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论

国家的实力在于人：财富因人的消费而增长；他们需要的产品增加得越多，消费越多，他们就越富有。产品不加利用和消费，就会变得无用。正是消费使它成为交易对象并维持着它的价格；优价和大量的产品创造了收入，并使国民财富年年增长。由此可见，通过增加产品及其消费，人本身被证明是自己财富之首要的创造源泉。

因此，国家财富的保存和增加，不断恢复和更新，要取决于对人的劳动的利用和人口的增长。因此，人口状况和对人的劳动的利用是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要对象。要知道，土地肥力、产品售价和货币财富的正确利用，取决于人的劳动和人的积极性。它们是富裕的四个源泉，并且在相互的竞争中成长。但是，只有在政府正确捍卫人、所有制和产品的条件下，它们才能发挥作用。闲置的货币财富是管理存在某种缺陷的明显标志，说明人们感到沮丧和意志消沉。

人口状况

人口是随着一国收入的增长而增加的，因为收入能够提供吸引人并能留住人的富裕生活和利益。但是，只有对人的劳动的使用同国家的自然优越条件相适应，国家才能增加收入。

法国依靠自己的地理状况——纵横交错的河流、广袤的领土、肥沃的土地，拥有邻国没有的某些产品，能使许多人从事耕作和对外贸易，而它们是国家不断更新的财富和收入的源泉。

有人认为，法国人口在100年前曾达到2400万。但是，根据1701年的统计，它缩减到1950万，这是扩充军队、几乎连年不断的战争以及废除南特敕令的结果。

研究一下这一年以后的人口数，我们发现，法国在12年间将大量军队投入争夺西班牙王位的战争，它的人口再次急剧减少。法国在海上和陆地至少保持着40万军队，加上为军队服务的20万人，总共是60万。这比法国100年前的军队多了40万人。仅从这一点就可看出，每年需要有10多万人弥补这场破坏性战争带来的损失。此外，在这12年中，国家至少丧失了100万成年人，以及从这些人身上所能获得的相应增长。

依据人口增长的进程，可以认为，每对夫妇至少有两个可以达到结婚年龄的孩子，还有几个未达结婚年龄就死去的孩子。这样，这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生活在一起便可组成至少4口之家。因此，死亡100万人，加上损失掉相应的增长，就意味着减少了400万人。

我们的人口按1701年统计是1950万，经过争夺西班牙王位之战，减少到大约1550万人，也就是说，在前一个王朝期间减少了大约1/3，即800万人。由于路易十四的胜利，法国得到了大约50万～60万人。因而从那时起人口便没有增加。不错，我们在18～20年间过着和平生活，但是在26年间我们又不得不持续不断地维持着庞大的军队，如果不是得到了洛林（该地人口约占法国总人口的1/5），我们的人口将减少更多。但是今天还有人认为，包括洛林在内，法国有大约400万个家庭，每个家庭以4人计算，总共大约有1600万人。

根据包税管理局的计算，每个家庭有3.5人，400个家庭不多于1400万人。如果把2岁儿童计算在内，那么可以认为，以每个家庭4口人计算，400万个家庭的人口接近1600万。如果把新生儿包括在内，总数可达2400万人，因为2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在1/3以上。不过，我们只能从生产、消费及其增长的角度来研究人口。

我们只能从消费方面来考虑小孩，但是，两岁以下孩子的消费没有很大意义。从出生和死亡的比值来研究我国的人口，所用的数字会比我们用的数字大，因为我们是从孩子2岁算起的。

依据圣·莫尔和布芬对人寿命的计算，可以认为，2～17岁这个年龄段的死亡率约为1/4。因此，在包括2岁儿童在内的1600万人中，成年人有1200万，其中男女各占600万，另有400万是从2～17岁的未成年人。

就农业工作来说，可以认为：有半数以上的男人和妇女生活在农村；有差不多75万块土地耕种谷物；有200多万成年男子从事体力劳动，其中包括耕种这些土地。可以假定，这个部门要求的成年男子不下150万。饲养家畜和种植葡萄的人数接近这个数字。其他农业工作，制造工具以及与这个部门相关的其他事务，在教区教堂服务，建造房屋和其他建筑物，等等，还需要100多万人，总共需要成年男子400多万。如果不足此数（这是非常可能的），则要由妇女和儿童予以填补，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就会进行得很不完满。但是，如果各种徭役、压迫和贫困使得农民情绪低落，如果他们穷得无力雇工，那么，他们的工作就更差了。

总之，尽管我们的农业状况很糟，耕地面积只占可耕地的一半，但它毕竟使王国的一半多人有工作。从事商业、手工业、法律、艺术、科学、工场手工业、学校、教堂和城市中的教会职务、建筑、城市企业家、军队、运输、军舰和商船等方面工作的成年男子，不过只有200万。

显而易见，对于法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1600万人是太少了，以至于6000万亚尔邦适于耕种的土地中，有一半是荒地，另一半又种得很糟，特别是在农村缺乏补偿开支的资金，而其他形式的体力劳动又受到相应限制的时候。要知道，工业只有在所有者获得收入的基础上，并且能给对外贸易提供手工业劳动产品时，才能得到发展。

根据圣·莫尔的计算，巴黎的人口有60万，这能够从该市每年小麦的消费量估算出来，这个消费量接近81250缪特或97.5万塞蒂，包括城外烘烤的面包。以每人平均消费1.5塞蒂计算，97.5万塞蒂可供65万人食用。这个数字包括常住巴黎的外国人。两岁以下儿童也需要面粉。不错，许多居民不是全年都生活在巴黎。由于每人的消费量估计顶多才算1.5塞蒂，这是非常之少的，对占巴黎人口3/4的仆人和工人来说，更是如此。这样，依据每年消费小麦量计算，包括两岁孩子在内，巴黎人口不超过60万，其中45万是成年人，15万是2～17岁的未成年人。我们看到，这同100年前的消费量是相近的。依照黎塞留红衣大主教时代的统计，那时巴黎人口是80万；所以，尽管100年来农村人口大幅减少，可是巴黎人口并没有增加。因为圣·莫尔只从2岁孩子算起，所以他的数字同一般所说的巴黎人口80万还是吻合的。实际上，如果把所有的儿童，从一生下来开始，都加上的话，应能达到80万，因为从降生到2岁的儿童的死亡率是1/3。如果按照巴黎每年的死亡人数（接近2万，或全市人口的1/40）计算，那么，所有这些计算结果都是十分接近的。

巴黎人口增长比率与农村大体一致。风俗败坏使巴黎婚嫁数字大为缩减。但是在农村，母亲不仅要给自己的孩子喂奶，还要给资产者的孩子喂奶，所以她们只能三年生一个，不可能更多。总之，这两种情况都降低了人口增长的可能性。

在巴黎，每年新生2万个孩子，占60万居民的1/30；照此推算，1600万人或全体人口每年应当生53万个孩子。其中有29万活不到17岁；能活到17岁的有24万，男女孩各12万。

考虑到妇女的生育期限，可以认为，30年间出生的人口应当与现有人口数大体相同。假定妇女20岁出嫁（与此抵触的情况大体上相互抵消）,50岁丧失生育能力，那么，为使人口数大体维持在同一水平，30年内出生的人数应同现有人数大体相同。

尽管在巴黎每年只出生2万个孩子，而这种经常不断的生育所增加的成年男女每年只有9000人，但这个城市每年结婚的人数大约是4700对。这就是说，每年结婚人数与每年达到成年人的人数至少相等，这同巴黎似乎有许多人不结婚是抵触的。但情况是这样的：巴黎出生的人，特别是男子，只占这个城市中结婚人数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经常要靠外省来巴黎谋生的人予以补充。仆人大约有15万，其中1/8不是在巴黎出生的。有独立职业的人中，2/4出生于各省。例如，397个国会检察官中，在巴黎出生的不足100人。因此，可以认为，在巴黎结婚的男人中甚至有一半不是在这个城市出生的。已婚妇女（仆人除外）大部分出生在巴黎，因为几乎所有落户在巴黎的男人都娶的是出生在这个城市的女人。

最后，还要指出，在巴黎结婚的人中，有许多是鳏夫和寡妇重新结婚。这再次支持了以下结论：在巴黎结婚的男人中甚至有一半不是在这个城市出生的。因此，巴黎的人口水平是靠外省人来维持的。

人口缩减和增长的原因

战争、不结婚、食品低劣、缺乏耕作土地的资金和下层人民生活贫困等，都会妨碍人口增长。人数众多的军队使国家不堪重负，它和格外严厉的宗教一起使国家受到破坏。

一个没有宽容心的国家，如果处在富于宽容心的强国的包围之中，它的处境是很不利的。宗教自由会吸引人和财富，而宗教的极端不宽容则会迫使人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并阻碍他们回归。这两种情况都会阻碍这个国家繁荣，而促进富于宽容心国家的昌盛。因此，不宽容会逐渐使国家破灭，并促进邻国的财富、人口和力量增长。

国家的力量在今天是靠其财富支撑的，而财富是由生产这些财富的人创造的，庞大的军队则损害了这两者。英国人总是精于算计的，他们根据从业人数及其支出来估计对手的力量；他们通过增加他们使用的财富来保证自己的成功；他们不从国家拥有的货币额出发做出估计。他们在一部关于政治的著作中指出：“我们只应当考虑在商业和农业中不断起作用的、不断更新和回复的财富；不断更新的财富是我们支出的源泉，它不会使我们破产。我们感觉自己是富裕的所有者，手中的货币不多，但却总能搞到大笔收入抵补大笔开支。我们的军队不是军事国家的特别精华的部分，我们的士兵为了挣钱才变得英勇善战；我们的政府不是靠作战，而是靠财富和政治协议取得军事胜利的。我们几乎总是处在战争状态，但是我们的国家没有丧失自己的财富，没有失去在欧洲的威望和海上霸权，没有发生人口和王国财富的减少。我们签订了借款条约以支持战争，但我们又从有利的协约中得到了补偿。我们没有法国多达1200万或1500万的金银币，但是我们同样能够扩大自己的货币财富，增加货币总额。要知道，我们的货币额同我们王国的疆域和人口数量是成比例的。然而，我们的收入和法国的收入的对比，就同货币对比的情况不同了，我们的收入比法国绝对少不了多少。”

国家的力量实际上取决于收入，而不是取决于货币额。货币额达到收入的一半是罕见的。因此，国民的支出不是以货币为基础，而是以每年通过收入而更新的财富为基础的。

如果真如英国人有力证明的那样，英国的收入与法国一样多，那就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英国更富裕，因为一个国家的收入同另外一个更大国家的收入相等，它就相对地更富裕。这是因为它在行政、构筑防御工事和保障边境城市安全方面的费用较少，还因为它的财富是由较少的人数消费的：每个人更富裕，全体人民也就更富裕。

英国的人口比法国少得多，只够满足其海军的需要，因此它不可能有强大的陆军。但是人口数一般不能决定国家的武力，军队要与国家的收入相适应。如果军队超出了国家的能力，它给国家带来的危险比敌国军队还要大。英国自以为很强大，不大需要陆军，因此免除了庞大的开支，能将这些开支用到它更需要的其他防御上。

军队是国防工具，但国防是掌握在国家自己手中的，并且取决于国家的力量和观念，即取决于它的财富和政治协调。历史学家向后代讲述自己国家的战争业绩，他们对战功的叙述会引起读者的狂热；但是，如果他们不了解政府的经济和政治手段，那么，他们的著作就没有什么教益，仅仅是有趣而已；这些著作所能提供的仅仅是战争的历史，而不是和平协议的历史和取得战争胜利的原因的历史。

士兵和军官除了战争进程以外，看不到别的东西，所以他们会认为国家的命运仅仅取决于围攻和战役的成功，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认为，人口稠密的国家强大，因为它能提供更多士兵，而且从身体强壮的农民中能得到比城市居民更好的士兵。但是，更富有远见的政府，不会为了拥有反对敌人的手段和供养优秀的将军，而使农村变得荒芜，使国家收入源泉变得枯竭。关于在农村征兵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可以从大约30年前王国实行常规后备军后造成的影响看出来。起初这种措施还显得比较合适，轻易说不出对国家带来了什么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支后备军的骨干有6万人，每6年轮换一次，还有2万人在这6年内替补。总共8万成年人，他们不能结婚，不能回家，即使有2万人替补也不行。因此，每30年国家就要损失30万人的后代。一代接一代的每个家庭以4口人计，这样，30万人没有后代就意味着人口少增长了120万男人和女人。

后备军的2/3落在农村，因为大城市和有特权者是免于服役的。这样，在总数6万被招入后备军而且6年不能回家的人中，有4万多人来自农村，即每年大约有7000人，约占该年达到17岁的农村青年的1/8。但是这个1/8渐渐地变成了1/7和1/6；这样，30年内后备军就使农村失去了20万人，因而使人口减少了80万。青年为躲避被征入后备军而逃往城市，由此便使荒无人烟的农村受到了更大影响。因此，一个青年被征入后备军，使农村损失不下3个人。总之，30年内农村损失的人数还要加上40万人及其后代。结果，后备军在30年内使农村人口减少了200多万男人和妇女。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那么不出一个世纪农村就变得荒无人烟了。

