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自掏腰包为中国人打官司的日本律师

在东京都港区，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的事务所里，一濑先生和我见面后，还没有喝茶，先讲了一个故事。

他的老家是在日本列岛西南端的熊本县，父亲在大学毕业后，先到长崎船厂当技工，后来被征入伍，扛枪去了中国。从上海一直打到桂林，最后在河北投降。“我小时候跟父亲一起洗澡，发现他身上有好几处伤疤，总是很好奇地问是怎么留下的？”父亲说，是被中国军队的子弹打的。“那你有没有打过中国军人？”父亲总是躲避着不肯回答，我想他一定干了不少的坏事。

我读高中时，常常为了那几处伤疤与父亲争吵，逼他承认自己杀过人。但是父亲总是木讷地离开房间。后来我考上了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单身来到东京，并因此参加了反战集会和反安保行动。

父亲退休后来到东京，和我一起居住。我不再追问他那些往事，我想他一生有过太多的折磨。作为他的儿子，我已经开始帮助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在日本打官司，我想我也是在帮他偿还那些旧债。

一濑先生说完这一个故事，一直低着头。我是第一次听他说起这一个家事。

我和一濑先生并不是第一次见面。1998年，由“731部队”细菌战诉讼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先生牵头，一濑先生和他的同伴律师，以及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组成了一个宣讲团，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宣讲日军暴行。我是作为唯一的随团记者与他们同行。

一濑先生是诉讼律师团的事务局长，这一次的美加之行的大小事情便由他操办。由于英语欠佳，每次关键时候，总是需要王选伸手相救。他总是很敦厚地傻笑一阵，说一句：“回东京后一定支付翻译费。”

除了美国国会，在纽约、华盛顿，在旧金山、多伦多，交流最多的还是当地的华侨以及华人反战同盟，于是，一濑先生学会了一句中文，叫作“打倒倭寇”。

在日本人的历史知识范畴中，“倭”只是一个古代国名，并没有贬义的意思。因此在旧金山，当一濑遇到撰写《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女作家张纯如时，开玩笑地来了一句中文：“我是倭寇。”吓得张纯如大吃一惊，回头问我：“这位日本人有没有毛病？”等我给张纯如做了解释后，张纯如很郑重其事地对一濑先生说：“你是拯救倭寇灵魂的英雄。”

过去15年，张纯如已故，一濑还在帮中国人打官司。

徐：好多年没有见面，我还是想问一个问题：是什么契机，使得您承担起为中国“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打官司的工作？

一濑先生：是啊，时间过得真快。与中国受害者结缘，是在1995年8月，我和几位同事去哈尔滨参加“731部队”细菌战问题的一个中日研讨会，会上遇到了来自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的几位村民，他们是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他们告诉我，自己受害了这么多年，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但是，要求信寄给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后，一直没有得到日本大使馆的任何联系，问我怎么办？我突然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责任，帮助这些不懂日语、求告无门的中国受害者在日本申诉正义。于是我接受了他们递交的申诉资料。

回到日本后，仔细研究了这一起战后索赔诉讼的可能性，觉得应该作为一种清算战争遗留问题的契机来帮助中国受害者，于是在这一年的12月，我联络了几位律师朋友，还有研究战后问题的市民团体代表，一起来到浙江省义乌市，走进崇山村，实地调查日军在这一个村实施细菌战的犯罪证据。

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刚好是日本战败50周年，整个日本和国际社会都有一种清算历史问题的气氛。当年6月，在二战时被强制绑架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代表，在东京地方法院向日本政府和所属企业提起了诉讼，这就是著名的“花岗事件诉讼案”。这是中国战争受害者第一次来到日本起诉日本政府，意义十分重大。而在这之前，只有东南亚国家和韩国的受害者在日本提起诉讼。8月，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受害者也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中国受害者的战后赔偿问题成了日本社会关心的一个话题，日本法律界也出现了“中国诉讼热”。因此，我们开始参与“731部队”细菌战的诉讼调查，也成为一种当然。

徐：当你第一次走近中国受害者时，你心灵感受到了什么？

一濑先生：第一次的义乌之行，印象很深，因为遭受了极大的心灵冲击。在崇山村，先是感觉到村民们对于我们有一种敌视甚至一种仇恨的眼光，也许因为我们是日本人，我们的出现触及了他们心灵深处的伤痛。后来，经过说明和沟通，村民们对我们友好起来。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控诉，那不是一个人，而是好多人争先恐后，抢着说话，那种情景和情绪，甚至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恐惧。日军当年在这个村撒了细菌，后来又到这个村掠夺烧杀，整个村有三分之一404人遇难、23家绝户。许多人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我是第一次亲耳听到中国人控诉日军残暴的罪状，心中有一种颤抖。

