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叶剑英元帅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说：在十年“文革”期间，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的，超过1亿人，其中，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被打伤打残，有的被囚禁，有的被残酷批斗。叶帅的这段话，令我久久难忘。我们一家人的遭遇，可以作为这段话的例证。

“文革”初期，身为北京大学经济系教师的杨勋，与她唯一的胞弟杨炳章（北大哲学系旁听生），做了一件类似《皇帝的新装》童话中那个说真话的小男孩所做的事：给毛主席写信，建议老人家不要让江青出来参与政治活动。姐弟二人在信中说：“江青同志参与政治活动，会给您老人家带来麻烦。”他们写这封信的直接动因，是看不惯江青于1966年7月26日晚在北京大学东操场很不得体的讲话和失态的表情。这封信给姐弟二人带来的，就是牢狱之灾。

1966年12月23日凌晨1时，一群新北大公社的成员奉命把杨勋扭送到北京市第一监狱（又称半步桥监狱）。杨勋的胞弟杨炳章在几天之前已被扭送到同一监狱。直到1969年1月30日，杨勋才按“教育释放”，被“宽大处理”。在杨勋坐牢期间，江青、康生还在公开场合两次点杨勋、杨炳章的名。江青还莫明其妙地称杨勋为“特务”。

杨炳章被关押一年之后，由山东老家的农民保回农村，接受“群众专政”。随后，杨炳章因不堪忍受歧视，逃至长白山林场伐木，不久越境赴朝鲜，被遣送回国，押送途中逃跑，又被抓回，再次入狱，被判四年有期徒刑。改革开放后，杨炳章考取北大西方哲学史硕士研究生，随后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述颇丰。

至于我本人，有幸未遭毒打，除此之外，各种灾难都领受了。运动伊始，我就被定为“漏网右派”，接受人民大学两个革命群众组织的审查。杨勋入狱之后，我又增加了“包庇特务”的罪状。革命群众组织勒令我交代问题，抄我的家，限制我的行动，来势越来越猛，看来，更大的灾难即将来临。当时，这些革命群众组织都私设公堂，还私设地狱般的“牛棚”（关押“牛鬼蛇神”的变相监狱）。

于是，在征得大姐（帮助照顾我的两个儿子）和三姐同意之后，我逃回昆明，在亲属家中躲避了半年。当我在报纸上看到“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高等院校制止武斗，并实现了“三结合”和“大联合”的消息之后，就赶快返回北京，向人民大学“三结合”班子报到。

不料，他们立刻做出决定，把我关进名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劳改队。这个劳改队囊括了各种“有问题”的人，诸如“走资派”、“摘帽右派”、“漏网右派”、有政治历史问题者、有“三反” （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论者、对“文化大革命”有不满情绪或议论过“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者，以及有“叛徒”、“特务”嫌疑者等，还有一位新四军的老干部，他的“罪行”是“说了不准许再次传播的有损于一位中央领导人威信的、内容极其恶毒的话”。据说，此“恶毒言论”的具体内容，既不准检举人和“犯罪人”复述，甚至也不准专案人员追问。此后得知，这位“中央领导人”就是江青。

更难以忍受的是，以军工宣队为首的“三结合”领导班子，参照正规监狱的做法，在我们夜间睡眠时，通宵开着高亮度的电灯，并有专人坐在四张双层床的中间，监视我们的动静。记得有一晚，我因当天上下午劳动太累（每天都派我们干重活、脏活、险活），晚上睡得很沉，就被监视者用粗暴的动作推醒，以证明我没有自杀。当晚，我强压住了自己的愤怒，无法再入眠。

在“文革”期间，我们全家五口人中，不仅杨勋、杨炳章和我三个成年人遭到迫害，我的两个儿子也受到株连。北大附小学生小蔚，成了“杀、关、管”分子的子女，遭受种种歧视。小冬则被北大幼儿园除名，理由是“必须优先满足革命群众的子女入园”。

“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后半期出现的一个怪物，它使中国社会大倒退，给中国人民带来大灾难。举世著名的哈佛大学开设了一门选修课——“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企图解开这个“中国之谜”。物极必反，“文革”终于导致“四人帮”的覆灭和改革开放新纪元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