军人们认为，建立常规后备军有很大的优势。它能保证国家在常备军外还能保有6万人的常备名额。战时可将其一部分拨入正规团队，或者编组成王国的特种部队、法兰西兵团等，以增加我国军队的固定名额。但是，所有这些优势是从下述思想出发的：王国为了生存必须要靠军事行动，但却忽略了因此而来的巨大开支。

军人的狭隘眼界使他们只看到军队的利益，而且仅仅是陆军的利益，因为后备军的优势与我们的海军无关，相反，因它而引起的人口减少对海军是很有害的。

然而法国是一个航海大国，而且自从英国以其军舰和商船作为我们敌人的依靠之后，法国在海上比在陆地上更需要保护自己。此外，法国还必须支持自己的贸易和保卫自己的领海。加入德意志的大部分国家没有航海提供的优势，因而不能靠出售它自己生产的粮食产品来创造更大的财富。这些国家的收入是十分有限的，他们无力支持庞大的军队，如果英国不是靠自己的海军获得的财富提供了帮助的话，那他们甚至无力将这些军队调离供养他们的区域。正是因为这样，英国才如此害怕我们海军的成长。英国不掩饰这一点：假定我们以自己足够的力量来抗衡它保证其统治的海上力量，我们就改变了欧洲的体系，而且也不需要大规模增加我们的陆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邻国，即使有他们自己的力量可供使用，也不会调出许多军队来反对我们。实际上，如果英国的贸易被我们的海上力量所拦截，或者变得很困难，那么，贸易就不再是英国取之不尽的财富源泉。同时，为了对付我们的巨大力量，英国就不得不在海上花费巨额开支，这样它就不能以金钱支持反对我们的联盟。我们的邻国看到英国的资源枯竭后，也就不愿与它为伍或支持其贪图功名的计划了。战争的危险对我们来说就减少了，战争不会经常发生，而且破坏性也降低了，因为我们在海上进行的反对这个海上强国的战争所需要的开支，要比它在陆地上发起的反对我们的战争所需要的开支少得多。

海战不像陆地战争那样，需要给炮兵花费巨额开支，提供给养和饲料，还有干部。它不会引起国家财富流向国外，参加海战的军力也不会很多，它不需要骑兵，海军军官的开支也很节省。购买粮食和军火的协议会得到优惠，达成进行陆战时不可能的价格。

海上力量能保证对外贸易的加强和发展，而对外贸易又提高了土地财产的收入。在为其他海上强国所惧怕的海军的支持下，我们的通商会遍及各地，把人口吸引过来。没有人迫使他国的机构接受自己国家的法律，国外机构能够平安无事地和自由地与其他经商的和竞争的国家进行双边贸易。消除了妨碍商品销售的一切限制、禁止、捐税和压制后，双方的船只便能够自由进入所有的港口，贸易也就具有了对通商各国都有利的正常性质。他们不得不承认促进共同利益的条件和协议，他们只会致力于发展对自己最有利的贸易，没有人会制造其他细小困难去损害这种贸易。人们会以一种更开阔的眼光来看待贸易，并且懂得两个国家应当相互促进，也知道单纯的销售贸易是一种幻想，因为商人需要购买者，每一方既是卖者也是买者，他们的财富是靠双方的繁荣同时促成的。

著名的《克伦威尔航海条例》规定对外国人关闭英国港口，这个条例绝不像英国人和我们想象的那样对英国有利。大多数论述贸易问题，特别是论述我们的粮食贸易问题的作者认为，为了促进我们的航运事业，我们的产品通过海路的出口应当完全掌握在法国人手里，但是，这个垄断问题完全是在商人的局部利益的影响下提出来的。他们很正确地指出，为了扩展我们的贸易，为了使我们富裕起来，应当在我们产品的外销上实行完全的自由。但是，他们认为，发展我们贸易的直接目标应当是增加我们的商船，以使我们自己能够将产品运往国外，并将国外产品运回国内；他们还认为，我们的商船会使许多人学会航海术，这对海军是有利的。

毫无疑问，对外贸易能够带来上述良好的结果，但是，这应当是在不妨碍普遍发展贸易和损害国民收入的条件下实现的结果。我们应当尽力保证和扩大销售我们的粮食产品。但是，如果禁止前来采购的外国商船进入我们的港口，或者不让外国人带来的商品自由地进口，以使他们得不到运费的利益，而将这种利益保证给予我们的航运业，那么，上述目的是达不到的。

这就是我们批发商的观点。他们在销售我们生产的粮食商品时，只想赚大钱，并且害怕外国人竞争。这让人感觉他们的同胞总是他们的虚假论证和局部利益的牺牲品。他们只想压低粮食商品在国内的价格，他们说，低价购买是得利的第一来源，也容易销往国外。他们要我们相信，这是扩大贸易的唯一方法。按照这种说法，扩大我们对外贸易的唯一方法就是依靠本国来取得利润了。这种观点成了一切特权、禁止和垄断的根源，发展这种具有破坏性的贸易只能导致这样的结果：我们的产品丧失了它的价值，人民不得不以高价购买商品，整个贸易也因此受到损害。此外，这种原则也不会给我们的耕作者带来任何好处，既不会增加我们的牲畜，也不会扩大亚麻的种植。

假如对买者有利，那么销售商品就比较容易。既然商人想要更好地售卖和扩大销售，那就不应阻碍买者得利。假如我们压制邻国的贸易以发展我们的船队，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将主要任务置于局部任务之下，同时我们也并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阻碍贸易成功和不利于保障我们粮食产品的措施，对我们的船队和国家收入同样也是有害的。此外，在迫使别人接受对他们不利的条件时，应当想到，别人也会从他们的立场提出对我们的贸易和航运业更有害的条件。总之，所有这些卑劣的有缺陷的措施，实施的结果总是同提出这种措施的人的意图相反，因为它们既不利于自己的航运，更是压制和削弱了本国的贸易。

英国航运业的扩张并不是由1660年的航海条例造成的，这应当用我们海军的软弱来解释，而我们海军的软弱并不是这个条例的结果，这个条例只会有害于颁布它的国家的贸易，并缩减它的收入。

如果我们的海军能够自卫，那么，英国人就会很容易发现这个条例的不利，并将其废除。贸易的成功取决于贸易自由和普遍有利的法律，这是因为，只有对双方有利时，贸易才能繁荣。

但是，最能促使我们的船队取得成功的是国家收入的增长。海军支持贸易，贸易也有利于海军，它们只有相互协作和支持才能发展。海军之所以强大，只是因为贸易为它提供了富有航海经验的人，而贸易如果没有海军的预先支持也不能得到发展。但是海军的开支只能以我们的收入来补偿。商船是挣钱的，而海军是花钱的，但是由于海军而减少了陆军和地面的战争。商船赢利会吸引很多具有航海经验的人加入海上贸易，而这些赢利的来源则是我们大量的土地产品及其销售的可能性，还有来自居民和海上力量的支持。

为了不至于没有优秀的士兵和水手，国家应该给他们支付优厚的报酬，并依靠高水平的耕种和发展那些能提高王国土地财产收入的对外贸易来筹措资金。只有这样，法国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军事国家，即实际的强大国家。

当法国被附属于王室的几个大国割据时，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军事国家：每一个附属国都要保卫处于自己支配之下的领地，只从事耕种土地和军事活动；但是，自从法国统一在一个国家政权之下，并且统治者的权力得到法律保护时，它就因这种统一和自己的位置而变成了一个海上、贸易和农业强国，因为它只能依靠农业产品、贸易和海军才能使其财富得以保持和扩大。要知道，它必须阻止其他国家夺取海上支配权和控制贸易及其利益，防止这些国家成为在欧洲占优势的强国。否则，不管我们的军力如何，其他邻国都会迫使我国服从它们的法律，依附于它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弱点和它们的优势。

总之，政府的基本任务就是通过发展贸易来保证销售自己生产的粮食商品。没有这种销售，即使土地产品丰富，也不会增加国家的收入；相反，产品的丰裕还会导致价值下跌，使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不能补偿他的生产费用，使土地财产收入化为乌有。只有能销售出去，而且价格能补偿费用并保证得到收入，国家才会努力使其农产品丰富。为了达到这种状态，应当为对外贸易创造一切可能条件，优价销售创造收入，收入又会引起人口增长：收入如能报偿人的劳动、保证其利润、给予其富裕的生活，就能把人吸引到这个国家。在有大量收入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再缺乏用于航运以及在海洋和陆地保卫国家的人了。

绝对不应当用限制和压制对外贸易的办法来促进航运业，相反，航运必须在促进贸易并使贸易完全自由的条件下得到扩展，发达的航运会扩展贸易从而增加国家收入。

人们最为需要并能吸引人和留住人的福利，包括有价格的商品财富和货币财富。

所谓商品财富，我们指的是依照构成其出售价值的价格与货币相交换的东西。财富只有在其所有者能够出卖它、购买者需要它时，才是可售卖的财富和商品财富。因此，不是所有财富都是可售卖的财富。我们呼吸的空气，从河中汲取的水，以及所有类似的福利，或者，数量充裕并属于一切人所有的财富，它们都不是贸易的对象。这是福利，不是财富。

如果福利的占有带有永久性质，例如土地所有权，那它就很少被看作商品财富。实际上，土地产品本身是可以出售的，而且它还决定和调节着地产的价格。然而，当它出售时，如果售价没有超过用在生产上的费用和劳动，那么，即使出售的是人们必需的粮食，也不能认为它是带来利润的财富。因此，不应将人们为生存、消费和使用所必需的一切财富，混同于由交易价格而获利的售卖财富。

人们需要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其中有一些的数量比人们需要的多，可用来交换其尚未得到而又需要的东西。因此，我们想拥有许多能够交换其他东西的财富。这就是售卖或商品财富，以及货币或货币财富：要知道，交换其他各种售卖财富需要靠货币来实现，而货币又可以交换到一切形式的财富。因此，如果人们拥有某种商品财富，他们就能够在不同商品的价格相等的基础上，用货币交换到任何其他东西。

物品的价格表现了商品财富的售卖价值。不应当将商品财富的价格与它的使用价值混同起来，因为这两个量常常没有关系。使用价值总是不变的，而且多多少少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使用和他利用某物的意愿。而价格则相反，它是变化的，并且取决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各种不固定的原因。价格不受人的需求调节，同时它也不是被任意决定的价值，或由商人之间的协议决定的价值。

钻石在所有的商品财富中用处最小，然而，除非粮食奇缺，否则它的售卖价格总是大大超过粮食产品的售卖价格。

但是，当对粮食产品的需求极大时，它的价格就能够无限制地上涨，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价值偶尔也会决定它的售卖价格。我说偶尔，是因为导致粮食价格上涨的歉收或普遍短缺的原因，同财富的使用价值没有任何关系。总之，被认为可以售卖的所有财富的价值，不决定于它的价格。生产这些财富所获得的利润，也同它们的使用价值无关。同样价值的1塞蒂小麦或一条花边，对售卖者和想使用它的人是相等的财富。正因为商品财富是财富，所以它的价格决定于理智。因此，关于人民的富裕及其繁荣，要按照商品粮食的丰裕及其稳定的高价格来判断。

尽管商品财富的价值绝不是任意的，也不是由商人之间的协议决定的，但是，国家却完全可能利用自己的破坏性措施对价格造成很大的伤害和混乱。这在海洋和商业国家特别可能发生，因为对其他商业国家没有任何影响的政府，能够通过自己的片面措施来制定价格，而这种价格同所有其他自由贸易的国家所通行的一般价格是不一致的。结果，贸易受到政府压制的国家的收入就会降低。同时，如我们所证实的那样，所有通商国家的普遍和共同的价格却很少发生变动，它总是稳定的，对各国是有利的。

商品财富的价格调节着它与货币或货币财富的交换，而货币财富又能交换成任何一种商品财富。货币是在售价协议中与一切商品财富等价的财富。

货币或用作货币的金银本身绝不是使用的财富。如前所述，货币仅仅是一种交易工具，它在交易中履行自己任务时，不会损坏，不会破碎，不会陈旧，经过千万次买卖也继续存在，仍像以往一样在买卖中有用。因此，在不间断的与售卖财富的交易中，只要很少的固定不变的货币就可以了。货币在买卖中只是为了显示商品财富的价格，它在交易中只具有抽象意义，取代它的票据反而显得更合用。它以商人之间的票据往来成就了连续不断的商品财富交易，而不需要有与这些财富等价的货币。因此，国家的繁荣不在于有多少货币，而在于它的商品财富的充裕及其优价。

货币数量随时可以补充，但商品及其价格（它构成财富及其售卖价格的基础）不足则不能补偿。在法国的每个人，如果有100缪特酒，其现价是每缪特54利弗尔，就好比他有100马克一样富有；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实际得到同他的酒价相等的一笔货币。在贸易国家中，总有足够货币供商品按其相应价格交换。要知道，商品价格本身就是商品愿以时价交换货币的明证。

如果某国贫穷，通常都不是所说的因其货币少，而是因为它没有抓住商品财富，或是因为它的价格过低。要知道，农业国只能在拥有大量年产品及其优价条件下才能富裕。换句话说，良好的土地耕作和本国产品的广泛对外贸易，才是国家富裕的保证。广泛的对外贸易不仅提供了销售的可能，而且还能通过通商国家之间的贸易维持有利的稳定的价格。国家不是借助于大量货币实现高度富裕的。没有矿山的国家只能通过向国外售卖自己的土地产品才能增加自己的货币财富数量。因此，它的产品丰裕和优价总是带来大量货币，但是，如果没有贸易，则货币仍然无用。除了从国外购买商品财富以外，货币并不能增加国家财富。因此，货币不应被积攒在国内，那会阻碍贸易所创造的财富的增长。

