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儿童自我控制研究的理论进展

早期理论仅是把自我控制放在人格或认知发展框架下进行阐述，是在“大理论”的范畴下对其进行解释，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自我控制逐渐变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内容，于是一些研究者针对“自我控制”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并且应用一些先进的仪器，把神经科学的研究内容引入自我控制，不断丰富和扩展着自我控制的理论。

一、米歇尔的认知社会学习理论

米歇尔（Mischel）的认知社会学习理论主要是对自我控制的认知和情感因素做了充分的说明。其中，个体可以获得的编码策略、个人建构、期望、价值和目标、情感反应、自我控制策略和能力是认知—情感人格系统中的重要单元。这些控制单元是个体基本的心理成分，具有显著的个体差异性，是在与他人相互交往和从外界获得信息的过程中对行为产生作用的。

米歇尔认为个体的自我控制行为主要是以自我控制动机和自我控制能力为基础的。自我控制动机是指个体如何对情境中的信息所引发的价值、信念、标准和目标等进行编码和建构；自我控制能力主要是指有助于个体实现目标的认知和注意机制，这里他主要研究并阐释了自我延迟满足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的心理机制问题。米歇尔等人对儿童自我延迟满足的注意与认知机制的研究相当全面，问题涉及对奖励物的注意程度、对奖励物的心理表征、元认知能力、观念诱导、情绪、言语能力、不同的延迟情境等因素对儿童维持自我延迟满足等待行为的影响。米歇尔关于自我延迟满足的研究和论述使其成为个体自我延迟满足研究领域最杰出的心理学家。

在几十年实验研究的基础上，米歇尔（1999）提出了自我延迟满足的冷热系统理论（the hot-system/cool-system framework），解释了当个体决定为一个长远的目标而选择延迟满足后，会有怎样的认知、情感与行为活动表现，以及在这些活动之下蕴含着怎样的心理机制，使得个体能够或不能够延迟的问题。这一系统理论假定存在一个冷认知的“知”系统（cool，cognitive “know” system）和一个热情感的“行”系统（hot，emotional “go” system），重在说明这两个系统之中的注意调配（attention deployment）对自我延迟满足的作用机制。“冷”系统是认知的、中性情绪的、凝神的和策略性的注意调配，在认知上注意刺激物抽象的一般信息，主要表现为儿童的各种注意分心活动（例如，儿童把棉花糖想象成胖胖的白云，看四周、唱歌或跳舞等），它是自我控制的中心，可以增强自我延迟满足。“热”系统是情绪和恐惧的基础，是由先天释放刺激（innate releasing stimuli）所控制的注意调配，主要表现为儿童持续将注意力固定在奖励物或奖励物的唤醒特征上，它可以削弱自我延迟满足。受个体发展因素的影响，“热”系统发展得早，而“冷”系统发展得晚。在人生最早的几年里，“热”系统发挥主要作用，在自我延迟满足中具有优势作用，使自我延迟满足变得困难。因此，儿童表现为十分冲动。随着年龄的增长，“冷”系统发展起来，开始在自我延迟满足中具有优势作用，使自我延迟满足变得容易，儿童也意识到自发地使用注意调配策略有利于延迟。儿童最终能否完成延迟则取决于两种系统的相互作用。此外，这一理论还指出，除受发展因素影响外，自我延迟满足的效果还会受到压力、先天倾向（如气质）和机体性（如疾病）、药理性因素的影响。短暂而剧烈的或长期慢性的压力都会引起“热”系统的激活，并同时降低“冷”系统的激活，从而使自我延迟满足的有效性随着环境压力的提高而降低。另外，先天气质、疾病以及药物的使用等因素则会影响冷热两个系统功能作用的选择。

二、波斯纳注意调节的观点

在过去的10年，波斯纳的研究试图整合注意和自我控制的研究。在生命的第1年，注意指向扮演了压力的调节者。在接下来的时间，婴儿经历了从注意选择的反应性或刺激驱动的形式转向注意控制。学前儿童控制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注意调节系统的发展。有意地转移和维持注意的能力有助于儿童应对压力和其他刺激情境。这些注意的机能帮助儿童转移和集中注意力，以便更好地控制冲突，维持信息，计划下一步行动。

