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报告
2017～2018年国家公共文化政策研究实验基地观察报告
傅才武 魏冀[1]
摘要： 根据国家公共文化政策研究实验基地的观察，2017年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政策密集出台，以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核心目标，重点突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社会参与程度，加快公共文化数字化进程，加快建设农村公共文化的服务体系等内容。在国家文化政策的推动下，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等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平稳发展，但部分公共文化机构出现投入增长、产业下降的趋势，不同区域之间、不同层级之间的公共文化机构的绩效也出现明显变化，传统格式化的财政保障方式和增钱加人的增量投入模式遭遇挑战。进一步贯彻落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政策法规，优化现有财政投入机制，加强政策评估和绩效评价，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是提高公共文化机构绩效水平的主要路径。
关键词： 公共文化政策 公共文化服务 实验基地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文化建设战略目标，并要求继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公共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定位与重要性，提出了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目标与战略要求。从2017年至今，围绕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目标，国家制定并出台了多种政策法规和建设规划，持续推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观察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变迁，武汉大学课题组以国家公共文化政策研究实验基地为观察视角，通过政策分析、实地调研和比较分析，观察2017～2018年国家公共文化建设情况，对近年的公共文化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 2017～2018年的公共文化政策演进
2017～2018年，围绕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目标，国家陆续出台了多种与公共文化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为公共文化建设提供了持续发展动能，对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7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建设时期的关键年份，各类文化改革的重要规划陆续出台。2017年2月23日，文化部发布了《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公布了国家“十三五”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方向、主要任务、重要举措等，其中重点规划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目标与内容。2017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以下称《纲要》），《纲要》描绘了“十三五”时期我国文化发展改革蓝图，包括要加快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推动基层公共文化设施资源共建共享，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推动老少边贫地区公共文化跨越发展，加快构建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同时，一些行业和部门规划也在这个时期相继出台。如文化部于2017年5月发布的《“十三五”时期繁荣群众文艺发展规划》，2017年7月发布的《“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和《“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分别确立了群众文艺事业发展的规划、国家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的路径和公共图书馆发展路径。总体来看，这个时期从国家层面到文化行业层面，相关的规划都陆续出台，为“十三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明确了阶段性目标和政策举措。
同时，公共文化领域的图书馆、文化馆等在治理结构改革上也获得了新的政策支持。2017年9月，中宣部、文化部等发布了《关于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施方案》，开始推进省级以上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试点工作。该方案要求到2020年底，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基本建立以理事会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促使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进一步健全，相关方权责分布更加明晰，运转更加顺畅，活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的获得感明显提升。
