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家族之败落

家庭既是传统伦理由以产生的土壤，又是传统伦理得以实践的核心机制。在古代中国，原始社会的结构一直没有遇到足够的冲突得以转换，血缘纽带始终没有碰到突发的机遇得以中断，原始文明虽然逐渐萎缩，社会形态也在不断交替，但氏族关系始终没有彻底摧毁，由氏族母体孕育的血缘纽带一直藕断丝连、绵延不绝地贯穿在传统社会中，并取得自己的肯定性形式——“家族”“氏族”“宗族”。中国就不像西方诸民族那样从家庭到私产再到国家，而是从家庭到宗族再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就成为所谓社稷。因此①家不是自然形成的维持人们生活、联络人的情感血缘关系，而是经由社会政治和文化观念强化了的基本社会组织。“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人道之大者也。”（《礼记·丧服小记》）家庭、家族中的秩序体现着人伦义务与社会责任，萌生出传统社会的全部上层建筑，成为传统文化极为牢固的社会根基。②它不是以单个的形式存在，而是以自己为中心，层层递进地向外辐射，形成若干个“族”“宗”，相互勾连，彼此呼应。就像《红楼梦》中四大家族一样，以至于近代有人认为“中国人除了家庭，没有社会”。这又说过头了，实则传统社会中家以上或以外的群体集合，如“族”“国”“天下”等都是家的扩大，乡党、宗教团体、江湖结社也不例外，佛教号称“出家”，但出家人的社会秩序仍靠宗法观念如“祖”“宗”“子”“孙”等来维持。所以传统文化有“国家”“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类的说法，家长是关门皇帝，皇帝是全国的总家长。家成为一切社会组织的原型，这就是黑格尔说的：“中国的国家原则完全建立在宗法关系的基础上。这种关系决定了一切。这是一种最简单的关系，而作为一个庞大民族的生命，在其自身中，也就是在这个庞大的帝国中保持着这样一种教化，以便对广大民众实行一种井然有序的关怀。这是一种建立在家族关系基础上的一个国家的人为的组织。对这个国家的性质可以进一步这样规定：它是道德的。这个形态的基本要素就是：它是一种宗法关系、家族关系。”

在家的基础上形成的“孝”观念便因此成为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孝”直接体现了长幼关系中的文化规范。从甲骨文和金文来看，“孝”字像一个曲背的老人抚摸幼孩之头，表现父祖和子孙的养育之意。在《尚书·尧典》中，孝已取得下对上的孝顺的含义，所谓“克谐以孝”。它正式作为调节家族和家庭内部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始于周代，孔子说：“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论语·乡党》）看来即指此时情形。随着宗法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孝”的功能随之扩大，成为社会组织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之一。孔子说“孝慈则忠”（《论语·为政》），视忠孝为一体，把孝当作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孝弟也者，其为二之本与”，所以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一样都要受到孝的规范，“君君臣臣”和“父父子子”以“孝”为贯通。接着，《中庸》把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对举，并列为“四伦”，再加上“夫妇”成为五伦，把国家的君臣关系和社会的朋友关系一起纳入家庭。在传统社会中，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蕴含着血缘关系，孝就成了法力无边的规范观念。“孝”当然有血缘亲情的基础，但由孝延伸而来的“五伦”却又具有森严的等级特权的观念，家国一体的政治功能是把基于统治需要的等级制度隐蔽在温情脉脉的礼仪之中，以此确保家、国的整体秩序，这是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

但“钟鸣鼎食之家”的贾府，在红楼故事发生时已进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衰败期，主要有三个危机。

第一，“内囊却也尽上了”的财务危机。

在传统社会中，一个家庭既是生产单位，也是消费单位，相对不变的土地耕作可以保证家庭的自给自足。像贾府这样的富贵之家，经济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官俸上赐，二是田庄收入。贾政是荣府唯一的有官俸的在岗官员，先是工部员外郎（从五品），被皇上点了学政之后，又升为郎中（正五品）。但其人方正迂腐，没有贪污公款、搜括百姓的恶劣行为，在经济上常常是倒贴，以至于下人都不愿为他服务。这就是王夫人说的：“自从你二叔放了外任，并没有一个钱拿回来，把家里的倒掏摸了好些去了。你瞧那些跟老爷去的人，他男人在外头不多几时，那些小老婆子们都金头银面的妆扮起来了，可不是在外头瞒着老爷弄钱？”贾府是可以得到上赐的，贾元春“才选凤藻宫”后，贾府表面上“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但贾妃似乎没有给家中带来财富。唯一的一次，是第二十八回：端午节前，元妃“打发夏太监出来送了一百二十两银子，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戏献供”；赐给家里亲人的，也不过是香玉如意、玛瑙枕、宫扇、红麝香珠、凤尾罗、芙蓉簟、纱罗、香袋儿、锭子药等。正如贾蓉说的：“娘娘难道把皇上的库给我们不成？……就是赏，也不过一百两金子，才值一千多两银子。够什么？这二年，那一年不多赔出几千两银子来！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你算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亲，只怕就精穷了。”

