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水，民风，人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赵园

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最先注意到的，是当年开封的水系，其次则是城墙。

唐代崔颢诗中所云“春风起棹歌”（《入汴河》），郑毅夫的“画船明月绿杨风”（《过汴堤》），所咏都像是今人经验中的江南。这样的一条河，今天的开封人已不能想象。清初顾祖禹（1631—1692）撰《读史方舆纪要》，引宋张洎所说“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赋由此而进”（卷四六《河南一》，中华书局，2005年，第2104页），下文说的却是，宋室南迁之后，“故都离黍，江、淮漕运自是不资于汴，于是汴河日就湮废。……明初议建北京于大梁，规画漕渠，以浚汴为先务。……既而中格，自是河流横决，陵谷倒置，汴水之流，不绝如线，自中牟以东，断续几不可问矣”（同上书，第2110页）。我们所承，即此“几不可问”的梦中汴河。水的命运系于政治设施与国之兴衰。一部“汴水传”，岂不就是自春秋至当代的中原地区兴衰史？

《清明上河图》的核心部分，是那道横在汴河上的虹桥。明人王士性（1546—1598）却写到汴河当水势盛大时的可畏，说隋朝引黄河入汴，不过为隋炀帝南下舟船的方便，“不意河流迅急，一入不回”，而河北地势高，汴河位置低，河南的土质又疏松，“任其冲突奔溃”，“遂为千百年之害”（《广志绎》卷三，中华书局，2006年，第224页）。倘如此，则汴河之涸对于开封，还说不准是祸是福。

仅由地名看，古代中原地区，水资源绝不匮乏。若洧川，若临颍，若延津，若商水，若荥阳，若汜水，若洛阳，若渑池，若汝阳、泌阳、淅川、济源，若淇县，若临漳、汤阴，若涉县，若汝州，无不因水得名。据宋代朱弁的《曲洧旧闻》，其时的洛阳一带尚多稻田（卷三，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5页）。但到了明末清初，缺水已是河南经济社会生活的严峻现实。《日知录》卷一二“水利”条：“古之通津巨渎，今日多为细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日知录集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94页）陆陇其（1630—1693）也说其时的卫水，“非但无唐虞之泛滥，比班孟坚、郦道元之时，水势亦迥然不侔矣”（《卫水寻源记》，《陆子全书·三鱼堂文集》卷一〇，康熙四十八年刊本）。

《读史方舆纪要》告诉你，《东京梦华录》写到的蔡水、五丈河、金水河等，不知何年已“堙”、“废”、“涸”；宋代用以习舟师水战的金明池，亦已“淤塞”（卷四七）。记水，该书触目惊心的，即一“涸”字。汜水，“今涸”；鲁沟，“今涸”；五池沟，“今涸”；曾经“环带萦纡，澄澈如鉴的翟沟（即白沟）”，“今涸”；曾有少男少女出没的“濮上”，濮水“今涸”（注：该书另一处说，“今黄河迁决，濮水绝流”，则濮水之涸又与黄河的一再改道有关。）；百尺沟“堙废”；贾侯渠“堙废”；济渎，“今无水成平地”；文石津，今堙……至于陂、塘，“堙”、“废”者，尚不在内。（注：据《明史·地理志》，郑州周边的郑水、须水，均“堙”，永城南的泡水“淤塞”，新乡的古沁河，“时决时涸”。见诸《大清一统志》，仅开封府，就有海子河之支流、沟渠“俱塞”；黄渡河“涸为田”；古荥泽“今成平地”。卷一八六，《四部丛刊续编》史部，上海书店，1984年。）清初以降，“堙”、“废”、“涸”者，又不知凡几。中原地区的衰落，不消说与水有关。我想知道的是，随水一道干涸了的，还有些什么。那些消失了的水，不惟留在了地名中，也将印迹留在了地表。我儿时所见开封关厢一带的沙，应当是当年的河岸的吧。

