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何评价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及其实践
（一）早期维新派的主张及其活动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过程中逐渐产生，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9世纪70—8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股要求效法西方、进行变革的社会思潮，这股思潮与洋务思想一脉相承又有所发展，同时也是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前奏，这就是早期维新主义思想，它基本上是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的反映。这股思潮的倡导者是一些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和影响的知识分子，我们称之为“早期维新派”，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要求吸纳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
冯桂芬曾奉召办理团练，1862年在外国侵略势力的支持下，筹划由江浙官绅组成的上海会防局。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后，冯桂芬投入李鸿章门下，并著《校邠庐抗议》，提出“以中国之纲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成为后来“中体西用”的滥觞。冯桂芬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发展军事工业，他的思想对洋务派有很大的影响，又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先导。
王韬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邀请，任职于墨海书馆。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王韬屡向清政府献策，未被采纳，又上书太平军将领，被清政府获悉，下令缉拿，遂逃往香港。此后游历英、法、俄等国。1874年，王韬在香港主编《循环日报》，主张变法，提出“富强即治国之本”，认为学习西方必须先富而后强；主张允许“民间自立公司”，兴办工矿交通事业，官办不如民办，著有《弢园文录外编》。
薛福成曾任曾国藩幕僚，后随李鸿章办外交。1879年作《筹洋刍议》，提出变法主张。先后出任英、比、法、意四国公使，称赞西方君主立宪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以工商立国”，商为“四民之纲”。主张让私人集股成立公司，不赞成洋务派对新式工业的垄断。
郑观应热心西学，与李鸿章等人在对外看法上有所不同，反对李鸿章中法战争中的议和。后拥护清政府立宪，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所著《盛世危言》，首列《道器》为该书的总论，以“道”和“器”的关系表述旧学和新学的对立。继以《学校》《西学》《考试》《议院》作为诸论，在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中，主张变革以御外辱，提倡改专制，实行议院制，实行“君民共主”制度；强调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认为“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这些主张在宣传变法、传播新知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其后郑观应根据“局势变迁”，几次改编重版，“未言者尽言之”。辛亥革命后又编《盛世危言后编》。
综合说来，早期维新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早期的维新派思想家曾是洋务运动的拥护者，与洋务运动有密切联系，中法战争之前，维新派和洋务派很难区分开来，其中的一些人是洋务派亲手培养的。早期维新派仍然是封建地主阶级，他们提出的“采西学”“制洋器”和林则徐、魏源等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核心相同，也和洋务运动的主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导思想并无二致。个别人的思想更为先进一些，提出了设议院等主张，但当时他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理解还比较肤浅。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维新派和洋务派的官僚并不完全相同，前者中的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并且多处于不掌权的地位，这一区别决定了他们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中国社会的情况，对社会形势更加敏感，他们曾寄希望于洋务派，但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洋务运动的逐渐开展，他们在实践中看清了洋务派标榜的观点无法真正解决中国社会的危机，因而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早期维新派便对其中的黑暗腐朽不时进行抨击，特别是以中法战争为契机，两个不同的阵营开始出现分化，并最终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彻底分道扬镳。维新派的活动逐步脱离了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向独立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运动发展，这一重要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发展。