剩下的只有田庄一项，似乎也越来越差。第五十三回，黑山村的乌庄头乌进孝进京交租，首先就是向贾珍诉苦：“今年年成实在不好，从三月下雨起，接接连连直到八月，竟没有一连晴过五日。九月里一场碗大的雹子，方近一千三百里地，连人带房并牲口粮食，打伤了上千上万的，所以才这样。”贾珍看了乌进孝送上的租单，极为不满地说：“我算定了你至少也有五千两银子来，这够作什么的！……真真是又教别过年了。”乌进孝却说：“爷的这地方还算好呢！我兄弟离我那里只一百多里，谁知竟大差了。他现管着那府（荣府）里八处庄地，比爷这边多着几倍，今年也只这些东西，不过多二三千两银子，也是有饥荒打呢。”

贾府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一面是资源匮乏、爵俸减少，另一方面是生计日繁，耗费糜烂。王昆仑这样描绘贾府的情景：“十八世纪的中国虽然早已不是古代奴隶社会，但满洲统治者本是带了奴隶入关，而那时的高级的满汉封建统治者大约都有大批的家族奴隶，他们都是主子们衣食住行每时每刻所不能缺少的服劳者。主子们一方面毫无限度地奴役着他们，同时也就无法离开这些垫脚石而独立生活。贾政老爷坐在书房里喊一声‘来人啊！’若没有几个管家大爷或小厮们一齐答应一声‘咋’，那还成什么体统？王熙凤走到哪里不是一大群丫鬟、婆子、媳妇簇拥着？贾母一听说贾赦要讨她贴身丫鬟鸳鸯去作妾，就大发雷霆。宝玉偶然自己倒一杯茶，小红就赶快跑过来说怕他烫了手。以整个家庭来说，若没有那些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若干部门、若干层次的奴仆们在劳动着、奔走着、铺排着、保卫着，若没有林之孝家的每天带着许多人打着灯笼查夜，各处下房里没有婆子们坐更，角门上没有小厮们看守，这些老爷、太太、少爷、奶奶、哥儿、姑娘们，不是干干地饿死在高堂大屋之下，也要赫得白天不敢出门，夜里不敢睡觉。”所有这些奴仆，无论如何被剥削、被压迫，他们的存在就是要用钱养着的。

具体而言，贾府的支出有四个方面。一是日常开支。从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贾府入不敷出，但奢侈生活依其惯性仍在继续。元妃省亲时，面对大观园“帐舞蟠龙，帘飞绣凤，金银焕彩，珠宝生辉”的奢华，三次叹惋：“太奢华过费了！”“以后不可太奢了，此皆过分。”“倘明岁天恩仍许归省，不可如此奢华靡费了。”既熟悉娘家情况又知晓皇家规矩的元妃，显然是感到大观园的建筑规模、装修标准及省亲接待规格等，已超出她的预估以及贾府的经济承受能力。所以，第八十六回，元妃给贾母托梦说：“荣华易尽，须要退步抽身。”这话当然没有什么效果。二是用人成本。仅荣府而言，家庭成员之外，更有大量男仆女婢。贾母屋里，大丫头八人（其中袭人拨入宝玉屋里），小丫头不详。宝玉屋里共有大小丫头16人，小厮至少4人。黛玉进荣国府后，“亦如迎春等一般：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个教引嬷嬷；除贴身掌管钗钏盥沐两个丫头外，另有四五个洒扫房屋来往使役的小丫头。”这样荣府“合算起来，从上至下也有三百余口”。（第六回）这些大小丫头不但有月钱，有各种工具，她们的头油、脂粉、香纸等，都是要钱的。三是事务费用。贾珍在抱怨乌进孝交来的租子太少之后说道：“正是呢，我这边都可以，没什么外项大事……比不得那府里，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填些银子产业。这一二年倒赔了许多……”四是铺张浪费。如秦可卿死了，贾珍请王熙凤主持料理，明确交代：“妹妹爱怎么就怎么样办……只求别存心替我省钱，要好看为上。”五是太监勒索。比如第七十二回有一个情节：

……人回：“夏太府打发了一个小内监来说话。”贾琏听了，忙皱眉道：“又是什么话，一年他们也搬够了。”凤姐道：“你藏起来，等我见他。若是小事罢了，若是大事，我自有话回他。”……

