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医疗健康行业发展的影响

黄　丞　许永国

这场突如其来、蔓延甚广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值全世界中华民族最大传统节日的欢聚和庞大人员的流动高峰期，对社会各界造成的心理冲击和恐慌程度前所未有。疫情昭告世人，健康乃生死大事，是众多其他所愿所求之基。经济社会和各行各业的顺利发展离不开医疗健康行业良性发展这一基础。这场疫情更加强化了社会各界对医疗健康行业发展重要性的认识。

新冠肺炎疫情对社会和各行各业已经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并将继续造成广泛而巨大的深远影响。作为与疫情本身联系最密切的医疗健康行业，直接承担着给各方提供救治和防控重大服务的功能，冲在一线的白衣勇士，留在二、三线乃至后方的医疗健康服务供应链和整个行业各方也直接和间接地受到全方位、多层次巨大冲击，为之提供急救医疗物资、防护物资等的协同保障机制，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受到检阅和极大考验，医疗健康行业的发展也与各行各业或同频共振，或相互衍生，或相互渗透，根本不可能独善其身，疫情对未来整个医疗健康行业发展所产生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将是前所未有的。

本文试图从如下三个方面剖析新冠肺炎疫情对医疗健康行业的影响，供相关主体进行决策时参考。

一、将促使医疗健康行业更好、更快发展

在全民抗击新冠肺炎“战疫”中，党中央坚强领导、果断部署、高效担当，利用自上而下强大的宣传发动能力和不留死角的执行能力，通过隔离、封城、驰援、各地严防死守、神速建设病患集中收治医院、“宅”家而居、医疗救助等全方位、系统性措施，党政军民各条战线、中央地方各级部门，雷厉风行、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多主体多部门协同作战，实行社区、村镇基层网格化管理，采用各种途径、方式和手段，迅速高效行动，汇集众智，克服重重困难，倾心尽力设法救治不断飞升的大量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严控疫情的蔓延和扩散，尽力减少重大生命和健康损失，充分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于集中统一行动的制度优势。在这场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上下一心，快速响应，高度协同，医疗科研人员拼尽全力救治和攻坚克难，网格化的基层组织“尖兵”挨家挨户拉网式排查、夙夜站岗守位，高度重视、严防死守，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指示精神，疫情蔓延控制取得良好效果。但代价极其沉重，伤痛痛彻心扉。

历经疫情的残酷洗礼，重温习近平主席“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等重要论述，更加易于引起全社会各阶层和各参与主体的强烈共鸣和内心认同。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民健康作为全面小康的重要基础，强调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谋划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做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强调坚持预防为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加快健康中国建设的指导思想、顶层设计和实施路径，逐步深化、系统化、具体化。

健康中国建设，面临的挑战极其巨大，实施的过程必定异常艰辛。需要各级党政部门的高度重视，需要各条战线、各个阶层和所有相关主体的坚定信念、积极谋划、戮力同心、落实落细。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印发《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中的一组数据：全国现有高血压患者2.7亿，脑卒中患者1300万，冠心病患者1100万，糖尿病患者超过9700万，慢阻肺患者近1亿等。这一切意味着，当前和未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经成为危害人民健康的主要病种和主要疾病负担。

当前强烈震撼着每个人心灵和牵动着每个人最敏感神经的新冠肺炎疫情还在肆虐着中华大地，并波及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如何“吃一堑、长一智”，亡羊补牢，构建和完善相关制度，规避既往制度中的不足和漏洞，从自我做起，从源头做起，强化个体责任，更加优化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现、上报、筛查、检验、确认、公告等科学可靠的防治策略，减轻类似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巨大灾难带来的不可估量的损失，避免重蹈覆辙的悲剧再度上演，有效控制重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发生和蔓延将会是当前以至未来相当长时期内规划、布局医疗健康行业时的首要考量、优先考量。

健康取决于多方面因素：生活方式方面的控烟、控肥胖和体育锻炼等；生活环境方面的饮水卫生、防止污染、厕所革命等；社会环境方面的就业、保险、生产安全等；经济因素方面的经费保障、健康扶贫等；基因方面的控制出生缺陷等；医疗卫生服务方面的公共卫生、预防为主、医疗诊治、健康养老等等。

