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蒋梦麟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秉持及实践（1919—1945年）
1912年，蒋梦麟以教育科为主科，历史与哲学为副科，毕业于加州大学教育系，旋即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于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攻读哲学、教育学。1917年3月，蒋梦麟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题为《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的博士论文，1919年2月，蒋梦麟与黄炎培、陶行知等于上海创办《新教育》月刊，《新教育》高举“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之社会”的旗帜，宣传杜威教育思想，提倡平民主义，呼吁发展儿童个性，反对填鸭式教育。[1]杜威来华时，蒋梦麟与胡适、陶行知一起在码头迎接，杜威于5月3、4日作“平民主义的教育”，演讲后，蒋梦麟陪同杜威夫妇到杭州等地游览。1919年，蒋梦麟受聘为北京大学教育学教授，同年5月9日，蔡元培委托蒋梦麟代他全权处理校务。蒋梦麟协助蔡元培再度改组北京大学，推行“教授治校”，鼓励学生自治，以实现民主精神，与杜威强调的“自动自治”和民主思想不谋而合。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梦麟被任命为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兼浙江大学校长，1928年10月被任命为教育部长，1945年6月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离开教育界。
（一）平衡中西文化教育
蒋梦麟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和他在留美期间对西方哲学、政治、教育等领域广泛而深入的思考，使他意识到中西方文化也有许多相通之处，中国的教育必须要吸取西方的经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中，他深入阐述了中西方教育家的教育理论，然后比较了中国教育思想和西方教育思想的差异，提出“要保持中国文化精华，同时要把某些西方理想结合到中国生活中来”的教育构想。[2]这可以说是蒋梦麟平衡中西文化教育的思想雏形。后来“五四”运动爆发，对于当时国人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和碰撞，蒋梦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教育就像希腊前五世纪一样，正处于一个变迁的阶段，因此也可以像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倡个性为人生价值一样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可以说是蒋梦麟“亦中亦西”教育原则的最初显露。
蒋梦麟认为中西文化各有特点，“讲中不讲西，终觉孤立。讲西而不讲中，终觉扞格。能学兼中西，方知吾道不孤”[3]。他主张中西结合，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自己也表示，他在美国时喜欢用中国的尺度衡量美国的东西，回国后他喜欢用美国的尺度衡量中国的东西，一种不中不西的尺度。他认为中国教育有与西方教育一致的地方。他说：
从大处着眼，儒家学说实能适合近世之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孔子的“学不厌，诲不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孟子之“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及“性善”之说，为清末民初教育界迎接新教育之媒介。孟子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与民治主义之原则相似。[4]
同时他也反对所谓的中西“调和”论，他认为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就像新陈代谢一样，这是进化论的道理，并不是机械地将二者之间进行调和，也不是说引进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就停止发展。由此可见蒋梦麟与胡适不同，他主张的并非全盘西化，而是以新的态度学习西方文化，以发展新教育和新思想，同时从中国文化中挹取精义。
