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前半期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形成的社会背景
（一）实用主义在世界的广泛传播与研究
实用主义是美国本土产生的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潮，它由皮尔斯（Charles 30 Sanders Peirce）和詹姆斯（William James）等人于19世纪70年代创建，20世纪前30年达到鼎盛，成为世界哲学的主流。相比欧洲思辨哲学的研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主张研究现实，注重实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实用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要义就是重视功利、重视实用，当它在美国遇到合适的土壤得到印证时，世界各国纷纷仿效美国，将实用主义奉为解决国家发展问题的最有用的哲学思想，不仅美国，当时其他一些国家如德国、苏联、日本、土耳其等也掀起了研究实用主义的热潮，杜威的实用主义是其中一个分支。杜威是实用主义集大成者，他以美国的社会需要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实用主义理论，他在论述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同时，把实用主义的基本思想运用到其他学科，特别是教育学中去，扩大了实用主义的社会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哲学走入生活的目标。由于杜威将实用主义应用到具体学科中并卓有成效，引起了世界各国人们的关注，再加上杜威曾经不遗余力地赴海外传播实用主义思想，因此推动了美国这一土生土长的哲学思想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思想。因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美国这块土壤上得到了实际验证，它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相符性，使得它更具说服力。美国教育史学家布里克曼（William W.Brickman）曾指出：“杜威被公认为当代努力争取更好的教育的主要代表人物。人们可以根本不接受杜威的意见，甚至可以在一些重要的观点上与他根本对立，但是，他们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杜威的见解是值得注意和有意义的。这就是杜威在与国外学者们的关系中的地位，这就使他作为一位教育家享有在世界上的声望——世界上几乎很少有教育家能享有如此高的声望。”[1]因为实用主义成为显学，也因为杜威在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各国都把研究实践实用主义特别是杜威思想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当时各国学生或跟随杜威本人，或跟随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学生信徒学习研究杜威思想，他们回国后，也将杜威实验主义教育思想带回所在国并进行实验，推动了各国的教育发展。
杜威的中国学生也正是在看到实用主义在美国应用的实际成效，看到杜威教育思想对于世界各国的意义，才兴起研究杜威教育学说、改造中国的念头。他们认为，实用主义在世界各地的盛行表明了这一理论具有普遍的意义，杜威实验主义重视实际效用，符合其他国家也符合中国图变求进步的需求。实用主义关心社会的需要，有助于实际的改革，能够促进文化教育乃至全社会的发展。实用主义的实效性以及广泛传播，使中国知识界开始将目光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它的研究实验上。
“五四”前后进入中国的西方理论很多，如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重视人作用的“超人”说，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生命哲学等，但因为尼采的欧洲哲学偏重思辨，不适合中国人的研究与实际运用；柏格森重视生命、重视个体的生命哲学，虽在某种程度上与“五四”重视人的个性发展有一定的相合之处，但这种相合与中国整个社会需要还是有距离的。当时中国人并没有深切认识到个体的重要性，即便一些人认识到个体重要性，但这种理论不能有助于解决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大问题，也不能在中国有大的发展。本质上，当时的中国还是以社会发展为重的国家，这是民族、国家危机使然，也是彻底改变传统文化教育需要的。整个欧洲哲学本意不在解决实际效用，满足不了当时求变的各国如中国的需求，不能成为哲学的主流是自然的。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也正看到了这点，没有对其他哲学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而将目光转向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主义哲学方面。而美国社会的发达，实用主义在世界各国成为显学，使中国知识界看到了改变中国传统，改变贫穷落后的希望。这种世界教育哲学发展的趋势，为中国学者研究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改变中国，为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二）杜威中国弟子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与研究