积攒在国内的过多货币，并不能构成带来好处的财富。因此，所有国家都会将货币投入流通，以利于相互贸易。所有货币在商业国之间的分配都是同生意人的意图成比例的，他们认为商业的任务就是互相夺取货币。商人则会以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方法行事，他们总是用自己的货币购买用于进口或出口的商品，以便从买进、卖出和航运中获利。

耕作者和制造业者向商人出售产品并获得货币，他们同样能使这些货币带来收入，因为他们能用这些货币更新商品生产。土地所有者用得自农场主的货币，向商人购买商人运来的外国货，商人又把货币转付给向他出售农产品的农场主。从制造业者、土地所有者和一切雇用他们的人那里取得工资的工人，会将货币用于购买食品和其他所需要的商品。货币被重新用于土地耕作和其他工作，使再生产得以实现。因此，一国的货币量应当同其商品财富的数量及其价格大体相适应。但是一国财富的基础，在现有商品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不会因其货币的多少而变化。

国家的收入取决于它所生产的农产品的价格，而这种价格又受到对外贸易的制约和调节。因为在没有对外贸易即没有进出口的国家，农产品价格不受任何秩序的调节和约束；它不可避免地要随该国交替出现的产品丰歉而变化，国家则会遭受同样有害和不可避免的价格过低之苦和价格昂贵之祸。

商品的基础价格取决于生产或制造商品所需要的花费和费用；如果商品售价低于生产它的成本，就要亏本；如果价格能提供充足的利润，使生产得以继续和扩大，那么这个价格对他们来说就是好价格。如果因为歉收而使价格变得让人难于忍受，那就是物价昂贵来临了。如果价格超过基础价格很多，但人民还不觉得不可忍受，那就只能认为它是高价格和很有利的价格。小麦高价这种事情会出现在这样的国家：它的小麦总有富余，很多小麦被卖到国外，而且小麦的这种高价会给国家和土地所有者带来很多收入，还能保证给予居民报酬和利润，以补偿他们在小麦上增加的支出。因此，对外贸易能为小麦和其他农产品创造国内的高价格，这种高价不会使居民感到难以忍受，但却对国家有利。应当先研究一下这些条件，然后再来判断我们生产的农产品的价格是否合适，它的售价是否过高，是否应当把价格压下来。

当价格低廉，而且持续地不高于基础价格时，情况就不同了。这是因为，为了不致破产，不致停止生产那些价值过低的产品，情况不应当是这样。因此，任何政府都不应当考虑那种依照偏见通常被称为是便宜的价格所带来的利益，因为这种价格会同时损害国王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其他居民的报酬、人口的增长和生产的扩大。这种破坏性影响在我们那些农产品低价的省份可以看得出来；那里的费用少，但是报酬低，以致他们的劳动不能得到任何富足生活；报酬不吸引人，人们就会变得懒惰，生活贫困。土地所有者得到的收入也很少，不可能拿出必要支出来改善自己的耕地，以及以优厚报酬去雇用工人和手工业者。这些人会离开这些省份来到城市，那里的生活费用虽较高，但报酬也较高。因此，粮食产品较贵的国家，人口往往较稠密。与那些粮食产品价格过低的国家相比，粮食价格较高和人口稠密的国家的人民比较勤劳，生活也比较富裕。人们的消费也不限于粮食一种，为了过上富足生活，他们还需要衣服、劳动工具和其他东西。法国人去海外，迁居圣多明戈和马提尼克岛等地，不是为了面包，吸引他们的是能给他们带来富足生活的工资。

我们说过，在同其他国家实行进出口贸易，并且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完全自由贸易的国家，价格不会发生大的波动，因为这种国家的价格与其他国家的一般价格是相等的。在这种情况下，收成的好坏通常不会引起价格的任何变动；在同一年内，一些国家收成好，另一些国家收成坏，但通过这些国家之间自由和无障碍的贸易，不足者可以从丰裕者那里得到供应，反过来，当后者需要时，也可从前者那里得到供应。通过各国的这种联系，以及丰歉的不断交替，价格就能处在固定的平均水平上，它取决于由贸易联系起来的各国的共同基础价格。

荷兰和英国的谷物贸易是自由的，而法国的谷物进出口是被禁止的，所以他们就没有经历过我们在法国经历的谷物价格的巨大波动。我们的收成只供国内人民食用，它有时显得过多，有时又非常不足，结果粮价就在昂贵和跌价之间无规则地波动。因此，在一个没有商品进出口自由或可能性的国家，粮食产品价格不可能有任何秩序，完全没有稳定性。民众在丰收年要受丰裕之苦，在歉收年则要挨饿而死，或因紧随饥饿而来的流行病而死亡。剧烈而经常的价格变动是造成极端贫困和人口减少的原因，这是可以理解的。

它们对国家收入的伤害也不小：在高价和极低价格交替的过程中，它们相互平衡并会创造一种共同的价格（我们的收入就是以此价格为基础的），但是，实际上这种共同价格对土地收入是不利的。价格波动和收成波动的结合与平衡，为售卖者所创造的共同价格，要比购买者的共同价格低得多。购买者每年购买同样数量的小麦供自己消费，他们的共同价格是几年间价格波动的结果。但是，销售者每年收获与出售的小麦数量不会相同，他们的共同价格是几年间按不同价格出售不同数量小麦的结果，它不同于出自几年间购买相同数量小麦所产生的购买者价格。但是进出口贸易排除了价格剧烈波动的可能性，因此，售卖者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很接近购买者价格。这从下表可以得到说明，该表列出了法国小麦价格随收成好坏所出现的波动，另一张表是英国的情况。

小麦

共同基础价格。370利弗尔支出，除以25塞蒂，得14利弗尔16德尼，这就是耕作者每塞蒂的平均成本（参看《农场主论》）。

共同购买价格。每人每年消费3塞蒂，5年消费15塞蒂，它共值261利弗尔，或如前表所说的5塞蒂小麦成本87利弗尔的3倍。以261利弗尔除以15塞蒂，即得出构成每塞蒂价格的17利弗尔8德尼。这就是法国很久以来通常的共同价格。

共同售卖价格。5年进款总数387利弗尔除以25塞蒂，即得15利弗尔9德尼，此数的1/5即是每塞蒂的价格。可见，共同售卖价格只比基础价格高出13德尼，即每亚尔邦多3利弗尔8德尼。它比购买者价格低2利弗尔4德尼，因此，如果物价昂贵而小麦价格很低，那么耕作者就总要吃亏，不愿再播种小麦。没有出口，而播种面积又很大，他们便无法维持下去，因为如果收获了大量小麦，那么售价就会降到基础价格之下，遭受亏损，国王和国家也得不到收入。

共同基础价格。以370利弗尔支出除以25塞蒂，得14利弗尔16德尼，这就是耕作者每塞蒂的平均成本。

共同购买价格。每年3塞蒂变为5年15塞蒂，值270利弗尔，这个数字除以15，得18利弗尔，即每塞蒂的成本。

共同售卖价格。以5年进款总数440利弗尔除以25塞蒂，得每塞蒂价格17利弗尔12德尼。可见，共同售卖价格超过基础价格2利弗尔16德尼，只比共同购买价格少8德尼。在前面没有出口的情况下，售卖者只能得到15利弗尔9德尼，也就是说，他的利润总共只有每塞蒂2利弗尔3德尼。每亚尔邦是10利弗尔15德尼，与3利弗尔9德尼一起，共计14利弗尔3德尼。购买者在购买小麦时不会付出更多。

我们每年收获小麦大约4500万塞蒂，在这个小麦收获量中，因为没有考虑可以销售到国外的300万～400万塞蒂的进款，所以要损失1亿（利弗尔）。但是，我们的小麦收获量还能够增加2000万～3000万塞蒂。仅仅由于出口对小麦及紧随其后的其他谷物的价格影响，土地财产收入便可增加1.5亿利弗尔，这还没有考虑国内小麦价格的提高和售卖出口谷物的进款的增加。

但是，出口还有另一个优点，即它能阻止出现物价昂贵，而物价昂贵能使下层人民破产，使许多人因挨饿而死或因饥荒之后的流行病而死。人们会反驳说，尽管英国收成不错，但是仍然要遭受物价昂贵之苦。但这对英吉利王国来说是一种例外，不能归咎于出口，因为正是出口总能使它避免因农业扩张而带来的价格猛涨。一般的单纯的出口不足以提高谷物价格，因为英国每年出口小麦不足100万塞蒂，还不到其年收成的1/20。因此它应当以适当比例提高小麦的价格，但这让人不可想象。一个国家出现如此罕见的物价昂贵现象，应当会有某些它不愿揭示的特殊原因。

关于这些涉及经济政策的问题，可参看下列文章：《农场论》《农场主论》《谷物论》《人口论》《货币利息》等。

农产品价格没有得到足够注意，而只有根据土地产品的价格，才能对收入做出正确的评价。但产品本身并不能提供收入：它实际上可能数量很大，但却没有收入。如果产品售卖价格没有超过基础价格即成本，那么耕作者就会亏损；他只能在产品价格超过这些产品所要求的费用或开支的情况下，才能创造收入。因此，它通过对外贸易所能达到的价格越高，就越有利于国家、所有者和人民，它的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就越大。这对国家有利，因为价格提高增加了国民财富；这对所有者有利，因为他的收入提高了；对人民有利，因为用来获取谷物的支出增加了；从增加人口的观点来说这是重要的，因为丰裕的谷物吸引人，而且有利于人口的自然增长，而在福利方面这也是重要的，因为利润会促使生产扩大。但是，只有通过对外贸易达到的价格，才对国民财富具有决定性意义。可能有人认为，如果有这样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它同其他国家没有任何交往，只有满足自己需求的国内贸易，那么，它就会只从自己需求的观点，而不是从其售卖价格的观点来看待粮食产品，于是它很想要的是低价格，因为这样可以摆脱发行过多货币的沉重负担。然而，如果这样一个国家同其他国家一样，其人民也是由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组成的，其中有耕作者、土地所有者、国王、政府成员以及各种不同的收入阶层，那么结果似乎是：国王和土地所有者一样需要收入，参与管理者需要薪水，从事不同挣钱职业的人和从事农业的工人需要工资。总之，这个国家的年收入，像其他国家一样，也需要通过按照同年产品和体力劳动相应的价格的买卖，在这些不同类型的人群中进行分配。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年成也是有好有坏的，这就会引起价格的剧烈波动。因此，商品财富的售卖价格对这样的国家与对其他国家几乎一样重要。

但是，当一个国家需要靠货币财富来保护自己免受邻国侵犯时，它的产品对它来说，在这些产品是这些财富的源泉的意义上，就变得极为重要了。我说的是在产品能够成为货币财富的源泉的意义上，而不是说它实际上就是货币财富。这两个条件应当加以区别，以便提出关于国家财富的正确观念。如果某种商品能够卖到100埃居，那么，完全可以认为，这个产品等于这100个真实的埃居。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财富都是与其价格相应的实际的货币财富，即使它完全没有转换为货币。因此，与外国通商的国家的财富，是由货币财富和按其国外价格估算的真实财富构成的。

由此可见，拥有价值20亿农产品而没有货币的国家，与拥有20亿货币而没有农产品的国家，是同样的富裕。

但是，要具备这两种售卖财富，就必须要有两方面的对外贸易。如果两个（本应）彼此通商的国家没有任何交往和对外贸易，那么，其中一个就不能靠自己的产品取得货币，而另一个也不可能靠自己的货币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它们两者都同样地需要对外贸易，一个是为了以自己的货币财富取得等价的产品，另一个则是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得到能使其成为等价的货币财富的价格。

然而，不应当按照在国外出售产品所吸收的货币量，而应按通过双边经常自由贸易所确定的产品价格，来估计自己的财富。假定你每年只能出口100塞蒂小麦，不可能卖得更多，那么，存在于通商各国的小麦共同价格，就对出口1000万塞蒂小麦有同样的力量。这个共同价格是这样确立的，就像相互沟通的水体的水位一样：假定在一段时间内，地中海的水没有流进大西洋，大西洋的水也没有流进地中海，那么，这两个海洋的水位将是一样的，因为它们之间的沟通保证了这个水位。通商各国价格的均衡也是如此：它是靠双边贸易的经常联系来确定和保持不变的。因此，如果你们这一年没有出售小麦给邻国，而他们也没有卖给你们小麦，因为你们现有的小麦恰好够满足你们的需要，但也不多，那么，你们的小麦价格既不会比邻国低，也不会比他们高。如果你们的小麦价格较低，那么，在自由的对外贸易条件下，你们就会将小麦出口，于是你们国家的小麦价格便会同你们在国外出售的价格相等。双边的自由对外贸易的优势就在这里：它能使你的任何商品都有共同价格，即使你没有销售和购买它时也是如此。这个共同价格为你们的产品创造了真实的和与邻国相联系的相对售卖价格，而这个相对的售卖价格为你们创造了真实的财富。所有的价格，如果仅仅与国内贸易相关，那么它既不会使这个国家更富，也不会使它更穷，然而由于它的无秩序和不稳定，它会对个人和行政当局的经济秩序，以及农业经济造成破坏。因此，商品的售卖价格只能通过在通商国家起作用的共同和稳定的价格来实现，因为每个通商国家都能够实际地在国外按照这个价格售卖商品。所以，拥有最广大和最肥沃的农业土地的国家是最富有的国家。