这座城市与水有关的故事，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在明亡之际。

崇祯十五年四月，“自成再围汴，筑长围，城中樵採路绝。九月，贼决河灌城，城圮，恭枵（按即周王）从后山登城楼，率宫妃及宁乡、安乡、永寿、仁和诸王露栖雨中数日。援军驻河北，以舟来迎，始获免”。“汴城之陷也，死者数十万，诸宗皆没，府中分器宝藏尽沦于巨浸。”（《明史·诸王列传》）（注：清初陈之遴《汴梁行》写“洪涛屡徙”，说：“君不见汴梁万雉高入云，今在河南昔河北。”（《浮云集》，卷四，清钞本，《四库禁燬书丛刊补编》）该诗写明亡之际河决开封，说“绣衣使者出奇筭，中夜决堤使南灌。须臾盈城作鱼鳖，百姓尽死贼亦散”。则指是明方所决。陈氏不平于藩王及“朱门妇寺”无恙，百姓则无处逃生。关于决黄河口的元凶，汤纲、南炳文所著《南明史》判断审慎。该书说：“关于这次黄河大决口的原因，史书所载不一，或称为起义军决河灌城所致，或称为明河南巡抚高名衡、开封推官黄澍等决河所致，或称为官府掘堤于前，农民军再掘于后所致，或称为上天所致。近人所写论著，意见虽不尽相同，但大体上认为此事与起义军无关。其真相如何，尚有待进一步考证。”（第二一章第三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54页））被那道滚滚浊流席卷而去的，固然有宫中珍宝，也有私人收藏，更有街衢坊巷、商肆酒楼，汴京的数十万生灵。钱谦益《列朝诗集》记死于此次水患的张民表（？—1642），说水灌开封之际，张“负其先人神主，抱诗文稿三尺许，登木筏”，邻居纷纷求登筏，张不忍却，筏沉。后登屋，“水大至而没”。其小儿子，“凭浮木依老仆妇栖屋上，垂两日夜”，老妇饿急了竟要拿那孩子当食物，“急附浮木，顺流下，得渡舟以免”（《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41页）。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记“河骤决，声震百里，排城北门入，穿东门出，流入涡水，涡忽高二丈，士民溺死数十万”。张民表的文稿沉于水，门人刊其遗集，“存者悉非其称意之作”（卷一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75—476页）。没于那道水的，还有下文中将提到的周亮工《书影》所记汴梁名妓、周氏以为可拟之于秦淮河边马湘君（按即马湘兰）的李三随。此种记述，散见于笔记、野史、碑版文字，只是有待裒集而已。

周亮工（1612—1672）本人当时并不在汴城，其叔父与兄弟辈被水淹没者十多人，“亲串”死者则难以数计（《祭靖公弟文》，《赖古堂集》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890页）。周氏事后作《汴上谣》，一题为“河决后，民多有以书纸蔽体者”（同上书卷一，第114页），其时的惨状可想。（注：周氏对于其师张民表之死，痛心不已，所撰《张林宗先生传》，记张氏之死特详（同书卷一八，第689—691页）。）

其实明末决河者不过袭前人的故智。秦始皇二十三年攻魏，就曾水灌大梁（战国时的大梁即宋浚仪县故城），“一国为鱼”。蒙古人也曾决河。既然“滔天之浸，近在咫尺之间”（《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七，第2139页），就不能不成为随时的威胁。有明一代，黄河水患频仍，你可以在《明史·河渠志》读到关于河决开封的大量记述；黄水漫进城区，漂没庐舍、溺死军民，“议者至请迁开封城以避其患”（卷五九）。（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河南》录《开封府志·河防》、宋王应麟《汉河渠考》，均有关于河决的内容。由该书所录材料看，与河南有关之“病”，首在河患，其次则田赋——可知顾氏的关切所在。）这条悬在汴城之上的河，在漫长的岁月中，决定了这座城的命运。

周城《宋东京考》（中华书局，1988年）王珻（？—1742）序，说有宋一代，汴城“工筑营缮之兴，踵事增华，靡不穷极其盛。盛极而衰，荡焉无存什一于千百”。王珻卒于1742年，所见开封如此。（注：关于汴城故宫，元代杨奂说过：“观其制度简素，比土阶茅茨则过矣。视汉之所谓千门万户珠璧华丽之饰，则无有也。”建议后人“因其制度而损益之，以求其称”（《汴故宫记》，引自顾炎武《历代宅京记》，中华书局，1984年，第236页）。日本学者久保田和男的《宋代开封研究》中说：“据日本僧成寻的记载，开封皇城的面积类似于日本御所，远不及长安大明宫的规模，不能作为中国首都的象征。”（中译本，郭万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0页））兵燹，水患，更有洪涛巨浸，一座城市于数百年间几于荡然无存。明清之际的名城毁于一旦的，应当首推开封与扬州吧。（注：明清争战中中原地区战事之惨烈，不下于扬州，读一读郑廉的《豫变纪略》即可知。郑廉《豫变纪略》，收入张永祺等撰、栾星辑校：《甲申史籍三种校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套用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1916—2006）的书名，“中国古城的死与生”，大可由开封、扬州取样。后者曾死于清军的屠城，前者则死于水淹。可惜劫后的开封没有王秀楚其人，生动地记录那一时刻；或虽有记述，而不能如《扬州十日记》流传之广，深入人心。我曾讨论过扬州的死与生（《想象与叙述·废园与芜城》），讨论并不充分，遇到了史料方面的限制：不止于扬州之屠的材料，还有其再生的材料，尤其物质生活的细节。未知开封在史料开发方面是否尚有余地，可否利用文集（既包括河南籍人士，又包括流寓、著籍的人士，如下文还要提到的阮汉闻）、方志、碑版文字，复原这座城市毁灭与再生的过程？