在离开崇山村时，我和同事们就想到，过去的这一场侵略战争，中国人受害最大，遭受的苦难最多，要清算战后遗留问题，必须从中国着手。于是，我们就决定要帮细菌战受害者打一场官司。

徐：在中国的调查中，有没有遇到困难？

一濑先生：困难还真不少，首先是当时中国还不怎么开放，对于民间向日本政府的起诉索赔，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方针，所以，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调查的困难。但是，义乌市还是很支持，一些大学的学者们也很支持，所以，我们得以在浙江、湖南、吉林等政府的档案馆里调阅了大量原始的资料。同时，将这些资料与受害者的口述资料进行对比，相互印证。因为我们从事的是诉讼的取证工作，要以事实证据为准，不能出差错。

在调查中，其实遇到的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障碍。无论是倾听受害者的倾诉，还是查阅历史档案，我们都听不懂看不懂，必须要有专业的翻译人员。同时，许多的历史事件的背景，作为律师，我们也没有接触过，所以还要向历史学家们求教，后来干脆就直接聘请日中两国的历史学者，参与我们律师团的工作。

徐：听说这么多年来的整个诉讼，所有的费用都是你们自己承担，没有向中国原告团要过一分钱？

一濑先生：情况确实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诉讼时，中国受害者原告的一年收入还不够买一张来东京的单程机票，我们怎么可以向他们要钱呢？所以，“731部队”细菌战诉讼和后来的重庆大爆炸诉讼，无论是到中国现地调查，还是在东京上诉，举行各种会议，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掏的腰包。我去中国调查和会见原告等，大概已经超过100次，每次费用如果以20万日元计算的话，那也超过了2000万日元（约120万元人民币）。钱其实是小事，讨回正义和尊严，才是大事。

徐：花费这么多的钱，您的太太和家人对此没有意见吗？

一濑先生：我很欣慰的是，我的太太很支持我。她的名叫“三和”，命中注定要和平。她是广岛人，了解广岛遭受美国原子弹轰炸后的悲惨，所以对于战争的苦难很有同情心。她不仅支持我，而且还成了我的助手。无论是去中国调查访问，还是接待中国原告来日，她理所当然就成了事务员和接待员。

其实，打这两场官司，已经持续了10几年，我们花费最多的不是去中国调查访问的差旅费，而是大量的中国原始档案资料和调查资料的中日文翻译费以及雇用翻译人员的费用。所以，许多时候，我也是一方面要顾及自己律师事务所的生意，不能让职员们没有饭吃，另一方面要筹集资金帮中国人打官司。

后来，“731部队”细菌战的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在看到我们这么掏钱，觉得很过意不去，在中国发动企业家捐款，解决原告们来日本诉讼出庭的基本费用。我们在日本也成立了“NPO法人731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和“重庆大轰炸被害者联谊会”，向社会各界募集资金，资金情况有所好转。

徐：“731部队”细菌战的索赔诉讼，不知后来结果如何？

一濑先生：“731部队”细菌战的调查是从1995年12月开始的，到1997年正式提出起诉时，先后在中国吉林、浙江和湖南等地进行了10多次调查，收集了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和证人资料。1997年8月，我们组织中国原告团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并赔偿受害者原告经济损失。

对于中国原告的索赔要求，日本政府认为，在1972年，中日签署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已经宣布放弃赔偿，也就是说，有关战争赔偿的问题，在那个时候已经解决。因此，在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中，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级法院均承认日本实施细菌战伤害中国人民的事实，但是不认定日本政府赔偿的法律责任。

而我们认为，日中联合声明中言及的“放弃战争赔款”的内容，只是中国政府放弃了赔款要求，而中国人作为个人并没有放弃索赔的权利。

在一审二审败诉后，我们继续向最高法院上诉。但是最高法院称，在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条约》中，战胜国也都已经放弃了个人的索赔权。日中两国在1972年签署的联合声明也继承了《旧金山条约》的精神，因此在2007年5月，做出了“中国原告败诉”的不当判决。其实，中国政府当时并没有参加《旧金山条约》的签署，周恩来总理还为美英等国排挤中国参加签约的行为发表了声明予以谴责。因此，日本最高法院的这一终审判决，是错误的。