如果商品通过对外贸易能够变成与货币等价的财富，而货币也能由此成为与商品等价的财富，那么，抱怨购买国外商品就会使我们丧失货币，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对外贸易几乎总是通过互相购买商品进行的，所以类似的抱怨更显得没有根据了。从研究对外贸易的差额来判断它是否有利，这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一个国家得到了更多的货币，那么，另一个国家就购买了更多的商品。哪一个更富裕了呢？而且，贸易差额说明不了一个国家从它的货币中得到的利润，也说明不了另一个国家从它的商品中得到的利润。

但是，我们很了解，没有农产品的双边贸易，这个国家就不会有稳定的售卖价格；它的国内价格将是无秩序和不稳定的，因为它要被年成的丰歉交替所左右；此外，从这种波动中形成的共同价格，对国家收入是很不利的。因此，海洋国家如果轻视自己农产品的对外贸易，就会对自己财富和人口的增长，对自己的实力造成巨大的损害。

人口增长完全取决于财富增长，取决于劳动、人力和这些财富本身的使用方式

人们如果能在某处获得财富，过上富裕生活，并能作为所有者平静地拥有靠自己的劳动和才干所创造的一切，他们就会在那里聚集和生活。人们获得财富只能靠他们已经拥有的财富，以及靠以别人的财富所取得的赢利。如果没有可供消费的财富，人们便不能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居住。如果他们在以耕种土地作为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之前，找不到动物或其他的自然产品，他们就会死亡。这意味着，必须事先拥有财富，才能取得生活所必需的财富，才能达到促进人丁兴旺的富裕水平。收入增长的国家，以其可能的报酬吸引着新居民，因而财富的增长伴随着人口增长。

然而，为了增加财富和人口，就要使人们相信自己是自由的，并能拥有自己的财富。如果他们失去了保护、权利和财产，他们就既不会眷恋国王，也不会眷恋国家。还会有人醉心于贫困，但他们于国家无益。那些安于贫穷，习惯低劣食物、破衣烂衫，甘愿忍受各种困苦的人，像用自己的手捧水喝的第欧根尼一样，拒绝工作，并视自己祖国的利益为异己：残暴和贫困充斥着（心灵的）荒漠。国家衰落的普遍原因是滥用职权和政府暴政。有些作家，对罗马帝国的暴虐所引起的混乱知之甚少，他们认为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在于奢侈。但事实上支持这种奢侈的是对各行省的横征暴敛，一旦这些行省被弄得破产，罗马这个大城市也就难于自持和保持统治了。各行省和帝国都发生过因政府的横征暴敛而引发的革命。历史学家们提到了一些令人畏惧的细节：“加列里无视法律，胆大专横，放任他派往各省的法官胡作非为；这些人只知道战争，没有任何教养和原则，盲目信从专制主义，而他们自己则是专制主义的工具。但是，弥漫各省的悲观失望情绪则是由国家人口普查和财产登记引起的。委员们在各地引起了极大的不安和恐惧，仿佛敌军降临，加列里的整个帝国从上到下都成了俘虏。丈量地块，计算葡萄藤、树木甚至小土包；登记人数和牲畜头数；城里到处都是前来备案的农民和奴隶，父亲带着孩子。由于按比例征税的原则本身是公平的，假如它能使人们的关系得以缓和，而税收本身也还可以忍受，那么，对居民的压制就情有可原。但相反地，鞭打和呻吟之声不绝于耳：孩子、妇女和奴隶受到拷问，以对证父亲、丈夫和主人的口供；所有者受到折磨，要供认他们的财产比实际的还要多；人们必须到指定地点报到，年老病弱，无一幸免；人们的年龄被任意确定，因法律规定交纳人头税的义务得有一定的起始点和终止点，结果孩子被随意增加几岁，老人被随意减少几岁。第一批委员本来就行事冷酷，缺乏人情，为的是满足国王的贪欲之心；然而加列里还屡次派来新人，对不幸的臣民施加更大压力，以寻找新的税源。新委员为了胜过自己的前任，任意加重人们的负担，登记的人数和财产比实际的数字多得多。牲口已经倒毙，人也早已去世，但其在登记本上还活着，还得纳税。加列里残暴的天性和他的臣民的忍耐，创造了他认为无尽的财源。新的勒索者被派往各地，无情地搜刮前任压迫者剩下来的一切东西。他们打家劫舍，什么都抢，连未来耕种所需要的种子也不留下，甚至连没有收割的庄稼也不放过。这些不幸的人死于饥饿和贫困，从而使国家有了表现其慷慨大方、毫不吝惜的可能性！

麦克森认为自己所有臣民的财富都是他自己的财富；他甚至不饶过自己上帝的殿堂；这是一个无底洞，它吞噬了世界的全部财富，那是罗马将近十一个世纪所积攒下来的。意大利充满了像他一样残暴的告密者和凶手，而这些人由他们掠夺的一部分产品豢养着。这种专制使城市和乡村变得萧条，人民躲在最隐秘的地方，土地无人耕种和播种。在戴克里西和瓦伦提尼三世统治时期，统治者的掠夺引发了高卢起义，人民遭到了杀戮，其财产也被预先剥夺了。后来别的民族占领了这些遭到破坏的行省，这些行省已经既无力也无资金来支持罗马帝国了。罗马帝国变得如此衰弱和可鄙，而它过去却是那样富裕和强大。西班牙被哥特人占领了，英格兰被撒克逊人占领了，高卢被弗兰克人占领了，德意志被阿拉曼尼人占领了，意大利则为图林格人和伦巴第人所占有。

罗马的军事专制制度引起了这些毁灭性的后果，我说的是军事专制制度，因为专制制度总是国王同国家的某种结盟，从而变得比国家更强盛。国王专制主义是一种幻想，它从未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一个人不可能单独统治千百万人；最高君权得以存在，也只能委之于法律的支持，以及在相互制约的国家官吏之间保持平衡；而决定其制度的法律，则限制和保障着他们的权利。要知道，如果国王不与某个强力阶层分享权力，把它抬到其他阶层之上，并把表现他对臣民的一切专制权力集中于这个阶层，那么他自己也不可能拥有这种权力。但是，这种不稳定的权力是危险的，对于受人尊敬的和合法的国王来说也是完全不体面的！不管谁拥护专制制度，他对自己的国王和大臣总是可怕的，就像国王对自己的臣民是可怕的一样。在野蛮国家中，军事专制制度是最残暴、最混乱、最专断和最富有破坏性的制度。罗马帝国、奥托曼帝国和一切野蛮国家提供了各种极端恶劣的例证。

维持财富和人口只有依靠由财富所创造的富足生活。人们以自己的产品和消费促进了国家的繁荣。要生产财富就需要财富。耕作者的生活如因冰雹、牲畜死亡、赋税或其他原因而遭到了破坏，那么，他就无力支付耕作土地所需要的费用：国家就会丧失以财富和耕作者劳动再生产的产品；耕作者就会陷入贫困，使他不能从事自己的事业和抚养子女。这样的家庭无法找到生活资料，只好去从事体力劳动。但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劳工，只有在他能以自己的劳动获得富足生活时，才是有益的。这些人受赋税、计件工作和其他负担的驱使，已经失去了过某种富裕生活的希望；他们不得不吃质量低劣的面包，穿破烂的衣裳，睡在干草上；他们失去了一切设备和家庭的一切标志，失去了家庭经营所应有的一切；他们也没有了能提供一点牛奶、奶油、干饹和少许鸡蛋的家畜；留给他们的只有免受查禁财产折磨的赤贫。他们的劳动所挣的工资只够保证生活之最低必需品，这些东西不会被剥夺，因为满足日常需要的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价值。结果他们在生产和消费方面都显得是无益的。因此，在能给国家带来收入的人口总数中，不应把这些人计算在内，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应把这些对国家创造收入已经失去了任何价值的家庭计算在内。由于对他们索取过多，他们已成了无益和不幸的人，因此，现在也不应对他们的孩子抱什么期望。这些孩子已经习惯了贫穷，他们从父母的呻吟中领悟到了自己痛苦的原因，看到周围的人游手好闲，他们也学会了虚度时光，而且，实际上这是他们所能得到的唯一享受。这种结果正是那些残酷的人所奉行的原则造成的，这些人坚信，社会下层阶级就应当落得贫困，才能迫使他们工作。人和土地是财富，他们的商品产品是财富；人和土地一样，一旦贫瘠，就会因变得荒芜而失去任何价值。千百万人贫困和千百万土地荒芜证明了国家的衰亡。

富足的生活会促使人们热爱劳动，因为人们能享受劳动所提供的物质福利，它能使人们习惯于使用生活设备，吃得好、穿得好，人们会害怕受穷。他们会教育子女同样习惯于劳动和物质福利；他们会加倍努力来营造一个小小的安乐窝，以减轻他们的劳动和增加报酬；对成功的期望在鼓舞着他们的勇气，而工作的顺利又满足了他们为人父母的感情和自尊心。这就是从事有益工作、热爱劳动的下层阶级对国家的贡献。

富足生活任何时候都不会使下层阶级变得懒惰，因为这种生活对他们来说太宝贵了，他们是不愿失去它的；除了享受家庭生活之外，富足生活还贵在名誉、感情和虚荣心；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穿着符合自己的身份，希望拥有显示自己富裕的设备和家什，不致因贫穷而受人轻视。因此，不仅要以财富增加财富，而且要以它鼓励人们劳动，使他们成为有益之人并能为国家创造财富。

人的劳动成果不限于生产产品，它还要满足消费需要，还要补偿费用，而费用本身则是财富的又一源泉。人们从自己的工资或赢利收入所花费的一切，能给别人带来好处，并且重新成为产生和恢复财富的源泉。

耕作者把100塞蒂小麦卖了1600利弗尔。土地所有者得到这1600利弗尔租借费，并把这笔钱用于盖房子；工人用土地所有者支付给他的这笔钱购买小麦供自己食用；这样，1600利弗尔又回到出卖小麦的耕作者手中了。耕作者将它用于耕种土地以生产出新的小麦。总之，土地所有者的支出变成了工人的工资，工人把这笔钱还给了耕作者，耕作者又将它支付给了土地所有者。如果土地所有者、工人和耕作者失去了这笔钱，那么就不会发生连续不断的回复。财富源泉所能给予的，无论是给予土地所有者的，给予工人的，还是给予耕作者的，不会更多。财富在土地所有者、工人和耕作者的支出形式上的不断回复的手段（指货币——中译者注）消失了；作为真实财富的小麦，作为人们的食物不断被再生产和每年被消费的小麦，也消失了。总之，（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会变穷，人口就会消失，人们就不得不到别的地方去寻找生活资料，因为人们在国内创造财富并使财富得以复原的程度，是同在财富帮助下人口增加的程度相同的，也是同借助财富来增加财富的程度相同的。

如果政府使财富失去了不断再生产的源泉，那么，它就破坏了财富，危害了人民。

例如，如果把葡萄酒酿造师（他们人数众多且以其生产为国家带来很多利益）置于贫困境地，那么，他们就不愿在歉收年份（因严寒和冰雹等而失收）向葡萄耕种做出预付。即使在丰收之年，他们也盼不到出售葡萄的有利时机，而且由于收成贬值也收不回生产成本。他们在歉收年和丰收年一样贫困，因此，他们不会好好地种植葡萄园，给家属的食物很差，他们的消费不会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

这个问题并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对国家无关紧要。假如200万葡萄酒酿造师及其家属吃的是小麦面包，而不是大麦、燕麦或黑麦，那么，他们消费的小麦就是1500万～1800万塞蒂，这就要相应地扩大小麦的种植，在国内创造2亿利弗尔财富，结果是国王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增长，农场主的费用增加，而这又为被土地所有者雇用的为农业劳动的人数众多的工人创造了工资。国王和土地所有者收入的增加，会使支出增加，会使从事各种挣钱职业者得到工资，会使消费扩大，会创造出新的财富源泉，促使农业出现同消费扩大相适应的新增长。由此可见，这些葡萄酒酿造师所需要的小麦会引起财富的增加，首先是财富和人口的增加；假如这些葡萄酒酿造师自己种植谷物并因此缩小葡萄的种植，从而消费较差的面包，那么，上述一切优点便消失殆尽。如果他们不得不在其他衣食方面更严格地节省，那么国家的损失就会增加，如同他们的贫困加剧那样。

因此，下层阶级的生活是否富足，他们的消费是否仅限于简单的必需品，对国家来说不是无关紧要的。这部分人口数量比富裕人口多得多，因此，国家所受的损失同这些人的消费所受的限制是相适应的。这些贫穷人群的消费应当借助于他们的劳动和正确的国库政策予以保证，因为考虑不周的税收会削减这些人的消费，使国王和国家的收入源泉枯竭。

对本国生产的农产品征税，会毁灭土地提供的收入，缩减人口和国家收入。

例如，酒税和烧酒税所造成的人为价格，削减了生产和消费，使国家失去了财富的源泉，减少了向邻国的销售。这种销售能给土地所有者和国家带来很大收入，并使人口大为增加，这是因为它能吸引人们去经营新葡萄园，而我国的可耕地面积比播种谷物所需要的面积大得多（参看《谷物论》）。

