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星期二，中午12∶05

（哈瓦那，上午11∶05）

如果肯尼迪总统想说明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对世界构成威胁的话，他就必须用更加清晰的图像才能说服众人。美国的情报分析人员过去一直凭借U-2侦察机拍下的模糊照片进行判断。这些图能够确切说明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却很难说服非专业出身的人。

U-2侦察机第一次飞行任务由理查德·海泽（Richard Heyser）于10月14日星期日执行。他的行动目的是调查在古巴西部圣克里斯托巴尔（San Cristóbal）附近的梯形区域与导弹相关的活动，飞行路线是精心规划好的，照片从70000英尺的高空拍摄。过去几周里，古巴安全卫队封锁了乡村的大片土地，这让中情局研究那些穿过村庄和庄园的、由帆布覆盖的管状物体费尽了心思。

现在美国人再次行动，而且飞行高度仅仅比树顶高一点点。

来自第62照相侦察中队的6架RF-8“十字军”喷气机从基维斯特的海军航空站起飞，朝南飞越佛罗里达海峡。为了防止出现在古巴或苏联的雷达屏幕上，他们低空飞过海面，低得连波浪都能拍打到机身。这些飞机成对飞行，僚机跟随在长机后方偏右半英里处。飞机到达古巴海岸线时，爬升至500英尺，分散飞往三个不同方向。

中队指挥官威廉·埃克尔（William Ecker）和他的僚机驾驶员布鲁斯·威廉米（Bruce Wilhelmy）直接飞过了马里埃尔港的萨姆地对空防空导弹基地，朝西南方向穿越罗萨里奥山（Sierra del Rosario），到达圣克里斯托巴尔一号中程弹道导弹基地。（中情局用圣克里斯托巴尔的名字给4个导弹基地命名，但这个基地距离向西22英里的圣迭戈-德洛斯巴诺斯村更近。）詹姆斯·考夫林（James Kauflin）和约翰·休伊特（John Hewitt）则飞向哈瓦那周边的萨姆防空导弹基地和军用机场。塔德·赖利（Tad Riley）和杰拉德·科菲（Gerald Coffee）往东飞向古巴中部以及大萨瓜周边的导弹基地。

就像其他导弹营地一样，圣迭戈营地隐藏在层层山峦之后。埃克尔从东边进入，贴近右边被松树林覆盖的山脊线。威廉米紧跟在他身后100英尺，稍微偏左，离平原更近。埃克尔发现目标后，驾机升高至1000英尺再水平飞行。1000英尺的高度是最适合拍摄低空侦察图片的。海拔太低会使负片重叠不足，导致图像模糊；海拔太高会使负片重叠部分太多，造成细节损失。

为了节省有限的胶片，飞行员直到最后一刻才开始打开照相机。飞机上总共有六架照相机：驾驶舱下面有一个前向照相机，其后装载三个不同角度的三镜头航空摄像机，机身后方有一架垂直照相机，以及尾部有进行侧面拍摄的照相机。

两架“十字军”战斗机以大约500节的速度飞过棕榈树林，飞行员有10秒的时间瞥一眼导弹基地。相机以每秒4帧的速度进行拍摄，每产生一帧图片飞机便向前移动70码的距离。前向镜头拍出的照片是最有用的6英寸×6英寸方形负片，能拍下乡村的全景和导弹发射台、卡车甚至士兵这些细节。垂直方向的摄像头能拍下的细节最多，覆盖两架飞机下方150码范围内的一切物体。

海泽九天前拍摄的导弹起竖器被帆布遮盖，有缆线连接并直通树林的指挥台。导弹放在距离起竖器几百码处的帐篷里，附近停有燃料拖车。年轻人站在卡车附近，似乎对飞过头顶的喷气机毫无察觉。在拍完左手边的导弹营以后，埃克尔直接飞向由白色石板建成的一个巨大的、类似机库的建筑，在绿色背景下，这个建筑十分显眼。工人们在屋顶上爬动，敲打着石板。后来，图片分析员们发现这个在建的物体就是核弹头的掩体。

离开导弹基地后，“十字军”返回佛罗里达，降落在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的海上空军站。技术人员取下炸弹舱里的胶片，匆忙送到照片冲印室。每次任务结束后，士兵们就会在机身上画一只鸡，这讽刺的是1960年卡斯特罗的联合国之行。当时，古巴代表团在下榻的酒店里煮鸡吃。“粉笔画一只鸡”便成了飞行员每次完成古巴低空侦察飞行任务后的惯例。

指挥官埃克尔继续飞向华盛顿，他还未脱下飞行服，就被五角大楼会议室里的参谋长们召去汇报了。柯蒂斯·李梅对海军抢了空军风头表示不满，况且海军的摄像头更先进，且更擅长低空侦察。埃克尔对自己灰头土脸地出现致歉。而空军参谋长挪开嘴边的雪茄，对他大声骂道：“妈的，你一个飞行员，就应该满头大汗。”