20世纪哥伦比亚大学在美国教育界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批知名教授，带动了当时世界教育发展的新潮流，哥伦比亚大学全盛阶段，拥有当时一批世界著名的大学者，如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教育家罗素、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学家孟禄、教育心理学家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和教育哲学家克伯屈等人。他们在教育领域的探索和创新，尤其是他们对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和推动，使哥伦比亚大学特别是杜威等所在的师范学院俨然执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教坛之牛耳。
当时慕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之盛名，中国学生纷纷进入该校就读。郭秉文、蒋梦麟、陶行知等一大批后来在中国教育界叱咤风云的人物，即是20世纪最初十年入哥大师院就读的。他们在哥大师院名师的指导下，刻苦学习，热心时政，关心社会，开阔了视野，培养了能力，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了早期教育救国思想和政治主张，为后来回国开展教育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去美国前，他们怀有改造中国贫穷落后局面的想法，但用什么来改造中国社会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向西方学习，但学什么，怎样学却经历了一32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最初中国从物质层面、从器上学西方，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洋枪、洋炮的制造。后来随着理解的深入，又从精神层面学西方，派出的留学生不仅学习武器、军械制造，也学习各类科学知识，国内也成立了应用洋学堂。随着西学的发展，这种学习进展到制度层面，许多人开始研究西方制度，主张中国仿效西方建立民主政体，这一思想的进展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主旨奠定了基础。而在学西方制度的过程中，知识界以及教育界人士又感到仅重视制度是不够的，制度是由人制定的，人的素质决定了制度先进与否。有了这种认识，他们开始将目光转向与制度相联系的人的研究，而教育作为改变人的最有效的工具，首先引起了他们的重视。
当胡适、郭秉文、蒋梦麟、陶行知等一批留学生看到美国发达的教育，看到实用主义教育下人们良好的精神面貌，以及实用主义教育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发展作用时，他们产生了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改造中国教育的想法，纷纷投入杜威门下，学习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胡适在美留学最初是在康奈尔大学研习黑格尔哲学思想，但他深感黑格尔哲学与中国社会现实相脱节，与他求学的目的不符合，因此经过思考他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杜威的实用主义，回到中国后他常常喜欢说他的政治方法是一种“实验主义”方法。后来胡适由康奈尔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杜威，选修了杜威主讲的两门课程“伦理学之流派”和“社会政治学”，并以杜威为导师完成了哲学博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跟随杜威学习的过程中，胡适系统学习了杜威实用主义思想，认为实用主义注重实际的效果，注重思想文化教育的改革是一种能应对“吾国之急需”的良药。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能使他应对“对于社会之责任”。在哥伦比亚大学亲自聆听杜威教诲的经历，使得胡适找到了爱国求学的目标，也使胡适开始潜心研究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这为他后来回国继续研究杜威思想，成为杜威教育学派一员打下了基础。
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也为其日后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实验、发展做了准备。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攻教育行政学，但他在教育哲学上下的功夫更多。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初始，他就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怀有浓厚兴趣，并尽心加以研究。当时中国教育的现实，以及美国社会的发达，使陶行知认识到要想改变中国教育，不能仅从器上，从学习西方教育行政、管理去做，这样做只能研究教育的表面现象。而人的研究、学校的研究才是教育研究的根本，要想改变中国教育的状况，就要从教育的起点，从人、从学生、从教师方面入手，由此深入到教育领域各方面的改革。鉴于此种认识，陶行知将研究方向转到了对人、对教育最根本思考的教育哲学方面，他选修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对杜威思想中主要观念如经验主义哲学、知和行、个人与社会、科学方法以及生活教育、儿童中心、从操作中学等思想非常认同。他认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就是他要解决传统教育忽视科学、忽视儿童、忽视社会生活、教育不发展、社会不发达等问题的方法，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实现其教育救国的方法及理论，为此他自觉研习实践杜威的教育思想。
