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拙著《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研究》是在同名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关于书名，我先前一直在《朱子礼学的义理世界》与《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研究》两者之间犹豫不定，因为前者较为四平八稳，而后者提出了“礼乐哲学”这一新的概念，我比较担心是否能够为人所接受。但一方面好在博士学位论文顺利地通过外审和答辩，有幸得到了评审与答辩专家们的认可与鼓励，并先后获得校级和省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让我多少有了些信心；另一方面，自2010年我从厦门大学哲学系毕业参加工作以来，虽然其间要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芜杂的家庭琐事也分散了许多精力和时间，不过我一直在不懈地完善和修正自己对“礼乐哲学”的理解，亦曾以专文《礼乐哲学论纲》（刊于《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4期）对之进行过阐述。尽管仍然不够成熟，但我自认为自己的相关思考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系统性。这就是促使我大胆沿用原题的根本动因。另外，就朱熹而言，作为我国中世纪颇具代表性的哲学与经学大家，他对礼乐经典的义理化阐释以及对礼乐实践的相关思考与探索，也足以构成为一套相对独立和完整的礼乐哲学思想体系，并对儒家礼学在今天的复兴以及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等无论是在学理层面还是实践方法层面都能够提供一定的启示。因此，对之展开系统深入的探讨是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关于本书的选题，还有必要说明的是，书名中“礼乐哲学”这一颇具新意的概念最早是我在向詹石窗教授请教博士论文选题时，詹师帮我敲定的。在2008年下学期，我的博士导师乐爱国教授建议我从朱熹的礼学思想入手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写作。但由于我是从哲学研究的角度入手，应该与传统的经学研究或者思想史研究在方法和视域等方面均有所区别，加上我涉足礼经学的时间短，也有扬长避短的必要，所以在选题与具体的研究写作方面就必须突出其哲学蕴涵与哲学学科属性。（当然，我们也并非要刻意避开训诂与考据层面的工作。事实上，若要尽可能准确地展开关于朱子礼乐之学的哲学诠释及其体系建构，恰当的训诂与考据仍是必须的。）为此我穷思苦索却不得其要，因此不断地烦扰乐师与詹师，向他们讨教和交流想法。有一天晚上我和詹师打电话又提到这个问题，他突然说，要不用一个新概念——“礼乐哲学”吧？一时间我有如醍醐灌顶，欣喜不已，这个选题不仅富于新意，而且极具概括性。但同时我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选题固然新颖、有价值，但如何论证“礼乐哲学”以使之成功确立起来，则是很关键也是很有难度的，而这却是我自己的事情了，谁也无法操刀代劳。如今，面对这一挑战我已硬扛了几个年头，在这本小书即将出版之际，我必须对詹师在这方面的帮助予以说明并致以诚挚的感谢！

另外，在拙文《礼乐哲学论纲》中，我将“礼乐哲学”的基本内涵大体分列为“礼乐自然哲学”“礼乐宗教哲学”“礼乐道德哲学”“礼乐政治哲学”“礼乐伦理美学”与“礼乐诠释思想”等数个范畴，与拙著中“礼乐形上学”“礼乐价值论”“礼乐实践观”的划分看似有较大不同，在此我想稍作解释。首先，我以为“三礼”是研究礼乐哲学的核心文献依据，其他经、史、子、集中的相关思想内容次之，因此，作为专门探讨礼乐哲学的概念、性质与基本内涵等的专文，《礼乐哲学论纲》也就主要是针对“三礼”展开。而《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研究》主要是针对朱熹礼学思想中的哲学意蕴进行梳理、总结和升华提炼，是礼乐哲学史的一个重要部分，研究对象与主要文献依据与《礼乐哲学论纲》一文不同，为了因应朱熹礼学思想的实际情况，故此拙著做了这一调整。其次，就拙著《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研究》的具体内容来看，我们对朱熹的礼乐形上学、价值论、实践观三个层面的探讨也基本含括了礼乐自然哲学、宗教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诠释思想等多方面的内容。所以，两者对“礼乐哲学”内涵的界定并无实质上的抵牾，而是互通互涵、相辅相成的。

以上是对本书中的相关问题所作的简要说明。

由于笔者的学养有限，对礼学与理学（朱子学）均不敢妄言熟稔，更遑论通达，虽然对“礼乐哲学”的概念与范畴体系做了尝试性的理论建构，对朱熹的礼乐哲学思想亦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与分析、总结，但粗疏错漏之处必然不少，倘若能够得到方家大德的拨冗指教，鄙人将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