早期维新派的思想有一个总的倾向，他们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对中国来说是古今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既然能够撼动帝国的威严，也就一定有它值得学习的先进的地方。为了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困境，他们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等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将视野放得更加开阔，注意留心西方社会的各种先进事物。他们认为，“船坚炮利”并不是西方之所以强盛的根源，仅靠洋务派的“自强新政”并不能使中国迅速走向富强，中国的学习不能止步于西方的技艺，在政治制度上也应该学习西方，进行适当变革。在政治上必须改变君主专制，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在经济上则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在文化教育上要“讲求西学”。但早期维新派还只是与中国的传统做初步的、感性的比较，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这时社会上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妇女问题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促使他们对中外妇女境况进行对比和思考。他们中有些人提出了“男女并重”的思想，主张提高妇女地位，设女学等，但是此时维新派刚刚从地主阶级、洋务派中分化出来，身后的封建主义“尾巴”还没有完全割掉，他们的各项主张都具有严重的妥协性，伦理思想仍然保守，基本上仍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他们认为封建纲常是“本”，而西方的技艺和政治制度是“末”，本末不可倒置，这体现出了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在进步的光芒中仍保留了大量的封建底色，是不成熟和不完善的，未能同洋务派彻底划清界限，是在洋务派与资产阶级维新派之间起过渡作用的政治团体。
早期维新思想家具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外国侵略、希望中国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他们反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认为这些条约的签订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主权；在经济方面，他们主张摈弃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商业，同西方强国进行“商战”，保护本国经济；在政治方面，他们批评了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在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他们的这些思想是比较进步的，他们的一些观点也为以后的戊戌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维新派与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由改良派发动的一场旨在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的爱国运动。这场运动发生于19世纪末，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维新派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要求改革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为危亡中的中国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1.戊戌变法的背景
梁启超曾这样描述戊戌维新的初衷：“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甲午战争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巨额的赔偿也使得国力空前衰弱，然而，影响最深远的还是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心灵创痛：“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失败得那么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刻，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1]这是国人当时普遍的内心写照，自古以来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的中国民众在他们认为的“蕞尔小国”——日本的铁蹄之下屈服，这是不可忍受的奇耻大辱！甲午战败，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国之弱，至今日而极矣”，这不仅令先进的知识分子深受刺激，也使得一般民众开始觉醒，救亡图存成为社会舆论焦点。
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后，列强开始加快争夺中国的步伐，争先恐后地掠夺在华的权利，开办工厂，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一时间“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东眈”，中国这条沉睡的巨龙，才刚刚睁开眼睛，就不得不屈服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中国人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国难当头，唯有救亡图存。
列强还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加深了对华侵略的深度和广度。从1895年到1900年，短短5年间，清政府共向列强借款4.51亿余两白银，约为当时年财政收入的5.5倍。这些借款不仅利率高，而且都附有政治条件，财政上的借款进一步加深了清政府对帝国主义的依赖，使清政府逐渐成为帝国主义掌控中国的傀儡。列强还争夺中国铁路的投资权，先后通过8次铁路借款，共贷给中国8967万元，夺去了长达1.9万余里的铁路修筑权。铁路是工业的血管和命脉，列强此举不仅榨取到巨额利润，还间接地控制了铁路沿线的大片土地和资源，使铁路沿线的中国领土主权名存实亡。列强看到中国矿产资源丰富，于是投资中国矿山，直接在华开设工厂，凭借雄厚的资本，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既节省了运费，又在清政府的许可下享有免纳种种苛捐杂税的特权，获得了巨额利润，而且迅速发展为具有垄断性的企业，中国民族工业的资金实力不能望其项背，清政府也没有出台有效的措施进行扶持，在列强的排挤之下，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道路十分艰难曲折。列强的资本输出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使中国深陷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