注意通过改变信息加工系统的功能来对自我控制产生影响。许多注意调节方面的研究包含感觉系统的调节。比如，运用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和细胞记录的研究表明，当注意定向出现时，上顶叶和颞叶的连接处在外横纹视觉系统的调节活动中起重要作用。此外，注意还能被外部刺激或者个体目标和愿望的内源性控制所驱动。许多领域的研究都支持三个大脑网络对注意的影响，这些网络具有警觉、定向和执行性控制的功能。警觉是注意的最基本方面，描述有机体觉醒和唤醒状态；定向是从感觉输入中选择信息；执行性控制涉及在思维、情感和反应中来解决冲突的机制。这三个大脑网络表现出功能结构、成分操作系统，以及影响它们效能的神经化学调节的差异。在这些网络中，执行性注意是注意系统中涉及选择和控制方面的网络。执行功能网络具有解决冲突的能力，是执行功能的核心，具有在面对冲突刺激或者新异刺激时抑制无关信息或主动执行得到强化的优势信息的认知能力。近年来的交叉学科研究发现，注意的执行功能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自我控制”，即认知、情绪和社会行为的自我控制水平和平衡能力。执行性注意的能力被认为是思维和情感自我控制，以及行为努力控制发展的关键。

三、自我控制的资源模型

自我控制的资源模型由鲍姆斯特等人于1994年首次提出，认为自我控制是自我执行功能的一部分。鲍姆斯特强调自我控制是一个人控制或改变反应的能力，它是个体适应性和社会期望行为的重要机制。如果冲动是有能量的，那么对抗习惯性反应、抑制冲动就必须包含一些更大的能量。所以鲍姆斯特等人认为个体改变自己的行为、情绪、思维方式的过程依赖于一种心理能量或力量，这种能量类似于肌肉的力量，在连续或反复的使用后会损耗，这就构成了一种自我损耗的状态。个体应对压力、调节负性情绪、抗拒诱惑等都需要自我控制，前一个自我控制任务会消耗个体的自我控制能量，从而导致其后的自我控制行为失败。不过好在这种自控资源的损耗只是暂时性的，经过适当的休息（尤其是睡眠）之后，就可以得到恢复和补充。此外，类似于肌肉的锻炼，自控资源也可经由锻炼而得到提高，目前也有很多研究根据这一观点对个体自我控制进行干预研究。

那么自我控制的这种能量是由什么供应的呢？加略特（Gailliot）等人的研究发现，自我控制把葡萄糖作为一个有限能量资源。自我控制的实验室任务（如Stroop、反应抑制、情绪调节和注意控制等）和社会行为任务（如助人行为或抑制社会偏见）的实验表明，自我控制活动降低了血液中葡萄糖的水平，并且一项自我控制任务之后的低血糖水平可以预测后继自我控制任务上的成就，之前的自我控制活动削弱了后继自我控制任务的成绩，但是喝一杯葡萄糖饮料可以消除这个削弱效应。由此看来，自我控制的实行似乎需要一定水平葡萄糖的支持。一项自控活动会造成葡萄糖的水平低于最佳水平，因此会削弱其后的自我控制能力的效率。甚至研究认为个体在饮酒后自我控制水平降低，是由于酒精阻碍了葡萄糖的吸收所致。但对于生化水平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是否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自我控制的意图性抑制理论

自我控制行为是个体实现目标、遵守社会各项准则的必要条件，多体现在对某种优势行为的抑制，抑制习惯性或优势倾向但不恰当的行为是自我控制主要形式，如果没有抑制能力，冲动性的行为、思维定势、习得的条件反射都会影响行为的灵活适应性。但在现实生活中，自我控制多发生在没有外在“停止信号”提示下的行为抑制情境中，内在导向的抑制（意图性抑制）与生活中行为控制息息相关。

行为的内在决策过程是理解生活化意图行为的切入点，如“决定去图书馆查资料”或“早上出门带着伞是正确的选择”，行为的抉择是多种信息整合加工的结果，但决定意图行为的发生时间、具体形式及是否执行的核心是其认知决策的过程。意图具化成行为与三种决策加工有关：“做什么（what）”的选择、“何时做（when）”的决定、“是否做（whether）”已决定的，即意图行为的“WWW”模型。在意图行为的“WWW”模型中，“何时做（when）”与“做什么（what）”得到广泛研究，与抑制相关的“是否做（whether）”的研究较少，而最后一刻做出的“否决”意向，属于内生抑制，最能体现出自我控制远离即时情境的本质。例如，因业绩不佳招致老板的“痛骂”，这触发了怒火回击的“冲动”，但“爆发与否”的最后时刻制止了可招致失业的“不理智”。某种强势趋向在表达前仍处于是否实施的抉择过程，“三思而后行”式的认知决定于关键时刻激活抑制。在继续或放弃准备中“后期决策”抑制与“早决策”抑制有区别。后者是提示前既定反应方式的表达，“后期决策”抑制是做与不做间决策性认知干预。

