了。但拉普洛什卡对这个话题就像条耳聋的蝰蛇般心不在焉，并马上又回到了两法郎的主题。
“恐怕我必须得欠你的了。”我轻快而又残忍地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一个苏都没有。”这还不算，我还伪称：“我要离开半年时间，也许更长些。”
拉普洛什卡一言未发，但他的双眼凸出了一块，而且两颊呈现出巴尔干半岛民族志地图般斑驳的颜色。当天日落时分，他溘然长逝。医生的诊断是“心力衰竭”；不过我因为晓得内情，明白他事实上死于心痛。
如何处置他那两个法郎也就成了问题。害死拉普洛什卡是一回事；留着他至爱的金钱又会造成一种我很不习惯的铁石心肠的感觉。最容易的解决办法当然是送给穷人，但这无论如何都不适应目前的情形，因为再没有比滥用他的财产更能使死人苦恼的了。反过来，想把这两法郎送给富人也得需要点技巧。摆脱困境的方式看来还是见机行事的好，于是下个礼拜天我就挤进了巴黎一家最受欢迎的教堂中那各色人等的人流。一个上书“济勒·古雷先生之穷”的募捐口袋正在走道上似乎泼水不进的人海中蜿蜒地破浪前进，我前面的一个德国人显然不希望募捐的请求打扰了他对宏伟音乐的欣赏，对他的同伴相当大声地对所谓的慈善募捐提出了批评。
“他们根本不想要钱，”他道，“他们的钱多得用不完。他们哪里有什么穷。他们吃得比谁都好。”
假如此言不虚，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把拉普洛什卡那两法郎扔进了袋中并暗自祝祷勒·古雷先生一定要富贵齐天。
三个星期后，我因事去了维也纳，有天晚上我很享受地在瓦灵格区一家简陋但却极好的小餐馆里用餐。店里的设备极其原始，但他们的炸肉排，他们的啤酒和奶酪简直无与伦比。美酒佳肴引来食客无数，除了近门的一张小桌子之外已经客满了。吃到一半，我偶尔瞥了一眼那个空座，发现已经有人了。全神贯注死盯着菜单一定要从便宜菜色中榨出最便宜的那一种的正是拉普洛什卡。他看了我一眼，将我点的菜肴尽收眼底，仿佛在说，“你吃的就是我那两个法郎”，然后就迅速将目光移开。如此看来，勒·古雷先生的穷显然是真穷了。炸肉排马上味同嚼蜡了，啤酒也像是变了温暾水；瑞士干酪我碰都没碰。我唯一的念头就是赶快离开那个餐馆，离开那个人就座的那个房间；在我仓皇逃窜之际，我感觉拉普洛什卡责备的眼神盯着我给吹短笛的小费数目——又是从他那两法郎中出的。翌日，我特意到一家我觉得活着的拉普洛什卡绝不可能涉足的昂贵餐厅吃午饭，希望死了的拉普洛什卡仍能恪守同样的界限。事实证明我没错，但我从餐厅出来后发现他正面容愁惨地研究钉在入口处的菜单。然后他慢慢地举步去了一家自助餐厅。有生以来第一次，维也纳生活的魅力和快乐在我眼中黯然失色。
自此之后，无论到巴黎、伦敦还是天涯海角，我总是能经常看到拉普洛什卡。如果我坐在戏院的包厢里，就会感觉到他躲在最高楼座的昏暗旮旯里偷偷望着我的目光。如果在下雨的午后进入我的俱乐部，我就会看到他憋憋屈屈地躲在对面的门廊下避雨。我哪怕在海德公园收费最低廉的椅子上坐坐，也会看到他就坐在一边的免费长椅上，他倒从不盯着我看，不过总是煞费苦心地如影随形。我的很多朋友都开始说我脸色大变并建议我能抛开的杂事就尽量抛开。要是能做得到，我早就把拉普洛什卡抛开了。
在某个礼拜天——也许是复活节，因为比平常挤得更厉害——我再次挤进拥在时髦的巴黎教堂听音乐的人群，那个募捐包又一次艰难地穿越人海。我身后的一位英国女士想把一个硬币扔进去，但隔得太远，于是我经她请求帮她把硬币投进去。那是个两法郎的硬币。我突然灵机一闪，临了只把我的一个苏放进募捐包，那枚银币滑进了我自己的口袋。我把拉普洛什卡的那两法郎又从穷人手里夺了回来，那起穷鬼永远不配有这样的馈赠。我从人群中退出时听到有个女人的声音道，“我不信他把钱放进了募捐袋。巴黎怎么遍地都是这种人！”不过我的心情却很久以来头一次轻松起来。
如何把这重新得到的财富送给“配”得到它的富人，仍是个棘手的问题。我再次将希望寄托给意外的灵感，而幸运竟再次眷顾于我。两天后，我因为避雨，闯进了塞纳左岸一座历史悠久的教堂，我发现R.男爵——巴黎最富有但衣着最破敝的著名人物正在细察教堂的旧木雕。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良机！于是我在自己明显的英国腔法语之上再加以强烈的美语变形，向男爵询问起教堂建筑的时代、其规模以及美国游客肯定想知道的其他细节问题。在获悉这类男爵只需几句话就能对付了的信息之后，我庄严地将那两法郎硬币放在他手上，热诚地保证那是“给您的”，然后转身离去。男爵微微一怔，不过还是很有风度地接受了施舍。他踱到钉在墙上的一个小匣子前，把拉普洛什卡的两法郎扔进了投币孔。小匣子上题了一行字“济勒·古雷先生之穷”。
当天傍晚，在和平咖啡馆附近一个拥挤的拐角，我瞥见了拉普洛什卡的身影。他微笑着将礼帽稍稍一抬，就此消失。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终于，钱给了配领受它的富人，拉普洛什卡的灵魂终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