不仅胡适、陶行知在哥大求学，对研究杜威教育思想发生了兴趣，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其他人聆听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思想，也感受到杜威思想的真实性、实用性，认为杜威思想与中国社会文化教育相切合，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并立下了回国改造中国文化教育的志向。
这些杜威的中国学生在哥大除单独研习杜威教育思想外，还建立了中国教育研究会，一起探讨教育问题，包括研讨杜威的教育思想。陶行知、张伯苓等曾任会长，他们通过这个协会，探讨了中国社会教育问题，提出了如何解决中国积病问题，研究思考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否适合中国改革问题等。这些成员回国后，成为杜威教育思想研究的发起者以及实践者。他们坚信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能给美国带来繁荣，也能使古老的中国焕发青春。可以说胡适、陶行知等在哥大的学习以及思想的转变，对他们以后专门研习、实验杜威思想起到了启蒙作用，促使中国杜威教育学派萌芽。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需要
学派思潮往往是社会文化发展内在要求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反映，因此，任何学派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要求使20世纪20—40年代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具备了适宜其产生的社会文化土壤。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和解放运动，运动起因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西方先进的思想对中国落后的传统文化冲击造成的，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反过来又加强了西方思想进入中国。在“五四”运动中，传统的思想和体制开始动摇，人们批判封建专制，反对传统文化教育制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科学，要求个性解放，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使古老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在这种强烈要求下，各种西方思想诸如民主、科学、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人文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纷纷涌入这个思想的自由市场。而美国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因其响应了“五四”的要求，成为显学。
杜威在中国演讲的美国及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民主教育思想，契合了“五四”知识界渴望的“民主”“平等”“科学”“博爱”的精神。杜威来华后第四天，“五四”运动爆发，杜威立即投以关注的目光，他充分肯定学生运动，在《教育哲学》中明确指出：“学生运动可以表示一种新觉悟：就是学校教育是社会的，他的贡献不但对于本地、对于小群，还能对于大群、对于国家。……这好像是学生运动的意义。”[2]他对“五四”运动的意义表示了赞赏，赢得了广大学生以及知识分子的认可；在以后的演讲中他又对中国社会做了精确分析，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他的这些思想迎合了“五四”时期一批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改良求变图强的心理，也为中国知识界寻找改革中国方案提供了参考。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杜威思想在中国的实施、研究提供了一个契机，社会发生重大转变，需要一种理论指导改革，解决社会问题，而杜威的思想正具有这样的条件，提供了改革的方向、动力，因此引起了中国学者对其思想热情研究，不仅他的中国弟子进行研究，其他人如梁启超、蔡元培也研究杜威思想，热情赞扬杜威。蔡元培在杜威六十岁生日晚宴中致辞，杜威“用19世纪的科学作根据，用孔德的实证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詹美士的实用主义递演而成的，我们敢认为西洋新文明的代表”[3]。他还说：“我觉得孔子的理想与杜威博士的学说，很有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领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它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4]这番论述显见蔡元培对杜威思想研究的深厚。
身为杜威弟子的胡适、陶行知等在此时更是不遗余力地介绍杜威思想，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杜威思想，其研究、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及过程反映了依据杜威思想，探索“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化教育领域对民主科学要求的特点。他们不仅提倡教育民主科学化，还开展了教育民主科学化、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实践研究，并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如胡适提出的实验科学方法论思想，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郭秉文在东大进行的科学教育、民主自治的实验，蒋梦麟在北大开展的教授治校、试行选修课的改革，陶行知、陈鹤琴以及张伯苓在普通教育领域提倡科学教育教学法、尊重儿童个性、重视培养儿童“做”“实践的能力”以及培养儿童具有民主、爱国的思想等，这些思想活动响应了“五四”时代主旋律的要求，体现了对杜威思想的实验与研究。