蒋梦麟可说是早期留学生中，能对中西教育求根本研究的人之一。他的这些思想实媒合了杜威的思想。杜威在华讲演时，蒋梦麟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杜威在其论述中，认为中国正处于过渡时代，需要对东西文化兼收并蓄，不能只偏向一方，忽视另一方。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与近世西洋思想有联系处，“我向来主张东西文化的汇合，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5]。同时杜威也一再告诫中国人，一国的教育，决不可胡乱摹仿别国。他认为：
一切摹仿都只能学到外面种种形式编制，决不能得到内部的特别精神。所以我希望中国的教育家，一方面实地研究本国土地的社会需要，一方面用西洋的教育学说作一种参考材料，如此做下去，方才可以造成一种中国现代的新教育。[6]
而蒋梦麟即对杜威的思想做出了具体的实践，他在任教育部长期间，开始思考中国本土教育与外来教育问题，确定并实施了三民主义教育政策。这个政策以提倡中国固有道德、发扬民族文化为宗旨。蒋梦麟指出：“国民有高尚之观念也，则其国虽小犹大，反之则其国虽大犹小。所谓国民高尚观念者，爱国之观念是也，中国将来世界之位置如何，以国民能有此观念与否为断。”[7]吴俊升评价蒋梦麟推行的三民主义与杜威思想的关系时，也认为这是他视当时的时势取得均衡，体现了他对中国道德伦理的尊重和个人的自由。
（二）强调个性发展教育
个性教育是蒋梦麟教育思想的核心。他在《个人之价值与教育的关系》一文中说：“新教育之力，即在尊重个人之价值”, “个人之天性愈发展，则其价值愈高，社会之中各个人价值愈高，则文明之进步愈速。吾人视教育为增进文明之方法，则当自尊重个人始。”一方面，蒋梦麟受当时西方提倡的平民教育、平等教育影响，认识到只有个人得到发展，个人的价值得到实现，才能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这也是蒋梦麟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缺陷和实际情况提出的，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知识浅劣，教育也没有标准，因此个性教育显得尤为必要。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落幕，蒋梦麟分析了“一战”发生的原因和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并根据欧美国家的教育举措，联系到中国的教育实际，意识到中国应该趁战后这一关键时期发展教育，在他1918年10月发表的《世界大战后吾国教育之注重点》文章中，他为中国的教育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和举措，处处彰显着个性教育思想，如“雄伟之经济，强健之个人，进化之社会”是立国之本，在学校教育方面，他提出了发展学生的个性以养成学生健全的人格，通过美育、体育等教育培养学生，当然，他也提出了推行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等具体建议。
在提出重视个性发展的观点后，蒋梦麟还从社会国家和文化教育两个维度深化了他的思想。杜威阐发他的新个人主义时，力图化解个人和社会之辩的紧张关系，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发展是一致的，它们之间不存在相互阻碍的问题，个人个性发展了，社会才能有发展。而蒋梦麟认为，对于社会国家来说，个人主义就是平民主义主张的自由平等，保障个人之说也；对于文化教育而言，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发展个性，养成特才，这样文化才得以发达。[8]蒋梦麟同杜威一样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发展是一致的，契合了杜威的发展个性的教育原则，同时也体现了他的平衡中西文化思想。
蒋梦麟不仅阐述了个性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趋势，还提倡将其与学校教育结合起来，在蒋梦麟主编的《新教育》月刊中，在教学法上主张自发自动，强调儿童的需要，拥护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所提的主张。《新教育》月刊的主要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之社会”。后在“一战”结束后，提出“雄伟之经济，强健之个人，进化之社会”是立国条件。根据这些条件谈战后之教育，他提出学校要进行这些方面的建设：
（甲）发展个性以养成健全之人格。
（乙）注重美感教育以养成健全之个人。
（丙）注重科学以养成真实正当之知识。
（丁）注重职业陶冶以养成生计之观念。
（戊）注重公民训练以养成平民政治精神，为服务国家及社会之基础。[9]