虽然“731部队”细菌战原告团经过长达10年的诉讼后，最终被判“败诉”，但是，日本法院并没有否定日本军的犯罪事实，反而让这些犯罪事实更为明了，犯罪证据收集整理得更全。日本最高法院一下子不会改变自己的判决，但是，我们今后一定会要求最高法院作出纠正，我们正在为此努力。

徐：您和您的同事在承担“731部队”细菌战的诉讼时，为什么又承担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原告们的索赔诉讼？

一濑先生：说起来也是很偶然，在2001年，我们在进行细菌战问题调查时，得到多位当年参加过“731部队”投放细菌弹的前日本航空兵的证词，他们承认在重庆也曾投放过细菌弹。依据这一些证词，我们专程赶往重庆展开调查，在那里遇到了日军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也第一次知道了日军当年在重庆用炸弹杀害众多百姓的事实。2004年，一些被轰炸的受害者要求来日本诉讼，希望我们能够帮忙，我们感觉到自己有责任帮助重庆的受害者，于是接受了他们的委托。从2004年12月，开始了证据收集和调查，并于2006年3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起诉。刚开始时，原告是40人，后来有3次增加，最终达到了188人。其实，重庆大轰炸被害者的诉讼，因为起诉时间的不同，最终是分成了4个诉讼，因此辩护的工作量很大。

这一个诉讼目前进展还比较顺利。2013年11月，东京地方法院决定了证人出庭。2014年4至6月，法院将举行5次庭审，将会有6名原告代表出庭，另外有6名中国研究者和3名日本研究者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徐：日本国民目前对于历史问题，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认识？

一濑先生：日本经历过战争的这一代人，都已经90岁了，活着的越来越少。这些人在中国、在东南亚做了不少的坏事，他们心中没有美化侵略战争的想法。另外在冲绳的日本人，他们经受过战争的苦难，现在事实上还被美军占领着，因此他们不想再有战争。虽然日本的年轻人，大多数也不期望日本再走上战争的道路，但是他们厌战和反战的强度显然比不过他们的父母辈爷爷辈。加上缺乏很好的历史教育，因此年轻人对于历史的认识比较浅薄，而且容易被政府诱导。

安倍首相不久前参拜了靖国神社，这件事不管他以什么样的理由进行辩解，很明显地说明了一点：安倍已经回到了战前的意识。也就是说，日本战前的价值观、天皇中心思想、日本传统的对他国的统治意识，都浮现了出来。而安倍要修改和平宪法，要让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就是这一“战前意识”复苏的具体表现。如果日本的年轻人遭受这种意识的熏陶，并因此支持安倍的强军路线，那么，我们不得不要替这个国家的未来担心。

徐：您觉得，日本应该如何处理战后的历史遗留问题？

一濑先生：日本人常常说一句话：“自己做的事自己处理”，对于历史问题也一样，对中国的侵略，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对东南亚的奴役，都是日本干的，因此日本政府必须进行真诚的反省和谢罪。这是进行战后历史问题处理的根本，可惜日本政府一直没有去做。

日本战败已经过去了70年，但是我们注意到，除了美国为主的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的战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处理之外，日本政府本身并没有对战后问题，包括战犯们进行过处理，也没有那一届政府来认定战争的责任，因此留下了许多的后患。

日本政府在过去这些年里，也做过一些口头的道歉，包括《村山谈话》，但都是轻描淡写，没有真正做到彻底的、真诚的反省。同时在教科书问题上，实施了掩盖历史的策略，因此日本在过去犯下的罪行无法在教科书里很好地反映出来，因此年轻一代也学不到真正的历史知识，相反地在教唆他们遗忘历史。

帮助中国受害者在日本开展索赔诉讼，是我们作为律师参与战后处理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诉讼，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让日本人了解这一些罪恶事实，对他们进行历史教育，帮助国家和国民反省。其实，我们帮助中国人，也是在帮助日本人。

历史问题处理不好，中日两国关系就改善不了。我们会继续努力下去，最后让最高法院收回他们的错误判决，让日本政府承认历史事实，赔偿中国受害者，构建中日两国和两国国民的和解与互信的基础。

一濑先生接受完采访后，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送给我，书名叫《律师之魂》。他说，这是我们的律师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先生写的书。无论是“731部队”细菌战的诉讼，还是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诉讼，都是他担任律师团团长的。他帮中国人打了十几年的官司，直到癌症晚期，还坚持挪步走进法庭为中国人辩护。

“这本书本来不应该由我签名，但是，土屋先生已经在2009年走了。”一濑先生签完名，特地在边上补了一行小字：“为了中日友好和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