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市民阶层与市民文艺的诞生

新型城市的出现，自然诞生了最早的市民——坊郭户，也叫坊市户、市户。宋代户口分类的基本方式之一，是乡村户和坊廓户，即农民户口和市民户口。宋朝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分开，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户口二元制。市民从农民中分离出来，另立户籍，则表明市民阶层的形成与独立，市民阶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可以说开封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典型的市民城市。城市的成熟与发展使城乡差别更加明显，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相应地有别于农村而发展起来。市民是城市发展的基本元素和力量，是城市文化的基本群体。代表城市文化的市民文艺应运而生，其主要特点如以下几点。

1.与农民对立，以农民为取笑对象。由于生产、生活方式以及观念、文化素质的不同，首先在最繁华的城市东京开封，市民将自己与农民彻底割裂开来。市民文艺中有许多反映农民的内容，一些艺术形式，甚至是专门表演农民的。其中以杂扮最典型，杂扮是杂剧的散段表演形式，类似于现代的小品。杂扮的特点是丑化农民，表演市民眼中的乡野农民之拙朴。吴自牧指出：“顷在汴京时，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叟，以资笑谈。今士庶多以从者。”（注：吴自牧：《梦粱录》，卷二〇，《妓乐》，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313页。）他们竭力贬低农民以炫耀自己的优越感，不但表明市民已失去了农民的那种质朴，而且这也正是最初的市民意识，是市民从农民中蜕脱而出的必然否定过程。正是这一否定，标志着市民从思想意识上的形成与独立。鄙薄农民无疑是忘本的错误观念，但历史问题不能用道德眼光对待，所反映的其实是二者文化层次差距和城乡差别加大以及文化类型的截然不同，更深层的意义是对封建重农思想的否定。

2.市场的产物，商业气息浓郁。例如吟叫就是叫卖音乐的发展，广告形式的艺术化。宋仁宗死后，按历史惯例全国哀悼，也即三年内禁止音乐娱乐。正值太平盛世的开封市民，在天子脚下不能不遵守这一政治习俗，但又不能长期没有娱乐活动，于是巧妙地变通为不奏乐唱歌，把市场上叫卖声变化为娱乐方式。吟叫艺术正式诞生于宋英宗朝，寻即盛行于世。

3.固定的大型演艺场所涌现。按《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开封城内外至少遍布着9处瓦子。瓦子中的勾栏，即用栏杆、幕幛等物封闭的剧场。各瓦子中的勾栏数目多少不一，开封的桑家瓦子、中瓦、里瓦3处，内有大大小小的勾栏50余座。勾栏以棚为号，各有独具特色的名称，如象棚规模最大，居然可容纳数千名观众。瓦子勾栏的涌现及其盛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梨园由唐代宫廷走向民间的硕果，也是文艺走向市场的硕果，市民文艺由此正式商品化。

4.风格柔软婉转。都市的繁华、浮艳，使居民失却了朴素；建筑物的拥挤和人口的稠密，使居民失却了粗犷。他们感情细腻丰富，品位较高，讲究美感，追求形式技巧。这些特点都体现在市民文艺的风格之中。不但“浅斟低唱”，而且“清细轻雅”、“声音软美”的演唱风格（注：吴自牧：《梦粱录》，卷二〇，《妓乐》，第313—314页。），突出了典雅，显然适宜于室内演唱，而不适宜于乡村的露天场地。而且须有一定艺术修养和闲情逸致者才能欣赏，如同食品一样，大部分市民需要的不只是填饱肚子，而是讲究色香味的美感。

5.具有侵蚀封建礼教的非正统性。农耕时代以农为本，主体是农民。但如前所说，市民文艺以农民为取笑对象，其骇世惊俗之处，即背离了封建政府传统的重农轻商政策。封建时代是等级社会，地位最尊贵的是官僚士大夫阶层，但在市民文艺中，他们的尊严也被嘲弄了：自五代以来，“至今优诨之言，多以长官为笑”（注：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六，《以长官为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73页。），显示着藐视权威的无畏精神。也就是说，在市民文艺中，将传统的士农工商排列位置颠倒了过来。

市民文艺属于消费文化，封建教化性质不仅淡薄模糊，甚至于“是非颠倒”，突出的是追求感官享受的娱乐性。因而，宋代市民文艺一出现即满堂生辉，成为民间文化的主流，引导着文化向俗文化方向发展。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中，市民是作为封建制的异端出现的，后来发展分化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与西方的轨迹不同，其性质不是生产型的而是消费型的，市民的性质因而与西方不同，难以一概而论。然而毕竟游离出了农耕，走到了时代的前列，不像农民那样属于典型的主要的封建制组成部分，其重大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