法律法规建设层面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颁布后，我国公共文化领域的第一部行业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图书馆法》）于2017年11月颁布，该法明确了我国公共图书馆“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传承人类文明，坚定文化自信”的最高宗旨，从法律上确立了公共图书馆的定位、功能和价值，对其运行发展、服务提供等内容予以明确。《图书馆法》的出台，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各类图书馆在实践中产生的创新成果和成功经验法定化，为图书馆服务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权威的制度和法律空间。
在乡村文化建设的方面，国务院于2018年1月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战略要求。《意见》指出，要充分发挥县级公共文化机构的辐射作用，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乡村两级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关注并传承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统筹推进农村文化建设；要实现公共文化资源的合理分配，重点向乡村倾斜，实现文化惠民；在人才培养层面，注重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开展文化结对帮扶，引导社会各界人士投身乡村文化建设等。《意见》描绘了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新蓝图。
表1 2017～2018年国家出台的重要公共文化政策
总体来看，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范不断完善。一方面，文化立法进程明显加快，改变了多年来只有《文物保护法》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现状，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等，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出台后，公共文化行业立法也被纳入议程。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政策和发展规划都愈发重视深化公共文化行业的改革和行业融合，通过出台促进深化行业体制和公共文化机构改革的文件，不断推动公共文化行业的社会化发展趋势，促进文化与科技行业融合、文化与其他行业的融合。当前的政策法规演进不仅明确了政府主导、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也建立健全了相应的一些管理制度，尤其是在文化法律制度建设方面，改变了长期以来文化领域立法较为薄弱的局面，文化立法步入了快车道。
二 基于实验基地的国家公共文化政策效果检视与评价
截至2018年7月，在国家文化财政部门的支持下，武汉大学国家公共文化政策研究实验基地已在全国范围内签约了100家文化机构，涵盖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8个省份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群艺馆）、演出团体、文化站、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等各类文化主体，覆盖了省、市、县、乡镇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机构。本文主要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文化站四类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作为本年度重点观察对象进行政策效果分析。
（一）实验基地2016～2017年度基本情况分析[2]
通过整理武汉大学公共文化政策研究实验基地2017年工作总结，并结合实验基地回收的2017年文化活动统计表数据，总结出实验基地本年度发展现状，具体如下。
第一，实验基地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业务流程日趋规范。2017年，实验基地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重视机构自我审查与监督管理，规范日常文化工作流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以省级文化场馆黑龙江省图书馆为例，该馆按照评估标准认真进行自查自评工作，对基础设施、业务建设和服务状况做全方位检查，查漏补缺、整改提高。乡镇级文化机构中，湖北黄堡镇综合文化站利用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和电脑教室、文化科技培训室、图书报刊阅览室、书画展览室和多功能活动厅，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和技术培训活动。
第二，实验基地积极响应“十三五”文化建设规划，发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公共文化领域的科技创新以及数字化建设，是我国文化领域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曲阜市文化馆除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外，公共文化领域的数字化服务设施日臻完善，通过充分利用新购置服务器、磁盘阵列、多媒体触控一体机等数字化现代设备，极大地提升了该馆数字化服务水平，推进了数字文化馆服务建设。
