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前的早期农耕文化
根据东北地区的考古资料，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的足迹已经踏上这片土地，他们使用打制石器，从事采集和狩猎活动，进行季节性的迁移，维持生计。旧石器时代，女性在长期的采集活动中，对植物的认识逐渐增多，为农业的出现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知识和经验。
新石器时代，东北地区先后发现了20余种考古学文化，在经济生产方式上出现了渔猎与农业两种经济类型。[1]农业经济的出现和早期发展，与渔猎经济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东北文化区的形成，尤其在西辽河流域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曙光”。在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以农业为主要生业方式的文化遗存，主要有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为中心的“红山诸文化”[2]，辽宁东部的新乐文化、西部的牛梁河文化，东辽河与松花江流域的羊草沟遗址、左家山遗址、西断梁山遗址[3]，图们江与浑江流域的兴城遗址、金谷遗址[4]，牡丹江流域的莺歌岭遗址[5]，等等。
西辽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自公元前8000年以来，以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为中心，分布着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等统称为“红山诸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出土的大量磨制的石犁、石斧、石锛、石锄、石磨盘、石刀、石磨棒、陶器、骨制品等，印证了新石器时期的先民已从事原始农业生产”，并且以渔猎、采集、畜牧经济为重要补充。[6]早在距今8200年前的小河西文化中，古人在采集与狩猎经济活动中积累了有关农耕和渔猎的经验，遗址中出现了可以用于农耕和渔猎的石制工具。在距今8000至7500年的兴隆洼文化第一地点出土了栽培作物——炭化的黍粒和粟粒[7]，“由此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兴隆洼文化阶段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西辽河上游地区应该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地之一”[8]，旱作系统也由此出现。根据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第二地点、第三地点发现的谷物遗存，可知农作物的栽培经过了漫长的历程，从采集经济时期对野生植物的利用，到野生植物的栽培，再到谷物的大规模种植，时间的下限已经跨入青铜时代。从生产技术层面分析，小河西文化出现“锄形器”，至兴隆洼第一地点出土的石铲，再到赵宝沟文化使用的石耜，原始农业由“刀耕火种”发展到“耜耕农业”。研究者指出：“辽西地区经历了由兴隆洼、赵宝沟和红山文化早、中期的连续发展，为红山文化晚期的崛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生产工具来看，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以掘土工具、加工工具为主，红山文化中期，以西水泉、红山后等遗址为代表，以磨制精细的石耜、石刀为主，开始形成配套的农业生产工具。聚落布局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以单个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成为可能。以上均说明农业经济传统在红山文化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9]红山文化经过早、中、晚三期的长期发展，在晚期出现了农业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一次大发展”[10]，原始农业经济与渔猎经济共同孕育了红山文化的繁荣。其中，小河西文化出现在8000年前[11]，出土了“锄形器”、筒形罐、玉斧、石雕等典型遗存，杨家洼遗址还发现两条土龙，皆呈腾飞状[12]；遗址集中分布在赤峰南部的敖汉旗和中部的翁牛特旗，多为中小型聚落，聚落人口由12至18人到240至360人不等，聚落组织最多分为小家庭、大家庭、氏族“三级社会组织”[13]。兴隆洼文化“大体分布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教来河和大凌河流域”[14]，年代大致在公元前6000至5000年[15]；“居室葬”是兴隆洼文化的重要内涵，“代表一种特殊的墓葬制度，具有浓重的宗教用意”，随葬品中有玉器，M118的墓主随葬有一雌一雄呈仰卧状的两头猪，“可能具有了图腾崇拜的意义”[16]；从经济形态上看，兴隆洼文化“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17]，同时出土炭化旱作农作物籽粒[18]，成为粟作的源头，也是西辽河流域旱作农业系统的源头。赵宝沟文化继承了兴隆洼文化的内涵，“晚期遗存与红山文化早期遗存相衔接，是红山文化的直接源头”，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出现中心性聚落，居住与祭祀分区明确，且祭祀平台远离居住区；二是“陶器的种类增多”，器形主要有“筒形罐、圈足鼓腹罐、椭圆底罐、平底钵、圈足钵、尊形器、斜口器等”，陶器的纹饰出现“之字纹、几何形纹、动物纹三大类”，同时“扁平体尖弧刃石耜”的出现表明“农业生产技术和发展水平”取得了“明显进步”；三是出现“专属祭祀用器”，小善德沟遗址出土了用于祭祀的大型石耜和石斧以及具有祭祀功能的“人面陶塑”，小山遗址出土了“腹部刻划鹿、猪、鸟三种动物图案的尊形器”和刻划人面线条用作“斧杖”的“祭祀礼仪专属用器”，赵宝沟文化出现的“山顶祭祀平台、猪首龙陶纹、陶塑和石雕人像”是“红山文化晚期晚段发达的祖先崇拜、龙崇拜、天地崇拜等宗教观念”的源头。[19]赵宝沟文化的经济类型为原始农业，渔猎经济仍然占有一定比重。