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现代文化大冲击的开端

一、工业文明的不期而至

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上半叶，人类文明的大进军在欧洲捷报频传。数百年历史陶冶而成的工业化以更快的速度魔术般地呼唤出了一个接一个的人间奇迹。1830年左右，产业革命在英国走完了它的完整历程，并以席卷之势向欧美大陆迅猛发展。

工业革命奇迹在欧美大陆的出现，意义远不止财富的成倍增长。更重要的是，它宣告人类的一部分在认识和控制生存环境方面业已跨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自由境域，宣告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完整雏形应运而生。

当西方世界受到科学技术魔力的鼓舞而试图开始按人的意志创造未来世界的时候，在遥远的东方，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我们的民族还在历史的惯性支配下安然沉睡，还在天圆地方的观念里做着天朝上国至尊至贵、尽善尽美的美梦。一个伟大的民族就这样在人类文明前行的道路上被世界拉开了相差一个时代的距离。

历史宣告了这样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中华民族完全按照自己的文明进程创造一个自发型的现代化社会已经成为不可能。作为广义文化的现代化已在世界另一端形成了基本范式。东方国家社会现代化不再是完整地发源于自己历史长河的进程，而是西方发展着的现代文化不同程度地向东方传播的过程。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时间序列中，西方短短的工业文明远远先进于东方悠久的农业文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势差。西方文化向东方传播的趋势是自然而强烈的。它是世界潮流，具有难以阻挡之气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上半期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曾对工业文明向落后地区的传播作过如下的描述：“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的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其结果是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化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化”。

翻开世界近代历史的长卷，人们就会清楚地看见，整个19世纪都是在这种世界现代文明急速形成和传播的全球化进程中度过的。一切尚未走出农业文明的民族国家，当它尚未接触后来的社会主义文化之前，其现代化便只能是一步步将自己的文化加以改造而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文化的范畴。1840年以后，这种异质的先进文化大规模不期而至，把千年未遇的大变局降临到中华民族面前。作为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中华民族已被历史注定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严峻而略显残酷的现实：不再可能沿着昔日的辉煌走入现代世界的行列，而是必须接受外来先进文化的改造而逐步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被称为“后发达”（今人则习惯译称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复杂而困难的。

首先，作为一个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在心理上很难接受这种必须迎受外来文化改造的事实。迎受外来文化，就是承认自己落伍，或至少是承认必须对自己曾经引为自豪的传统文化作部分的否定。而传统文化承载着民族的全部情感与习惯，当传统文化面对着外来异质文化的严峻挑战之际，该民族很难心平气和地作出明智而理性的选择。这种情感和心理习惯上的反抗趋势，极易产生合情却不合理的抉择，导致大好时机的丧失。也许，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先发达国家并不会因选择的失误而导致落伍。因为它们是先行者，是新的世界秩序及社会范式的创造者。后发达国家则因落后而被历史剥夺了尝试选择的权利，只能被迫地、被动地在先发达国家创立的范式中向现代型社会转变。这样，在世界历史发展提供的稍纵即逝的机会面前，后发达国家如果选择失误一次，就意味着落伍的距离加大一次。不能反复尝试已成必然，而一次性作出正确选择的概率显然又不会很高。

其次，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只能是现代工业文化与本国文化传统的融合过程。不受本国传统文化认同和保护的现代化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下去。任何外来文化的内传虽然已经成为事实，但本质上却都是本国传统文化对其选择的结果。而任何选择又都必然是在选择主体的尺度下通过的。后发达文化对已发达文化的选择，或者说落后文化对先进文化的选择，本身就很难理解。选择什么，怎样选择，都是极不易解决的难题。选择错误比选择正确的可能性大得多。

其三，从物质层面上看，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不是在自身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中出现的。在中国，现代化甚至正是在自身经济中生长着的现代因素被迫中断的结果。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内传，可以为近代中国提供现代化的参照系统和先进的器具与技术，缩短现代物质文明的成长进程。但是，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成长步骤。西方工业化带来的形态上的超阶段发展，使中国现代经济很难形成结构合理和功能互补的体系。正如瞿秋白所说，中国资本主义在近代的发展与欧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第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出现不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是军事需要所促成的。它“始于军事”，与欧美形成了鲜明对比。“西欧资本主义要发达到制造巡洋舰不知道要花多少年功夫，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却从巡洋舰开始。”第二，欧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大体是由轻工业的进步引发矿山机械工业的兴起，工业的需要导致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而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却一开始就进入了开发路矿的阶段。新式交通业的发展是应“外贸输入，原料输出”之需而生，“矿业则一半供给军事，一半供给外国”。第三，由于“经济太弱”，中国资本主义一开始就不得不“乞灵于所谓国家”，形成国家垄断。与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由自由竞争逐步发展到国家垄断过程大相径庭。第四，中国资本主义由于一开始就面临着国际竞争，“资本稍微薄弱的，就不能持久”，因而资本集中“非常之速”。但这种集中并无经济发展的广阔基础，沿海沿江大城市已经有了“商业新狄嘉组织”和“托拉斯式的大工厂”，而广大农村却“还是使用原始工具的农业生产技术”，形成了一幅“奇妙的经济画图”。这种缺乏合理结构和功能互补的现代经济成长不顺利是不言而喻的。加之经济形态与政治和观念形态反差太大，冲突难免，中国的外生型现代化势必步履维艰。

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工业文明大潮于1840年不期而至，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挑战与机遇，也带来了选择的困惑与迷茫。中国的现代化（广义）进程，就从这难于选择却又不得不选择的困难境地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