艾思奇曾指出，“新的思想方法之出现，是在‘五四’的炮声发出以后”，他举例胡适实验主义说，“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传统迷信针锋相对，因此也就成为‘五四’文化中的天之骄子”[5]。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也曾有精彩的分析：
中国“五四”运动前后，有胡适之的实验主义出现，实在不是偶然的。中国宗法社会因受国际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新的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新环境；实验主义的哲学刚刚能用它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6]
瞿秋白用科学的唯物史观阐明了杜威教育学派在中国的产生是回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民主思想而出现的，分析可谓透彻准确。
以上这些分析显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产生提供的契机，当杜威思想遇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它很快成为一种解决社会弊病的显学，这促使了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产生。
（四）杜威来华讲学
在“五四”运动爆发前的1919年4月30日，杜威来到中国，并进行了长达两年两个月的讲学和旅游。杜威以世界一流教育家的身份在身居要职的中国弟子们的簇拥下，到过上海、北京、河北、山西等地，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举行了数百场学术演讲，竭力宣传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参见附录一）。这对在“五四”运动的风云激荡下正向中国传统思想发起猛烈冲击而热衷于引进西方新思想新观念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杜威来华以前，在中国教育占统治地位的是从日本传来的德国教育理念和计划，在此模式下中国教育事业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五四”前几年，虽有一些留美学生回国宣传介绍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但因为无人能根据中国情况，将实用主义精髓引入中国，并对中国社会起到改造作用，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杜威来华根据中国情况，亲自讲解了实用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精义，给中国思想文化界开启了研习实用主义之门。讲学中杜威特别偏爱文化教育，文化教育的比重相当于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这些观点以及相关的方面大都出自他的三本著作，即《学校与社会》（1899）、《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及《哲学的改造》（1920）。他在文化教育方面强调：（1）教育必须改革与普及。（2）学校必须是儿童与社会的桥梁，教育横跨两者。（3）教育对于个体的发展和社会的改革是有意义的。（4）重视科学学习的作用。杜威所讲的这些内容对于研究他思想的学生来说是十分熟悉的，而对中国人来说他的东西便是新奇的。当时无论西化派、东方文化派皆对杜威实用主义学说表示了好感，甚至地方文武官员也趋奉杜威及其学说。他到湖南讲学时，省长谭延闿几次亲临会场并主持演讲，军政界许多高级官员也聆听杜威的讲演。到福州，杜威参见了李督军，并参加了各界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在广州，他偕美国领事参见陈炯明，这些督军省长聆听杜威讲话后，都对杜威思想感兴趣。[7]中国教育家正借杜威来华之机，将他们已有的对中国传统教育改革的迫切心情通过高扬杜威实用主义思想体现出来。在杜威来华前后，文化教育界热忱翻译介绍了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参见附录二），他的中国学生更借独特条件，大力宣讲实践其师思想，改革中国传统教育，一时间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成为中国的显学。可以说杜威来华对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形成起了直接促进作用。
围绕杜威访华，中国杜威教育学派逐渐走上历史舞台，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邀请杜威来华，结成学派团体
1919年2月，杜威偕夫人及女儿在日本游历讲学，这一消息很快被他的中国弟子得知，他们立即酝酿其师来华讲学，陶行知在给胡适的信中称三个星期前已获悉杜威到日本游历讲学，如能借便“请先生到中国来玩玩”并帮助中国“建设新教育”[8]，就再好不过了。胡适接到陶行知的信后，立即与其他杜威中国学生联系，并邀请杜威来华。
当时杜威的中国学生商请了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教育会和北京尚志学会筹集基金，邀请杜威来华讲学。这些团体的负责人，除蔡元培、梁启超外，其余都是杜威的中国弟子，他们协商由北京大学教授陶孟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理校长郭秉文代表他们亲赴东京邀请杜威来华。1919年4月30日杜威偕同夫人到达上海，胡适代表北京大学、陶行知代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蒋梦麟代表江苏省教育会前往码头迎接。
