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居民消费的结构变化

（一）总体支出结构

近年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供给侧的产业结构转型等因素，居民消费的结构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居民服务消费占比达到49.5%，比2017年提高0.3个百分点、较2013年提升2.9个百分点——这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逐渐上升趋势基本吻合。

分大类看，反映消费层级的常用指标，恩格尔系数从2013年第四季度的31.2%持续降至2019年第三季度的27.9%（见图2-4）——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表明了居民消费的升级态势。同时，衣着类支出占比也有较明显的下降，即从7.8%降至6.2%。需要指出，由于衣着消费的动机明显兼具基本生活需要和身份/个性显示的双重性，所以其占比变化难以同消费的升级抑或降级直接关联。再者，同基本生存高度相关的居住类支出占比从2016年年底的21.9%升至2019年第三季度的23.3%。显然，这一趋势也可能意味着居住开支对其他消费——如教育、文娱类消费的挤出或阻碍其增长。当然在此也需要指出，尽管后一类支出占比在近三四年来变化不大（11.2%—11.4%），但其中直接同生活品质提升相关的细项却增长较快。如2019年实现电影票房收入642.7亿元，其中国产片占64%，为2013年217.7亿元的3倍之多。此外，在图2-4展示的考察期内，医疗保健类的消费支出上升明显。这同老龄化趋势延续、全面二孩政策落地、高质量医疗保健需求提高、市场化医疗服务供给增多、公众健康意识增强等诸多因素有关。

（二）城乡消费比较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城镇化水平大幅提升，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还较为明显。城乡在消费水平、结构、层级、习惯及制约因素等方面尚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在讨论中国居民消费的升级或降级问题时，有必要对城乡加以区分。

如图2-5显示的，作为反映生活标准最为直接的变量，城乡居民在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水平上具有明显不同。其中，收入差距又大于消费支出差距，表明农村居民的储蓄率更高。从动态看，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指向工业、服务业的转型）、“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等战略举措的有效实施，城乡之别总体上有减小的趋势。

进一步分结构看，以食品、居住、衣着、文教娱乐、医疗保健五类为例（约占消费总计的75%以上，见表2-1）。其一，城乡居民在食品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虽有不同，但差异在缩小，并且农村居民相应指标的下降速度明显快于城镇居民，2013年第四季度到2019年第三季度，前者下降了5.72个百分点，而后者仅下降2.45个百分点。其二，在居住方面，城镇居民的相对支出高于农村居民，且差距在近两年有所扩大。这提示了城镇居民由于房价、房租高企导致的居住开支增多，而对于农村居民并不明显。其三，在衣着类开支方面，城乡差异也较明显，但城乡此类消费占比都在下降，且城镇下降更快。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城镇居住开支的挤出效应更加明显所致。其四，在文化教育娱乐方面，城乡差异并不明显，且并无明显的走势。当然，这很难表明城乡在此类别中的消费层级类似。农村居民相对较多的支出可能是由于城镇在文教娱乐方面的公共投入更多，相关基础设施也更为发达。因此，城镇居民可以享受到更为低廉且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其五，以上逻辑可能在医疗保健方面更加突出，即农村居民此类支出占比一直高于城镇，差异达近3个百分点，说明城乡公共卫生等服务尚有较大差距，且在近两年似有扩大的趋势：2017年第四季度至2019年第三季度，差异从2.26个百分点升至3.45个百分点。此外，从趋势看，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相对规模也都在上升，原因同上述城乡合计分析类似。

（三）地区消费比较

分地区看，类似于收入水平，中国各地区消费水平差异巨大。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来看，2018年，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和河南5个省超过了两万亿元（由多至少，下同），合计151939亿元，占全国总数的40%。而排在后十位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分别是内蒙古、云南、天津、贵州、甘肃、新疆、海南、宁夏、青海、西藏，合计仅为34340亿元，尚且不足广东省的规模（39501亿元）。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一般认为消费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即储蓄倾向随收入增加而上升），但由于中国居民消费尚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制约（见前文关于中国整体消费率的论述），因此这一规律对于中国地区层面的经验似乎难以成立。事实上，地区人均GDP和居民消费与GDP之比仅仅呈极微弱的负向关联，相关系数为-0.24（见图2-6）。

此外，从三大区域看，近年消费趋势则表现出一大亮点。如图2-7所示，尽管东部地区社会消费品总额仍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但已从2010年的58%降至2018年的55%。相应地，中、西部地区占比则分别从25%升至26%、18%升至19%。在很大程度上，这同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较快，以及一系列倾斜政策有关。按此趋势，未来促进居民消费的空间可能也将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

（四）相关国际比较

从国际层面看，中国居民消费相对规模明显小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如图2-8所示，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衡量（即一种消费率的测度），中国的这一指标在近两三年间的变化不大，水平值仅为39%左右。这不仅明显低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也显著低于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大国。如更广泛地比较，中国上述消费率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8年为58%）和发展中国家的均值（54%）。需要指出的是，消费也是比较各国居民福利水平最直接、最主要的指标。对比美国，2018年中美人均GDP之比为1 ∶7，而人均消费之比高至1 ∶12，显示出两国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显著大于收入。不难理解，这也意味着实现对发达经济体在消费层面上的“追赶”比在收入层面更加艰巨。当然，也须指出的是，较低的消费率即对应于较高的储蓄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居民部门的“财务政策”更加稳健，相应的债务金融风险较低。

从结构看，中国同发达经济体也有较多不同。以美国为例，从总体结构看，美国居民2018年服务类消费占比为64.9%，明显高于中国。这既同两国的发展水平差异相关，也和产业结构差异密不可分。如世界银行WDI数据显示，近年来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在77%，而中国服务业虽经历多年较快增长，在2018年的占比仅为52.2%。

从图2-9显示的支出细分情况可见，2018年年底美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7.6%，仅约为中国的1/4；居住支出占比为17.3%，也明显低于中国居民（23%）；衣着类支出占比仅为3.2%，低于中国居民（7%）；医疗健康类支出占比则高达21.4%，明显高于中国居民（9%）；文娱、教育类支出合计占比为11.9%，略高于中国。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相关统计口径的不同，以及公共卫生、教育等服务体系的差异，两国相关数据并不完全可比，但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一般经验看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中国的食品、衣着、居住类支出还有较大的下降空间，进而“让位”于医疗保健等支出。但文娱教育类支出似乎无明显趋势，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