那小太监便说：“夏爷爷因今儿偶见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两银子，打发我来问舅奶奶家里，有现成的银子暂借一二百，过一两日就送过来。”凤姐儿听了，笑道：“什么是送过来，有的是银子，只管先兑了去……”小太监道：“夏爷爷还说了，上两回还有一千二百两银子没送来，等今年年底下，自然一齐都送过来。”凤姐笑道：“你夏爷爷好小气，这也值得提在心上。我说一句话，不怕他多心，若都这样记清了还我们，不知还了多少了。只怕没有；若有，只管拿去。”……那小太监便告辞了，凤姐命人替他拿着银子，送出大门去了。这里贾琏出来笑道：“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凤姐笑道：“刚说着，就来一股子。”贾琏道：“昨儿周太监来，张口一千两。我略应慢了些，他就不自在。将来得罪人之处不少。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

从贾琏的口气看，这些太监们是经常来要钱的。贾元春“才选凤藻宫”在给贾府带来政治上荣耀的同时，也为那些宫廷奴才抽取贾府资财提供了线索和途径。

贾府的银子来自何处呢？皇上和元妃既然靠不住，那就只有三法。一是继续打田庄的主意。这就是贾珍对乌进孝说的：“不和你们要，找谁去！”但从小说叙述来看，贾府似也没有具体方法在田庄上挤出更多财物。贾政后来就告诉贾母“东省的地亩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儿了。”二是借贷典当。第七十二回：

（鸳鸯）一面说，一面就起身要去。

贾琏忙也立身说道：“好姐姐，再坐一坐，兄弟还有事相求。”说着便骂小丫头：“怎么不沏好茶来！快拿干净盖碗，把昨儿进上的新茶沏一碗来。”说着向鸳鸯道：“这两日因老太太的千秋，所有的几千两银子都使了。几处房租地租通在九月才得，这会子竟接不上。明儿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礼，又要预备娘娘的重阳节礼，还有几家红白大礼，至少还得三二千两银子用，一时难去支借。俗语说‘求人不如求己’。说不得，姐姐担个不是，暂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银家伙偷着运出一箱子来，暂押千数两银子支腾过去。不上半年的光景，银子来了，我就赎了交还，断不能叫姐姐落不是。”

这种借贷行为当然不可持续。三是减少支出。减人是最好的办法。第七十二回，林之孝就建议贾琏：“人口太重了，不如拣个空日，回明老太太老爷，把这些出过力的老家人用不着的，开恩放几家出去……再者里头的姑娘也太多。……如今说不得先时的例了，少不得大家委屈些，该使八个的使六个，该使四个的便使两个。若各房算起来，一年也可以省得许多月米月钱。”但这也办不到。第七十四回，王熙凤向王夫人建议，要把姑娘们的丫鬟撵几个出去，也好节省些开支。王夫人却叹道：“你说的何尝不是，但从公细想，你这几个姊妹也甚可怜了。也不用远比，只说如今你林妹妹的母亲，未出阁时，是何等的娇生惯养，是何等的金尊玉贵，那才像个千金小姐的体统。如今这几个姊妹，不过比人家的丫头略强些罢了。”为了维持贾府的尊严和体面，小姐们的丫鬟没有减少，贾府的所有下人也不可能减少。

开源和节流都做不到，贾府就只能陷入更深的财务危机之中。贾琏、王熙凤具体管家，对此最为清楚。王熙凤心情沉重地告诉平儿：“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凡百大小事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却一年进的产业又不及先时。多省俭了，外人又笑话，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人也抱怨刻薄。”（第五十五回）拆东墙补西墙，寅年吃卯粮，是这对夫妇的拿手好戏；而他们之间的许多冲突，也都与钱有关。在喜气洋洋、笙歌阵阵的背后，常常是关于金钱的算计争斗。悲惨的故事之一，是贾赦因为用过孙绍祖五千两银子，就把迎春“准折卖给”了孙绍祖。婚后孙对迎春百般虐待，最终被折磨致死。抄家之后，贾政叫来管家们查看家底：

贾政看时，所入不敷所出，又加连年宫里花用，账上多有在外浮借的也不少。再查东省地租，近年所交不及祖上一半，如今用度比祖上更加十倍。贾政不看则已，看了急得跺脚道：“这还了得！我打量虽是琏儿管事，在家自有把持，岂知好几年头里已就寅年用了卯年的，还是这样装好看，竟把世职俸禄当作不打紧的事情，为什么不败呢！我如今要就省俭起来，已是迟了。”（第一〇六回）

贾母听了，又急得眼泪直淌，说道：“怎样着，咱们家到了这样田地了么？我虽没有经过，我想起我家向日比这里还强十倍，也是摆了几年虚架子，没有出这样事已经塌下来了，不消一二年就完了！据你说起来，咱们竟一两年就不能支了。”（第一〇七回）