可以说，杜威赴华讲学是由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等一批杜威中国弟子直接促成的。从邀请杜威来华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杜威教育学派作为一派已崭露头角。在为杜威来华作思想准备以及杜威来华作介绍翻译工作的过程中，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等又引领传播了中国实用主义教育研究热潮，这标志着以研究实践杜威思想、解决中国问题为特征的中国杜威教育学派正式走上历史舞台。
2．引入杜威思想，扩大学派影响
杜威来华讲学前，国内已有了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宣传与介绍，1912年2月，蔡元培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首次向人们推荐了杜威及其实用主义教育。蔡元培在论述实用主义教育时介绍说：“此其说创于美洲，而近亦盛行于欧陆”, “今日美洲之杜威派，则纯持实用主义者也。”[9]影响颇大的《教育杂志》于1916年至1918年相继发表了署名“天民”的文章，介绍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包括：《学校之社会的训练》《台威氏之教育哲学》《台威氏之明日学校》《今后之学校》等。
1919年《新教育》的诞生，给胡适、陶行知等杜威中国弟子提供了研究阐述其师思想的阵地。他们得知杜威将来华，刊出“杜威专号”，蒋梦麟、胡适、陶行知、郑晓沧等人在杂志上全面地介绍了杜威的哲学及教育观，其他如浙江的《教育潮》、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也都成了杜威教育学派介绍和鼓吹其师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阵地。1919年3月31日陶行知在《时报》的《教育周刊》上发表《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接着，胡适在《新教育》“杜威专号”上发表《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和《杜威的教育哲学》，蒋梦麟发表《杜威之人生哲学》和《杜威之道德教育》，郑晓沧也在《新教育》1卷2期上发表译文《杜威氏之教育主义》。胡适还在北京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先后做了四场演讲，介绍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并于1919年3月在教育部会议上专门介绍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杜威来华前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已开展了研究介绍杜威思想的活动。当杜威来华时，他们更是不遗余力地宣传其师思想，扩大了杜威在华影响，同时也使他们成为发展中国教育引人注目的力量。
3．翻译出版杜威著作，奠定学派发展基础
郭秉文、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陈鹤琴、郑晓沧、刘伯明等人在杜威来华时先后充当杜威演讲的翻译解释工作，其中除刘伯明外，其余均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而刘伯明虽不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却亦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信徒，他充任了杜威在南京及江苏等地演讲的主要翻译者，他的妻子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胡适、陶行知、郑晓沧等一些学者，以他们自己的理解，在为杜威担任翻译时，形成了以传播研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改革中国教育为职志的中国杜威教育学派。
杜威在北方各地的演说全部由胡适翻译，杜威反映其思想的演讲如五大演讲几乎都是在北京进行的，胡适为这些演讲做了翻译工作。在杜威访华期间，胡适还曾做专门演讲“谈谈实验主义”，对杜威思想做精辟研究阐述。在翻译介绍杜威思想的过程中，胡适实际充当了杜威思想的主要研究者与传达者之职。为翻译好杜威演讲，胡适投入了很大精力，甚至有段时间准备离开北大专心为杜威演讲做翻译，为此蔡元培曾致信胡适表示了挽留，希望胡适能一面同杜威作“教育运动”，一面仍在大学实施教育。杜威在华演讲所收到的轰动效应是与胡适的研究传播分不开的。杜威在南京、上海等南方各地的演讲则主要由刘伯明及郑晓沧等人翻译。刘伯明翻译了杜威在南京的《教育哲学》《哲学史》以及《试验伦理学》等。郑晓沧翻译《德谟克拉西的真义》《科学与人生之关系》《教育与实业》等多篇演讲。此后郑晓沧又撰著《杜威博士治学的精神及其教育学说》《杜威博士教育学说的应用》等文章，专门研究传播杜威教育思想。他们的这些活动，奠定了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发展的基础，使杜威研究成为显学。
与此同时，中国杜威教育学派还通过自己所占领的文化教育阵地，实践实用主义。如郭秉文在杜威来华之际，将杜威教育思想搬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根据杜威的教育学说训练学生，使学生掌握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成为能够实施进步教育的未来教师。这些学生毕业后，又在他们未来从事教育的学校或机构推广杜威的思想。可以说，杜威思想在中国的深广影响与郭秉文的工作是分不开的，而郭秉文这一实践也保证了刚刚形成的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初步发展。杜威另一学生蒋梦麟也在北大实践杜威的教育思想，他协助蔡元培在北大推行教授治校，学生自治改革，体现渗透了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