我童年生活的开封，距明亡之际那一幕已相当遥远，却随处可见黄河水患留下的盐碱，干巴巴的地面、墙面上泛着白花花的一层霜。儿时在开封城的边缘处，常见蹲在地上刮“碱面”（即制作食用碱的材料）的人——真是穷到了极处。未知水质是否也拜黄河所赐。《东京梦华录》中记有当年开封的若干条“甜水巷”。据顾炎武《历代宅京记》，明代开封，“城中井水悉苦鹻难饮，汴人率于城外汲水饮之”（卷一六，第236页）。到我居汴的上个世纪50年代，市民用水，仍然有“甜水”、“苦水”之分。

也有不同方向上的变化。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举兴修水利，疏浚河道、开挖新渠。这些河、渠的现状，是另一可供考察的题目。所有这些发生在地表与底层深处的变化，不也正是“地方史”的重要部分？

五代时后周世宗曾发开封府曹、滑、郑州民十余万，筑大梁外城；宋开宝元年增治京城（《历代宅京记》卷二，第29页）。《读史方舆纪要》：“世传周世宗筑京城，取虎牢土为之，坚密如铁。”（卷四七，第2142页）该书注引《城邑考》：元“至元中尽毁天下城隍，开封城亦仅余土阜。洪武九年始营筑，甃以砖石……宋、金遗址不可复问矣”（同卷，第2143页）。周城《宋东京考》录《癸辛杂识》：“汴之外城，周世宗时所筑，宋神宗又展拓之。其高际天，坚壮雄伟。”（第3页）经考古发掘，宋代城墙的面貌已渐次显露，而我童年所见城墙，或许是清道光二十一年大洪水后重建的部分？

除了铁塔、繁塔（注：亦见之于《舆地广记》、《广志绎》的春秋晋国师旷所作“吹台”（后曰“繁台”），上有大禹庙，清初尚在，周亮工有《同滕伯伦计玄柚吹台酌月》一诗（见《赖古堂集》，卷三），是否即我童年所知的那个“禹王台”？），北宋以至金、明时期的开封均沉埋地下之后，若干历史信息有可能残留在地名中。龙亭、午朝门、相国寺、包府坑（今包公湖）等，应当更是“遗址”，或竟出自后世的附会，亦用了砖石演绎故事。街巷，宋代有马行街，我童年的开封则有马道街。其他《东京梦华录》、《宋东京考》提到的地名，几乎全然陌生。“历史潮水”的冲刷，总不至于如是之彻底，也一定留了一点痕迹在地名中。怕的是熟悉“老开封”的耆旧也多故去，遗迹、掌故也就随之湮没在了尘沙中。

曾经如水一样丰沛的，是“物”之流。《东京梦华录》中的开封，物质确也丰盈到了满溢、泛滥。该书伊永文笺注所引与宋代“都人风俗奢侈”有关的文献，令人咋舌，其时东京一带之富庶可以想见。“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囿”（卷六《收灯都人出城探春》，第613页）。至于城内，汴河两岸榆柳成荫，隋代已然（《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16页）。御沟则“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绣”（同上书，第78页）。宋徽宗被金人所俘，迁徙途中作《眼儿媚》词，以汴京为“花城”。我童年时的开封，更像沙城，城北城东，弥望皆沙土岗，近城处沙丘高与城墙齐。现今的河南大学附近，即有沙丘。城外有柳树、枣树，却绝无园囿，也无从想象刘益安《北宋开封园苑考察》所说诸园，有可能设在何处。

《梦华录》大有与食物有关的记述——用了今人的说法，即“吃在汴梁”——足证宋人味觉记忆之深刻与丰富。写到的食物，满足口腹之欲的种种，无论生食熟食，除了粥、面、饼及数种蔬果，我均闻所未闻，其做法想必也失传已久。（注：久保田和男认为“《东京梦华录》中最具独创性并大放异彩的记述”，“是详尽记录名菜，以及描写因时刻不同而变化的小摊实态”（《宋代开封研究》中译本，第254页）。尽管明代李濂对《东京梦华录》的“芜秽猥琐”深致不满，而清四库馆臣对李所著《汴京遗迹志》以“义例整齐”、“征引典核”称许，《梦华录》的感性、细节的丰富性仍令人着迷，非《汴京遗迹志》一类著述所能取代。李濂：《汴京遗迹志》，《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可知“饮食文化”之传承对社会经济条件的依赖；而开封的衰败，仅此一端也可以证明。由《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却又可知，宋室南渡，汴京的美食，在杭州及江南其他处保存了下来，是“物质文化”易地“繁衍”的例子。（注：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著《简明中国遗民史》：“据《都城纪胜》、《梦粱录》、《咸淳临安志》诸书所载，临安的王家绒线铺、荣六郎印刷铺、乐驻泊药铺、陆太丞儒医、宋五嫂鱼羹、李七儿羊肉、李婆婆杂菜羹、太平兴国传法寺、开宝仁王寺等商店、药铺、寺庙，均系开封人南迁临安后开设或建造，大多沿用开封旧名。”（第五章第四节，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3页）关于开封的饮食文化在临安，则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记述较详（参看该书第391—395页）。《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即使我生活的年代，开封较之其他中原城市，仍然有更多美味，只不过因了我的做教员的父母，薪水仅够应付日用，那些美味无福享用罢了。早年吃过而记得的，无非锅盔、叉烧包子、羊杂碎汤之类，似乎不独开封才有。