民族危机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挺身而出，从各自的角度来思考民族的前途和救国的道路，一时间社会上思潮涌动，核心都是为了救亡图存。站在最前列的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派，他们在这场劫难中与西方列强有所接触，感触最深，他们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制度，实行政治变革，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对政治改革的尝试，突破了此前洋务派变法的框架和藩篱，把变法和救亡图存联系起来，为国家开辟了新的出路，使变法运动体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1895年春夏之交，正值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这一悲痛的消息传到北京，顿时群情激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奔走呼号，喊出了“救亡图存”“变法图强”的口号，通过演讲发动在京应试的举子联名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由此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带领下，维新变法逐渐发展成为群众性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政治运动。
在维新派的推动和策划下，想要有所作为但又无实权的光绪皇帝也希望通过变法维新来挽救国家危亡，实现救亡图存的理想。统治集团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甲午战争的惨败和战后的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以光绪皇帝为核心的“帝党”和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后党”之间，理念不同，再加上年轻的光绪帝急于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在非常之时成就一番非常之事，使得矛盾更加激化。光绪帝深感甲午惨败之辱，担心国势衰微，外敌紧逼，更难以忍受慈禧太后对朝政的干预，于是他依靠师傅翁同龢和“帝党”集团希图改变处境，增强话语权，图强御侮。1898年6月11日，他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对旧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并开始推行新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开辟道路。这个诏书相当于一则政治宣言，正式宣告了光绪帝以及他身后的“帝党”变法图强的决心，使维新变法取得了合法地位，为资产阶级维新派推行新法开辟了道路，这一做法使那些希望祖国振兴的进步人士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在冲击统治阶级内部和社会上因循守旧的观点、在将变法维新的政策付诸实施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2.改良派的思想和实践
在经济上，维新派要求保护并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培植土壤。
维新派在变法过程中始终有机地将改革封建统治制度、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发展国内资本主义实业结合起来，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人在国家行将灭亡之际却对敌人的富强视而不见，甚至妄图苟延残喘地借助西方侵略者的庇荫以求自安，认为“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简直是“狂易失心之人”，维新派强烈要求尽快革除一切阻碍民族资本发展的封建陈规陋习，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大声疾呼，呼吁保护民间办厂，要求政府给予民间资本主义发展的优惠措施，并且在百日维新中制定、颁布了很多经济方面的政策和措施：设立银行、矿物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提倡兴办实业，甚至允许私人开办兵工厂；奖励发明创造，凡是其发明有利于生产发展者，即给予官职或资金奖励；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路；编制国家预算，公布收支情况等。
在政治上，维新派强烈批判封建主义，要求以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取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资产阶级维新派以演讲、上书、组织学会、兴办学校、出版报刊、翻译西书等多种方式，传播和发扬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将一系列西方经典学说进行翻译并介绍到国内，以供民众学习；他们抨击腐朽的封建思想和政治制度，尖锐地提出，纲常名教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致使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所在；他们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说来批驳中国传统的“君权神授”。谭嗣同甚至说，“民为本，君为末”，君主如果不能为民谋福利，民众就应该废除他，而2000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专制暴政的阴影之下，清朝统治者也是一些虎狼之徒，只是担心自己的江山无法坐稳，却未能为贫苦的民众营造谋生之道和良好的社会环境，他们列举了借由变革政治体制而强大起来的国家的例子，得出了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的结论。
维新派反复强调“兴民权”“开议院”的重要性，认为日本和欧美各国之所以富强，根本原因在于其所实行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康有为先后多次上书光绪帝，直接或间接地论述了这个问题。百日维新期间，他又奏请定宪法、开国会，认为“此实治国之大经，为政之公理”，只要“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不难看出，“兴民权”“开议院”被维新派作为变法的政治纲领加以鼓吹，其矛头直指君主专制及其精神武器——纲常伦理。戊戌变法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用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替代封建制度的强烈愿望，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次勇敢的政治尝试。