第三，城乡两级文化惠民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实验基地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显著提升。2017年，实验基地群众性社会文化活动蓬勃开展，各级文化机构以活动为载体，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湖北鄂州市博物馆积极打造特色文化品牌，举办引进送出展览，宣传鄂州地域历史文化，发挥了教育基地的作用。县级博物馆中，黑龙江省东海县博物馆于2017年举办系列特色展览，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山东高楼乡文化站大力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在2017年共举办文化类活动20余次，丰富了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了文化惠民建设。湖北省王义贞镇文化站着眼于构建覆盖范围广泛、功能齐全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完善文化设施，延伸服务网络，加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与村级文化阵地建设。
第四，“实验基地”科研成果丰硕，发挥了文化艺术发展的基础支撑作用。2017年，部分“实验基地”在文化艺术科研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以山东省艺术研究院和湖北省艺术研究院为例，二者均着力推进艺术科研和艺术创作，科研和创作核心工作屡获突破，促进了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
从具体数据分析来看，2017年实验基地的发展稳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和服务能力稳步提升，基本情况如下。
图书馆方面，2018年“实验基地”中共有公共图书馆22家。其中，省级场馆5家，市级场馆9家，县级场馆8家。相比2016年，2017年“实验基地”中省级及县级图书馆财政拨款分别减少了7.6%、0.8%，市级图书馆财政拨款增长13.3%；“实验基地”省级图书馆从业人员数量均值下降8.8%，市、县级图书馆从业人员数量均值有所上升；“实验基地”各层级图书馆藏书量均有增长，藏书量增长率为：省级增幅4.6%，市级增幅4.9%，县级增幅8.0%；“实验基地”图书馆总流通人次变化情况为：省级图书馆减少3.0%，市级增幅10.3%，县级增幅7.1%。从投入产出绩效来看，“实验基地”市级、县级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要优于省级（见表2）。
表2 2016～2017年“实验基地”公共图书馆投入产出指标均值
博物馆方面，“实验基地”中共有博物馆16家。其中省级场馆6家，市级场馆6家，县级场馆4家。投入方面，与2016年相比，“实验基地”中各级博物馆2017年财政拨款均有增加，省级、市级、县级增长分别达到22.4%、25.2%、13.0%；各级博物馆藏品数均有上升，上升百分比为：省级博物馆上升5.4%、市级博物馆上升2.9%、县级博物馆上升7.1%；从业人员方面，“实验基地”中省级博物馆均值有所下降，市级和县级博物馆变化幅度较为平稳，略有增长。在产出指标上，各级博物馆举办展览次数均值明显增长，公共文化供给规模和能力明显提升；参观人次变化幅度呈现差异，省级博物馆的参观人次增幅35.5%，市级的参观人次减少5%，县级博物馆的参观人次增长4%，这种情况可能与城市人口分布特征和博物馆藏品规模特征相关。
表3 2016～2017年“实验基地”各级博物馆投入产出指标均值
文化馆方面，2017年“实验基地”中共包括文化馆18家。其中，省级场馆6家，市级场馆7家，县级场馆5家。投入方面，2017年“实验基地”中省级、县级文化馆财政拨款有一定幅度的减少，市级文化馆财政拨款金额略有增加；省级文化馆从业人员有所下降，其他两级文化馆人员略有增长。产出方面，各级文化馆的服务次数和服务人次都有所增加，表现出较好的效益。
表4 2016～2017年“实验基地”文化馆投入产出指标均值
文化站方面，2017年“实验基地”中共有文化站15家。从投入指标来看，文化站在从业人员数上有所增长，增幅8.0%；财政拨款金额较2016年有所下降，降幅为3.1%。从产出指标来看，“实验基地”文化站公共文化服务次数有4.6%的增长，但文化服务人次呈现下滑趋势。
表5 2016～2017年“实验基地”文化站投入产出指标均值
（二）公共文化政策实验基地绩效分析——基于实验基地数据与全国公共文化机构的对比分析[3]
1.图书馆绩效分析
省级层面，“实验基地”省级图书馆绩效水平高于全国省级图书馆绩效水平。投入方面，“实验基地”省级图书馆2017年财政投入均值为9626.5万元，低于全国省级图书馆均值；从业人员数量和藏书量均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产出方面，“实验基地”和全国省级图书馆的总流通人次均呈下降趋势，但“实验基地”下降幅度较小。综合来看，“实验基地”省级图书馆绩效水平相对较高。
市级层面，“实验基地”市级图书馆整体绩效水平相对较高。投入方面，“实验基地”市级图书馆2017年的财政拨款为3654.1万元，高于全国市级图书馆平均水平；从业人员数量与藏书量均值也高于全国市级图书馆水平，且均呈上升趋势。产出方面，“实验基地”市级图书馆总流通人次均值为142.4万人，高于全国市级图书馆流通人次。从“实验基地”市级图书馆自身变化来看，其文化投入与产出指标两者均高于全国水平。
县级层面，“实验基地”县级图书馆绩效水平略低于全国均值。投入方面，2017年“实验基地”县级图书馆财政拨款均值为225.6万元，相较于2016年有所下降且低于全国县级图书馆财政拨款252.5万元的均值；从业人员数量、藏书量均值高于全国县级图书馆水平。从产出指标上看，“实验基地”2017年总流通人次为9.0万人次，低于全国均值，但呈增长趋势。总体比较而言，“实验基地”县级图书馆财政拨款有限，且绩效水平有待提升（见表6）。
表6 2016～2017年“实验基地”图书馆与全国图书馆投入产出均值比较
2.博物馆绩效分析
省级层面，实验基地省级博物馆优势明显，绩效水平较高。投入方面，“实验基地”省级博物馆在2017年接受财政拨款金额增长22.4%，增长率高于全国省级博物馆增长率；从业人员数量以及藏品数量均值也高于全国省级博物馆水平。从产出指标上看，实验基地省级博物馆举办展览次数均值为15.1次，较上年增加13.5%，总参观人次较上年上升35.5%，两者均高于全国省级博物馆指标均值，表明2017年在上年工作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从全国博物馆各项指标均值来看，省级博物馆财政拨款上升15.1%，藏品量增加7.4%，参观人次下降2.8%，举办展览次数下降8.8%，该数据表明在全国省级博物馆中，行业较大的公共资源投入难以实现文化服务产出的同步提高，财政保障方式亟须优化。总体比较而言，实验基地省级博物馆运营状况相对较好。
