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双重冲击下，生态危机日益严重，有关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议题成了自然科学领域的显学。在此背景下，原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生态学”（ecology）和“生态的”（ecological）等概念开始在人文社科领域兴起。全球范围内，语言濒危现象日益普遍和严重，迅速成为语言学界热烈讨论的议题，很多学者尝试对语言濒危现象进行生态学解读。城镇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社会目前正在进行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更注重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仅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关注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的语言生态不断受到冲击，原有的城乡二元语言生态格局已经被打破，产生了诸如城市方言濒危、流动人口的方言使用与语言认同危机、城乡语言生态失衡等现象，以及方言传承的代际差异大、地区方言的开发与利用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语言生态现状及演化趋势进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尝试以浙江东部沿海城市温岭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的方法探究该地区方言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语言生态问题，以期对新时期的方言保护有所启示。对相关议题的考察不仅有助于发现该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社会问题，也有助于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有关和谐语言生态环境建设的探索。同时，语言多样性与文化性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对相关议题进行考察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诊疗性措施也有助于该语言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

本书有关温岭话语言生态的描写主要从语言本体、语言社会环境和语言心理环境三个视角展开，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其语言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发现：

（1）温岭话保留了中古汉语的较多语言要素，与普通话表现出明显差异。在语音层面，温岭话保留了中古汉语的许多发音，在文白异读和变调模式上也与吴语其他方言存在较大不同。在词汇层面，温岭话有许多较有特色的词缀，在语义上与普通话存在名异实同和名同实异等情况。在语法层面，温岭话的话题优先表现比汉语普通话更突出，保留了中古汉语的许多句法结构。温岭话的词汇系统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存在密切关联，不仅是了解温岭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媒介，更是认识温岭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有关温岭话与普通话的通解度测量进一步表明，两种语言之间差异明显，很难进行沟通（温岭话受试者听普通话的通解度为18%，普通话受试者听温岭话的通解度为8.5%）。

（2）有关温岭话社会环境的讨论主要关注其在与普通话接触过程中的语言使用和语言选择问题。就语言使用而言，温岭话在语音、词汇和语法层面含有较多的普通话借用成分，当地族群在语言交际中倾向于使用普通话的借用成分而非温岭话的固有说法。城乡地区的温岭话使用并没有显著性差异，温岭话固有说法往往被老年人所掌握，未成年人和中青年人往往既缺乏相关的语言知识，也不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就语言选择而言，温岭话在城市中主要存在于低阶语域，在高阶语域已经让位给普通话，且普通话的使用领域正在不断扩大；在乡村，温岭话则比较有活力，在5个语言域都占据主要地位。同时，性别与世代在5个语言域中也表现出差异，女性比男性更多地选择温岭话，老年人也比未成年人和中青年人更多地选择温岭话。

（3）有关温岭话心理环境的讨论主要从语言态度和族群文化认同两个角度展开。就语言态度而言，当地族群成员对温岭话的情感评价和功能评价较好，地位评价则不大理想。老年人和中青年人在温岭话的情感评价和地位评价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两者都要高于未成年人。城乡族群成员只在地位评价上存在差异，乡村的评价均值要高于城市。在语言规划的态度上，当地族群已经认识到了温岭话语言活力不足的问题，但其方言教育和方言文字创制的意愿则不高。就族群文化认同而言，当地族群成员整体上以整合型认同为主，城市族群成员更容易产生整合型认同和隔离型认同，而乡村族群成员则更容易产生边缘化型认同。

笔者在此基础上开展比较研究，发现温岭话城乡地区的语言生态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整体上表现为可持续的认同。就语言生态的影响因素而言，家庭域的语言选择、功能评价和方言文字创制是城乡语言生态的共同影响因素。但是，情感评价在城市所起的作用更为明显，市场域的语言选择和整合型认同在乡村所起的作用更为明显。同时，研究发现温岭话语言生态环境有恶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方言特色流失、语言地位和语言功能削弱、语言态度和文化认同降低三个方面。针对温岭话的发展趋势，笔者从语言本体保护、语言地位维护和语言情感提升三个角度展开讨论。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本研究的有关人员表示深切感谢。首先我要感谢台湾中正大学语言学研究所原所长何德华教授。何教授是我念博士期间的导师，对我有关语言生态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并提出了许多改善性的建议。其次，我要感谢中正大学语言学研究所的戴浩一教授、张荣兴教授和张宁教授，还有杨振宗博士、张惠环博士和黄臻宣博士，在我进行语言生态有关研究的过程中，他们给了我很多具有启发性的思路和建议。我还要感谢浙江树人大学基础学院的冯淑娟院长和汪茵茵副院长，两位领导一直关心年轻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上的成长，在我的写作过程中给予了许多鼓励和支持。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张琛副总编、董唯编辑和陈翩编辑，她们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热心帮助让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当然，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如有疏漏，当由作者负责。

戊戌年初春于杭州天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