杜威来华讲学使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变得通俗易懂，同时杜威针对中国情况提供了许多参考，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方向，使中国知识界多数人兴起了研究其思想的念头。而杜威的中国弟子因具独特优势，担当了解释、实验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任务，他们在阐释、实施杜威实验主义教育思想的过程中，形成了本门学派。可以说，正是在杜威来华前后，这些杜威中国弟子对杜威思想的大力研究实践促成了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形成，而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形成又促使了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研究与实验，从而促使中国杜威教育学派自身向更高目标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产生是有多种原因的，包括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相对友好，中国杜威教育学派成员在教育界身居高位，容易推行教育改革等。所有这些概括起来基本为两点：一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变革的需要；二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国时代发展相契合，以杜威思想为指导，研究实践中国教育符合社会发展需要。杜威思想与中国社会需要相契合我们可从杜威的演讲中发现，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曾提出杜威在中国关于知识论的演讲很符合当时中国人的理解，他指出：
第一，当时一般中国人的思想中并没有柏拉图式的永恒不变的“实在”这种抽象的概念。由此而衍生出的许多西方知识论和形而上学的问题对于一般中国人更是非常陌生的。现在杜威把它们一笔勾销了，这恰好扫除了中国人（至少暂时）了解西方思想的障碍。第二，主、客在人生活动中统一，理论与实践统一，这是很接近一般中国人的世界观的。第三，中国思想中一向注重普通人的问题，所谓“哲学的问题”根本就是西方思辨传统的产物。第四，杜威强调控制环境和应付变迁以求有利于人生，这更是当时接受了进化论的中国人所欣然首肯的了。第五，试验主义的应用一向以在社会、政治哲学方面的效果为最显著。杜威在中国的演讲也偏重在这一方面。这又是它比较容易接得上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六，我们必须记住，杜威同时又是一位教育哲学家，他的实验主义教育学说在美国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他在哲学上反对形式主义，在教育上更是如此。这对于中国的旧式教育尤其有对症下药之巧。[10]
余英时的论述道出了杜威在中国受欢迎的原因，杜威的思想，既给国人指出了国家发展的趋势，也符合当时国人的接受心理，而中国杜威教育学派也抓住了这一精髓思考中国的问题，蒋梦麟曾以杜威的这种思考方式，采用中西对比观点提出他对宇宙观、人生观、教育观的看法。胡适也用此种方式研究传统文化。胡适是典型的西学代表，在反对传统，全盘西化方面，似乎背离杜威思想，但实际上胡适西化的主要目的是运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达到改造中国文化传统之目的。他主张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显示了力图将中西文化汇合在一起，使西方思想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愿望。也正因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国发展需求相互应答，当时很多人对实验研究杜威思想，改造中国文化教育抱有浓厚兴趣，而在研究、实践的过程中，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因为其与杜威的师承关系，形成了中国杜威教育学派，成为研究杜威思想，推动教育改革的佼佼者。
[1] 单中惠．现代教育的探索：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403.
[2] 袁刚，等．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81.
[3] 高平叔．蔡元培哲学论著[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207.
[4] 高平叔．蔡元培哲学论著[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208.
[5] 艾思奇．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9-60.
[6]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619.
[7] 参见：黎洁华．杜威在华活动年表[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5（2）.
[8]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全集（第五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2.
[9] 蔡元培．蔡元培教育论著选[M]．高平叔，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2.
[10]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