从上面这些建议不难看出，蒋梦麟的发展个性是与养成健全之人格联系起来的。后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他将这一思想贯穿到教学管理中，并规定了“陶融健全品格”为北京大学的职志，在协助蔡元培改革完善北京大学体制时，他还将杜威的思想和教育理论融入他对北京大学的改革中，例如“选科制”的实行，他主张人文与自然科学的学习相结合，确立“文理沟通”方针，这在学则中有体现，学则特别规定外国语文为一、二年级的共同必修科，入国文系者外语必须好，中外兼优。同时，他还定体育为必修科，改第三院大礼堂为临时健身房，举办第一届全校体育普及运动会，他认为体育是美育的基础，在蔡元培提倡美育的指导下他进一步发展体育，希望二者齐头并进，养成学生健全之人格。从蒋梦麟对个性教育的思考和实践中，我们不难看出杜威思想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个人主义对他的影响。
（三）主张教育与生活相联系
蒋梦麟是杜威的学生，在回国后于上海创办的《新教育》杂志中，他就不遗余力地宣传杜威的思想，杜威来华时，他出版《新教育》“杜威专号”并亲自陪同杜威去全国各地讲演。杜威的“生活教育”思想对蒋梦麟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影响颇深。在《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一文中提出，要注重教育与生活联系，并指出教授中国历史要“当以学生之生活需要为主体，目的使儿童生活丰富，活泼灵敏，富有改良环境，解决种种问题的能力”[10]。他尖锐批判了充满封建主义的历史教学和重古轻今的旧历史观带来的危害，因此提倡教授历史要以学生生活的需要为中心，以平民生活为中心，反映了他注重教育与生活联系的教育思想。
蒋梦麟还将视线投入职业教育中，提出以教育联系生活之思想解决职业界人才问题。他认为当时的职业界位置虽然不多，但却找不到合适的人，社会上求职的人很多，但适合的人很少，求职的也找不到合适自己的位置。他认为原因是教育与实践生活相背驰，教育注重格式，纸上谈兵，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如果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不能推广，没有稳固的政治，发达的实业，那么职业教育中人才的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因此补救当下职业教育的方法还是要注重职业教育与生活的联系，设立介绍机构，沟通职业教育与实业界适当之联系。
这些可说是蒋梦麟回国后看到中国的教育发展现状，从而对杜威的“教育与生活相联系”的进一步思考和发展。作为杜威的学生，他本应在各级教育中大力提倡教育与生活相联系，但是当时经常出现学生游行，有些人会把这些看作是教育与社会相联系的一方面，这与蒋梦麟反对学生运动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就像前文在职业教育中，他提出的是“适当之职业教育”，这是他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所做的变动，从而使他与杜威那种将社会生活看作学校教育的内容产生了本质不同。
其一杜威主张教育是生活，在学校中教师要传授知识引导儿童参加活动，从而在活动中实现生活、经验的成长，为在社会中的真实生活而准备；而蒋梦麟提倡教育与生活相联系更多地是要求日常教学中教师讲授更多贴近生活的事，这是将教育与生活看作了两件事、两个现象。
其二在教育与生活之辩上，杜威以社会生活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反对书本知识为主，蒋梦麟却以学校教育、以书本知识为主，让学生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生活中，这与杜威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他也提倡教育与生活相联系，但他是从与杜威相反方向走向“教育与生活相联系”的，实际上在杜威思想中教育与生活相联系，并不是说教育要讲生活中发生的事，他还包含着更广泛的含义，他认为学校教育是社会雏形，教育就要按照社会生活的样式进行，而不仅是说教育中提到社会生活中正在或以前发生的事就可以，蒋梦麟的教育与社会生活联系的范畴在某种程度上说要窄于杜威本意。从这还可以引出，蒋梦麟是将教育与生活看作了两件事、两个现象，这与杜威将教育与生活看作一件事两个方面有明显不同。
（四）提倡学生自动自治
在蒋梦麟对杜威思想的继承中，自动自治也是其中一部分。杜威指出自动不是任意去做，去动，动实有心理而出，“真正的自动，是有目的地动作，有意义地动作。动了，就可以增进社会的文明，有关社会的进化”[11]。蒋梦麟在《职业教育与自动主义》一文中认为职业教育应该培养自动的人才，即有远大的眼光，进取的精神；事事图改良，著著求进步。人未敢行者，我独敢行之，人未及知者，吾独察先机而知之。[12]这是对杜威主张的“自动”的详尽阐述和深入的描绘。
关于自治，杜威是在批评有关对自治的误解中阐述自己观点，并带出自治与自动关系的。杜威认为自治是与被治于人相对立的，不是教职员不必留意学生而任其所为，或让学生作校内之巡警侦探以纠正他人不规则之举动。学生自治是自动地去做些事情，管理自己，以便“协助将来社会，使合于共和的”。杜威进一步指出：“现在中国各学校，学生自治的声浪很高，这是很好的现象。但自治必先智识丰富，有判断力，方才可以做到。自治不是个人的私意，一时的感情；要有互助的精神、稳健的方法。不是今天说自治，就能够自治；要有自治的真正精神、自治的完全人格。”