近代以来，岁时节庆，一概从简。自我的早年起，已不闻有所谓的“中元节”，也不再有七七“乞巧”之类有趣的活动，更不曾听说“春社”、“秋社”一类名目。但较之后来迁往的郑州，开封仍然更有年节的气氛，氤氲在胡同里，流荡在左邻右舍的眉眼间，无论贫富。

孟元老自序其《东京梦华录》，说当年的东京，“人物繁阜”、“人情和美”。我童年的开封，物资匮乏，里巷却一派安宁祥和；虽“人物”决不能称“繁阜”，“人情”之“和美”却依旧。当然那是1954年省会迁往郑州之前的开封。1957年之后，1966至1976年间这城的“人情”如何，就无从想象了。

关于老北京的胡同，我曾引老舍的文字，说那城中“连走卒稗贩全另有风度”；《梦华录》则说北宋年间的开封，非但“卖药卖卦，皆具冠带”，甚至乞丐“亦有规格”（卷五《民俗》，第451页）。该书极写其时汴梁风俗人情之美，诸如“人情高谊”，店家“阔略大量”（同上），与其说是地方风俗，不如说更是京城气象，与近人关于“老北京”的记忆，约略相似。在我想来，其时开封的空气，应当是温润的。市井语言尽管“鄙俚”（亦见孟氏自序），却未必粗野，宜于传递温情与善意，如文献中的老北京、老北京人。

宋代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引《汉书》“河南之气，厥性安舒”。接下来说：“今汴地涉郑、卫之境，梁魏之墟，人多髦俊，好儒术，杂以游豫，有魏公子之遗风，难动以非，易感以义。”（卷一《河南道一》，中华书局，2007年，第3页）《大清一统志》一八六《开封府一》关于开封一带的风俗，引《通典》“地居土中，物受正气，其人性和而才慧，其地产厚而类繁”云云。（注：在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看来，开封作为其时的时尚之都，“节义之民少，兼并之家多。富者财产满布州域，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转引自久保田和男的《宋代开封研究》中译本，第184页）。）元人编《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关于汴梁路风土，曰：“风物富庶，习俗侈靡，君子尚礼。”（卷中，《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45页）

人情之美尚不限于汴城。《读史方舆纪要》引《周礼·职方》：“河南曰豫州”；释“豫”，曰“禀中和之气，性理安舒，故云豫也。”（卷四六《河南一》，第2087页）此义已非现今的河南人所知。王士性《广志绎》说“中州俗淳厚质直，有古风，虽一时好刚，而可以义感。语言少有诡诈，一斥破之，则愧汗而不敢强辩”（卷三，第225页）。王氏于明代的见闻如此，与近年来外省人对中州的印象大不同。（注：当然，王氏还说，“汴城在八郡中为繁华，多妖姬丽童，其人亦狡猾足使”（同上）。）“禀中和之气，性理安舒”，“淳厚质直”，这些意思都太好，只不过使其成为当代人的经验，还要经一番艰巨的文化重建罢了。

与老北京人所自得的北京话不同的，是开封话的“鄙俚”。《东京梦华录笺注》关于该书孟元老序所说“此录语言鄙俚”，谓宋、明多种著述，“均记宋语言鄙俚者，可证《东京梦华录》诚非偶然，乃宋之俗语大盛风气而成”（第6页，伊永文笺注），即不以之为地方性现象。纵然在同一“俗化”的过程中，也一定有地域之别的吧。依我的经验，较之河南其他处（包括省会城市郑州），开封话较轻、滑，多少令人想到北京方言，虽则鄙俚，确也有十足的市井味儿。