为解决无法操作“抑制提示”与没有外显结果的问题，布拉斯等人（Brass et al.，2007）采用的“时钟报告”法发现意图性抑制相关脑区。任务有两种，被试自由选择按键时间，即“行为试次”，已准备按键但最后给予撤销，即“抑制试次”，每种条件下报告感知到反应或抑制意向的时间。以此方式就可找到行动与抑制意图决策所激活的不同脑区。但意图行为的内生抑制很可能是行动前已经形成不做的意向，出现最后时刻抑制决定的“假象”。库思等人（Kühn et al.，2009）设计了以确切“自由选择”设置提示“是否做”的“大理石”意图决策性抑制范式。任务有“绿色大理石球”与“白色大理石球”两种条件，都设置下走向的斜坡，当“绿色大理石球”从斜坡顶端向下滚动时，被试按键以阻止其滑落坡道底端，落到地面后破碎；“白色大理石球”下滑时被试可“自由选择”是否按键阻止其运动，如果选择不停止，其滚动出坡道也会不破碎。前一条件是借助优势反应形成，制造内生抑制的驱动力，以避免“时钟报告”任务中意图性抑制“假象”，使意图行为的抑制更加外显。意图性抑制与无计划性抑制的区别在于其对准备活动的认知干预。“最后阶段”决策性内生抑制独立于环境“停止信号”，使人类可摆脱对环境的即时性反应。

脑成像技术（fMRI）可考察内生抑制决策过程的神经活动。意图性抑制的脑成像的实验发现背内侧额叶皮质（dFMC）与其有关，该区域位于前扣带回的背侧及辅助运动区前段。EEG的相关研究表明前额叶皮质的β波可能和内源性抑制有关。

五、认知神经科学的相关观点

近些年来有关自我控制相关脑机制的研究已经成为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热点，研究表明，前额叶（PFC）和前扣带回（ACC）与个体自我控制及调节相关，进而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基于神经机制的自我控制理论。

关于ACC在冲突控制中如何起作用有两种代表性的理论模型。

一种是“错误检测假说”（error detection hypothesis）。该模型认为ACC通过对正确的和实际的反应进行比较从而检测错误。研究表明，当被试出现错误反应的时候，可以测量到错误相关负波（error related negativity，ERN）。源分析结果显示ERN来自ACC。ACC在错误反应的时候被激活，在纠正反应的时候也被激活，这提示ACC监察的是错误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不是错误本身。

另一种为“冲突监控模型”（conflict monitor model）。该模型认为ACC监控冲突，并且通过传递信号给外侧部的前额皮层来完成认知控制（通过兴奋或抑制机制）。在冲突监控模型中，根据卡特和波特维尼克等人的假说，ACC监控不同脑区之间的冲突，当发现冲突时就发出信号，对不同的脑区起兴奋或抑制作用。因此ACC对于竞争反应间的冲突呈现独有的敏感。由于ACC和额叶、顶叶、颞叶等都有广泛的联系，波特维尼克等人认为从这种神经结构特点看，ACC很有可能参与调控多个阶段的冲突加工过程，甚至在不要求运动反应的情况下也可能引导出ACC的激活。例如，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任务中被试得到一个非预期的反馈时也能观察到ACC激活。或者让被试看色情电影而又要抑制性冲动，这种冲突下也能观察到ACC激活。另外，布什（Bush）等人的研究表明，前扣带皮质的前面部分主要负责加工认知信息，而后面的部分则主要负责情感和调节过程。基于这种观点，布雷弗尔（Braver）提出了“反馈回路模型”（feedback loop model），如图2-1所示，环境刺激产生了冲突，ACC监测到冲突，向已经降低了控制水平的PFC发出唤起信号，PFC由此加强控制并调整策略，从而使冲突水平降低。冲突水平下降后，PFC的活动水平也随之降低。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虽然得出较一致的结论，认为ACC的激活加强了PFC进行认知控制的作用，但是对于具体的方向或方式还不是很明确。

图2-1 ACC与PFC反馈回路示意图

但也有一些研究者不同意“冲突监控模型”，如马克拉-雷伦克（Markela-Lerenc）等人采用Stroop任务并采用事件相关电位进行源分析，发现350～450ms中的差异波（不一致条件减一致条件）定位于左侧的PFC；其后450～550ms中不一致的正波定位于右侧的ACC。二者在时间上有先后，有少许重叠，但可以在性质上分离开，由此推断在冲突任务中ACC激活的时间进程要晚于PFC。波斯纳的研究发现PFC在刺激呈现后200ms出现激活，而ACC则直到300ms才出现激活。以上研究普遍支持PFC的激活早于ACC，而ACC对PFC的冲突调节起到补充作用。

由此可见，虽然研究者们采用了认知神经科学相对严密、科学的手段，但是不同的研究者采用不同的实验范式，得出了一些互相矛盾的实验结果，因此对于自我控制领域的研究还有待于研究者们更加细致的进行探讨，建立一个更为普遍的理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