市级层面，实验基地市级博物馆与全国水平相当。从投入指标上看，实验基地市级博物馆2017年财政拨款均值为1535.6万元，高于全国市级博物馆均值，其原因可能在于实验基地选取的市级博物馆大多处于经济较为发达地区或者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场馆，所以财政拨款金额均值较高；基地市级博物馆从业人员数量与藏品量都较上年有所增长，且均值高于全国水平。从产出指标上看，实验基地市级博物馆2017年举办展览次数上升4.0%，高于全国均值；总参观人次均值高于全国市级博物馆平均水平，但相比2016年下降5.0%，且下降幅度大于全国市级博物馆下降幅度。综合来看，实验基地市级博物馆2017年文化服务效能有所降低，与全国水平相当。
县级层面，实验基地县级博物馆绩效水平高于全国县级博物馆。投入方面，实验基地县级博物馆2017年财政拨款均值为239.2万元，高于全国县级博物馆财政拨款均值236.9万元；从业人员数上升3.1%，且高于全国均值；藏品量上升7.1%，略低于全国县级博物馆均值。从产出指标上看，2017年实验基地县级博物馆参观人次随着投入力度的加大有所上升，基地县级博物馆运营过程中增长的公共资源带来服务产出的同步提高，对比全国县级博物馆财政投入力度增大但产出指标有下降这种情况，总体反映出实验基地县级博物馆绩效水平相对较高（见表7）。
表7 2016～2017年实验基地博物馆与全国博物馆投入产出均值比较
3.文化馆绩效分析
省级层面，实验基地省级文化馆效益较上年有明显提升。投入方面，实验基地省级文化馆2017年财政拨款为2158.5万元，呈下降趋势，且略低于全国省级文化馆均值；从业人员数量均值为71.5人，高于全国省级文化馆均值。产出方面，实验基地省级文化馆文化服务次数为134.8次，低于全国省级文化馆平均水平；实验基地省级文化馆文化服务人次与上年相比上升30.1%，总体而言，2017年实验基地省级文化馆运营绩效相对更好。
市级层面，实验基地市级文化馆绩效低于全国水平，但绩效水平表现出上升趋势。从投入指标来看，实验基地市级文化馆财政拨款为1064.9万元，上升4.5%；从业人员为45.1人，高于全国市级文化馆从业人员数量均值。从产出指标来看，实验基地市级文化馆文化服务次数均值为122.4次，文化服务人次平均为7.3万人次，两者都低于全国市级文化馆均值。实验基地市级文化馆的绩效低于全国水平。但就实验基地市级文化馆纵向发展来看，2017年文化服务次数上升2.3%、服务人次上升5.8%，与全国市级文化馆产出下降相比，绩效处在上升趋势之中。
县级层面，实验基地县级文化馆绩效略高于全国水平。从投入指标来看，2017年实验基地县级文化馆财政拨款为258.2万元，略低于全国县级文化馆财政拨款均值，且较上年有所下降；从业人员平均为15.3人，略高于全国县级文化馆14.6人的均值。但从产出指标来看，虽然实验基地文化馆文化服务次数均值低于全国水平，但文化服务人次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实验基地文化馆的绩效水平略高于全国水平（见表8）。
表8 2016～2017年实验基地文化馆与全国文化馆投入产出均值比较
4.文化站绩效分析
文化站方面，实验基地文化站投入产出效率较高。从投入指标来看，实验基地文化站2017年的财政投入为32.4万元，略高于全国财政拨款平均水平；从业人员数量平均为5.2人，明显高于全国2.9人的均值。从产出指标来看，实验基地文化站全年文化服务次数均值为42.8次，高于全国34.7次的均值，且呈增长趋势；实验基地文化站文化服务人次呈下降趋势，但站均服务2.3万人次仍远高于全国0.9万人次的平均水平，可能的原因在于各省推荐的实验基地文化站是各省活动本身开展得较好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站，故服务人次明显高于全国（见表9）。
表9 2016～2017年实验基地文化站与全国文化站投入产出均值比较
（三）公共文化政策效果评估
第一，综合来看，实验基地公共机构的公共文化服务绩效水平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政策落实和保障水平的差别导致层级之间、区域之间的绩效水平差异。从整体比较来看，实验基地省级图书馆财政投入低于全国省级图书馆均值，产出高于全国产出均值，绩效水平较高。实验基地省级、县级博物馆中增长的公共资源投入可以带来服务产出的同步提高，而全国省级、县级博物馆财政投入虽然增加，产出指标却下降。
同时，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省份对不同层级的公共文化机构的保障和发展重视程度不同，政策的贯彻落实程度有差别，因此无论是实验基地还是全国层面，各层级、各区域之间绩效也存在较大差异。以免费开放经费落实情况为例，很多地区公共文化机构还存在免费开放经费不到位的情况，尤其在部分文化站中尤为明显，例如：黑龙江省北极镇文化站免费开放地方配套经费为2.5万元，实际落实经费为0元。黑龙江省吉兴乡文化站也同样存在免费开放资金配套未落实的情况。
第二，通过增加投入来增加产出的传统政策设计逻辑受到挑战，公共文化机构的财政保障标准和保障方式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研究数据表明，当前部分场馆存在着财政投入增长但产出增长较慢或者负增长的情况。如实验基地市级博物馆加大公共投入力度，展览次数也有所增加，但没能带来文化服务人次的提升，反倒是参观总人数均值较上年下降5.0%。全国范围数据也部分反映了这种情况，其中省级博物馆财政拨款上升15.1%，藏品量上升7.4%，参观人次下降2.8%，举办展览次数也下降8.8%，该数据表明，在全国省级博物馆行业较大的公共资源投入难以实现服务产出的同步提高。从投入产出的绩效角度考虑，传统的单纯增加财政投入的方式已难以带来更高效率，需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投入方式和政策激励机制。
第三，公共文化政策对公共文化机构的绩效提升总体上具有正向影响，但不同层级、不同区域发生作用的因素并不完全相同，格式化政策模式存在局限性。结合实验基地与全国文化机构整体来看，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水平保持稳步上升或保持平稳状态，这表明公共文化政策对公共文化机构的绩效提升总体上具有正向影响。但不同层级、不同区域发生作用的因素并不完全相同，如部分较为发达地区的文化场馆出现文化输出力度减小的情况，原因可能在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在经历了前期较为粗放的快速发展后，公共文化服务的规模和体量都达到较高水平，转而进入一个提质增效的新阶段，因而部分发展成熟的公共文化机构反而不同程度地呈现边际效益递减趋势。例如，部分发达城市博物馆产出指标随着财政拨款力度加大反而出现参观人次减少的现象。因此，结合文化场馆实际运营情况来看，传统格式化政策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的提质增效的多样化的发展诉求，必须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和优化，以满足文化服务增长需求。