同扩大葡萄园带来的每年财富的增加相适应，人口也会增加，因为国内人口的增加是同他们收入的增加相适应的。

前述征税使我们的葡萄酒和白兰地的价格相当昂贵，这妨碍了它们销往国外。因此，在那里它们被别的饮料和白酒所取代，但是他们喝的这些外国酒和饮料的价格比我们的酒和饮料的正常价格高。同我们相邻而没有自己葡萄园的国家，面积很广阔。如果葡萄酒贸易对他们有利，那么他们对此是会很感兴趣的。他们的贸易会和我们的贸易以同等程度增长，获利也是双方面的：他们从向我们出售的商品上得利，我们从销售给他们的葡萄酒和白酒上获利。问题在于，为了维持对外贸易，必须使它成为双方面的贸易。通常认为，对外贸易像国内贸易一样，其目的不过是商人将其商品出售以换取货币，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国家官员在考虑对外贸易的好处时，不应持有类似肤浅的看法。

假如因农产品贸易而使我们的收入和人口有所增加，那么，我们的支出同样也会增加，而我们向外国购买的商品同他们购买我们的商品是对等的。

北方各国从消费我们的葡萄酒中获利良多。他们消费的饮料，特别是白酒和甜酒，对他们是很有害的。我们自己也可以从他们售卖给我们的商品的消费中得到许多好处，因为人们可以通过消费来恢复自己每年创造的财富。

然而，不能认为这种双边贸易会为通商国家创造均等的财富。显然，他们只能在自己每年土地生产率和发展贸易的范围内才能富裕起来。因此，拥有较好和较大土地面积的国家，通过更现代的耕作，就会比其他国家更富裕。但是它也关注与邻国建立有利的贸易，以便销售自己生产的农产品。这些国家的财富和人口总是超过了其他国家，因为它自己的土地产品超过其他国家。将购买的商品又转卖给别的国家，旨在获取转卖利润的贸易，能够增加国家的财富，但是这类贸易对大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它应当从事土地所有者的贸易，即以自己生产的农产品进行的贸易。因此，财富的源泉不是贸易，而是能够满足国家需要并能为它创造财富的土地。

各国通过贸易能够交换自己多余的产品，通过购买能够增加自己的财富。现实的财富仅仅是被消费的和每年重新恢复的财富。只是因为它们能被消费，所以人们才需要得到它们，它们也才能成为贸易对象并创造利润。国家繁荣绝不应以货币量来判断。国家富裕是因为它每年创造的财富及其价格，因为国家要使用这些财富，因为这些财富被再生产出来、被不断恢复过来，而且在国家需要时，总能以它换回货币。

货币不是贸易的对象。国家把它从自己的矿山中开采出来，为了使它得以恢复，又把它变为可被消费的真实财富。国家用这些货币是不能满足自己需要的，国家也不能用它给那些把它从地层中开采出来、去掉杂质并将它变成交易手段的工人提供生活资料。因此，通过劳动使它得以恢复的货币，同开采它的工人的关系，与我们每年耕种土地所创造的财富，同我们的关系是一样的。谁也没有使用这些货币，仅仅是通过将它转变成财富，即通过消费货币，它们才得以恢复。因此，货币本身不是贸易的对象，贸易的好处仅仅在于，它能向我们提供财富，而这些财富是我们的消费所需要的，并且通过这种消费能够使我们的收入得以增加和恢复。贸易的好处完全不在于向其他国家取得货币。这种贸易不仅不可能存在，它还不得不经常地把这些货币转变为消费财富，以恢复进行贸易时应当交换的财富。商人本人对此是十分明白的！一旦把商品销售国外，商人就会在那里购买商品，同时从卖出和买入上获利，以使贸易得到更多收入。

不过，我们也可以设想一种仅获得货币的对外贸易。例如，一个国家将自己的农产品卖给另一个国家，但后者没有商品可卖，于是用从它的矿山开采出的货币来购买。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的对外贸易对于出售农产品的国家，不是比用商品进行对外贸易的国家更有利吗？初看上去的确更有利。要知道，用出售商品给外国所获得的货币，能扩大土地耕种，能给很多工人和手工业者付报酬，从而增加国内消费，还能使收入和人口增长。此外，由于食品是自己生产的产品，使用的制造品也都是自己准备和制造的产品，所以该国能将从国外获得的货币保存起来。由此可见，完全输出的对外贸易应能增加人口，增加国家的真实财富和货币财富。

但是，这种单纯的输出贸易有两个空想的条件：

第一，同这种只能用从自己的矿山开采的货币进行贸易的国家保持通商关系的国家，只能有一个。因为如果有很多国家以自己的产品同它进行贸易，那么，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同它发展出广泛的输出贸易，以便销售它所拥有的全部产品或商品。竞争会将这些商品分散开来，使它变得不再比相互交换商品更有利。问题在于，每一个国家为了取得货币就会竞相降低自己产品的价格，于是就把这种单纯输出贸易的利益降低到双边贸易利益的水平。这两种贸易形式的利益归于均等。

第二，为了将得自完全输出贸易的货币保存起来，国家就不能向外国购买任何商品。但是，拥有货币的人都想使用或占有他们想要的或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外国商品。重要的是，国家既不压抑消费，也不阻碍贸易。因此，应当给公民以花钱的自由，而这也没有损失本国从销售自己产品中所得的好处。因为从国外取得的所以商品，都是我们卖给外国的葡萄酒或其他商品的等价物。商人回国后将其带来的商品出售之后，又会重新购买葡萄酒或其他商品销往国外。他们以自己的贸易为我们的产品创造了销路，促进了再生产。

单纯输出贸易带来的货币，不会比出售本国产品而购买的外国商品的价值量更多，因而也不会比双边贸易更有利。它不会带来更多的财富，也不会比双边贸易更能促进收入和人口的增长，而且其作用甚至更小，因为它不能在同样程度上刺激个人去花费自己的资金，而花费资金才能促进农产品的销售和生产。

然而，有人可能认为，在国内生产我们所购买的制造品，可使更多人就业，从而促进人口、消费和收入的增长。但是，在国内生产的产品，同我们在国外出售的葡萄酒和其他商品的消费是没有关系的。在国外消费我们的产品，同国内消费一样有利，同样会促使收入增长。消费是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但是消费和再生产是由一个共同的重要条件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价格。没有售价就不存在这种联系，或者在消费和再生产之间就没有正确的相互联系。价格是财富的尺度，财富要借助于从被消费财富中得到的等价物才能实行再生产。因此，价格的涨落决定着该年再生产财富的多寡。贸易（无论国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以在价格上赢利或在商品财富的贬值上得到好处为目的。我们的对外贸易因其提供的利润，促进了每年的再生产和我们财富的增长。但是，这种贸易的另一个优点是，它能保证我们的产品具有很稳定的价格或销售价值，同样也就保证了再生产。

可能有人认为，随着人口增加，情况会有所不同，因为我们从其他国家购买的制造品是由外国工人生产的。但是，在双边贸易条件下，外国人同样也购买我们的工人生产的产品，因而也在给我们的居民提供工作，并以此增加了人口数量。

如果只从给国家带来利益的观点观察人，那么，在本国工作的工人不会比生产出售给我们制造品的外国人更有益。要知道，外国工人消费我们卖给他们的、与他们的劳动等价的产品，与这种发生在国内的消费一样对我们有好处。因此，尽管他们不是我们的人民，但是他们给了我们利润，促进了我国人口的增长。我们的财富因扩大了我们的产品在国外的销量而增加得越多，我们的人口也会因各种挣钱职业的报酬的增加而加速增长。

例如，葡萄酒的大量出口会促使许多人从事葡萄园耕种。这对法国人是很有利的，因为没有哪个部门会需要这么多人，会提供这么多收入，会像它那样因生产财富而使人口增加。

人们的生产超过他们的消费越多，他们对国家就越有益，但是，人们的花费超过他们自己的收入越多，或者人们所消费的产品超过他们劳动所创造的有用产品越多，他们给国家带来的麻烦也就越大。

这个普遍原则可以用来判断，怎样使用人们的劳动对国家才是最有利的，以及国家需要多少人口。从对人有益的产品的角度，可以把人口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以自己的劳动实际地生产财富，另外一部分是以自己的服务间接地促进生产或保存财富。家仆为自己的主人准备饮食，或者为雇主提供生活所需的以及满足雇主消费所必需的其他工作，就节省了主人去做这些事情的时间，并使他能将这些时间用在生产劳动上。因此，仆人间接地促成了自己主人的生产劳动。

严格地说，只有以劳动生产人们所必需的产品的人，才能创造财富。因为土地所有者和国家的所有收入，给工人的全部报酬，给仆人的工钱和各种挣钱职业的工资，都来自这些产品的价值。以自己双手制成商品的人，并没有创造财富，因为他们的劳动给那些商品所增加的价值，仅仅是支付给他们的那一部分报酬额，而这些报酬是从土地产品中得来的。织布的制造业主、缝制衣服的裁缝、制鞋的鞋匠，不会比为主人做饭的家厨、锯木头的工人和举办音乐会的音乐家创造更多的财富。他们所有的报酬都是同一个来源，都来自他们以自己劳动所交换的并花在生活资料上的工资。因此，他们所消费的等于他们所生产的。他劳动的产品等于他需要的费用。总之，他没有取得任何财富的增长。因此，只有运用在土地上的、提供产品的且其价值超过费用的劳动，才能创造财富或年收入。总之，除了为出口而从事制造和销售的工人以外，其他所有人的收入或工资都是从土地产品来的。

土地为耕种土地的人提供生活资料，给国家和土地所有者提供收入，还给僧侣提供什一税。这些收入的支出为各种挣钱职业者创造了工资。结果是王国人口的增加或减少会同这些收入的增减相适应。这种增减不取决于人民，而总是同该国政府的措施相关。然而政府却以人民懒惰来解释国家的衰落，土地荒芜似乎也证明了这种看法。但是，人总是要追求富裕和富足生活的，要是能够做到这一点，他是从来不会懒惰的。他的懒惰只是反映了他的无能为力，而他的无能为力是政府作用的结果。无能为力会使人情绪低落，迫使人背井离乡，这会造成农村人口减少，土地依然荒芜，城市人满为患，他们靠政府仅有的一点资源生活，最后使人口减少到完全衰落状态下仅能维持的人数。

有人抱怨农业耕作的人力不足，但无人抱怨可使人们进行财富再生产的财富不足。国家需要许多谷物，但是没有人关心耕作田地给耕作者带来的价值有多少。谷物销售很困难，但是没有人指出，耕作者在平常年份取得的报酬，还不到自己靠劳动和担风险所得收成的1/20。但是要知道，在那种低收入情况下是很难扩大谷物播种的，因为在收成增加时，谷物价格便会下跌。没有人指出，谷物售价如果低于成本，农民就会破产。假如税收不能缩减到纠正政府错误政策引发的状况所要求的程度，农业就会完全衰落，土地就会丧失它的价值，由于国王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减少，其他各个阶层人们的报酬减少，会使王国人口减少并终使国家走向完全崩溃。

这种衰落被天真地解释为人们的懒惰和他们离开了农村。柯尔倍尔1666年制定了一项法令，以牺牲王国收入为代价来建立生产奢侈品的手工工场。该法令的实行在10年内压低了谷物价格；由于没有更多资金投入战争，不得不借债并同支持者通商。（这是苏利确定的经济衰落的第一个阶段）。

大家都知道，应当增加农业人口，但是没有人想知道，人口增长首先取决于财富增长。只有在财富的作用之下，才能使人口繁衍和财富增长。因此，应当注意的不是增加人口，而是增加财富，因为只有劳动成效得到保障时，人才变得真正有益。

王国有3000万亚尔邦可耕地荒芜着，而其余的土地耕种得也不好，因为播种谷物不能补偿费用（参看《谷物论》）。葡萄藤被拔了，又禁止栽种新的。可是葡萄园种植却有利于大量使用人力，从而促进人口增长和开展大宗对外贸易。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觉得土地用于栽种葡萄太可惜，不如种谷物好，可是我们的可耕地有一半是贬值的，而农业又局限于国内的谷物消费。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比现在播种更多的谷物，因为这会使它的价格降低，以至于亏本，而谷物的丰裕会引起收入减少和王国人口缩减。

让我们看一下小麦的基础价格和耕作者得到的通常价格吧。你们可以看到种植小麦是多么没有出路，你们也会同意，不可能再扩大小麦的种植，因为谁也不愿意去从事无效劳动，把钱花在会使耕作者和国家破产的事情上。

在这些条件下，饥馑就不可避免了，因为这些耕种限于在丰收年份满足人口的面包之需，到了歉收年份就显得不足了。所有这一切混乱现象都是限制贸易和限制耕作者自由的结果，这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为了防止饥馑（一般来说，这能避免），国家实行了一些阻挠创造丰裕产品和阻碍人口增长的法令，因为它们会使国家失去销售农产品的手段。下层机关不大懂得农业，又受到个别人提出的似是而非观念的影响，推行极为有害的法令，而人民又为偏见所支配。如此一来，这种错误几乎不可避免。

同样不应感到吃惊的是，法官们支持关于葡萄园的法令，他们做出了砍掉葡萄藤、限制葡萄种植面积的决定。他们强令人们遵守这些法令，目的是扩大小麦种植面积。然而，这种事情是发生在这样一个王国，这里的小麦种植因妨碍其销售的禁令而受到了限制，这里还有那么多因这些禁令而丧失了全部价值的荒地。