从政府层面而言，对突发重大社会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视，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疫情过后（有可能已经开始布局相关规划），政府必将吸取教训，总结“战疫”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于集中统一行动的制度优势，利用自上而下强大的行政执行力，部署和制定加强投入的力度和机制，切实解决本次疫情暴露出的重大问题和被细致排查落实落细过程中发现的诸多漏洞和隐患，形成更加科学的决策机制和制定更加完备的落地政策，为高效管控疫情蔓延和医疗健康行业稳健发展提供更良好的条件、体制和效果保证。

在医疗健康行业发展的方向及共识上，从中央到地方，各个行业、各个阶层都会更加关注和认同医疗健康行业应该有一个稳健快速的发展，会更加注重公众全民健康素养的提升，健康素养提升后公众应该会增加对医疗健康的持续消费支出，各级政府和各方资本会加大投入。伴随着公共卫生的逐步强化，伴随着慢病非传染性疾病的刚性需求，伴随着老龄化、城镇化、家庭小型化，伴随着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刚性的医疗健康多层次需求，潜藏着众多的发展良机和市场高回报潜力。医疗健康行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疫情事件有可能引爆医疗健康行业的大发展。各研究机构和各类相关企业在抗击疫情中展示出的快速响应、良好的社会担当、令人难以置信的快速创新能力和火速辅助“战疫”临床一线发挥的积极作用，也将增强和激发各方投资者对于医疗健康行业发展进行投融资的信心，共同推动医疗健康行业的加快发展。

二、将激发医疗健康行业强化基层和公共卫生并推进优化结构升级

就健康本身而言，其所受制约的影响因素具有广泛性、社会性、整体性。

新时期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确定为“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根本价值取向。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是一项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交互的多层级、多链条的复杂巨系统工程。子系统多，层次多，有的层次结构及运行规律尚不十分清楚，甚至很不清楚，系统的功能和行为并非各子系统功能和行为的简单叠加或复合，常常互为因果、交互影响，实现整体的健康目标并非各层级子系统乃至元素自身所能决定，却又与其各自功能分工、担责、牵制、协同密不可分，系统结构对系统功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与疾病的发病规律匹配的医疗资源优化配置结构，理当是充分注重预防为主，强化公共卫生和基础医疗，高端医疗机构承担的是疑难杂症服务这样的“正三角”资源配置格局。国际上一般80%以上疾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获得解决。

我国医疗资源的“倒三角”配置结构，形成了直到今天依然没能解决的结构性“看病难、看病贵”难题。本来就使高端医疗机构“人满为患”，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前者平时就被称为“天天处于‘战时状态’”，而新冠肺炎疫情后大量医务工作者“驰援”武汉，更是让原本处于“战时状态”的广大医务工作更加捉襟见肘，心力交瘁。“一线”的白衣战士勇往直前，勇于担当，临危不惧，尽心尽力救治新冠肺炎患者；而继续留守在当地的高等级医疗机构从事救治工作的广大医务工作者诊疗救治任务相较平时更加繁重和不堪重负，也更加凸显出有效分流患者的价值，也更加凸显出有效利用基层医疗机构提供能力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出做好公共卫生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将激发医疗健康行业强化基层和公共卫生并优化医疗健康行业结构升级，借鉴战“疫”中创造的创新思维、工具和方式，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专家咨询平台的方式，通过更加优化分级诊疗的方式，通过AI+，互联网+等智慧医疗方式，以强基层和公共卫生职能的落实落细、真正实现为核心，夯实整个医疗健康行业的根基，恰当发挥高端医疗机构医务工作者高精尖专业素养的本来作用，不断理顺和优化医疗健康行业的结构，有效分工协作，此次疫情事件为更好提升医疗健康服务体系的整体运行效率将起到了极大的“催化”作用。