在文化上，维新派以“人”为中心，通过启蒙的方式来批判专制和愚昧的思想对人们观念的束缚，解放人们的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思想传入中国。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维新派，开始意识到启蒙对个人、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他们从西方新思想中汲取营养，从自我启蒙和大众启蒙的角度出发，通过唤醒民众的觉悟，试图改变中国被动挨打的局面，进而希冀建立独立自主的新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新变法运动不仅仅是一场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更是一场中国化的思想启蒙运动。
戊戌维新派的启蒙教育思想内涵是丰富且复杂的，并且随着历史时期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但是“批判旧学，提倡西学”“树立新的人才观，培育‘特色之国民’”“倡导民主与科学并重”这三个方面，则贯穿了其启蒙思想发展变化的整个过程，构成了维新派启蒙思想的主要内涵。
（1）批判旧学，提倡西学。在向西方学习什么的问题上，戊戌维新派的认识相较于他们之前的思想先驱，有非常大的进步和超越。首先他们与洋务派展开激烈的论战，批判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调，强调变法既要变“器”，也要变“道”，全面学习西方的“本”和“末”，突破中体西用的枷锁和藩篱，打开思想解放的突破口。维新派认为，应该扩大向西方学习的范围，不应局限于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机器设备，应兼顾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教育、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想等，只要是能够开启民智的知识，都可以积极借鉴并加以利用。被誉为“中国西学第一人”的严复可谓是在维新派中提出学习西方思想最全面、最深入的启蒙教育家，他更为深刻地指出中西在治学精神上的差异：中国传统学术“必求古训”，以“心成之说”和“古训”为依据，埋头于故纸堆中，钻研朱子释义，“闭门造车”，结果是“好古而忽今”，让古人的精神囚禁自己，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西方国家则“贵独或创知”，注重培养学生之创新精神，肯定理性的价值，以实证研究为第一要义，“读书得智”则在其次，唯有“以宇宙为我简编，民物为我文字者”，才是真才实学[2]。这种既注重实证研究，又注重读书的方法，使学生具备理性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精神，从而造就有真才实学的国民。维新派在对中西比较的基础上，提出讲求西学，通过教育解放人，使国民在开阔眼界的前提下，进一步培养独立思考和批判的能力，从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中觉醒。
（2）树立新的人才观，培育“特色之国民”。维新派指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取决于该国国民的整体素质，取决于国民整体的教育水平，中国的传统教育对德育和体育缺乏重视，并且忽视对女子的教育，造成民智不开、人才匮乏，进而导致民族整体文化素质降低，面对外侮时出现民族危机。因此，中国必须提倡新式教育，普及女子教育，树立新的人才观，培养“特色之国民”。严复在《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中描述道：中国四万万人中妇女不识字者，十有八九，偶有一二知书者，亦不过是“以其余力，粗解词章”。他还认为，通学问是人与禽兽区别之处，既然都是人，则“当学问，不以男女而异也”，提倡男女应享有平等的教育权。“人之学问，非仅读书，尤宜阅世”，读书和阅世，二者缺一不可。他还对中西妇女的地位进行了比较：在中国，自古以来，《列女传》《女戒》压抑妇女天性，“待之以奴隶”，受制于男子，“无自主之权”；西方各国，妇女则与男子平权，因此，严复呼吁，实现妇女自强，是“为国政至深之根本”，而妇女之所以能实现自强，皆在于有“可强之权”和“不得不强之势”[3]，禁止缠足、设立学堂，使得妇女能够自强自立。
（3）倡导民主与科学并重。维新派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长盛不衰在于“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行政则屈私以为公”[4]，前者是指提倡科学和科学的研究、学习方法，后者则指崇尚资产阶级民主，因此，为了实现国家的救亡图存，这两个方面都不可或缺。
甲午战争之后，为有效掌握变法维新的思想武器，康有为积极吸收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精神，将科学认识引向深处，确定了他的科学方法论，开启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先河。康有为曾在《实理公法全书》一书中论述道：“书中凡可用实测之理而与制度无关者仍不录，理涉渺茫，无从实测者更不录。”[5]首次提到“实测”研究，这是中国之前从未有过的科学实证教育思想。他还指出中西研究方法的不同，中国人注重“穷理”，而西方人注重“实测”，因此，他提倡学生要掌握西方实证主义科学研究的“实测”方法，勇于创新，即“凡纪一事，立一说，必于实测二字，确有可据，众见款同，其文乃定”[6]。康有为提倡“实测”的研究方法，是对传统儒家思维方式的否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维新派除了主张要发扬科学精神之外，还推崇民主精神。维新派认为，专制为贫弱之源，民主为富强之本。为此，他们猛烈抨击专制君权，推崇民主，提倡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主张在解放国民个性的基础上重塑主体意识和国家观念，实现对国民的民主启蒙教育。对此，梁启超指出，中国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源于“君权日益尊，民权益衰”。他痛斥专制君主视天下为私有而害怕民众与之争夺，于是就依靠剥夺民众之权利来加以防范的做法。而西方国家“人人有自主之权”，能够“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应有之利”，从而天下太平、社会和谐。因此，梁启超提倡兴民权，主张让人人都拥有这种“自立之权”，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变法维新和国家的兴盛。梁启超还将兴民权和开民智结合起来，提出培育新民的理论，使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深入人心。
3.戊戌变法的历史地位