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压低小麦价格，但这对国家收入是有害的。然而他们没有研究一下基础价格，这种价格对这些欠考虑的措施是一种不可克服的障碍。在确立农产品售价时，他们使国家损失了包含在这些产品价格内的一部分财富；这种价格消灭了利润，也就引起了生产的缩减，制造了饥馑和物价飞涨，更危险的是，当政者没有对它加以预防。

所有追求增加农业人口的经济机关，都应当给自己安排为居民增加粮食农产品的任务，并谨慎对待为此所需要的人和财富，还应给耕作以相应的支出。

最有利的作物是能提供最大收入的作物，也是能生产出的在国外最赚钱的最被需要的作物。应当让作出预付的人来决定这个问题。

假如能提供5塞蒂小麦的土地，又能提供相当于6塞蒂的其他谷物，那么，它在第二种情况下不是能比它实际播种小麦提供的更多吗？但是，问题在于，谁给我们提供小麦，供我们消费呢？想卖小麦给我们的国家，他们想卖，就像我们想买一样，他们会争着卖小麦给我们。但是，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我国幅员辽阔，我们能够富余地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以及销售到国外的一切产品，只要我们的贸易是自由的。

在我们的时代，更开明的政府，对使用劳动的方式、对土地的占有以及对自由贸易的优势等问题，能够抱持比较正确的看法。

自然，在农业和商业中，每年为国家生产财富的人，对国家才是最有益的。有利地从事农业和对外贸易的人越多，我们的财富和人口也会增加得越多。

使用家畜耕种土地所需要的人力，比只用人耕种所需要的人力要少。同样，使用马耕所需要的人手，比用牛耕所需要的人手要少。但是，土地耕作所需要的人手越少，它对国家就越有利。

使产品价格提高，但不会使产品增加的开支，应当尽可能地取消。但是，耕作者如果缺乏资金，在利用劳动力时就不得不花费与产品不相适应的开支。假如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工作，他们是可以避免这些开支的（参看《百科全书》中《谷物论》条目）。

葡萄种植业等需要人手的农作物，不得不用大量人工，因而花销很大。但是这种开支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应当计入这些产品的价格，因为人们的工作在这种条件下是有利的。在使农村人口稠密方面，种植这类作物的作用比种植谷物的作用要大。在谷物经济中，一个人的劳动比在葡萄种植业中获利更多（参看《谷物论》中关于谷物经济的产量）。但是，葡萄种植业对国家的利益毕竟也不小。只要人的劳动是必要的，而且他生产的比他消费的多，国家就能从中获益，国家就应全力增加这种利益。这些有益的人（他们消费、生产或经商）的产品和消费，会促进消费和满足别人的消费……（参看《赋税论》中关于葡萄酒酿造师的产品）。从事牲畜饲养和繁殖的人，形成了另一批从事与农业相关的生产性职业的人，因为牲畜能为田地提供肥料以保证好收成，而农业则能在降雪或天气恶劣不能放牧时为牲畜提供谷物或饲料。

牲畜是一种独特的产品，在良好管理的国家，它是很能赢利的。与此同时，任意征税所造成的混乱，农村地区遭受的各种压迫，给这个农业部门带来的损害也最大。由于牲畜的价值高，牲畜又容易长大，因而牲畜极易成为征收代役租和盐税的对象，成为管家和征税官敲诈勒索的对象，成为行政机关任意课征罚金的对象；总之，农民的母牛给它的主人带来了种种的压迫，直到被人牵走，否则便没完没了！如果政府对这些生产性财富不加以保护，那么，农业就要衰落，土地就会失去肥力、继续撂荒，农民就没有任何资金。对消费具有重要意义的肉类，也会变成稀罕之物，几乎全体下层阶级人民都无从消费。毛和其他畜产品的数量也会同比例缩减。如此一来，整个国家就会损失巨额财富，而这些财富本来可以大大增加农业人口的福利，增加土地财产的收入，促使人们定居，促进人口的增长和国家繁荣。然而，只有管理良好的产业才能提供这些福利。英国政府对此给予了很多关注。大家都知道，英国人在这个领域给他们自己增加了多少财富。据一位英国作者报道，英国人早在14世纪就从自己的毛类产品中获得了1000万英镑或2.3亿利弗尔。

从那时起，这类财富取得的成功就非常之大，以至于今天除了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以外，它已成为英国出口的基本项目之一。实际上，农业经济财富取决于发达的畜牧业提供的财富，而我们的收入，人口数量和国家实力则取决于农业经济财富。

在依靠自己的劳动进行经营的人们中，对国家益处最小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消费的仅仅是他们只能生产的产品，而且是他们生产的全部产品。贫苦农民就是如此，他们只能生产很少的没有价值的产品，他们依靠这些产品维持衣食，什么也不出售，什么也不购买，不会给别人带来任何益处，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艰难地、以最可怜的方式满足自身的需要。这些人的增加，是同他们的贫困状态完全适应的，而这种贫困状况则是由那些管理他们、使他们破产、使国家破产的人造成的。结果是人们离开土地，远走他乡，留给当政者支配的只有荒地。

从事渔业的人也应归入生产者之列。尽管渔业不能同农业相提并论，但它也应被认为是很赢利的部门。仅仅在迪耶普一个省，捕捞的菁鱼和鲱鱼，价值就在1300万利弗尔以上。我们的所有港口能提供多少渔产，可想而知。公海渔业，即捕捞鲸鱼和雪鱼等渔业，具有重要意义，应当给予很大的关注。这对想去海军服役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初步的训练。如果对渔业的税收不太重，渔业应能取得巨大成功。如果这种税收负担不大，捕捞业会有一个强劲的发展。随着产量增加，征税的对象会增加，吸引的水手会更多，并使国民财富增加。但是，个人利益不会受到考虑公共福利的观点的支配，只有政府的英明才能引导到上述结果。

对开采矿物和金属的人，也应采取这种明智的态度。这种职业同样是产品和财富的丰富源泉。实际上，它们不是人们的食物或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但后者按照自然条件来看才是最可贵和最必需的财富。但是，在商业社会中不应当以自然秩序的标准为指导，因为产品只是因其价格才成为商品财富的。因此，它们是什么性质、有什么用处都无关紧要，重要的只是每一个商品能否通过货币或者（不通过货币）直接地交换成与其价格相符合的任何其他财富。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挑选这种或那种商品。但是，把它们作为商品财富来看，则应根据它们的价格来估价。因此，商品国家以自己的劳动所能获得的东西，无论是什么，只要能以其丰裕数量、（高）价格和最少花费提供最大财富者，就是对国家最有利的。每个人应当将自己的劳动和支出用在对他最有利的生产上，这是以他的能力和居住地点来定的，还取决于预定用来生产对他最有利产品的土地的所有者。如果他犯了错误，那么，他的个人利益会促使他很快地发现错误。

商人也应列入进行生产的阶级，只要他们能通过国外贸易达成的有利价格促进普遍富足。不过，我们从他们所写的文章中常常看到，他们对商业利益持有不同的观点，而且他们的个人利益促使他们忘记国家利益。在他们看来，低价格有利于贸易。他们说，贸易能扩大销路，扩大销路能使产品丰富，产品丰富能使价格降低。因此，如果扩大了贸易，他们能以低价购买，他们就达到了目的。要知道，通过贸易扩大了销路，销路扩大又使产品丰富，从而促使农产品价格降低；商人以低价销往国外，有利于与其他国家竞争。这种低价格会破坏他国的贸易，使他们破产，减少他们的收入，并迫使他们降低商品价格。

这就是我们商人的原则，他们总是企图用这些原则说服政府，促使政府颁布对他们有利的法令和禁令，建立某种拥有特权的同盟。这样一来，他们就能（以低价）购买我们的农产品，并以很高的价格将从国外运进的商品卖给我们，从而获得巨额利润。他们希望禁止外国船只进入我国港口。他们说，我们在运费上竞争不过荷兰人，因为他们的航运很便宜。从这一切可以看出，我们的商人只想到为自己谋利益，而不惜损害整个国家的利益和整个商业的利益。

应当希望，他们的贸易能通过扩大销路而使产品丰富，而产品丰富则不仅能使法国的而且还能使其他通商国家的粮食产品价格下降。不错，产品丰富会引起价格下降，然而，这就等于使产品贬值，而贬值是不能使产品丰富的：生产粮食产品所需要的费用构成了基础价格，如果商品售价低于基础价格，就会造成亏损。有人会反驳说，基础价格应当随着商品售价的降低而降低，因为工人的生活资料便宜了。但是，基础价格中还有赋税和租借费呢；所以，如果农村居民的工资不降低，土地所有者和国王的收入不降低，生产费用就不可能降低。总之，如果你把这些有害后果同你所想象的虚幻的丰富产品比较一下，你就会很容易地看出，商人制度的目的并不是公共福利。

然而，我们不应该将破坏其他航海国家的贸易（这些国家也经受了我们的贸易对我们自己所造成的那种损害）看作一项伟大的成就吗？但是，害人又害己，我们能得到什么呢？我们甚至不能指望让别人遭受同我们一样的损害；即使损害一样大，我们也只能受损失，而得不到任何好处；何况我们的这种不良居心所能对付的只有荷兰和英国。

荷兰人从事的是间接或转口贸易，他们购买粮食产品是为了将它们卖出去。他们总是依据售价来调整买价，他们出卖的不是自己的产品，因此价格降低既不会降低他们的收入，也不会降低他们的贸易利润。英国人的贸易中倒是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自己的产品，然而也包括了其他一些部分，在这些部分中他们与我们没有竞争，而且不会因我们向国外销售的粮食产品价格的降低而遭受任何损害。因此，他们遭受的损失是局部的，而我们遭受的却是全部的。

但是，海外贸易没有增加我们对不具备这种优势的国家的影响吗？英国不得不在海军方面花费大笔经费以对抗我们的海外力量，如此它就不会拨出经费来同我们进行陆地战争。商人们认为我们应当降低粮食产品价格，减少自己的财富，丢掉贸易给予我们的，也是我们与其他一些航海国家分享的优势。他们借口说，这样做能给同我们竞争的国家造成损害。但是，这同时也削弱了我们自己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我们又怎么能相信商人的主张呢？

总之，只有在我们销售的产品价格高，而购买的价格低时，我们的海外贸易对我们才是有利的。商人们遵照这个原则行事，他们才会促进国家富裕，博得国人尊敬，有权获得荣誉。

从事中介贸易和转口贸易，即从一国购买以便售卖给另一国的人，以及生产外销产品的工场主，也应归入商人阶级。他们把在国外取得的利润花在国内，从而使国家的财富增加。但是，只有在国家有多余人口时，才能有这种结果。

进行中介或转口贸易的国家，通常几乎完全没有农田，他们的人生活在便于进行海外贸易的沿海城市。荷兰人、德国汉堡人和热那亚人等就是这样。这种贸易是一些国家生存的源泉，这些国家的专制主义破坏了农业，人们只有便于隐藏和携带的财富。一些野蛮国家的人，如土耳其人和犹太人等，就是这样。他们通过航运、商船和相互通信进行贸易，这有利于他们所居住的城市，这些城市较少受到暴君及其分享权力的代理人的压制，因为城市，特别是首都，要求较大的克制。

恣意妄为的权力在农村表现得最为肆无忌惮，农村之所以荒无人烟，原因就在这里。这种权力只是对农民才敢这样蛮横无理，结果是农业被破坏，荒芜遍及各省。

转口贸易是很受局限的，它在一些大国只是资金的一个次要来源。靠自己的生产富裕起来的国家，如果便于航运，也在以自己的粮食产品同国外进行贸易，这就大大地限制了进行中介贸易的国家的活动范围，使后者多半只成了中介或代理。他们的盈利主要来自消费的节省，他们没有自己生产的产品，只能从买进和卖出中获利。因此，他们消费得越多，盈利就越少。相反，拥有大量产品的国家，则以消费来支持自己的财富，因为消费能够促进产品价格提高。产品不断灭而复生，也就是国家财富的恢复。

外销制造品的生产，没有引起那些拥有大量可耕地国家足够的注意，特别是在没有大量人力把这些可耕地变成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更是如此。一般来说，能够为外国人工作的人的数量是很有限的。

所有国家的人口总是同其每年生产的财富相适应的；后者则保证了它用于生产它所需要的制成品的人数。只有富人才把钱花在稀罕和珍贵之物上，而且讲究到要去国外买。所以，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这些制成品的对外贸易，相对于它的农产品出口总是微不足道的。

不管人们如何吹捧我们的时髦商品、丝织品和其他出口品，这些商品反正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们总要坚持这种看法：除了原料问题之外，这些只能补偿体力劳动的价格的产品，对于大国来说，相较于土地给予他们的收入，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应当将那些生产外销制成品的雇佣工人看作食客，他们用靠劳动取得的、不超过其费用的工资，向我们支付他们的生活费。

捕鱼业提供的产品只占我们产品的很小一部分，它受到的保护远不及奢侈品工场受到的保护，对它的税收很重，也未给予注意，但它是我们士兵的摇篮。它比这些生产奢侈品的工场有益百倍，在这些工场的人在农业或海军中本应找到更有益的工作。

