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从文化的层面回溯中国文化的历史演进过程，我们首先面对的，便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学。作为文化长河的主流，儒学曾几经沉浮。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它曾长期被视为正统意识形态；在近代，它则经历了冲击与复兴的悲喜剧；进入上世纪80年代，海外一些学人又提出了所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预测。凡此种种，既折射了儒学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命运，又展示了儒学本身的多重内涵。一般而论，文化的内核总是较为集中地体现于相应的价值系统；唯有把握其价值体系，才能由文化的表层进入它的深层。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儒学同样以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为核心。正是基于如上考虑，我于1989年拟定了“儒学价值体系的历史衍化及其现代转换”的研究课题；同年，该课题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本书便是这一项目的终端研究结果。

儒家的价值体系尽管包含多重方面，但其总体上的价值目标则体现于“成己”与“成物”。“成物”主要涉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以人对外部世界的变革和作用为指向。与之相关的是“赞天地之化育”（《中庸》）、“开物成务”（《易传》）、“制天命而用之”（《荀子》）等观念。后来王夫之进一步区分“天之天”和“人之天”，所谓“天之天”，也就是未经人作用的对象，而“人之天”则是通过“赞天地之化育”和“制天命而用之”而形成的世界。从“天之天”到“人之天”，构成了成物过程的具体内容，其目标是使本然的世界成为人生活于其间的现实世界，后者同时又表现为一种合乎人多方面需要的存在形态。要而言之，所谓“成物”，也就是让外部对象成为合乎人的价值理想的世界。当然，在以上方面，儒家的思想未能得到充分的展开。

与“成物”相联系的是所谓“成己”。相对于“成物”，“成己”更多地关乎人自身的提升和完成。儒家提出所谓“为己之学”“修己以安人”，等等，都可以看成是关于“成己”的具体观念和思想。孔子提出“君子不器”，君子即理想的自我或个体，“器”则是具有特定属性和功能的对象，这种属性和功能同时构成了其内在的限定。所谓“君子不器”，便是强调完美的人格不应当像具体器物那样，仅仅限定在某一个方面。荀子进一步从正面对此做了阐述，并以“全而粹”为完美人格的基本特点：“全而粹”意味着人不能偏于一端，而应当得到多方面的发展。在儒家那里，人的这种多方面发展，集中地体现于两个方面，其一为内在的德性，其二则是现实的能力。儒家所主张的“贤能政治”，也从一个方面涉及这一点。这里的“贤”主要指内在的德性，而“能”则更多地关乎现实的能力。后来儒家更以“内圣而外王”为其追求的理想目标，“内圣”主要与内在的德性相联系，而“外王”则涉及人变革世界的实际能力。尽管在后来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儒家的一些人物或学派往往在强调“内圣”的同时，对“外王”有所忽视，如宋明理学中的一些人物便对内在心性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人在经天纬地方面的现实力量则未能充分进入其视野，然而，从总的进路看，儒学无疑将完美的人格理解为内在德性和外在能力的统一。

儒学所注重的“贤”或德性，其意义首先在于为人的发展提供价值的方向，并引导人走向健全的人生目标。相对于德性的内在引导作用，“能”或能力更多地表现为价值创造的现实力量。仅有德性而缺乏内在能力，“成己”与“成物”、化“天之天”为“人之天”的目标便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如果缺乏内在德性的价值引导，能力即可能引向消极的或负面的价值目的。通过“贤”与“能”或内在德性和外在能力的统一，儒家既努力为“成己”或人自身的健全发展提供某种担保，也试图为“成物”或赞天地之化育提供内在的根据，而“成己”与“成物”本身则在总体上构成了其追求的价值目标。

与前此的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相近，本书所作的，首先是一种历史的诠释。当然，诠释不同于历史的简单再现，它总是以诠释者的理论视域为背景，并同时展开为一个逻辑重建的过程。事实上，历史的诠释与逻辑的重建往往很难分离，二者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也正是以此为基本原则，本书对儒家价值体系的考察，并不仅仅限于文化史现象的描述，而是更多地侧重于其历史内涵与逻辑意蕴的双重展示，后者同时又旨在为文化哲学的当代建构提供某种历史的前提。当然，历史的诠释本身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历史的限制，并相应地将存在自身的问题，本书很难例外；这种限制，唯有在解释过程的历史展开中，才能不断得到超越。

杨国荣

1993年10月初拟

2018年7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