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献回顾

选址是企业发展初期最重大的决策行为，因而也是管理学、区域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等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影响企业选址的因素很多，从杜能（Thünen）和韦伯（Webber）对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古典区位理论开始，各种经济与非经济因素都逐步被纳入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涉及不同的维度，大致可以分为地理因素、文化因素、政策因素和经济因素等（王芳芳和郝前进，2011）。本节将首先简要梳理这方面的文献，然后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对企业选址的启示。

地理环境是最早引起研究者注意的影响企业选址的因素，这是因为企业作为一种经营实体，必定要安置于某一地理位置，并受其持续不断的影响。周伟林（2008）发现，当水力是主要动力来源的时期，世界各地的工业企业往往聚集于河边湖畔；同理，在海洋运输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面向国际市场的大型企业往往在优良港口附近进行生产。也就是说，地理环境（包括资源、能源乃至气候条件等）可以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因而强烈地制约着企业的选址决策。与地理因素的直接影响相比，文化因素对企业选址的影响更为抽象和微妙。它可能通过企业家的个人特质来影响选址决策，比如王芳芳和郝前进（2011）观察到祖籍福建的台商会倾向于将企业选址在福建，而祖籍广东的港商则会倾向于选择广东；也可能通过企业自身特点施加影响，如企业更倾向于在与总部有相似文化背景（包括宗教信仰）的区域设立分支机构（Cheng and Stough，2006）。由于政策可以促进或者阻碍企业的运营和发展，政策因素对企业选址的影响也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之一。一个例子是最近几年逐渐受到重视的环境管制，王芳芳和郝前进（2011）发现环境管制强度差异虽然对内资企业影响甚微，但是对外资企业则有显著的影响。政府决策者也利用企业选址对政策的敏感性，出台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吸引国内外的投资，经济开发区就是这样的例子。开发区的土地使用和重大项目立项更容易得到国家的支持；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可申请中央财政贴息及各类税收减免政策；国家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对符合条件的区内企业通过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的支持；开发区享有更弹性的外资审批和管理制度，更宽松的劳动契约制度等。[48]这些政策吸引企业到开发区内进行投资，既节约了土地与基础设施等资源，也更有利于企业发挥外部性协同增长。

作为营利性的经济活动主体，企业在选址决策中对经济因素更为敏感。如Cheng and Kwan（2000）强调了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对企业选址的影响；而Holl（2004）通过构建可达性（accessibility）指标研究了市场规模对企业选址的影响，发现企业倾向于选择市场需求大的区域和城市。随着研究的深入，除了这些传统的指标，集聚经济对企业选址的作用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兴趣：如刘修岩和张学良（2010）证明了企业区位选择中集聚经济效应显著存在，即一个地区的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外部性都对该地区期望进入的企业数量有着显著为正的影响；Guimaraes et al.（2000）发现服务业集聚经济更强地影响新企业选址。同样引起经济学家研究兴趣的还有外部性：如Aharon-son et al.（2005）发现一个地区的知识外部性可以帮助企业降低研发费用，从而提高竞争优势；周浩和陈益（2013）考察了FDI外部性对企业选址的影响，发现FDI的三种外部性（水平、前向和后向）对企业选址都存在显著影响，但是影响程度存在异质性，因企业规模和所有制而不同。

以上文献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影响企业选址的因素，但本质上都是在绝对优势的框架下讨论的。也就是说，这些研究考察了一个地区具有哪些优势才能够吸引企业落户。这就隐含地假设，这些优势对不同企业的影响是同质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同样的优势对不同企业的影响差别迥异。比如，契约实施环境对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影响可能是相反的：私营企业需要更好的契约实施环境，而国有企业更倾向于有利的政治关联。因此，企业在进行选址决策时应当考虑其与当地经济的契合程度，即比较优势，这也正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所在。具体而言，只有在企业与当地的比较优势一致时，才能更好地应用当地具有价格优势的生产要素，借助当地已有的技术基础和生产率优势，最大限度地进行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