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格的基础单元
20世纪初期，对人格理论的最大贡献是精神分析学家作出的。弗洛伊德对成人人格作出了解释，认为成人人格是自我致力于控制本能内驱力并引导它变成可被接受的行为的结果。阿德勒则对社会力量对人格产生的影响更感兴趣，比如，在家中排行中间的孩子容易产生自卑感。荣格对人格的描述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果敢与被动、内向性与外向性等互为对立的内在倾向的交互作用，以及经验与“集体无意识”（与生俱来的、非习得的、祖辈相传的概念、神话和符号）间的冲突塑造的。
心理动力学的概念虽然如此这般地提示了人格的发展，但并没有给心理学家们提供能使人格像智力一样被快速、准确地测量的方法。精神分析所揭示的人格特征只在许多甚至上百次临床会话后才能得出，即使这样，此种方法也只是得出印象上的评估，绝非定量测量。在人格测量界赫赫有名的雷蒙德·卡特尔认为，临床方法“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勘察”，而心理学需要的是“定量的分类学”。
最早出现的分类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1917年，美国介入这场冲突，著名实验心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伍德沃思（1869—1962）受命设计一种快速简易的方法以辨别受情绪困扰的新兵。他于紧急中拼凑出了“个人数据清单”，这是最早一批人格测试问卷中的一种。这是一种问卷法，向受试者询问一些并不精妙的、关于症状的问题，如“你是否梦游过？”“站在高处时是否想往下跳？”等。将获得认可的症状的数目加在一起，就可得出总分。
作为人格评估手段，个人数据清单既原始又有限，只能收集到受试者所提供的上述类型的信息或错误信息，且这些信息仅仅是关于神经症状的。然而，“从表面上看，它的确有效”——人们直观地感到，这些问题的确能将正常人和神经质的人区分开。事实上，后来进行的一项实验证明，这种测验确实有效，被诊断为神经质的人平均得出36个令人不快的答案（“是”），正常人仅有10个。
伍德沃思的开拓为后来者设定了模式。战后，许多心理学家设计出类似的其他问卷法，让受试者进行自我评估。没过多久，这些问卷很快就超越症状，开始涉及总体的人格特质问题。早期最著名的测试是1931年由心理学家罗伯特·本罗伊特设计的，共提出125个问题，将答案按四个特质计分：支配倾向、自足、内向及神经质。比如，如果受试者对“你是否常常感到可怜？”的回答是“？”（“不知道”或“说不出”），则他或她在内向上将得3分，在支配倾向上得1分，在神经质上得0分，在自足上得0分。这些分数只不过是些基于知识的推测——本罗伊特没有实验证据能证明每个答案与四个特质之间的关系——但全国迅速席卷起一股心理测试热。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100多万份本罗伊特人格问卷和大量类似的测试问卷被出售并使用。
到此时为止，人格研究成为心理学的独特领域，由特质理论主导。该理论是常识观念的科学翻版，认为每个人在特定情境中都有一套可识别的特征和惯常的行为模式。特质可描述既定人格的要素，但对背后的心理动力学结构或此种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只字未提。本罗伊特问卷和其他早期人格测试问卷，都致力于测试要素中的一部分。
1928年和1929年，一项重要的研究似乎推翻了特质理论。休·哈茨霍恩神父是协和神学院的圣职教员，马克·梅是心理学家，也曾供职于协和神学院。他们研究了成人行动的有效性，比如童子军运动可以培养儿童的道德行为。哈茨霍恩和梅让若干儿童做书面测试，以察看他们对欺骗、偷盗和撒谎的态度。然后，他们让孩子参与诸如集体游戏和给自己打分等活动，孩子们可在活动中作弊、偷窃或撒谎，看似神不知鬼不觉，实际上研究者们对孩子们的行为了如指掌。
结果令人不安。孩子们在书面测试中所说的话与实际行为之间关系甚少，在一种情形下的诚实度与在另一种情形下的诚实度之间一贯性极低。哈茨霍恩和梅得出结论说，即使特质是存在的，也并不引起个体在不同环境中产生相似行为。
[我们]确信存在某些共同因素，它们倾向于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不同……然而，我们的论点在于，这种共同因素并不是独立于个人所处的情况运作的内在实体，而是情境的应变量。
这与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互相矛盾。我们都能感觉出，在所认识的人中，有的诚实，有的不诚实；有的保守，有的开放；有的谨小慎微，有的草率鲁莽。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执掌牛耳的戈登·奥尔波特（1897—1967）出来救急。他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还出版了一部专著——《人格：一种心理学的解释》（1937）。态度谦和、工作勤奋的奥尔波特带有文弱书生的特质，他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包括偏见、交流和价值观等，但其毕生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却是人格研究，尤其是特质理论研究。也因为他的个性，他最终成为反驳哈茨霍恩-梅的情境论的理想人物，反驳所用的武器是常识性的本性论中的科学证据。