三、将极大提升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的战略定位和战略作用

相对于2003年的SARS疫情，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无论在疫情检测、病毒分离、基因测序，还是在信息全球分享等方面都赢得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即使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各方协力，做出了最大努力，还是无法避免不少的疏忽和失误，无法彻底遏制疫情的蔓延，终致酿成了一起“国际关注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并对国民的健康、心理、经济乃至政治都产生了相当严重而深远的冲击，也极大地冲击着医疗健康行业的发展。

2016年，比尔·盖茨在一次TED演讲中指出人类在高危传染性病毒防控上存在全球性失败：高度传染性的病毒对人类的杀伤力甚至超过战争，但是，我们目前的问题不是没有一套成熟的防控体系，而是根本没有任何系统！换言之，全人类对此都准备不足，但行动已经刻不容缓！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还没准备好应战下一场大疫情的发生，它可能就又发生了！

我们国家更是如此。

首先，在本世纪以来的20年内，中国已经爆发了两次突发的全国性重大传染性疫情（2003，2020）和若干次局部高危传染病疫情（2013，2018）。惨痛的教训提醒我们，中国必须像对待未来战争和国防安全一样，为未来可能频发的突发重大传染性疾病与公共卫生事件积极备战。这既是基于对人类跨入农业文明之后与传染病漫长斗争历史的经验总结，更是基于对中国公共卫生安全特殊国情的认真审慎考量。

其次，中国在当前阶段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面临极其严峻的诸多挑战。理由如下：（1）人口基数庞大，目前已经突破14亿；（2）人口结构严重老龄化，慢病患者比例极高，这些免疫力弱的人群正是高危传染病攻击的主要对象；（3）人口地理分布高度集中（尤其是特大城市、大都市圈、大中型城市），老龄化与城镇化叠加；（4）人口流动性大，城乡存在二元格局，城乡流动性大，节假日流动性大，农历春节更是人口迁移最频繁和最大的时段；（5）国民健康素养偏低，普遍缺少良好的公共卫生习惯、医疗健康与科学素养（吃野味、迷信保健品、抢购双黄连等）；（6）优质医疗资源与公共卫生资源地理分布严重不均；（7）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社会治理缺乏对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的反脆弱性；（8）中国正处在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和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国民经济进入低增长的新常态，且近年来频频遭遇国际外部打压排挤。中国如此庞大的经济发展的体量和动量，一旦进程被严重打断付出的社会代价必定十分高昂。

再次，许多人曾经以为2003年的SARs危机触发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与公共卫生体制改革已经足以让我们自如地应对未来的高风险传染病事件或危机，但2020年春突如其来的新疫情又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正如塔勒布在《反脆弱》一书中指出，人类和生物界等自然复杂系统在长期的生存演化中，为了避免小概率的重大危机事件导致系统崩溃或全军覆没，往往会采取过度补偿、过度反应、冗余投资、超额储备等方式来控制系统性风险，提高系统的“反脆弱性”。国家重大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顶层设计，同样应该吸收借鉴这些来自生物界的宝贵智慧。

警钟长鸣，我们必须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重新看待重大传染病事件，要把重大传染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提升到亡国灭种的高度。

基于上述的重要战略判断，国家应该深刻反思国家行政系统与公共卫生系统在应对突发重大疫情时暴露出来的重要薄弱环节，及时深刻总结凝练出此次疫情防控各个层面和各个重要环节的成功经验、常规手段、工具方法和卓越智慧等，有效积累历次和包括这次实战中的宝贵经验和汲取到的惨痛而沉重的教训，充分利用和发挥经过历练胜出的精英人才应有的作用。（1）要将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体系嵌入国家现代治理体系当中，从组织架构安排上保障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体系的战略地位；（2）要建立类军事化的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安全防控战略梯队，尤其要建立充足的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和医疗急救人才储备；（3）要建立和不断完善“社区防控、集中隔离、医院救治”的三级联防体制。（4）要注意建立和完善常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与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之间的良性联动机制，以及两个体系中多主体的协同机制；（5）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和完善，同样要注意充分发挥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包括非营利组织在内的各参与主体的作用，尽力降低各种应急物资储备、人才储备等的成本，有效提升整个体系的运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