所以不用抄家，仅财务危机就可以导致贾府的败落。

第二，“一代不如一代”的传承危机。

《红楼梦》的贡献之一，是在它塑造了贾母这个形象。王昆仑认为：“在中国古代那么多的史传与文艺典籍中，并不容易找到贾母这样一个上层社会老妇人的完整的传记。《红楼梦》作者极生动、逼真地写出一个宗法家庭的‘太上家长’，也是一个居于封建组织最高地位又富有统治能力的典型人物。”贾母以老祖宗的身份君临荣国府，成为传统和权威的象征，可是她亲眼所及，却是一代不如一代：

贾母初入贾府的身份是“重孙媳妇”，看到过第一代“九死一生”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宁国公贾源、荣国公贾演。“勋业有光昭日月，功名无间及儿孙。”贾府的全部富贵、《红楼梦》的全部故事，都来源于荣宁二公。

贾母之夫是荣国公之子贾代善，他与宁国公之子贾代化同为“代”字辈的第二代，属于守成的一代。

贾母之子贾赦与贾政，贾代化之子贾敬。“文”字辈为第三代，于室于家没有什么贡献。贾赦“不管理家务”，贾政“不惯于俗务”，贾敬“一心想做神仙”，他们充其量是勉强维持现状。

贾母的孙子贾琏、贾宝玉与贾环；贾敬生子贾珍。“玉”字辈为第四代，在他们手中，守成已很困难。

贾母的重孙贾蓉，为贾珍之子，同族中还有贾芹、贾芸、贾蔷、贾菖、贾菱、贾蓝、贾菌等。“草”字辈为第五代，基本上是败家子，他们连对当年荣、宁二公辉煌历史的珍惜也没有。

小说开篇，冷子兴在评说贾府时就说过：“如今人口日多，事务日盛，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划的竟无一个……”贾母对此是清楚的。第二十九回写到贾母到清虚观时，遇到“当年荣国公的替身”张道士。“宝玉……忙上前问：‘张爷爷好？’张道士……又向贾母笑道：‘哥儿越发发福了。’贾母道：‘他外头好，里头弱，又搭着他老子逼着他念书，生生的把个孩子逼出病来了。’张道士……又叹道：‘我看见哥儿的这个形容身段，言谈举动，怎么就同当日国公爷一个稿子！’说着，两眼流下泪来。贾母听说，也由不得满脸泪痕，说道：‘正是呢，我养这些儿子孙子，也没一个像他爷爷的，就只这玉儿像他爷爷。’”贾母知道，现有的儿孙中，没有一个可以担当振兴家族的人，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个“和当日国公爷一个稿子”的宝玉。这部分地可以回答贾母何以特别喜爱甚至放纵贾宝玉了，因为宝玉是她的唯一希望，也是贾府的唯一希望。

文武双缺。在这个“诗礼簪缨之族”，没有一个像样的私塾，没有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冷子兴说贾珍：“这珍爷那里肯读书，只一味享乐罢了，把宁国府竟闹翻过来。”第七十五回，贾珍居丧，不得游玩，就约了几个世家子弟和富贵亲友来较射，不知细节的贾政得知后，却说：“这才是正理。文既误了，武也当习，况在武荫之属。”其实，贾珍之所为不过是在丁忧之际“引诱世家子弟赌博”。对子女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也不十分关注的贾政，也这样评论其下一代：“虽无刁钻刻薄的，却没有德行才情。白白的衣租食税，那里担当得起？”（第九十二回）贾府男丁不少，但既无读书仕进之子，又无武艺高强之孙，无人可以兴家立业、光宗耀祖。

生活腐烂。贾府的老少爷们沉沦富贵，骄奢无忌。传统的纲常伦理不但无法收拾这帮贵族子弟的身心，而且被他们的日常言行撕得粉碎。正像焦大骂的：“……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上行下效，贾芹管理水月庵杂务，他竟将清净之地改造为妓院，天天饮酒淫乐。薛蟠为抢英莲而打死冯渊，贾雨村徇情枉法，薛蟠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像没事人一样进京来到贾府：

谁知自从在此住了不上一月的光景，贾宅族中凡有的子侄，俱已认熟了一半，凡是那些纨绔气习者，莫不喜与他来往，今日会酒，明日观花，甚至聚赌嫖娼，渐渐无所不至，引诱的薛蟠比当日更坏了十倍。（第四回）

薛蟠本就是恶少一类，来到贾府居然“更坏了十倍”，足见贾府的“子侄”比他更坏。第六十三回，贾蓉还理直气壮地说：“从古至今，连汉朝和唐朝，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宗人家？”贾府腐败的特点和危险在于，这些不肖子孙在做坏事时几乎是公开的，他们并不觉得有遮掩的必要。