蒋梦麟对培养国民具有自治人格只字未提，但他认为依据中国的情况，在学校里，特别是大学中提倡自治是可行的并且是重要的。
学生自治，是爱国的运动，是“移风易俗”的运动，是养成活泼泼地一个精神的运动。学生自治，要有一个爱国的决心；“移风易俗”的决心；活泼泼地勇往直前的决心。没有这种大决心，学生自治是空的，是慕虚名的，是要不得的。[13]
蒋梦麟重视学校的自治，也对学校的自治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在《学生自治》中提到杜威、蔡元培先生已经讲过自治，他再讲时要加添些新意思。他强调自治精神是自治的基础，放在学校里，这个精神就是“学风”，学生自治应是爱国的运动，养成活泼精神的一个运动，学生应把提高学术作为学生自治的责任。[14]可见他提倡的学生自治还是以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和健全人格之养成为目的的。他也如杜威一样，提出了几点要求，认为自和治要并重。
蒋梦麟初到北京大学时，在学生欢迎会的演说中就提到，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基础工作，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他希望北京大学的学生，“本自治之能力，研究学术，发挥一切，以期增高文化”[15]。可见，蒋梦麟对于学生运动是反对的，他提倡的学生自治，是在学术上的研究和学问上打好基础，将来改良社会，承担更加重大的责任。并且他还希望办学校的人奖励学生自治。他由斯宾塞的教育是预备生活，杜威的“教育就是生活。今天受一天教育，就要有一天好生活”引入，学生自治就是自动的一个方法。学生自治团体，就是学生追求丰富生活的一个团体，学生只有在校生活丰富了，才能达到“教育是生活”的目的，学生自治，是养成青年的各个的能力，来改良学校社会。[16]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蒋梦麟提倡学生自治也是对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五）注重学术的提高
杜威在抵达中国的第三天，就做了一场名为“平民主义的教育”的演讲，在他看来，平民教育绝不是口号，是需要国家花费巨大代价付诸实施，让全体公民尽可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蒋梦麟十分赞同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思想，他认为平民主义之教育是养成活泼之个人的开端，从而促进社会进化。在促进社会进化的直接方法中，蒋梦麟对奖进学术做了单独的强调，他认为这是社会精神进化的方法，“学术者，一国之精神所寄”。“欲求学术之发达，必先养成知识的忠实”, “学术兴，则中国之精神必蓬勃蒸发，日进无疆”。[17]后蒋梦麟主持北京大学期间，将“学术”与“事务”明确的分割开来，之前教授不仅要治学还要处理事务，蒋梦麟为了提高学术，给教授创造良好的治学氛围，对北京大学进行了裁员以缩减经费，实行教授专任制度，他与胡适二人相辅相成共同治理北京大学，使教授专心治学。在学生的培养上，北京大学的教学也偏向专精方面，教育方针以造成学术专家为目的，功课高深为主，就这样师生之间形成了研究的风气，蒋梦麟自述在北京大学的那几年，“教授们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诱导学生集中追求学问，一度是革命活动和学生活动漩涡的北京大学，已经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了”[18]。自此，“研究高深学术”是北京大学的性质和标志之一。
在杜威思想盛行中国之时，蒋梦麟就提倡教育部应该奖励学术，激发社会尊重学术的精神，他一直希望通过教育解决社会问题，然而后来北京大学办学经费的问题、经济破产等，让他意识到不能只谈教育，不谈政治。而这之前一年，杜威说他曾听见教育界人说：“除非有好教育，中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但要有好教育须有好政府。”[19]他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我们要想出自己的办法。“依我看，如果依赖中央政府，好教育是没有的，好像一个圈子是跳不出来的，如果不依赖政府我们自然有法子跳出这个圈子来。什么法子呢？就是各地方人去办各地方，使他都适应各地方的情形，都能这样，便能互相传染，得的结果，一定比我们想象的好得多。”[20]蒋梦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教育家不关心政治，则学生亦将间接受其影响，将来政治之改良，由谁来负责任呢，所以他认为政治应该分两个方面看，一是教育界不应当干涉政党和政事，二是政论，掌管教育权的人应当责无旁贷的剖明是非，伸张正义，养成平民政治之习惯。而且教育作为解决中国种种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不但教育界应注意，政治经济界也应当关注研究。[21]这可以说是蒋梦麟对中国的政治与学术、政治与教育的关系思考的一大进步，也与他一直提倡的“新思想是一个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奖进学术是为了鼓励青年学生做学问钻研学术，这样才能接触新的东西，开拓自己的视野，从而改良社会，促进社会之进化。