周亮工的《书影》说到开封方言，曰：“汴人语有不甚解者，大半是金辽所遗。如藏物于内，不为外用，或人不知之者，皆曰‘梯已’，不知所出。后阅《辽史》：梯里已，官名，掌皇族之政教，以宗姓为之。似即今宗人府之官，所以别内外亲疏也。或即梯已之意欤！‘梯里已’但呼曰‘梯已’，二合音也。汴音多有二合，如‘不落’为‘饝’之类甚多。”（卷一〇，中华书局，1958年，第254—255页）周氏所说“二合音”，我早年也说过的，实在鄙俚得可以，难怪被侯宝林用作了相声材料。（注：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著《简明中国遗民史》说：“由于居民多来自开封，南宋以后杭州的语言带有明显的北音。”（第293页）“今天杭州市区的方言仍带有明显的北方味，周围则依然是吴语的天下。”（第613—614页）该书引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关于杭州“城中语言（应为‘语音’）好于他处，盖初皆汴人，扈送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云云（第293页），显然不以汴梁话为“鄙俚”。不知汴人的俚语、“二合音”，是否也被带进了杭州。）1949年之后推广普通话，时下开封的年轻人或已不知所云了吧。我有时会想，李清照在世时，是否耳中听的也是这种话？文人所说，想必另是一套话语，腔调亦有不同，即使其人确系汴人。

政治史对一个城市的塑造，开封是极佳的标本。

宋室南迁，无疑是开封城市史的一大转捩。钱穆《国史大纲》：“蒙古入汴，依旧制，攻城不降则屠之，耶律楚材谏不听，乃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皆聚此城，杀之则一无所得。’乃诏原免，汴城百四十万户得保全。”（修订本第七编第三十五章，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53页）洪武元年，曾“徙北平城中兵民于开封”（《国榷》卷三，中华书局，1958年，第375页）。徙江南富民实北平，比较易解；却又徙北平兵民于开封，就有点费猜详了——似乎不全因了元明之际的杀戮。但由移民史可知，明初确有由山西向河南（包括开封府）的大规模的移民。我所属家族关于其所自来，就有洪洞县大槐树之类的传说。

有明一代，不乏关于建都的议论。明亡前后，追究燕王朱棣都燕的责任，不免旧话重提。关于建都的诸多选项中，开封不被看好的理由很简单：无险可守。黄宗羲就说到唐代朱泚之乱，德宗幸奉天，“以汴京中原四达，就使有急而形势无所阻”（《明夷待访录·建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0页）。《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开篇即道：“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第2083页）以下即举东周、东汉、拓跋魏的“衰”、“弱”、“丧乱”为例，更以金、北宋之亡，断言“河南信不可守”（同上书，第2084页）。黄、顾等人关注河南、开封的军事意义，或多或少出于“明亡”这一近事的刺激。其实宋南渡后，叶适即不以当代人的类似议论为然，愤然道：朱温“在四战之郊，而能翦灭黄巢、秦宗权，咀吞河南山东”，宋人“乃以大梁为不可战，亦不可守，使女真人入吾地数千里如无人，而卒有之”（《习学记言序目·五代史·梁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第640页）。

据郑晓《今言》，明太祖曾“欲徙大梁、关中”（卷三，第221条，中华书局，1984年）。该书引洪武元年诏，有“江左开基，立四海水清之本；中原图治，广一视同仁之心。其以金陵、大梁为南、北京”云云（同上书卷四，第274条）。《读史方舆纪要》也说明初朱元璋“尝幸汴梁，议徙都之，未果”（卷四七，第2138页）。倘若当初真的将都城定在汴梁，此后的明代历史该如何书写？

开封这座城市的历史，还另有所谓的“拐点”。清末建造黄河大桥，主持京汉（卢汉）路务的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选址于郑州的意见被采用，对于后来的开封、郑州两座城市，属于那种命运攸关的时刻（注：参看《中国周刊》记者田乾峰的报道《被京广线改变的两座城市》，网址为http：//wenku.baidu.com/view/c139940e52ea551810a6872d.html。）；而河南省省会1954年由开封迁往郑州，意义之严重不下于此。那么，对于中国的其他“n朝古都”，开封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作为标本、可供分析的样品？

成书于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关于开封的“人物”，由伊尹算起，最著名者如蔡邕、阮籍、庾亮、谢安，多属魏晋名士，《世说新语》中人；唐代仅刘仁轨，阮籍的同乡，“与子姪三人并授上柱国，州党荣之”（卷一《河南道一》，第4页）——其所知名与乡党所引以为荣，与诸阮的时代已大不同。这仅限于宋代开封府所辖区域的人物。倘将该书所列今河南境内的“历史文化名人”一一辑出，其陈容之豪华，令人目眩。若进一步将宋以降的人物也如该书那样列出，想必能令人看到一地域人才状况演变的轨迹——那么你看到的将会是什么？（注：《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所录宋代汴梁路的名宦、人物，见该书卷中《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第346—347页。该书所录“河南历史名人”，可与《太平寰宇记》对照。）