不是没有正派的人。荣府的家长贾政“最循规矩，在伦常上也讲究的”。他忠于皇帝，为官清廉，做人方正，事母恭谨，教子严格，贾府男子常有的种种恶行劣迹，总与他无关，出门在外是为皇家办事，在家则和清客们喝茶聊天，几乎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也许因为贾政的存在，张新之才会说《红楼梦》是“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但贾政完全没有成就《大学》所说的“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业。一方面完全没有文采风流。大观园建成时，众清客要贾政题额，贾政坦承：“我自幼于花鸟山水题咏上就平平；如今上了年纪，且案牍劳烦，于这怡情悦性文章上更生疏了，纵拟了出来，不免迂腐古板，反不能使花柳园亭生色。”礼教传统所培养的，大多是千人一面的士大夫—官僚形象。通过贾政，《红楼梦》撕开了传统社会中士大夫官僚的文化面具，表现了他们刻板的道学气和极端的虚弱性，提供了一幅传统文化人学模式的真实面貌。历史的惰性在于，这种已经衰竭的文化不甘心退出人类舞台，还要吞噬和污染新生一代，因此贾宝玉对传统文化的叛逆和否定首先表现为他和贾政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另一方面，也完全不懂家政俗务，“因官事在身，不太理家”（天晓得他究竟为国为民做了些什么），凡事只交贾琏、凤姐夫妇掌管，闹得入不敷出，家财空空也不知道；自己为官虽无贪欲，手下人却打着他的旗号为所欲为，被皇帝叫去训了一顿还不知道为什么。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两面：极讲道德规矩而又十分僵化无能。情感丧失，性灵干枯，变成传统道德规范的符号，不过是因了祖上的勋爵做一个庸常的闲官而已。这是一个无用的正派人，完全谈不是“修齐治平”。作者对他还留有一分同情，不忍使他过分难堪，但越是这样，就越显示了传统文化出现危机的历史必然。如果说贾政是传统文化的理想者，既委屈了传统文化，也过誉了贾政。孟子的“大丈夫”，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才是儒家的理想人格，中华民族的每一代都有为国为民的志士仁人，他们以崇高的道德精神、不息的现世努力，弘扬了传统文化中积极进取的一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就传统文化作为普遍的规范形式来看，它更多的是培养了像贾政这样的人。

第三，“讲虚礼、假体面”的规范危机。

家庭是社会和国家的基本构成单位，如何建设一套和谐稳定的家庭文化，是儒家也是历代统治者极为关切的一件事。从颜之推的《家训》到曾国藩的《家书》，中国古代在家庭文化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研讨，其成果以童蒙必读课本的形式而广泛普及。清初流行的童蒙读本是明末朱伯庐的《朱子家训》，其中所说多为儒家思想与家庭实践的结合，是中国家庭、家族长治久安的基本原理。然而，正如传统社会已经走上下坡道一样，贾府的家庭、家族文化也已背离了传统家训的基本要求。如“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毋恃势力而凌逼孤寡”“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如此等等。这些规范和要求有一定的理想性、原则性，并不是所有家庭、家族的成员都能贯彻落实的，但至少在主观上，旧中国大多数家庭、家庭的成员都承认这些标准，它们多多少少成为中国人的行动指南。

然而，在贾府中，传统家庭伦理、家族文化的规范与要求，或遭到自觉和不自觉的践踏，或流于形式而无法收拾人心、整合家族。

其一，纲常秩序崩解。

“父父子子”“父慈子孝”的伦理秩序已告瓦解。贾府贾赦—贾琏父子。贾赦“不管理家事”，但奢侈淫乐却很在行。贾赦假手应天府尹贾雨村，强夺石呆子的扇子。此事连贾琏都看不上眼，因此说了一句：“为了这点子小事，弄的人家倾家败产，也不算什么能为。”就为此，贾赦把贾琏打得动不了。贾琏当然不是君子，他对贾赦的小妾也很上心。第六十九回，贾赦新买了一个17岁的女孩嫣红，就将房中一个17岁的丫鬟秋桐赏给贾琏为妾。“因贾赦姬妾丫鬟最多，贾琏每怀不轨之心，只未敢下手。如这秋桐辈等人，皆是恨老爷年迈昏愦，贪多嚼不烂，没的留下这些人作什么，因此除了几个知礼有耻的，馀者或有与二门上小幺儿们嘲戏的。甚至于与贾琏眉来眼去相偷期的，只惧贾赦之威，未曾到手。这秋桐便和贾琏有旧，从未来过一次。今日天缘凑巧，竟赏了他，真是一对烈火干柴，如胶投漆，燕尔新婚，连日那里拆的开。”（第六十九回）