正是因为蒋梦麟奖进学术，重视科研，注重学术的提高，因此北京大学当时新旧两派在思想学术上的竞争，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的中心，蒋梦麟将其比作“昔欧洲文运复兴，肇自意大利古城。今日吾国之新潮，发轫于北京古城，犹文运之澎湃全欧也。此岂非学术进步之好现象乎？”[22]对他来说，提高学术就是形成北京大学学风的方法，“什么叫学风呢？一个学校里，教员学生，共同抱一种信仰，大家向那所信仰的方向走。前清时代，这种学风就是‘欧化’。自民国六七年间至九年，大家所报的信仰，就是‘文化运动’。现在我们所能提出的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学术”。在他的领导下，师生间风气演变成调查试验，合作研究的风气。可以说，蒋梦麟一生的教育实践主要有两个阶段，一是主持北京大学，二是先后担任浙江教育厅厅长、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作为杜威的学生，杜威的思想在他的教育实践中留下了深刻足迹，他对杜威思想的实践也是最具体而彻底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对他文化教育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是无可否认的。
[1] 蒋梦麟．蒋梦麟教育论著选[M]．曲士培，主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4.
[2] 蒋梦麟．蒋梦麟教育论著选[M]．曲士培，主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8.
[3] 蒋梦麟．西潮·新潮[M]．长沙：岳麓书社，2000:66.
[4] 蒋梦麟．孟邻文存[M]．台北：台湾正中书局，1974:62.
[5] 袁刚，孙家祥，任丙强．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47.
[6] 袁刚，孙家祥，任丙强．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71.
[7] 蒋梦麟．蒋梦麟教育论著选[M]．曲士培，主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50.
[8] 蒋梦麟．蒋梦麟教育论著选[M]．曲士培，主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77.
[9] 蒋梦麟．蒋梦麟教育论著选[M]．曲士培，主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59-63.
[10] 蒋梦麟．蒋梦麟教育论著选[M]．曲士培，主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8.
[11] 袁刚，孙家祥，任丙强．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7.
[12] 蒋梦麟．蒋梦麟教育论著选[M]．曲士培，主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8.
[13] 蒋梦麟．蒋梦麟教育论著选[M]．曲士培，主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136.
[14] 蒋梦麟．蒋梦麟教育论著选[M]．曲士培，主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136.
[15] 蒋梦麟．蒋梦麟教育论著选[M]．曲士培，主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119.
[16] 蒋梦麟．蒋梦麟教育论著选[M]．曲士培，主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153.
[17] 蒋梦麟．蒋梦麟教育论著选[M]．曲士培，主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74.
[18] 蒋梦麟．西潮·新潮[M]．长沙：岳麓书社，2000:310-311.
[19] 袁刚，孙家祥，任丙强．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28.
[20] 袁刚，孙家祥，任丙强．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28.
[21] 蒋梦麟．蒋梦麟教育论著选[M]．曲士培，主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97.
[22] 蒋梦麟．蒋梦麟教育论著选[M]．曲士培，主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