明代过庭训著有《本朝分省人物考》（《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所考明代河南省人物计357人，其中有朝廷重臣如高拱（1512—1578），有以风骨著称的轩輗、沈鲤（1531—1615），亦有著名文人如何景明（1483—1521）。该书刊刻于天启初年，启、祯两朝人物不在所考范围。（注：另有朱睦木絜《皇朝中州人物志》十六卷，隆庆年间刊印，收入近一百四十人的传记，李梦阳（1472—1529）也在其中。《皇朝中州人物志》，台湾明文书局《明代传记丛刊·综录类》，1991年。）清初孙奇逢（1585—1675）客居苏门（即今辉县），撰《中州人物考》（《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将所考人物分为七科，理学、经济、忠节、清直、方正、武功、隐逸，清四库馆臣注意到上述分类，未为“文士”留出位置，“概意在黜华藻、励实行”。该书将何景明归入“方正”类，而以上文提到的张民表归为“隐逸”类。（注：过、孙两书中均有高叔嗣（1502—1538），是《明史·文苑传》中人物。据《明史·文苑三》，正、嘉间祥符人高叔嗣有《苏门集》。《静志居诗话》卷一一有对其诗作的评论。周亮工《闵伯宗诗序》说闵诗“清妙玄胜”，“大似吾乡高苏门”（《赖古堂集》卷一五，第613页）。）孙氏所考，不乏有影响的人物，如“理学”类的曹端、吕坤；“经济”类的李贤、刘健；“忠节”类的铁铉、刘理顺；“清直”类的轩；“方正”类的沈鲤等。出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孙氏该书没有将史可法列入。史可法（1602—1645），开封府祥符县人，是开封人大可引以为荣的一位，尽管其主要事迹在弘光朝的扬州。

中原一向是重要的“历史舞台”，在此舞台上表演过的“历史人物”，自然大有其人，其中就有元末曾以河南为主要活动区域、被封为“河南王”的扩廓帖木儿（王保保）。我较为熟悉的明清之际，则明末名臣范景文“抚豫”，曾论及中州政治、军事的重要性。至于上文刚刚提到的孙奇逢，则是明清之际的北方大儒。（注：《大清一统志》卷一八五《河南统部》有“名宦”之目，列举曾任职河南的知名人物，明代有于谦、何乔新、刘大夏、范景文、蔡懋德等。其中范、蔡是明末著名忠臣。该书对河南省历代人物，搜罗也较他书为广。仅明代开封府人物，即有马文升、王廷相、高叔嗣、高拱、刘理顺等四十六人。）

依我的阅读经验，明代的中原地区，由文学的方面看，人才不足以称“盛”。这一带，元明之交、明清之际，兵燹灾荒，破坏之严重，非今人所能想象。王士性说发生在中原地区的战事影响于该地人文，“宛、洛、淮、汝、睢、陈、汴、卫，自古为戎马之场”，元代以来，“杀戮殆尽，郡邑无二百年耆旧之家，除缙绅巨室外，民间俱不立祠堂，不置宗谱”；而明初徙民实中州，又“各带其五方土俗而来”（《广志绎》卷三《江北四省》，第230页）。明代的开封在一再的大破坏之余，人文的衰败无可避免，其人物气象不同于江南人文荟萃之区，不难想见。（注：据周亮工《周藩牛左史宫词引》，明初开封一带残破，以至周定王在藩邸种植四百余种“可佐饥馑”的植物，撰《救荒本草》，以为救济（《赖古堂集》卷二一，第794—795页）。可知其时汴民的苦况。）明代著名文人中，籍属中州的，或许“前七子”的何景明最知名。至于明末清初，最负盛名的，则首推侯方域（1618—1655），与其人的名士行径不无关系。周亮工亦其时的闻人，声名却没有那样煊赫。（注：侯方域、周亮工、张缙彦（河南新乡人），均被认为节操有玷，周、张更是“贰臣传”中人物（《清史列传》卷七九《贰臣传》乙），却各有其文化方面的贡献。）关于侯氏，黄宗羲不无微词（见《思旧录·张自烈》，《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359页）。对侯氏其文也如对其人，时论毁誉参半。周亮工《与吴冠五》一札，录时人关于侯文的评论而评论之，不欲为乡邦人物讳（《赖古堂集》卷二〇）。关于当时中原地区的知名之士，侯方域在《与陈定生论诗书》（《清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中，曾提到吴之鲸、王铎（1592—1652）、贾开宗（1595—1661）、徐作肃（1616—1684）、宋荦（1634—1713），除王铎外，多属其“雪苑诗社”中人。王铎以书法名；宋荦官运亨通，以诗名，都算不上其时第一流的人才。而据关于明清书院的研究著作，河南却是其时创建书院最多的省份。（注：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据大英久保子有关明清书院的研究著作，有《明代书院地域分类表》。）