贾珍—贾蓉父子。贾珍媳妇秦可卿死了，他如丧考妣，“哭得泪人一般”，而父亲贾敬暴死之后，皇上追赐五品之职，贾珍、贾蓉操办丧事。灵柩进城之日，“丧仪焜耀，宾客如云，自铁槛寺至宁府，夹路看的何止数万人”。但隆礼热丧之中，贾珍、贾蓉父子没有忘记享乐。丧事未完，“贾珍贾蓉此时为礼法所拘，不免在灵旁藉草枕块，恨苦居丧。人散后，仍乘空寻他小姨子们厮混”。这对父子既是居丧尽礼的“孝子贤孙”，又是纵欲乱伦的荒淫之徒，他们并不感到这两种角色有什么冲突。“小姨”就是尤三姐，她与尤二姐俱是贾珍之妻尤氏的两个妹妹，但贾珍、贾蓉父子都怂恿贾琏偷娶尤二姐。此时的贾珍应是玩腻了尤二姐，想一想便同意了，贾珍能这么大方，自然是有缘故的，现在尤三姐长大了，出落得更要标致，难得的是与尤二姐完全两个人，泼辣、桀骜难驯，贾珍这是要不同的体验呢！贾蓉的目的是“趁贾琏不在时，好去鬼混”。（第六十四回）贾珍要去看尤氏姐妹，先着小厮去看贾琏在不在。所以柳湘莲才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狮子干净罢了。”（第六十六回）

家族文化的危机与价值规范的解体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的腐烂，成为贾府生活的常态。贾赦—贾琏与贾珍—贾蓉，就其行为来说，其实不是父子，而是经常在一起“吃杂会汤”的酒色朋友。按《朱子家训》的说法，“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如此，贾府不败，是无天理。即使是贾政—贾宝玉这一对没有什么劣迹的父子，也无法建立合乎礼教的父子关系。宝玉拒绝了学优则仕、读书做官传统的标准出路。贾政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打：“趁今日一发勒杀了，以绝将来之患”，免得“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贾政以伦常伦理与家族利益的卫道士自居，真心认为贾宝玉怪僻奇特的行为最终将颠覆传统的价值规范，父子矛盾所遮掩下的是传统文化及其叛逆意识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

我们说贾府纲常秩序的解体，还不只是因为这几对父子。王蒙说得好：“贾府一面是秩序的凝固，一面是秩序的解体，是真正的无政府状态。无论是主是仆是奴，岂不都在胡作非为？有一分胡作非为的余地就胡作非为一分，没有这一分也还要搞一分，贾珍扒灰，贾琏败坏，当然是胡作非为，宝玉闹学，晴雯撕扇，司棋砸厨房，未尝不是胡作非为。金钏给宝玉出主意去捉‘彩云与环哥’，是胡作非为，王夫人一个巴掌就把她轰出去，何尝不是（弄权的）胡作非为？李嬷嬷，赖大家的，哪个不胡作非为？哪里有一种制约的力量真正地与经常地起作用？经常无人管，出了个绣春囊事件就大轰大抄，把王熙凤也挤得靠了边，还不是把事情搞坏？从道理上说，秩序的凝固本身就取消了秩序的适应性，自我调节机制随而失却，因此，秩序的凝固必然导致秩序的解体……”

其二，人伦规矩徒为形式。

累世同居的大族必须有一套严格的礼法来维持秩序，贾府祭祖时那样虔诚肃穆、进退有致，都表明满汉结合的礼法仍为贾府的最高法则。这就是贾母明说的：“凭他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只要不越这个礼，就“可怜可爱”，否则，“凭他生的怎样，也是该打死的”，礼依然是评人论事的最后标准。但实际上，贾府上下并没有什么人真把“礼”当回事。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

一是无礼无情地追逐财富。傻大舅邢德全深有感触地说：“怨不得，他们视钱如命。多少世家大宦出身的，若提起‘钱势’二字，连骨肉都不认了。”傻人有慧眼，邢德全所说皆实。抄家之后，有清客建议减少家人以节省开支，贾政却痛切地说：“你有所不知！不必说下人，就是自己的侄儿，也靠不住！”（第一一四回）贾政说的是贾琏。贾琏与王熙凤夫妇管家，贪污挪用的机会最多。如鲍二媳妇与贾琏有奸，被凤姐发现后，上吊自杀。贾琏给了鲍二两百两银子。随后即“命林之孝将那二百银子入在流水帐上，分别添补，开销过去”。（第四十四回）在金钱财富面前，各种人伦规矩已无法约束人性人心。

二是言行不一普遍虚伪。贾府世家大族，诗礼传家，但至少在其男性中，隐蔽而盛行的，却是黄色下流。第二十六回，薛蟠请宝玉吃饭，两人说到画上。

薛蟠笑道：“你提画儿，我才想起来。昨儿我看人家一张春宫，画的着实好。……只看落的款，原来是‘庚黄’画的。真真的好的了不得。”宝玉听说，心下猜疑：“古今字画也都见过些，那里有个‘庚黄’？”想了半天，不觉笑将起来，命人取过笔来，在手心里写了两个字，又问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黄’？”薛蟠道：“怎么看不真！”宝玉将手一撒，与他看道：“别是这两字罢。其实与‘庚黄’相去不远。”众人都看时，原来是“唐寅”两个字……

