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文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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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一入红楼难道别

应当是1979年吧,我在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编的《文学研究集刊》第四期上,读到钱锺书译的德国诗人海涅的《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一文。海涅说,他每五年读一次《堂吉诃德》,每次都有不同印象。1988年夏,我以十篇论文完成了自己的“红学研究”,当时也想每隔五年就重读一遍《红楼梦》并再写一些文章。这个计划就像其他许多计划一样,没有付诸实施。90年代以后,我的读写范围日益放开,所读所思所写早已远离红学。不过,就像海涅说的,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每当他徘徊歧路的时候,那个瘦的骑士和胖的侍从总是跟在他的后面。在我后来的生活中,《红楼梦》确也没有完全消失过。翻读之余,又因各种因由写了几篇。正所谓“斩不断,理还乱,是红楼”。这也就是我说的“一入红楼难道别”的意思。

阅读《红楼梦》没有什么困难。以我的经验,无论何时何地,拿起它就可以读;无论从哪一回开始,都可以读下去。在无数中外文学名著中,如此容易阅读的小说,几乎没有。然而,理解《红楼梦》又是困难的。比如,阅读《红楼梦》为什么没有困难,这个问题就没有透彻地讨论过。从20世纪的80年代到今天,我反复思考,也还理不清头绪。嘉庆年间,犀脊山樵在其《红楼梦补序》有云:“近日世人所脍炙于口者,莫如《红楼梦》一书,其词甚显,而其旨甚微,诚为天地间最奇最妙之文。”归锄子:《红楼梦补》,嘉庆二十四年藤花榭刊本。“词显”,故易读,“旨微”,则难解。这是否能够说明我们的阅读经验呢?

2018年暑假,我准备重新改写1995年在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的《人与梦——<红楼梦>的现代解释》一书,本来只是想把后来写的几篇补充进去,但旧作重读,觉得应该有比较大的修改和完善,故又投入两个月的时间,重编章节,增补新篇,改写旧稿。现在的第一、四、十、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四节,第十三章第一节,均为初版后所作;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三章的第一、二节,也都重新写过。所引原文,也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红楼梦》校对过。现在的篇幅比初版增加了一倍,结构、观点、材料和文字也有较大调整。是旧作也,非旧作也。本书的写法,是以现代人文思想为视角,从历史环境、创作心理、叙述方式、人物形象与红学演变等方面,探索《红楼梦》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效果。我的看法是,《红楼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双重的,它一方面呈现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并深入其细节,另一方面也对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的礼教文化发出深沉的抗议,并表达了从伦理型文化(理性、家国、规范)向审美型文化(感性、个体、自由)转换的朦胧期待。《红楼梦》既呈现了富贵之家青春、生活与诗艺的美丽,又表达了青春、生命与诗艺在当时环境中的无奈、苦闷和绝望。在全面弘扬传统的今天,我们尤其应该注重后一方面。

由于我还有其他的写作任务在排队,这次修订重编还是仓促了些。感谢上海交通大学文化管理专业2015、2018级硕士研究生林丹燕、陆懿婷、程茜、郑艳儒同学的校对之功。下一步,我想结合三十年来对中国传统的认识及对当代文化变迁的一些观察,写一本《红楼梦与中国文化》——那会是一段愉快的时光,或许能在其中体会到法国诗人拉马丁在《湖》中的咏叹:“光阴呵,停止飞行!你呵,作美的良宵,也停住,莫像水一般直淌!这瞬息的妙味呵,让我们仔细领略,领略这一生最好的时光”(范希衡译)。

单世联

2018年9月30日

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