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围绕潜在增长率的争论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保6”之声不绝于耳，并且在理论与政策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其争论或多或少地都以潜在增长率分析作为重要的依据。笔者的看法是，根据历史经验，潜在增长率的预测往往不太靠谱；但那种脱离供给面，抛弃潜在增长率的基本分析框架的做法，也是欠妥的。以需求的潜力来论证新一轮增长高峰，能让人振奋，但也需要警惕。基于发达经济体应对潜在增长率下滑时的经验教训，面对21世纪第三个10年以及更长时间的增长，我们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坚持稳中求进，防止急躁冒进。

（一）理论预测往往落后于实践发展

关于增长的理论预测往往落后与现实发展。工业革命之前，类似于现代经济增长这样的情况是不可想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增长打破了传统思维；在当时，人们宁愿把它当作一个特例。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影响人类最重要的发展事件之一是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快速的经济增长（始于中国，扩展到大部分亚洲经济体，以及其他发展中世界），而这一点在开始的时候并未被看好。尤其是关于中国的增长，自改革开放伊始就有许多预测，但往往都低于实际的增长。

较早对中国增长进行预测的是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银行发表题为《中国2020》的报告。在该报告中，世界银行先是对于以往低估中国经济增长作了一番“自我批评”。如图1-1所示，1982年、1983年、1985年以及1992年世界银行的预测都比实际GDP要低。特别是，1995年的实际GDP是世界银行1985年预测值的两倍。即使有了这些“前车之鉴”，实际增长的结果还是超出世界银行的“大胆预测”。世界银行对于1996—2000年的增长预测是8.4%，与实际增长8.6%非常接近。但对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2001—2010年）增长的预测为不到7%，而实际增长是10.5%，有非常大的出入。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银行报告形成的时候，还没有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因此可以想象，这些预测是较为乐观的。如果处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间，笔者认为其预测值将会更低。

其实，不仅仅世界银行对于中国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增长预测大失水准，国内学者也显得过于谨慎。这既可能受到《中国2020》的影响，更可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所形成的悲观氛围的影响。在经历1998—2001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七上八下”的过程中，人们对于未来增长显得信心不足。例如，王小鲁估算出2001—2010年的增长率为6.58%，2011—2020年的增长率为6.21%；如果参照日本的情况，这一结果实际上还是非常靠谱的，但和中国现实相距较大。江小涓通过国际经验比较，也指出高速增长20年后继续保持较高速度的难度加大。她指出，20世纪60年代之前，没有一个国家取得过连续40年平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到2020年使GDP比2000年再翻两番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是要在过去20多年高速度的基础上，再保持20年的高速增长，40年平均增长速度要达7%以上。从全球经济发展的经验看，仅有极少数经济体有过这种实绩。

依据这样的认识，中国增长一定会下台阶。需要指出的是，“十五”时期（2001—2005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7%左右。但后来的实践证明当时的判断过于谨慎。中国的增长不仅没有下台阶，甚至比以前更快，“十一五”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1.2%，远超预测。

（二）潜在增速下滑是“铁律”吗？

反思之前的很多预测，特别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预测，一定觉得当时太过保守。想不到进入21世纪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会经历新一轮的增长高峰，充分分享了全球化的繁荣。那么，在即将进入21世纪第三个10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潜在增长率不断下滑的“魔咒”？

基于跨国经验数据，很多学者倾向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必然会遭遇增速下滑，认为这是“铁律”。例如Pritchett和Summers提出的“均值回归”理论。他们认为任何超乎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都是异常的，按照规律终究要“回归到均值”。据此预测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在2013—2023年下降为5.01%，2023—2033年进一步下降到3.28%。Barro得出与此相似的预测和结论，即中国经济增长率将显著下降到3%—4%的水平，从而不可能实现官方确定的在“十三五”时期6%—7%的增长率目标。他的依据来自于其享有著作权的“条件趋同”假说及其分析框架。经过无数次增长回归得出了一个“趋同铁律”，即一个国家不可能以长期异于2%的速度与更发达经济体或自身稳态趋同。Eichen-green等认为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会遭遇减速。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平均而言，在10000—11000美元以及15000—16000美元两个区间上，一个经济体通常会分别遭遇两次减速，并识别出若干与减速相关的普遍性因素，如与趋同相关的“均值回归”效应、人口老龄化导致人口红利消失、过高的投资率导致回报率下降、汇率低估阻碍产业结构向更高的技术阶梯攀登等。

笔者也认真探讨了增长放缓问题，制作出三组经济体的增长率变化图（见图1-2）：第一组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组），第二组是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左边），第三组是中国（右边）。可以发现：（1）成功经济体40年的平均增长率更高；而不够成功的那组经济体，平均增长率较低。（2）前三个10年，各经济体并不是一直呈现单调递减的态势，但第4个10年却无一例外地都跌下来了，且跌幅较大。（3）日本是从高速增长直接跌到了低速增长，即跌到4%以下；韩国经济下滑较为平缓；第四个10年仍保持在7%以上的经济体只有中国台湾。（4）与其他经济体相比，前三个10年中国的增长保持得更加平稳，但第四个10个下滑迹象较为明显。