工场生产丝织品和棉织品，以及因使用进口羊毛而使我们自己的羊毛消费大为削减，其目的似乎就是要消灭我们的牲畜，而牲畜对肥田和提高我们最需要的肉类消费是不可缺少的。所有这些利益都因那种徒有其表的贸易而牺牲了，因为贸易使我们得以购买原料，而加工这些原料，除了给工人以生活费，不能给我们的工人和国家提供更多利益。为此，我们却要缩减粮食对外贸易，损失人们的生产性工作，使人们离开土地耕作去从事破坏性的工作。

有人可能反驳说，生产奢侈品的工场主购买原料，可以促进对外贸易，从而促进我们生产的农产品的销售。但是，我们购买现成的奢侈品将更为有利，它们贵一倍。这会使我们销售更多的产品，使我们这里弥漫的奢侈之风有所收敛，因为这种风气毁灭了我们的牲畜，使我们的土地荒芜，还占用了更有利工作所需要的人力。

因此，不要醉心于那些仅能补偿体力劳动费用的小型贸易，因为我们拥有很肥沃的可耕地。让我们给土地施肥，让我们尽可能多地销售谷物、葡萄酒、大麻、布匹和我们自己的羊毛。形形色色的产品，这才是真正的财富，这些每年复生的财富完全能保证我们各种工场制造品和工业商品。财富是手工业和奢侈品之母。

土地所有者也可被看作生产者，因为他们管理土地和改善土地。甚至国王和大臣们通过管理国家的经济也在一般形式上间接地促进了财富的增长。国家的繁荣有赖于这些人，但是，行政机关不应当忽视王国财富的真正源泉。

在发现美洲以前，西班牙从土地得到自己的财富，而且它的人口众多。但是，自从秘鲁的矿山成为国王和王国贵族收入的来源以后，土地便被弃之不顾了。大土地所有者的财富现在仅仅依赖于王国的金库，他们的土地变得没有了价值，王国人口减少了，肥沃的土地因荒芜而成了广阔的荒地，人口数量也因此变得与秘鲁矿山每年创造的财富相适应了。所以，西班牙从这个源泉得到了数亿，却损失了数十亿。

如果某个国家的大土地所有者，除了土地提供的产品以外，没有为自己开辟其他的收入来源，那么，它就会支持农业，利用自己的影响来保护自己的财富免受下层行政机关滥用职权之害。他们通知了政府，混乱就被制止了。农村居民保持着资金，使土地不丧失价值，支付租借费和赋税，使自己的家庭保持他们所习惯的生活状态。

居住在自己领地上的大土地所有者维护和改善领地，以免因农场主太穷或粗心大意而使土地荒芜。他们为实施改善和扩大土地的各项措施出钱，为能保证和增加收入的工作出钱，或是给处境困难的农场主提供帮助。他们允许农场主在销售产品的条件不利时，推迟缴纳租借费。已故的米尔普亚元帅拿出1万利弗尔由管家支配，以帮助那些因轻微冻伤、牲畜死亡或其他不测事故而遭遇困难的农场主。这位大臣肯定这笔钱不会减少，而且肯定农场主会十分好意地和及时地归还借款。如果所有的大土地所有者都准备提供这样的帮助，那么，他们就能为国家保护一大批因受灾而濒临破产的优秀农场主。拥有土地的寺院现在几乎是唯一执行此项义务的所有者，结果是：他们的土地总是处在良好状态，他们保留了自己的农场主，这些人子承父业，世代相传地租赁土地。这些大土地所有者拒绝与宣称愿出高额租借费的农场主的有害竞争。精心耕作土地的农场主相信，那些土地肯定还会是留给他的。这样的土地所有者会促进耕作者的利益，并且会同意耕作者在他们方便的时候缴纳租借费。在其土地上耕作的农场主，通常有能力在约定的期限内缴纳，因为他们有时间在劳动和良好耕作的基础上，安心地为自己创造富裕的生活。他们越富裕，他们就能把土地耕种得更好，越能准时缴纳租借费，越能安心地等待销售产品的有利时机，并且避免他们可能遭受的灾害。因此，对国家来说，很有益的是那些土地所有者，他们对自己的土地能进行良好的管理，会通过预付资金改善土地以增加产量，挑选能进行良好耕作的优秀农场主，给他们以资金和劳动的帮助，促进他们富裕。这样的土地所有者越多，每年生产的国民财富就越多，因为他们越富裕，他们就越容易通过改善自己的土地来增加收入。有这样明智的土地所有者，我们的土地价值就能增加一倍或二倍。在英国，大土地所有者一年中有一部分时间会住在领地，他们在改善土地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效，由农业成了他们财富的源泉这一点便可以证明。

生产者构成了人口的基本部分，其余则是辅助和补充的部分，它们与前者是成比例的。人口的这个辅助部分能使人口的基本部分节省花在各项活动上的时间：满足自己需要；保卫国家和保卫自己劳动的产品；保卫土地，即保卫每年不断往复的财富的源泉。

只享用或者完全不享用王国财富的人，对国家都是无益的。可以说，人因自己的消费而对国家有益处。如果他以自己的劳动补偿自己的消费，如果他直接或间接给他消费的东西或他占有的东西带来好处，并以之补偿自己的消费，那么，情况就确是如此。因为如果他拿走了财富，却没有从价值上予以偿还，那么这个财富不可避免地就会减少。但是，他为自己的消费付了钱，不就是恢复了财富吗？不，因为如果他没有挣到报酬，那么他就是用他已有的钱支付的，这顶多是归还了落到他手上的那部分财富。他本人并没有促进被消费的那部分财富的再生产，财富只能通过人类的劳动实现不断的恢复和再生产。因此，没有为恢复自己占有的或消费的财富工作的人，不可挽回地消灭了他所消费的东西。可能有人会说，他付了钱，也就为社会恢复了他所消费的东西。但是，毫无疑问，在再生产的财富中，将不会有他所消费的那部分财富，因为他不曾直接或间接地为那种再生产出过力。可能有人反驳说，他没有再生产，但其他人进行了再生产。其他人确实再生产了以他们的劳动提供的一切，或者再生产了与他们带来的好处相关的一切，但他们没有再生产他应当以自己的劳动或以他带给社会的好处所再生产的一切，因为他消费了，但是他没有对此作出补偿。因此，他的消费是纯粹的消费，因为这种消费不构成再生产财富的组成部分。如果他不加补偿地继续消费，那么这部分财富便因继续消费而需要再生产。实际上，这部分财富是靠别人的劳动在进行再生产，而他未曾直接或间接生产的东西，什么也不缺。因此，从国民财富的观点来看，这种无益的人好像完全不存在。可能有人会说，什么都不生产的孩子也要消费，为什么人们不认为这是国家的负担呢？因为人对社会的益处是以其一生来判断的，童年和老年是以他们给社会带来益处的那些年月来补偿的。同样，不应当认为在我们这里花钱或消费我们财富的外国人没有带来好处。因为，大家知道，他们因消费而向我们支付的是外国的财富，而不是我们的财富。但是，有人反驳我说，游手好闲的食利者花掉他们的收入，难道没有带给我们好处吗？于是得出结论：他们是有益的，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后果，把人和他消费的财富混同起来了。的确，不管是否促进了财富的生产，如果有钱人不花掉自己的收入，就是非常有害的。但是，尽管他们不是那么有害，但也不应由此就说他们是有益的。更好的是，他们能将自己的资本花掉，这些资本如转移到劳动者手中，就会变得更为有利；这些资本如归游手好闲者所有，既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也不会提供任何东西，那么，就应当认为这些财富被放错了地方。幸运的是，这样的人不算太多。名人显贵不献身于某种重要事业或不身居要职的很少，不管是在教堂、军队，还是在王国管理机关、法院，等等，莫不如此。

没有大笔财产的人，会从事与其能力和所受教育相适应的工作。富人和有钱人，以及一般所谓从业人员的益处，可以根据他们的收入加以判断，这些收入表明了他们的劳动对国家繁荣的价值。

国家在使用人的劳动时，不仅要考虑人们实际上带来的益处，而且要考虑可否在现有人口水平之下，将他们的劳动用在更有利的工作上，从而为王国带来更大的益处。国家还应当在那些能够用较少的人和较小的开支的工作上减少用人的数量。从别的工作上抽过来的人，在这个工作上显得不需要，而在原来的工作上他们对国家却是有益的。对他们的开支全无益处，徒增商品或农产品价格，使销售和产品减少。那些关心增加人口胜过关心增加财富的人可能会说，甚至这些开支也能给国家带来益处，因为这能使更多的人得以生存，能增加消费、扩大销售和农产品生产。

所有这些收入都是虚假的，因为增加了产品价格的支出，并没有增加产品数量和所有者的收入，而是减少了消费和生产。消费是同消费者的财富相适应的，而这些财富则取决于国民的收入。支出的增加不会使收入增加，相反地，它会使之减少，因为它降低了粮食的价值，这价值应当反映真实的价格。由于支出过多，粮食产品的价格变得昂贵；如果价格不是降低到损害产品真实价值的限度，它就会失去销路。由此可见，本可避免的一些支出，以及构成许多人的工资而这些人却没有为此付出的那种支出，会缩减消费者的收入和财富，减少产品的销售和生产。

减少产品就意味着减少财富。但是，国家的人口总是同国家的年产品和年收入相适应的。因此，只增加了农产品或商品生产支出的人，不仅有害于财富的增长，而且会妨碍人口增加。因此，一切减少了人的劳动开支的机器，以及一切节省搬运劳动的运河与河流，都会有助于形成同产品和商品的真实价值相适应的价格。它们促进了销售和生产，这会有助于增加财富和人口数量，因为财富的增加会引起支出的增加，而支出的增加又会使各种挣钱职业的工资增加，并吸引更多的人。因此，认为人口增加会损害财富的年生产，这是不对的：有些人的消费超过了他们的生产，但是这样的人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多。

根据这个原理，可以回答缩减了开支却增加了我们生产产品的价格的许多问题。例如，有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当禁止荷兰人从事近海航运业务？他们以少于我们的费用，将我们的商品从法国的这个港口转运到另一个港口。有人说，我们的航运业损失了利润，利润都让外国人拿走了。但是，国家因荷兰人价格低廉的服务而获得了好处。因此应当决定，是否应把局部的航运利益看得比国家的一般利益更重要。有人会反驳说，航运利益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两者都要求取缔荷兰人的近海航运，因为这有利于发展我们的商船队和海军。当然，这样的禁止对我们的商船取得成功是有利的，因为这会增加利润，从而扩大我们航运业的这个重要部分；这对我们的海军同样有利，因为它能吸引更多的人从事航海事业。但是，能把近海航运和商船队混为一谈吗？它不是一个单独的部门吗？要知道，它的任务不是与国外进行贸易，而只是把商品从一个港口转运到另一个港口，从而只同我们的国内贸易相关。因此，减少一个国家之内的转运费用，对同属一个国家的买卖双方都是有利的。提高这种转运费用，尽管对某些同胞有利，却会给农产品的销售、消费和生产带来损害，从而不可避免地减少国家财富的年生产。

缩减国家的财富，等于伤害它的基础。增加水手当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它不仅取决于小小的近海航运业，而且取决于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如果我们有财富，足以给出优厚的报酬，那么，水手是可以找到的，特别是当我们的渔业取得进展的话，渔业是水手的摇篮，又是财富的源泉。但是，如果为增加水手而采取的措施引起了财富的缩减，那么就会导致人口的减少，因为人口总是同财富相适应的。类似的措施不仅不利于他们追求的局部利益，而且也很少能改善公共福利。总之，在等待我们所期望的变化时，至少可以说，现状对我们还不危险。

当农村居民受到压制，生活贫困，当土地耕作无法维持，不能保证生活在农村中的居民的生活资料时，他们就会流入大城市。他们会在那里涌入已经人满为患的职业，他们在这些职业中显得用处很少，或者全无用处，甚至变成别人的累赘。人数特别多的是各种商贩和仆役。

严格地说，只进行国内贸易的商人不从事生产性劳动。他给国家提供服务，国家给他支付报酬。商人的人数及其利润是不确定的，也不取决于某种既定的秩序，所以各种不同类型的商人的人数可以无限地增加。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力图至少保证自己家庭的生活，因此，这样的家庭越多，零售商业就会变得越贵，居民的负担也就越重。由于不用很多钱就能轻易地从事商品销售，所以在农村破产而流入大城市的很多人开始经商，他们把父辈花在农业上的少量资金投入商业。横征暴敛、征召后备军、强制劳动、限制农产品贸易以及其他的种种压制，使农业失去了劳动者和资金！留居大城市的许多商贩，由于必须要有同其人数相适应的报酬而使价格提高，结果给居民带来了伤害。由于商贩众多而引起的高价格，使得其中那些能够销售的商贩积攒起了财产，这对社会是一种伤害，因为创造了这些财产的利润，大大超过了那些大商人的费用和消费。