奥尔波特是印第安纳州一个乡村医生的孩子，且是4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其父所在的家族在几代人之前由英格兰迁居至此，母亲则是德国人和苏格兰人的后裔。奥尔波特的幼年生活，如他多年后所回忆的那样，“只有朴素的、新教式的虔诚和勤奋”。在他生活的那个地区，没有医疗设施，奥尔波特家里常年住着病人和护士，奥尔波特自小就开始分担家中的工作，如照应门诊室、洗瓶子和照顾病人等。他承继了父亲的人道主义观念和价值观，在后来的岁月里，他经常引用父亲的座右铭：“如果每个人都尽最大努力工作，只取家中所需的最低经济回报，那么，财富就刚好够用。”
在哈佛，奥尔波特除进行自己的研究外，还抽时间从事许多志愿性的社会服务工作，从而满足自己帮助困难者的深层需要，就像他在自传性随笔中所说的那样，“使我产生一种有竞争力的感觉（以抵消广义上的自卑感）”。当他确信“若想有效地做好社会服务工作，人们必须对人类的人格有成熟的概念”时，他的两大兴趣，即心理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融为一体了。
对于奥尔波特来说，人格研究总是常识意义上的事情。他对意识和容易接近的研究对象感兴趣，对无意识的模糊的深奥之处则不感兴趣。他经常谈到与弗洛伊德的唯一一次见面，这次会面对他影响深远。当时22岁的奥尔波特是个莽撞的青年，在访问维也纳时，他给弗洛伊德写信说自己就在城里，很想见他。弗洛伊德慷慨地接待了他，但只是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等他先开口。奥尔波特试图打开话匣子，于是说，在他乘电车来弗洛伊德办公室的路上，他听到一个4岁的小孩告诉母亲说，他想躲避脏东西；这个小孩对脏东西表现出真实的恐惧。奥尔波特描述说，那位母亲是个衣着笔挺的强势主妇。他认为，显而易见，孩子对脏东西的恐惧心理与母亲大有关联。然而，如他所回忆：“弗洛伊德用他那仁慈的、治病救人式的眼神看着我说：‘那个男孩是你本人吗？'”奥尔波特目瞪口呆，只好转换话题。“这次经验告诉我，”他后来回忆说，“深层心理学研究尽管有种种好处，但容易陷得太深，心理学家在杀入无意识的世界之前，最好先搞清楚显性动机。”（他对行为主义也没有好感。他认为，行为主义把人描述为纯粹的“反应”机体——只对外部刺激作出反应——而事实上，人类是“前摄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己的目标、目的、意图、方案和道德价值观驱动的。）
在研究生阶段，奥尔波特即开始自行设计人格特质书面测试。他和哥哥——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奥尔波特，创造了一种远比本罗伊特法及其他早期测试法客观的测试法。为测量被他们叫做“支配-顺从”的东西，他们不问受试者感到自己是支配性的还是顺从性的，而是问其在涉及那种特质维度时，在具体情境下会有怎样的行为。例如：
有人在排队时企图插到你前面。你已经等了好一阵，不能再等了。假设这位插队者与你性别相同，你常会：
——规劝这位插队者
——对插队者怒目而视或与旁边的人用清晰可闻的声音议论这位插队者
——决定不再等，径直走开
——什么也不干
对一批自愿受试者进行测试后，奥尔波特得出结论说，对任何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情境作出支配性或顺从性反应的人，在其他类似情境里多半会作出同样的反应。“大多数人，”他们写道，“若处在高位支配性至低位顺从性的连续统一体中，都倾向于始终占据一个给定的位置。”对他们来说，这似乎已确立了特质的真实性，以及在相似情境中作出相似反应的真实性。一切如奥尔波特后来所言：
如果可证明一种行动通常与另一种行动有关，那就证明两种行动之下有种东西，即某种特质……即某种神经心理学上的结构，它具有使许多刺激在功能上等效的能力，还可启动并指导适应和表达行为的等效（意义前后一致）形式。
既然如此，为何接受哈茨霍恩和梅测试的孩子们表现得前后不一致呢？奥尔波特从格式塔理论中找到了答案。每个人的特质都呈层峰结构，集合在某种独特的配置中：在顶层是其主要人格或首要特质，下面是少量中心特质，即个人生活中的日常焦点（奥尔波特称之为我们在写推荐信时有可能提到的品质），最下层是一大批次要特质，每种次要特质均由少数特定刺激引起。因此，一个人的行为在具体方式上有可能不一致，但在较大层面上仍保持一致——奥尔波特喜欢称其为“相容”。
例如，他说，如果你观察某人先是慢行，后又见其匆匆忙忙地拿着一本书回到图书馆，你可能判断他不具一贯性，因为在一种情境下他轻松自在，而在另一种情境下他又疾步如飞。然而，这些只是次要级别的特质行为。另一个更重要的特质是弹性。如果你请他在黑板上写较大的字，又请他在纸上写较小的字，他也这么做了，你可能认为他富于变化——他也的确如此，如在走路时一样。他在两种活动中的行为均显示出可塑性，因而也是相容的，尽管不具一贯性。
奥尔波特也用此观点回答了下面这一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常常会表现出互不兼容的特质，或在不同情境中表现得不具一贯性？瞬时的心境或“状态”经常构成似乎不具一贯性的东西，让人忧虑的情境有可能令任何人进入暂时焦虑状态，即使他平素静若止水。
奥尔波特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不断修正自己的人格理论，但他始终认为，特质是人格中基本且相对稳定的单位。他的特质研究在他所处的时代为他赢得了声名。尽管出现了遗传、神经、文化、社会及其他影响人格的因素，但许多心理学家仍然认为，人格心理学几乎就是特质研究的同义词。如果他知道这一点，肯定会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