贾宝玉不是好色之徒，更无淫荡行为，但一个16岁左右的少年，就知道唐寅的春宫画，固然是其聪明，也表明在贾府，至少在私下里流传着色情文化产品，且大多数男性都有接触。后来傻大姐就在大观园中拾到绣春囊，就是毫不奇怪了。当然，在所有的场面上，在所有人的公开言论中，不会出现绣春囊、春宫画的。小说第七十四回，王夫人得知大观园发现了绣春囊后，几乎是气急败坏：

……人报：“太太来了。”凤姐听了诧异，不知为何事亲来，与平儿等忙迎出来。只见王夫人气色更变，只带一个贴己的小丫头走来，一语不发，走至里间坐下。……王夫人喝命：“平儿出去！”……凤姐也着了慌，不知有何等事。只见王夫人含着泪，从袖内掷出一个香袋来，说：“你瞧！”凤姐忙拾起一看，见是十锦春意香袋，也吓了一跳，忙问：“太太从那里得来？”王夫人见问，越发泪如雨下，颤声说道……

发生在眼皮下的那么多荒淫无耻之事，王夫人不急，看到一个绣春囊，就如此紧张。这也说明王夫人也只想维持一个假体面。第七十五回，尤氏在李纨房里梳洗，她的丫头因为弯腰捧着脸盆，被李纨挑出错来。尤氏笑道：“我们家上下大小的人只会讲外面假礼假体面，究竟作出来的事都够使的了。”在假体面之下的，是真肮脏、真罪恶。《红楼梦》全书都在暴露礼法的罪恶。

其三，血缘纽带松弛无力。

荣宁二公是开国功臣，开枝散叶，子孙众多。贾政也认为：“算来我们寒族人多，年代久了，各处都有。”（第一〇四回）这样一个庞大的家族，到小说开始的时候，已经丧失了可以调控约束各种矛盾和斗争的亲和力和凝聚力。

首先是府中内斗。第七十五回贾探春说得清楚：“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荣国府内部，比较明显且直接影响到败落的有这样几对矛盾。一是各房矛盾。贾赦—邢夫人与贾政—王夫人之间是有矛盾的；贾赦对家族中人，包括对贾母毫无感情，后来还借娶鸳鸯来算计贾母，其母子关系冷淡到有人怀疑他不是贾母的亲生子。抄检大观园与邢、王两夫人的矛盾有关。贾琏—凤姐夫妇不择手段攫取利益，也引起了其他各房的不满。二是正庶矛盾。赵姨娘和贾环针对贾宝玉，王夫人打压赵姨娘和贾环即是如此。赵姨娘在府中受尽屈辱也做了不少坏事，宝玉挨打，主要是赵姨娘和贾环向贾政进了谗言。三是文化矛盾。王夫人对晴雯的不满和对袭人的偏爱；薛宝钗的端庄大方和林黛玉的清高孤傲；贾政因贾宝玉的不读书、无意功名而痛下狠手。四也是最重要的，是上下矛盾，即主子与下人的矛盾，而且主子之间、下人之间，也分为若干层级。主子与下人之间有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但也有主子养尊处优而下人得过且过，甚或主子低能，奴仆刁钻的现象。所有这些矛盾，大多因贾母的权威之下被遮蔽起来，但也只是遮蔽而已。凤姐依仗贾母的疼爱，在家中尽显权威；一旦失去靠山，则左右支绌。秦可卿与贾母的丧事都是她操持的，但前后判若两人。正如鸳鸯所感：“他头里作事何等爽利周到，如今怎么掣肘的这个样儿。我看这两三天连一点头脑都没有，不是老太太白疼了他了吗！”其实，不是老太太白疼了她，而是现在老太太不能再疼她了。于是，上自贾赦、邢夫人、贾政、王夫人都不支持她，甚至故意给她为难，连下面的人也都“答应着不动”。所以这些矛盾都是当时的家族伦理所无法解决的，所以贾府动辄发生冲突。林黛玉说：“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这句话就反映了贾府的各房、各支和各人的斗争关系。