在向西边的圣克里斯托巴尔进发的半路上，前一晚被动员的哈瓦那大学学生费尔南多·达瓦洛斯发现了从头上飞过的喷气机。晨光明媚，太阳照在机翼上，反射的光刺痛了他的双眼。他认为这肯定是飞向附近基地的古巴飞机。

瓦连京·波尔科夫尼科夫（Valentin Polkovnikov）也是类似的反应。这名苏联导弹中尉站在圣迭戈的检查站，突然看到一架机身印有白色星的飞机闪过。他知道古巴空军的标志是白色星徽。当然，美国空军也是以星形为标志，但是难以想象美帝会如此毫无顾忌。

不久，电话纷纷响起，上级下达加强警戒的命令。惊讶马上就变成了耻辱。高空飞行和低空飞行对人的心理影响是不同的。对大多数古巴人来说，U-2侦察机只是高空中的点点，遥远而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但低空飞行的“十字军”战斗机则是对古巴人的羞辱，好像美国人就是故意飞到古巴来嘲弄他们似的。有些古巴人看到了（或者说，他们以为自己看到了）美国飞行员用带着嘲弄的方式晃动着机翼。

在圣克拉拉的苏军空军基地，米格-21战斗机的飞行员也对此表示愤慨。“凭什么我们不能反击？”一个飞行员抱怨道，“为什么我们非得像稻草人一样待着不动？”将军们要求士兵要冷静，他们得到命令不许开火，至少当前必须如此。

毫无疑问，美军可以随时轰炸导弹。隐藏67英尺长的物体是不现实的。用帆布或棕榈叶可以盖住，但形状却无法掩藏。在部署导弹之前，助手们曾向赫鲁晓夫承诺过，可以把导弹藏到棕榈树丛中。阿纳托利·格里布科夫则认为这是个天大的玩笑：“只有军事知识为零、对导弹配套装备一窍不通的人才会下这种结论。”

古巴的苏军士兵们能做的顶多是在紧急情况下迅速让所有导弹进入战备状态。苏军士兵已经习惯了斯达汉诺夫式的工作方式，即激发大众热情“圆满完成甚至超额完成目标”。幸运的是，R-12导弹团几乎达到满员状态。到了10月23日，原计划的45000名士兵中，已有42822人抵达古巴。

一夜之间，导弹基地到处是劳工。一个团用了三个半小时竖起了核弹头掩体的1根半圆梁。后来节奏加快了，不到32小时，人们完成了掩体搭建，总共是40根半圆梁。这些掩体能够抵抗每平方英寸140磅强度的冲击波。

由于古巴当地土层的岩石成分太高，大部分挖掘工作只能靠手进行。巡视导弹基地的时候，格里布科夫惊讶地发现，士兵们正使用镐和铲来代替原本应由拖拉机和推土机完成的活。他无奈地感叹苏联把“这个时代最先进的军事科技”运到古巴，却“摆脱不了”俄国士兵俗话说的“一工兵一斧头，一天一个桩”的命。

下午，天气急转，开始刮起阴冷的北风。风把波浪吹向哈瓦那的海滨大道，海水打在前行的士兵身上。士兵们已经在古巴国家酒店（Hotel Nacional）外部布置好了防空炮。卢西亚诺（Lucky Luciano）和其他黑手党头子曾在此召集会议。丘吉尔、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等著名人物也曾在此饮酒，谈天说地。

整整一天里，哈瓦那海边的石墙都有小批人群聚集，他们观察南边是否有美国军舰的踪迹。风雨拍打着海岸，更显小岛的隔绝孤立。从肯尼迪发表演说到卡斯特罗动员古巴全民的这段时间，这个岛已经完全处于封闭状态。主路上只允许官车行驶，包括哈瓦那和迈阿密之间的泛美航空航班也被无限期暂停了。

过去几个月来，古巴中产阶级在哈瓦那机场前排起长队，准备登上泛美航空的飞机，去美国开启一段新的生活。这些难民被称为“90英里长跑员”，他们愿意丢下一切来逃离革命——房屋、汽车、工作甚至家庭。现在，这条路也被堵死了，这些当局的反对者陷入令人窒息的幽闭恐惧之中。

“生活被别人左右，我无能为力。”古巴知识分子埃德蒙多·德斯诺埃斯（Edmundo Desnoes）后来以古巴导弹危机为背景创作了小说《低度开发的回忆》。其中有句话这样写道：“这座岛变成了一个陷阱。”

但大多数古巴人似乎对这个岛的孤立毫无察觉。一夜之间，数千幅海报出现在哈瓦那和古巴其他城市的大街小巷。海报上是一只手握着机关枪，标语是一串白色的大字写着——“A LAS ARMS”，意为“全面武装”。

一位名叫阿道夫·吉利（Adolfo Gilly）的阿根廷人目睹了这一现象，他写道：“这张海报——一种颜色、三个词和一个手势——概括了古巴人的态度。古巴就是一个扛着枪的人。”

当天上午《革命报》的头条——“FIDEL HABLARÁ HOY AL PUEBLO”，意为“卡斯特罗将发表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