清四库馆臣批评孙奇逢的《中州人物考》，说“薛瑄本河津人，李梦阳本庆阳人，牵合归之中州”。其实那种“牵合”、混淆或许正难免。王士禛论诗绝句：“中州何、李并登坛，宏治文风竞比肩。讵识苏门高吏部，啸台鸾凤独逌然。”（《清代文论选》，第349页）即将李梦阳“牵合”到了中州。（注：李父曾官周王府教授，徙居开封（一说徙扶沟）。王士禛该诗所说高吏部，或即高逊志，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五均有传。）

周亮工以第三人称自序其诗集，说自己“本豫章人，籍大梁”，然“实生秣陵”（《赖古堂诗集序》，《赖古堂集》卷一三，第529页），21岁那年才到大梁。即使先世居金陵，周本人亦生于金陵，死于金陵，对于仅仅生活过八年的开封、中州，他仍怀了对于“乡邦”的感情，曰“吾邑”、“吾乡”，前者指大梁，后者则凡中州皆是。其诗文集，其所撰《书影》，多有涉及家乡人物的篇什；对其所谓“吾师”张民表（注：周氏科考失意，曾居汴八年，在张氏家塾中课其子弟。），更是一往情深。如《赖古堂集》卷三《庚戌春侍张林宗先生北上，宿鄴下南寺，越十年己丑，与公子子顾再宿其地，见先生壁上诗，泫然泣下，用原韵得诗四首》，长歌当哭；卷七《汴水奔崩，林宗张先生抱其诗文同长君次君沦水中，季子子顾甫十一龄，浮木出，予弟靖公觅之河干三阅月，载与俱归，匆匆十年矣。予役返里，躬送之至中牟，集其族子懋德辈与其老仆郭明，拜而授之，纪以诗》，诗题便是一篇关于张氏之死及周为之抚孤的沉痛告白。实则周氏不但为其师抚孤置产，且遍征其遗作，“汇而梓之”（《张林宗先生传》，第692页）。

收入《稽古堂集》的诗文，颇有涉及大梁及中州人物者，对河南籍及流寓河南的文人的撰著，扬扢推奖（如卷一三《王王屋文集序》、《阮太冲集叙》，卷一五《袁周合刻稿序》、《闵伯宗诗序》，卷二一《题楚西来传小引》，卷二三《徐存永钞秦京诗集跋》、《书冯幼将画竹卷后》等），刊印遗作，无非尽一份对于乡邦的责任；以至有人不满于他选编尺牍，在取舍的宽严之间“私故乡人”（《赖古堂集》附录，王愈扩所撰《小传》，第898页）。由《黄河阻雪，同刘公勇登李家亭子，予家大梁，久为水没，累欲移家，依刘颖上》（卷五）看，丧乱之后，周氏似乎还有过移家颖上的念头。

我所读过的明人、明清间人的著述中，涉及汴城、中州足备掌故的，也仍然是周亮工的《书影》。该书卷六记当时所称“中州三先生”（一说“天中三君子”）的张民表（林宗）、阮汉闻（太冲）、秦京，尤以张、阮的交往，得之于亲见，记述生动（第161—162页）。关于阮以浙人而居汴，而移家尉氏，周氏的说法为他书所未见。（注：周氏说阮“因皦生光之变，移家尉氏”（第161页）。《阮太冲集叙》记阮“授徒于尉，以尉固阮旧土也，遂家焉”（《赖古堂集》，卷一三，第534页）。同卷《顾与治诗序》说自己曾刻张民表诗，“仅千百之一二耳”，阮、秦诗“亦落落如晨星”（第436—545页）。关于张、阮，钱谦益《列朝诗集》有传。该书说张“兀傲自放，世莫测其浅深”（《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第641页）。）此外卷六记“汴曲中人”李三随（字无尘，一字居贞），卷八摘引并评论王铎的诗，卷四记汴梁酒，同书还写到密县香鼠、“吾梁”之桃。同书写其时某人“苦蝎”，汴人告以避蝎良方（卷八）。我也记得幼年时家人的“苦蝎”。几年前所见胡同中老房子倾圮破败，蝎患或许还未成过去。