戊戌变法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维新派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要求通过变法，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维新派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不仅饱含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维新派主张改革君主专制制度，鼓吹民权并提出设议院的主张，要用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颁布了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若干措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冲击了封建制度，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自由平等、社会进化观念，批判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从而使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壁垒打开了一个缺口，有利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维新运动改革了一些社会风俗习惯，如主张革除吸食鸦片及妇女缠足等陋习，提出“剪辫易服”的主张，倡导讲文明、重卫生等，其移风易俗、开启社会新风的效用不可低估。
然而，戊戌变法最终还是走向了失败，主要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性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此时的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十分微弱，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相当狭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维新派的势力更是非常弱小，很多人自身还保留着封建士大夫的精神特质。他们既没有严密的组织，也不掌握实权和军队，更没有去发动群众。他们是在“托古改制”的招牌之下进行皇权变法，当时的统治者表面上是光绪皇帝，实际掌握大权的仍是属顽固保守派的慈禧太后。维新派完全没有正确处理和慈禧太后的关系，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在变法前慈禧太后等并没有坚决反对变法，而是默认变法可以进行，但是在变法过程中，由于颁布的条例不同程度地损害了保守派的权益，致使变法受到了阻碍。比如，变法在教育方面提倡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仅仅这一个小方面就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以至于难以实行，更不用说要裁减官员等政策。当政策一点点侵犯到顽固派的利益时，大臣们开始向慈禧太后上书列举变法的弊端，慈禧太后虽然退居朝廷之后，但是她的势力几乎遍及全朝，在慈禧太后的压制下，光绪皇帝只能屈服。
维新派自身也有局限性，不敢否定封建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改革者为了取得改革的合法性，往往采取“托古改制”这样一种形式，即从古人的言论或者做法中为自己的改革找到“合法性”，为自身超出时代的改革措施披上古人的合理解释。维新派也采用了这一形式来推行自己的改革。1891年康有为刊发了他在维新运动中的主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后又发表了《孔子改制考》，在这两本书中，他将孔子包装成资产阶级的改革者，论述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等思想孔子早已言之的观点，力图使人们相信，维新变法运动是遵循了孔子的教诲而施行的。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革的施行和推进，但是也为改革预设了框架，即只能在孔学允许的范围内施行，否则就会招致非议和责难，这无疑是对改革者创造力的极大束缚，还很有可能使改革的先进思想变质，逼迫改革者回到同洋务派一样保守的老路上去。同时，他们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自己变法维新，幻想依靠与英、日结成同盟来抵抗俄国，在戊戌政变前夕，维新派分别乞求英、美、日公使的支持，结果都落了空。他们又惧怕人民群众。维新派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圈子。他们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而且惧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当他们得悉守旧派要发动军事政变时，只能依靠掌有兵权的袁世凯，结果又被袁世凯出卖。一旦守旧派操刀反击，维新派也就没有丝毫抵抗的能力了。
除此之外，维新变法的一些措施相对激进，不利于改革的进行。改革者迫切希望通过变法让中国在短时间内“大换血”，焦急的心态可想而知，在变法的过程中又遭遇了顽固派的不断打击，助推了维新派的激进态度。这种激进的改革态度贯穿在整个变法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光绪皇帝颁布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条例，并且制定变法制度的官员和提倡变法制度的领导者根本没有走进中国现实，只是一味地学习西方的制度，并将其生搬硬套到中国，导致改革措施一时不能被社会大众所接受，这也注定了变法最终失败的结局。例如，在风俗方面要求剪长辫、废缠足等，只看措施确实具有进步意义，但最初颁布之时要求立即执行，一时之间朝野震动，社会动荡。光绪皇帝在短短的103天就颁布了300余道谕旨，这些诏令更是涉及对经济、官制、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这一道道诏令下达到各个省份后，官员更是无从下手，又由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太久，北京以外的官员其实都不再重视光绪皇帝的诏令，维新运动变得举步维艰。
戊戌维新的失败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但是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改革，戊戌变法对近代中国人的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注释
[1]吴玉章.辛亥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32.
[2]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300.
[3]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313-314.
[4]同①307.
[5]康有为.康子内外篇.北京：中华书局，1988：33.
[6]同①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