虽然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无法摆脱减速的命运，但以什么样的速度下滑，是否能够在较高增速水平上维持更长时间等，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对于仍处在发展与转型双重变奏下的中国经济而言，如果能够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则潜在增长率的提高是可期的。Cai和Lu的模拟显示，2011—2022年，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提高1个百分点，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0.99个百分点。

其实，即便是相信减速铁律的经济学家们也并不否认中国经济增长仍存在较大的空间。只不过，这要看经济体中对抗减速的力量到底有多强。这个时候，出现了令人为之一振的说法：国内有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至少一半人口的家庭还没有用上抽水马桶，再加上还有很多家庭没有汽车，以及没有一套像样的住房；这些潜在需求如果激发出来，必将带来新一轮的增长高峰。这是基于总需求的分析，自有它的道理。这个道理隐含的前提是要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减少收入差距，从而释放消费潜能。强调收入分配笔者是认可的，但由此认为潜在增长率可能不会下降甚至提高，还是有些立不住脚。因为需求潜力释放来自收入提升，收入提升来自GDP提高。而GDP提高，最终受到供给面的制约，如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城乡之间（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空间有限，服务业逐步占据主导带来的生产率提升难度加大，从模仿赶超到自主创新转型带来的技术进步趋缓等，这些都意味着潜在增长率最终受到供给面因素的制约，单纯强调需求潜力缺乏说服力。

（三）美国、日本经历增长率下滑时的教训

潜在增速下降是不少发达经济体都曾经历过的。因此，总结它们应对增长下滑的经验教训，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将是大有裨益的。这里仅以美国与日本为例。

1.美国

比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黄金时代的增长，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导致美国潜在增长率下滑了两个百分点。然而，70年代中期的时候，美国政府报告中对于石油供给冲击仍不够重视；同时也不相信美国面临着潜在增长率的下滑。1978年《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报告》仍相信未来几年增长率会达到4.5%—5.0%，从而每年可以使得失业率下降0.5个百分点。但实际上，除了1978年实现了5.6%之外，1979—1982年增长率分别是3.1%、-0.3%、2.5%和-1.9%，增速下降很多。后来的研究还表明，与潜在增长率下降相对应的是，美国生产率增长的放慢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到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候，美国生产率的趋势增长率已经低于过去20年平均增长率一个百分点。正因为政府认为失业率居高不下是因为经济未达到潜在水平（即有闲置资源特别是劳动力未得到充分利用），于是通过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结果导致出现高通胀。1974—1982年平均年通胀率达到9.0%，而1979—1982年更是超过了10%。从这个角度来讲，滞胀一方面是因为供给冲击使得原来的体制与经济结构无法适应，从而出现了增速的降低；另一方面则是错误的判断及政策，特别是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剧了滞胀。

2.日本

日本20世纪50年代平均增速为9.4%，60年代的平均增速为10.7%，但70年代，增速一下子降到5%以下（4.6%）。从高速增长台阶一下子到中低速增长台阶，这也使得日本当局一时难以适应。实际上，“唯增长”或“唯GDP”（当时是GNP）的思想在日本是经历过一些变化的。进入60年代，日本池田内阁坚持“增长第一”主义，促成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当时，经济增长与增长率等词汇也变成了日本国民日常用语的一部分，而许多经济学者为了准确预测增长率可谓绞尽脑汁。可以说这个阶段追求高增长赢得了国民的一致认同。不过，到了60年代后半期，增长与福利的抉择提上了日程，尤其是公害与交通事故开始受到社会的指责，连经济增长也受到批评，被斥为“见鬼去吧！GNP！”。到了70年代初，伴随石油危机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导致“狂乱物价”，与其说国民追逐高增长，不如说更企盼稳定。因此，当时的政府就不再把经济增长当作政策目标加以强调，增长率目标也作了适度的下调。但即使如此，在实际操作中，还是难免存在对过去较快增长的政策思维惯性，从而出现对增长率的误判。例如，70年代计划的目标增长率为6%，80年代为4%，而实际情况分别是4.6%和3.7%，要低不少。显然，目标与现实的差距，某种程度上导致政府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来应对，且主要是在扩大需求上做文章。供给方面，日本经历了石油供给冲击，在企业管理效率以及节能上均有进步，但在大的结构调整上，特别是打破日本大财阀与小企业的二元结构，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清理“僵尸企业”等方面，都没有做得很好。结果是，货币扩张带来资本市场的繁荣、后来的资产泡沫，以及导致产业空心化，致当年的“日本第一” 变成“失去的20年”。

无论是美国的滞胀，还是日本的泡沫经济，根本教训在于对潜在增长率的误判以及主要依赖需求管理刺激经济。这种通过需求面的扩张来实现对潜在增长率的人为超越，不仅实际增长没有起色，反而导致价格的暴涨：在美国主要体现为物价暴涨，在日本主要体现为资产价格暴涨。这对中国的启示是：在对待潜在增长率下滑方面要有定力。适度提升潜在增长率或者说防止潜在增长率的下滑，应该主要在供给面下功夫，而非需求面的不断刺激；只有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是正确的“应对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