三 对策和建议
（一）加快落实国家公共文化相关政策法规，优化公共文化机构发展的环境
完善的文化政策法规体系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保障。自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我国公共文化发展政策法规的完善有了新的目标与方向，一系列促进和完善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文化政策陆续出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和《关于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施方案》等政策法规，以及行业和部门“十三五”建设规划的出台，明确了文化改革规划、文化扶贫工作、公共文化数字建设等工作目标和战略措施，为公共文化机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但从全国各级文化机构运营基本情况以及武汉大学实验基地的微观案例观察来看，尽管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朝着既定方向迈进，相关法规政策不断完善，但仍存在着相关法规、政策和制度不能完全满足行业发展需要，相关政策举措在地方和基层贯彻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因此，应继续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继续深入推进探索法律法规落实效果分析研究，制定和出台更为全面、系统的行业性法律法规，充分发挥文化政策法规对文化机构的激励效应和指导作用，从政策层面为公共文化机构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与良好环境。
（二）改变增加投入提高绩效的传统理念，重点优化现有财政保障机制
研究发现，当前全国部分层级、部分类型和部分区域的公共文化机构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投入产出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这说明，现有的保障方式已陷入瓶颈，难以有效提高整体的效益和效率，绩效的提高不能再采取以往增钱加人的粗放型投入方式，必须对投入机制进行创新和优化。要加强机制创新和优化，摒除一体化、格式化的保障，根据区域差别、行政层级差别、场馆绩效的差别进行差异化的保障。第一，改变传统的机构和人员保障模式，采取项目补贴和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保障方式。根据现有场馆规模、服务水平、从业人员等因素，测定保障公共文化机构运转的基本运行经费。同时对文化活动和公共文化服务经费以项目制或政府购买的方式进行补贴。第二，建立经费保障的动态调整机制，补贴标准的设计考虑区域、层级、绩效等多种因素。要根据社会经济和物价水平的发展，动态调整场馆的保障经费，避免一刀切的方式，充分考虑场馆所在区域经济水平、场馆层级和规模、场馆的发展绩效等多种因素，综合测定公共文化场馆的基本运行经费和项目补贴或政府购买经费。[4]第三，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老少边穷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基层政府统筹安排公共文化资金的能力，促进区域文化的协调和平衡发展。
（三）加强公共文化机构发展和政策落实的绩效评估，建立公共文化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
受传统事业发展模式的影响，处于科层制结构终端的公共文化机构主要通过获取上级文化主管部门的政策动能和资金来维持机构发展、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但由于监督管理机制和绩效评价机制的长期缺位，公共文化机构的发展一直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导致公共文化机构内生动力和外在约束力不足，绩效普遍不高。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的提质增效是最重要的课题。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公共文化政策评估和文化发展的绩效评估机制，建立公共文化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第一，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机构绩效评价体系，形成中央—地方—文化机构的一整套绩效评价机制。第二，建立第三方评价机制。改革以往机构自评和行业部门内评的方式，引入高校等第三方评价机构，保障绩效评价实施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第三，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研究测算，建立一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标准，各地可根据地方实情参照进行指标体系的完善。第四，强化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将绩效评价结果与财政保障水平和机构负责人的认知相结合。
[1]傅才武，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魏冀，文化部财务司预算管理处处长。特别说明，本报告为研究成果，与作者任职无关。
[2]数据来源：2017～2018年武汉大学公共文化政策研究实验基地统计数据及年度工作总结报告。
[3]在本部分比较数据中，因实验基地机构数量有限，且各类型文化机构处于不同程度经济文化水平地域，故部分指标与全国指标均值比存在较大差异。全国公共文化机构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8》。
[4]陈庚、白昊卉：《我国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政策检视与反思——以公共图书馆为中心》，《中国图书馆学报》2018年第44卷第23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