但周亮工确曾以“原籍（按即今所说的‘祖籍’）江宁，祖宗坟墓在焉”为理由，要求致仕；“部议：例无两籍”，驳回（《年谱》，《赖古堂集》附录，第918页）。关于周氏的传记材料，则一再提到如下细节：祥符令孙承泽得其试卷，“大异之”，断言“定非汴人”。后周氏具以始末告之（《年谱》，第906页）。待到周中乡试，其“闱墨遂为中州风气之祖”（同上书，第907页）。周氏的门人黄虞稷所撰《行状》的叙述微有不同，说考官（或即《年谱》提到的归德推官王世琇）得周氏试卷，曰：“此非中州士也。”当面“询知籍于南也，顾侍者而笑”（同上书附录，第952页）。说老实话，这一句“顾侍者而笑”很令我不爽。谁说这里没有今人所敏感的“地域歧视”？周亮工的以金陵为“原籍”，也应当有如上背景的吧。这种偏见、成见延续至今，很可能已进入了“中州士”的集体无意识：压抑自外而内，影响了知识人的精神意气。

侯方域与陈维崧论诗，自称“下里之鄙人”（《与陈定生论诗书》，《清代文论选》，第168页），固然是通常的客气话，也未见得不出于其时中原人士面对江左才俊时本能的反应。当时的江左，城市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而同一时期的中原，更像是相对于东南富庶之区的乡村。侯氏还说：“余家中原……中原风气朴遬，人多逡巡不敢为诗”，并非故示谦抑；接下来却又说，“惟其不为诗，诗之所以存也”（《陈其年诗序》，同上书，第165页），那意思很可玩味。大致是，正因不在风气中，不妄称作者，才能存诗，也要置诸侯氏的明代文学批评中，才便于理解。

周亮工先世居金陵，至其祖父，“游大梁而乐之，因占籍开封，遂为开封人”（姜宸英撰《墓碣铭》，《赖古堂集》附录，第940页）。由此看来，周氏确也不过是古代户籍制度意义上的开封人。黄虞稷则径说周氏“籍大梁而实白下”（黄撰《行状》，同上书附录，第951页）。较之于此前中州人士几度大规模地向南流动，周亮工、阮汉闻的反向流动或显得稀有。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将多少中原人士、开封人带到了江南或其他某处，不消几代，便气质与眉眼一起改换。（注：孟远撰《陈洪绶传》，说其先河南人，宋南渡，徙居诸暨，到陈氏已历十余世（《宝纶堂集》）；唐顺之《华三山墓表》说华氏“当宋南渡，始自汴徙无锡”（《唐荆川文集》，卷一一）——不过手边现成的两例。据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南宋临安“移民的76%来自今河南，其中绝大多数又来自开封，并往往是在南宋初年随高宗迁入的。受开封移民影响，临安在经济生活、社会风俗和语言等方面都极像开封，似乎是将开封城搬到临安”（卷四，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80页）。据同书关于《宋元学案》中北方籍传主的迁移与分布的统计，北方籍学者迁入江南的一百多人中，迁出地大多为河南（参看同书第485—486页）。当然，迁出地未必即原籍。）这些始而卜居继而定居，由流寓而占籍的开封人、中原人，除了商铺、食品、节庆习俗以及语音，又将什么带去了江南（及他处），几无可考。历史过程的这种细腻处，往往湮灭在时间中。

有宋一代高度成熟的文人文化，在其后的岁月中剥蚀殆尽。2005年在开封，却听人说至今仍然有蛰居陋巷的文人，不知是否是真的——或许亦属某种孑遗之民。那年在书店街，看到了售卖文房四宝之类的“文化生意人”，想必是在惨淡经营。不知那些铺面是否已几经易主，改售了其他货品。我孤陋寡闻，想不出还有哪座城市有一条“书店街”。（注：宋代开封的行市有“文字行”，据说即书籍行，杨宽认为是东京新兴的行市之一，他猜想，“宋代或称书籍铺为文字铺”（《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第275页）。关于北宋开封的书籍市场，参看该书第339页。）这街名是我童年时熟闻的。当代作家中，汪曾祺、陆文夫长于写市井奇人，似乎还未见有人为开封的市井人物图形绘影。

《太平寰宇记》说后周“改梁州为汴州，以城临汴水，因以为名”（卷一《河南道一》，第1页），可知“汴梁”一名所由来。《宋史·地理志》：“东京，汴之开封也。”在这样的表述中，“汴”与“开封”是何关系？

已有关于开封的城市起源及“开封”一名来源考（参看日本学者久保田和男《宋代开封研究》的《序章考察端绪·引言》）。据说“开封”原作“启封”，因避汉景帝刘启名讳而改为“开封”——则汉代即有此名。据此，“开封”系动名结构，与“启封”义近。人们似乎不都这样读解。有过一个谜语，谜面是“矛盾”，打一地名，谜底就是开封。在我看来，“开”而又“封”，更像是一道古老的谶语，挟了点神秘。这座曾兴而又衰甚至死而复生的城市，一定会有一天，终结这种生死轮回，兴衰迭变。

你不妨如此相信。

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