积攒和滞留起来的财富，造成了生产性财富周转的障碍，这种生产性财富本来应当是经过农业不断进行再生产的，由此才能每年再生产财富和国家收入。

所以，损害农业国家的这种财富积累，有时被看作国民财富的标志，但相反地，它是国家衰败的原因。

不能认为耕作者的资金与城市小商贩的资金是类似的。耕种土地的耕作者只能通过有利于国家的劳动才能获得报酬，而且每年只把自己的财富作为工资，支付给被他雇来工作的农民。这种连续不断的工资，如果他愿意的话，能为他创造财产，但是，这些财产甚至还不到他所生产的年产品的1/15。因此，这种财产越多，获得这种财产的人就越有益，他在创造财产的过程中对自己财富的运用就越恰当。问题在于，农业上的大笔支付会使土地产品增加2～3倍，而支出不足则可能使产品仅仅比费用多30%，预付充足会提供预付100%利润，其中一部分归于国家，一部分给土地所有者。由此可见，正是耕作者创造的财富，保证了国家的收入、国家的实力和国家的繁荣。因此，耕作者的职业，因其运用财富的意义和性质，应比商人的职业得到更大的关注，商人是在困难时刻即有价证券的流通数量增加时才参与其事的。这种商业不可避免地会使货币自己脱离生产过程。贴现贷款不仅不能以自己的财产促进财富的再生产，而且还会使货币停止流通，逐渐把国家不多的积蓄吸收殆尽。

在这个时期，王国的全部货币都集中在首都。以不动产作抵押向债主借款是困难的。当利润归结为国有资本的单利时，它是太少了。为了得到较大利润，并使货币能迅速归还，有必要规避法律。

在金融界取得巨大成绩的影响下，一些缺乏远见的人认为流通货币量增加了，还认为国家有了良好的资金来源。但是，这些成绩并不是他们认为的那样是国家资金的来源。在投机者知道对信贷的需求维持着他们贴现的期票的价值的时期，他们会不断地赚钱。但是，他们绝不会放弃对自己财富的支配，只在得到充分的安全保障时，他们才肯取出，然后藏在他们的仓库里，留下来的只是过去时期的沉重后果。

有些人认为，用不断周转的一定数量的国家钞票和其他国家的商业证券来补充王国的金银数量是适当的。这些人不懂得，这种期票仅仅有利于维持那种成为负担的和不适当的贸易，这种贸易什么也不生产，只能依靠一定的货币额而存在，而且有助于职业投机者把王国的一部分货币揽到自己手里。这些货币离开了流通；可是通过流通它们才能充实真实财富的源泉，才能满足对每年恢复这些财富所必需的费用的垫支需求。货币不能生出货币。因此，在这种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的贸易（货币在其中既是商品又是清算手段）中，贴现者获利而办理贴现者是受损害的。职业投机者对社会只能带来损害。交付货币，既有利于卖者，又有利于买者，是对整个国家也有益的唯一的贸易形式，包含在商品与货币交换的交易之中。国家证券和商业证券的流通不能认为是国家财富的真正补充，有了充足的商品和无障碍的自由贸易，货币也就不会缺乏了。

人们对过多的想离开农村来巴黎当仆人的人，比对城市居民从事经商和货币交易给予了更多的注意。的确，如果他们能在农村生活下去，如果他们没有遭遇被拉去从军的危险，如果他们不是因为被强制服劳役而被弄得一贫如洗，他们便不会离开农村，因为这意味着农业人力的丧失。然而，如果他们没有所需的资金，他们自己便无力进行农业耕作；如果农场主本人无力雇佣他们，给他们支付足以保证其维持全年生活的工资，他们也无法依靠农场主进行耕作。但是，在多数省份，农场主和对分制佃农要获得自己家庭的生活资料都很困难；他们从自己的不允许被自由销售的谷物中所能拿到的钱也很少。如果不能保证低微的哪怕是同其繁重劳动不完全适应的价格，他们就不能进行农业工作，不是所有的农业工人都能够劳动并愿意忍受这样贫苦和劳累的工作的。他们对如此贫苦的劳动感到厌倦，宁愿去当仆役也不愿继续在农村受罪，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为了保持仁慈，不应当阻止农村人口逃亡。如果硬要强行阻止，那么所有的荒芜之地就会被不幸之人充斥。

也许应该回忆一下那些王国，那里的农民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农奴，他们必须为自己的主人做工，而主人只给他们一些最必需的东西。但是，这种强烈动摇国王政权和国家繁荣的制度，压制了一切竞争和所有积极性。此外，它同发展航运和贸易也不相容；这种封建专制对航海国家和真正的国王政府都是不适宜的。只有自由和私人利益才能使国家生机勃勃。

主张把乡村教师赶出法国农村，这是徒劳的。这种拙劣手法有时会受到欢迎，但这是荒唐的，而且只会导致又一种压制！不管不幸的农民是否读书识字，他们都十分清楚，他们能在巴黎生活下去，很多同乡和亲戚会收留和邦助他们安排生活。要防止他们离开农村，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改善他们的处境。在农村，农民是很眷恋自己乡土的，如果不是因为贫困，他们是不会离开自己家乡的。如果乡村失去了自己的居民，那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得不到财富；当他们不能得到某种富足生活时，他们在那里是无益的。没有富足和安定的生活，他们就没有能力和勇气献身于有益的土地耕作事业。可见，在类似极端情况下，农民为了能得到其他某种好处而离开农村，这对国家没有任何损失，因为这些人的消费限于最差的衣食；他们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卖，而他们的劳动又是如此无用，甚至不能满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尽管众多的仆役对财富年生产的促进作用甚小，但他们还是间接地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

应当让有钱人自由地使用他们的收入。如果奢侈能促使他们供养一些无用的人，那么，虽然这些仆人的确不能算是生产性的人群，但是，他们还是应被看作有助于把富人的钱分配于各种挣钱的职业之间的消费者。要知道，仆人不会把取自货币流通的财宝积累起来，而货币流通的使命在于不断地将货币重新回复到每年生产财富的源泉中去。他们的衣食和薪水对社会消费是有益的。富人利用自己的财富，同时也把财富还给社会。绝对不要妨碍富人利用自己的财富或收入，因为他们的行为促进了财富的产生和再生产！可见，为贫困所迫而出来当佣工的众多仆人，比他们在农村过贫困和无目的的生活害处更小。这些仆人对国家的益处，与生产奢侈品的工人的情形相仿。这些工人之所以有益，只是因为他们能促使富人花钱，而且他们自己也要把他们的劳动所得花掉。但是，在一个没有足够人力使土地财产变得有价值的王国中，仆人和奢侈品生产者都是无益的。

但是，如果政府拒绝土地收入，如果它通过立法将土地耕作仅限于提供生活必需品，那么，总会有同国家的总人口数相应的一些人，不管这些人多么少，仅以其消费而有益。甚至许多人可能将成为社会的负担。

如果不反对滥用职权，不反对使一些人聚敛起对社会有害的财产，而使另一些人限于贫困和卑微的混乱状况，那么，奢侈就会达到极端，促使各个阶层的人胡乱花钱，因为只有以财富才能赢得地位和尊严；财富打乱了一切社会地位，使官阶、奖赏、功劳、德行和一切基本的社会特性都消失殆尽；用财富可以收买保护者，以使弱者破产，并获得本应属于有能力和功劳者的职位。这种混乱会损害人们对公共福利的关注，摧毁政府在内政上所依靠的动力，破坏经济秩序，使国家发生动荡。罗马最富有和最奢侈之日，也就是它自己属下各省被搜刮殆尽之时。然而，正是这种奢侈，成了摧毁罗马帝国势力并使它被敌人征服的烈火之星。

当国家在人口和产品方面都达到高度繁荣时，人们以其财富给国家带来的益处比以其数量带来的益处要大。财富丰裕，人们生活富足，而且他们的同富裕程度相适应的消费会促进财富的生产，维持国家的威力。但是，如果人口与从土地和对外贸易取得的财富数量相比显得过多，那么，过多的人口就不能促进财富的增长，而会因其消费而引起粮食产品价格的上涨。然而，价格的上涨并没有增加财富的总量，人口增多引起的需求增加却降低了全体人民的富裕程度。如果人口太多，那么人们的消费就会减少，只去消费最迫切的必需品。结果国家就会由繁荣变成贫穷。人们不可能限制自己的消费，以便分出一部分作为政府和国防所必需的费用。这样一来，国家将不得不使自己的土地只生产最必需品，同时以此限制自己的消费。中国的人口情况就是如此，它的辽阔和肥沃的土地勉强能为人民提供大米和其他粮食谷物。中国人民被管理得很好，他们不知道战争，也不侵犯别的国家，但他的人口增长超过了良好耕种的广大土地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不过，促使人口过分增长的这一切情况，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

国王及其地方官吏的专制、法律的缺失和不稳定、行政管理的混乱、土地所有权缺乏保证、战争、苛捐杂税等，都会伤害人民，使国家财富遭受损失。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使自己的人口达到这样的数量，允许他们获得土地所能提供的一切，并且创造出在这样的财富条件下所能享受的最大福利。

政府总是力求增加人口，因为人能增加财富。但是，如果政府过于贪婪，就会急于把应该用于提高国家收入和增加人口的财富吞噬殆尽。如果他们超出了农业所允许的损害限度，急于使用现有的财富，就会使自己陷于贫困的境地。他们巧取豪夺的方法多种多样：使人破产和管理混乱的赋税，强制和罚款，为产品销售设置障碍，取消贸易的各种自由，对外销产品征税，等等。

这种考虑不周的赋税会缩减国王的收入，因为它会因赋税本身和征税费用而使价格上涨，而价格上涨又会妨碍生产和产品销售，特别是那些别国没有而我们能够大量生产的产品。正是这些产品能够成为国家巨大财富的源泉，并为众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这不仅因为它能使许多人从事这些产品的生产，而且还因为这些财富的支出能为从事各种职业的人提供报酬。法国能够生产大量葡萄酒，按照对邻国有利的价格销售给邻国，我们也能得到大量收入。财富能增加数百万，人口也能增加成百万。

然而，农业国不能仅靠自己的财富增长而致富。问题在于，丰裕的财富比众多的人口更能促进这些财富的增长，另外，财富的增长又会促使从事各种挣钱职业的人数增加。例如，因资金不足而用牛耕的小农经营，与使用马耕的大农经营相比，使用的人多得多，收入却少得多。大农经营要求大量的预付，但它能提供100%利润，而使用多得多人手的小农经营所能提供的利润只有20%（参看《谷物论》，政治经济学）；此外，使用少数人手的大农经营能保证人口的大量增长，因为它能给数量多得多的人提供工资和生活资料。

由此可见，国家财富的增长，能促进人口和国家威力的更大增长。

没有航运的国家几乎完全不能增加自己的财富和人口，有航运的国家则能以自己生产的粮食产品进行大规模贸易。要知道，若没有对外贸易，他们甚至不能扩大农业，因为产品丰裕会使其价值贬低，毁灭土地所有者和国家的收入。产品丰裕促使价格下跌，不利于人口增长，因为贫穷绝不能使人留在国内，不能把人吸引过来。实际上，如果人口和财富之间的比例遭到破坏，人口相对过多，那么，这种过多的人口将使国家大为贫穷。工资同人口增长成比例地下降，消费则与工资成比例地下降，使人们贫穷得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土地所有者收入减少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所有者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缩减自己的花费，从而使各种从业者的工资下降，最后则是人口的减少。

如果航海国家有大量多余的粮食产品，但禁止出口或以税收来妨碍其销售，也会发生上述情形。结果会形成使耕作者亏本的价格，从而得不到土地收入。剩下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恢复对外贸易，或者严格地把农业限制在满足本国生活资料的范围之内，可是，这样一来，下层民众在歉收年就有挨饿的危险。产品贬值就更危险了，因为它会使农业萎缩，使国家收入和生活的源泉毁灭，使人口减少和国家破产。

因此，当谷物出口被禁止时，就不应当抱怨农村居民没有开垦荒地，没有创造丰富的谷物了！丰富同贬值联系在一起就意味着贫穷，因为，无论谷物如何丰富，如果它回报给耕作者的仅仅是他的费用，那么，丰富就不意味着财富的增加。售价偶尔超过费用，也不能构成工资和收入。因此，应当精心地研究产品价格是否超过了费用，扩大耕地面积是否消灭了迄今受到限制的土地的收入。限制这些土地是为了将谷物价格维持在一定水平，补偿费用，支付垫支和税收，以及补偿耕作者的劳动和风险。只有这样才能明白，是否需要相反地借助法律严格限制耕地面积，同时仿效在商业事务上十分开明国家的榜样，把某些过剩产品抛到海里去，以便维持所售商品的价格。实行这种（限制耕地面积的）法律比禁止将剩余产品（如因毁灭性禁令而贬值的土地耕种还能获得剩余产品的话）销往国外更为合理。它们同样要比禁止栽种新葡萄和规定拔掉葡萄藤，以便扩大难以销售的谷物的种植的法律合理。王国还有3000万亚尔邦适于播种谷物的未耕地，但是不能耕种这些土地，以免谷物价格下跌，引起国民收入降低；也为避免人口减少，而这种人口减少在收入受损、农业因人口缩减而衰落的情况下是会发生的。

在制定这种禁令时，难道真是相信小麦低价能促使谷物丰富和人口增长吗？其中存在着一系列会导致普遍衰落的现象，难道还不明显吗？时至今日，已经没有必要去追寻导致衰落的原因了。为了摆脱这种有害的偏见，只消看一下卢瓦尔河沿岸的那些省份就够了，那里的谷物由于没有销路而经常贬值，农民的工资太低，买不起低价小麦，也吃不起小麦面包。这是一些最贫穷的人口最稀少的省份，耕种的土地也很少。十分可悲的是，法国这样一个航海、农业和贸易国家，居然还要从自身的经验来理解这些真理，原本这些真理从没有航海优势的邻国的经验中就能轻而易举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