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概况

王颖

20世纪前半期是中国文化、教育异彩纷呈的时期，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走的是这样两条路：或者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参加革命斗争，或者是在反动政权下从事他们自称是‘工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卫生救国’的一类工作。……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大量出现，是‘五四’运动以后的现象。这些知识分子一般都在当时感受过科学和民主的精神的影响，抱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们所谓的‘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等等实际上也是对封建传统思想的一种否定”。

也就是说，在“五四”运动之后，除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爱国救亡运动要得到肯定外，另一群从事文化、科学教育的工作者，也应该得到积极的评价，他们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而在这一时期，有一群可以说是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建立中声名显赫、建功立业的知识分子，他们早年留学美国，深受欧美教育思潮、教育实验影响，回国后致力于用他国先进思想改造中国教育落后之面貌。这群人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受业于杜威，回国后宣传改造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使之适用于中国。他们每个人在中国历史、教育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对中国教育发挥了超越每个人限制的作用。可以说，这一群体因每个人的影响而增加了群体的影响力，而每个人又因这一著名的群体发挥了更大作用，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一群体是如此独特，影响如此广大，可以说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派。

鉴于他们直接或间接师承于杜威，在学术上推崇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理论实践中践行杜威的教育学说，我们将这群人组成的团体称之为中国杜威教育学派，他们包括郭秉文、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陈鹤琴、郑晓沧、李建勋、张伯苓等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

对于这一称呼，目前国内尚无此说法，不仅如此，国内对这一群体进行的研究也不多，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胡适、陶行知与杜威关系的研究上。实际上，胡适、陶行知是杜威的中国弟子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我们研究最广泛的人。其他如陈鹤琴、李建勋、张伯苓等，学术界多放在他们的教育思想以及具体的办学经验上，很少考虑他们与杜威思想的渊源。陈鹤琴、李建勋、张伯苓等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访学研究，哥伦比亚大学以及杜威对他们的教育思想实践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先进的教育思想，如陈鹤琴的“活教育”，李建勋的教育行政、教育调查，张伯苓的允公允能、学行合一、手脑并用思想等都受到杜威影响。只是因为杜威、胡适等曾在中国处于尴尬的位置，我们忽略了研究他们思想的一脉相承性，但实际上这种影响不仅存在，而且相当广泛。对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其他人物如郭秉文、蒋梦麟等，因历史问题我们研究得更少。郭秉文、蒋梦麟直接受业于杜威，在民国教育领域内甚具影响力，郭秉文曾任国立东南大学校长，在位期间，引进了大量留美学生，并进行学术改革。蒋梦麟也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在蔡元培离任北大校长后，几次接任北大校长职务，进行办学改革。郭秉文、蒋梦麟是教育界，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颇有建树的人物，但由于社会的影响，也由于他们很早离开大陆去台湾，对这二人教育思想以及作为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重要人物，我们研究得并不多。此次我们从学术史角度，对20世纪前半期出现的中国杜威教育学派与杜威的教育思想进行考察，在一定程度上也对这些我们以往研究不够的教育家及他们的思想实践进行深入探讨。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