其次是族中不和。贾氏宗族的联络有两种方式，一是贾府逢年过节给族中子弟发些福利。如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前，贾珍就将一份份物品准备好，“命人将族中子侄唤来分与他们”。二是贾府在重大节庆宴请族中亲友。如元宵节、贾母八十大寿等。《红楼梦》没有多写贾氏族人。第一个出场的是玉字辈的贾瑞，想调戏王熙凤，却中了王熙凤的相思局，一命而亡。草字辈的重点人物有贾芸、贾蔷、贾芹三人，他们都是贾府事务总管之类。在曹雪芹的前八十回中，贾芸形象较好，因得凤姐之心而负责管理大观园花木，但在后四十回中，他不但喝酒赌钱，而且参与了贩卖巧姐的计划。贾蔷是贾府红班梨香院的总管，与小旦龄官相好。贾芹形象最差，还在前八十回，他作为贾府和尚道士的总管，在家庙里“为王称霸起来，夜夜招聚匪类赌钱，养老婆小子”，以至于有人匿名写了“西贝草斤年纪轻，水月庵里管尼僧。一个男人多少女，窝娼聚赌是陶情。不肖子弟来办事，荣国府内好声名”的帖子。这三人的行为表明，族中子弟只是想从贾府得些好处，而当贾府败落时，却又落石下井。例外的只有刘姥姥，她得过贾府的好处，也帮了贾府的大忙。贾府富贵，族人寒微，关系自然难处。贾母元宵开夜宴时，差人去请族中亲戚。“奈他们或有年迈懒于热闹的；或有家内没有人不便来的，或有疾病淹缠，欲来竟不能来的；或有一等妒富愧贫不来的；甚至于有一等憎畏凤姐之为人而赌气不来的；或有羞口羞脚，不惯见人，不敢来的：因此族众虽多，女客来者不过贾菌之母娄氏带了贾菌来了，男子只有贾芹、贾芸、贾菖、贾菱四个现是在凤姐麾下办事的来了。”（第五十三回）

上述财政危机、传承危机与规范危机并不限于贾府一家。吴恩裕有一则笔记，介绍了清初贵族之家的情况。

由某些“上谕”中，可以窥见入关后满人官吏生活之逐渐腐化。如云：“……至于尔等家世，业在骑射。近多慕为文职，渐至武备废驰；而由文职进身者，又只侥悻成名，不能苦心向学，玩日愒时，迄无所就，平居积习，尤以奢侈相尚。居室器用，衣服饮馔，无不备极纷华，争夸靡丽，甚且沉湎梨园，遨游博肆，不念从前积累之维艰，不顾向后日用之难继；任意靡费，取快目前，彼此效尤，其害莫甚。”裕按：当时一般汉人入旗籍之官僚家庭，亦多感染此种风气，曹家盖亦其中之一耳。

曹家如此，贾家更是如此。贾赦就明白说过：“咱们的子弟都原该读些书，不过比别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的。何必多费了工夫，反弄出书呆子来。”这些不肖子孙们表面上以家庭利益与文化的继承者和体现者自居，实质却是在败坏着家庭、家族以及由家庭、家族所承载的价值理念和传承责任，他们以自己的卑劣和私欲，利用、发展着家族制度与满汉文化中落后、消极的成分。作者把希望只能寄托在为正统观念所忽略的女性身上，但王熙凤同流合污，贾探春的改革无疾而终。还是探春说得好：

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第七十四回）

在这个意义上，抄家只是压倒贾府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个家族早就内部腐烂走向灭亡。但以抄家的方式使这个百年望族立时瓦解，则具有文化/政治的意义。由家到国，并不是一个自然事实和逻辑因果，而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经由文化理想规定和凝固了的社会结构。就家庭这一方面而言，严格遵守传统道德，保持严格的上下尊卑关系，培养子弟对于君国的尽忠之情，完成对国家的责任义务，等等，总之要按照国家的标准和要求改型、锻造自然的血缘亲族。这在贾府实际上早已荡然无存，传统和国家不过是他的肆意行恶、奢侈腐化的盾牌和遮羞布。贾琏说过，有人告我的家谋反也不怕。但儒家文化所设计的家国之间那种互为维系、和谐共处的关系，一开始就极其脆弱，家对国只有义务和责任，国永远凌驾于家之上，从家庭血缘关系推导出的三纲五常最终所推导出的只是儒家的道德理想，即以“礼”为基础的规范伦理和以“仁”为基础的德性伦理，它们都起源于、又落实到家庭之中。然而，在贾府这样的显赫世家，“礼”是虚伪的形式，“仁”是传统价值的核心，实际上已经解体。由于抄家没产，“礼”和“仁”赖以发生和建构的现实基础也发生动摇。家对国的绝对服从转为国对家的严厉镇压，如此传统的社会结构便面临瓦解，传统的价值观也就难以收拾人心。所以王昆仑指出：“《红楼梦》的确无愧于为集中反映中国封建社会上层组织的一部《百科全书》。它能把古代中国封建社会核心——高级的宗法家庭的组织机构、变化情况、诸种矛盾，通过男女老少各种人物作具体而深刻的描写，使人们看出它全部的真实面貌。”

《红楼梦》的意义不只是呈现贾府败落的过程和情景，但抄家使人世巨变在顷刻之间完成，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面对这一无情事实。仿佛人世间的一切都不可靠、不可信，昨天的欢乐不过是今天痛苦的诱饵，即便是如此繁华美丽的人生，也会一下跌入深渊。如此，则人生还有什么合理性、肯定性可言？“正叹他的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那么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传统价值观都是虚伪的？所以“家”的败落，引来的是对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