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文化的权力实践

“实践（practice）”的概念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人类学的“实践理论（practice theory）”。实践理论一方面强调主体的能动和建构，另一方面强调客观结构。实践理论家萨林斯（M. Sahlins）认为，“……历史的过程乃展示为一种结构的实践与实践的结构之间持续不断又相辅相成的运动”。“对历史人类学的巨大挑战是不仅要知道诸多事件如何由文化形成秩序，而且要知道在此过程中，文化是如何被再秩序的。”本书的第四部分为“权力的文化”，探讨的就是权力的文化实践。

萧凤霞和刘志伟的《宗族、市场、盗寇与疍民——珠江三角洲的族群性》（第九章），讲述了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不同人群，如何使用各种族群标签进行复杂的政治建构和经济资源的争夺。前述，在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开发中，诞生了一些强宗大族，这些正在攀升的人群使用不同的文化手段，一方面控制着当地的市场和庙宇，举办各种士大夫活动，包括菊花会等等；另一方面在建构着自己的政治和文化正统，例如排斥被他们标签为“疍”的沙田区居民。“疍”（一般指水上居民）在当地被标签化为社会地位低下的边缘群体。不过他们也不甘示弱，建立起自己的市场并使之成为水上居民的祭祀中心。解放以后，新的阶级格局让社会地位低下的疍民成为新国家依靠的翻身农民，而原来的强宗大族和他们所代表的地主和封建主义则被打倒。可见，珠三角的不同人群依赖不同的国家象征，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建构自己的政治地位。

另一个相关研究是《颠覆宗族的权力：20世纪40年代的地方土豪和地域控制》（第十三章）。番禺县沙湾的何氏宗族诞生于明代，到了20世纪转折之际，他们似乎全盘掌控了当地资源。他们排斥“疍家”居民，处于社会边缘的海外商人试图在新会县重建宗族。20世纪30、40年代，当中国陷入动乱，一代非正统的地方土豪迅速崛起，并填补了权力真空。他们占据祠堂，通过勒索和走私建立了新的地域社会控制网络，宗族在此成为文化实践的工具。华南学派在20世纪80—90年代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和福建的研究，发现华南宗族并非自古就有，而是来自明代的文化创造，这是华南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经典发现，其理论意义之一，便是宗族作为文化权力的工具，被人们用于地方社会的重整与建构，至今如此。

《仪式的循环再生：当代中国农村的政治和大众文化》（第六章）是发生在珠江三角洲权力文化实践的现代版本。80年代以来，华南地区乡村传统仪式和宗族的复兴十分普遍。我的博士论文《再造宗族——福建阳村宗族“复兴”的个案研究》（1997），当初的选题可以说是受到萧凤霞和华南研究的影响。萧凤霞通过观察广东葬礼和婚礼的社会意义，质疑简单的传统复兴的看法，认为，现在的各种仪式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重新建构，其涵义和人们对农村社会权力关系的解读紧密相连。20世纪40年代以后，传统的仪式和大众文化被冠以“封建迷信”等字眼而受到批判和禁止，其社会基础看起来也被彻底打垮，但是，很多传统依然以文化的方式顽强生存于人们心底，虽然碎片化，却不失生命力。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使得乡村的传统文化碎片得以重组和“复兴”。萧凤霞的研究揭示：这一过程显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有着国家权力的影子。这与香港和台湾不同，仪式实践的淡化受到市场世俗化力量影响；而在大陆，国家权力有效渗透到了这一循环再生的过程。

《传统的循环再生——华南菊花会的文化、历史与政治经济》（第八章）通过对始于18世纪末小榄菊花会的分析发问：从历史到当今，这一地方盛会何以经久不衰？

在过去五个世纪里，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开发伴随乡镇的繁荣，形成了复杂的社会景观，小榄镇举办的菊花会，在宗族、社区和地区政治经济的建立中，起着何种不可或缺的作用？换言之，本地精英以及平民百姓是否在积极地利用这种有象征性和工具性的手段，把自己整合成中国文化和政体的一部分？……这种文化象征是怎样循环再现并遍及日常的社区生活中，由此产生新的意义和巩固新的政治利益的？通过考察菊花会的各种象征如何在地方社会和中央政权关系的演化中形成一种整合的力量，在这个过程里，地方的发展一方面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也深深刻上中国文化统一性的印记。（第八章，英文138页）

作为一个文人传统，菊花会体现了一个可见的公共文化和互相协调的权力舞台，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文化权力的象征场域。“场域（field）”的概念来自布迪厄。它是一种关系的空间，是斗争的场所。换句话说，场域本身就是动力场域，各种要素在其中既受到力场的作用，也作为场的一个部分贡献于场。这体现了主体既能动于场域，又被场域结构所作用的辩证。菊花会在1949年以后举行过几次，包括改革开放后镇政府如何利用菊花会来吸引外资。她提出了几个理论的要点：一是与施坚雅、弗里德曼、武雅士等人对话，指出“文化”这一分析视角的重要性，文化话语在菊花会中成为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心；二是强调文化并非是社会的简单反映，而是一个主观能动和客观结构辩证一体的实践：在文化意义产生的过程中，人的能动性参与其中的结构化过程；三是“地方精英在不断延续的传统及变化的过程中都起了作用。他们在塑造自身地位的过程中，利用了本来由上而下渗透的国家文化，去创造地方社会”。（第八章，英文157页）这是一个延续自历史的基层社会不断“被国家”的文化实践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