[20]红山文化“延续时间较长”，距今6500至5000年，分为“魏家窝铺、牛梁河—兴隆沟、哈民忙哈、那斯台四个类型”，以牛梁河—兴隆沟为“核心分布区”[21]，魏家窝铺遗址、哈喇海沟遗址、西水泉遗址、双水泉遗址、小府河南遗址群、杜力营子遗址、修李窝堡砂场遗址、玻璃山遗址、新艾力遗址、西固仁茫哈遗址、二道梁遗址、古日古勒斯台遗址、黑德宝龙遗址、柳树林遗址、查日斯台遗址、那斯台遗址、萨旗花遗址、海金山遗址、馒头山遗址、老牛槽沟遗址、二道窝铺遗址、下山湾遗址、杖房川遗址、大窝铺遗址等，出土有石制的铲、锄、耜、斧之属的农具。[22]与兴隆洼文化属于同一时代的查海文化，原始农业经济与采集狩猎经济、原始手工业经济共同构成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据考古发掘报告，出土的生产工具中，“铲形石器、双孔盘状铲形石器、斧、刀、磨盘、磨棒等工具可能与当时的原始农业生产、农业加工活动有着密切关系”，共发现840件之多，以铲形器为典型石器，“表明查海时期农业正处在原始社会较早期的锄（铲）耕阶段”。[23]对查海遗址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的表层残留物进行科学鉴定和分析，提取的淀粉颗粒多属于禾本科植物，并且用石磨盘和石磨棒进行加工。[24]甚至有研究提出，查海文化已具备谷物酿酒的物质条件，“查海先民过着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生产技术的进步、谷物粮食的剩余和制作使用陶器等促成了查海先民谷物酿酒时代的到来”。[25]牛梁河红山文化[26]和东山嘴红山文化[27]都属于红山文化晚期，出土了具有祭祀功能的建筑遗存和女性人体陶塑，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早期农耕文化对生命力生生不息的探求与崇敬，也间接反映了中华文明早期礼制的神圣与庄严。值得一提的是，东山嘴遗址出土了双龙首璜形玉饰和鸮形松石饰[28]，表明龙与鸟这两种形象并存于红山文化中。在红山文化遗存中，尽管渔猎经济、采集经济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是聚落规模和分布范围的拓展，表明原始农耕的地域范围有了突飞猛进的扩展，尤其是玉文化、龙文化、祭祀文化在红山文化晚期的兴盛表现，与原始农耕经济繁荣发展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研究者指出：“红山文化时期聚落数量大量增多，出现了不同等级和规模的聚落，大型宗教祭祀中心的出现，成组玉器的出土均表明，红山文化时期的生业系统以农业经济为主，渔猎经济依旧十分发达。相对稳定的和多元化的食物来源也为人口增长、手工业分化、社会发展和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助推了红山文明的诞生。”[29]与此同时，红山文化的先民形成了以“祖先崇拜、动物崇拜、天地崇拜”为主要内容的“原始宗教信仰与祭祀体系”。牛梁河女神庙出土的女神不仅是红山先民的女性祖先，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动物崇拜由狩猎活动中发生又成为原始农业的祭祀活动，而“天地崇拜观念的形成与红山文化旱作农业系统的成熟有密切的关系”，祭祀遗址出土的龙图腾与圆形、方形祭坛所体现的“天圆地方”的观念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深远。[30]
新乐下层文化属于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存，房址地面集中出土大量炭化黍粒，遗址中还出土了石铲、石磨盘、石磨棒、石刀、玉质斧式雕刻器，陶器主要有深腹罐和高足钵，以及原始鸟形木雕艺术品和煤精制品，表明新石器早期文化中农耕经济的出现以及先民的艺术追求。[31]关于煤精制品的用途，众说纷纭，有“装饰品”说、“玩具”说，以及“占卜”吉凶祸福或“求神祭天”的用具说。[32]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的房址F2为半地穴式，“长11.1、南北宽8.6米，总面积95.5平方米”，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炭化木雕艺术品、炭化谷物、炭化果壳、煤精制品、赤铁矿石、石墨”等540多件遗物。[33]其中，“炭化谷物未经过研磨加工，谷壳完整，有的还可看出壳内有仁”，“炭化谷物粒大饱满，径0.15-0.2厘米”，经鉴定“与东北大葱黍近似”；发现鸟形炭化木雕艺术品，可能为雕有鸟形图腾徽帜的权杖；出土的“大量的炭化谷物”和5套石磨盘、磨棒，表明距今7000多年前的新乐下层文化中先民从事农耕和定居生活。[34]整体而言，在距今7000年的新乐下层文化的遗存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炭化粟，出土了整地工具石斧以及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由此可见，“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比重，渔猎和采集经济仍是食物来源途径。[35]
小珠山文化是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典型的文化类型，分为三个文化类型、五期文化。[36]其中，小珠山下层遗址出现原始农业，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手制压印‘之’字纹筒形罐”，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棒形、孤刃玉斧，还有石磨盘和石磨棒以及打制刮削、盘状器等”，“处于刀耕火种阶段”；小珠山中层，“农业生产工具种类和数量”都有发展，出土石斧、石刀、陶刀、蚌刀、蚌镰、石杵、石磨盘、石磨棒、牙镰、打制石铲等，“石铲用来翻土，改良土壤，农业技术有了发展，表明已脱离刀耕火种，向耜耕阶段发展”，“石刀、蚌刀和陶刀出土比较多，还出现了牙、蚌镰，也可以说明农作物收割技术上又有了一定的进步性”，“石杵出现，可同石磨盘，磨棒共同担负起谷物加工，由单一碾磨法向杵臼磨米发展，也标志着谷物加工方法的进步”，陶猪、家猪和狗骨骼的出土表明粮食相对富足、饲养业得到发展；小珠山上层已进入新石器晚期，陶刀等落后收割工具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出现扁平有孔石斧和有肩石斧，比过去单一的棒形孤刃石斧先进，说明这时农业生产工具已有很大改进”，出土炭化粟（黍）谷物，郭家村遗址出土猪骨多达116根，表明“家畜家禽饲养业有了发展”。[37]2011年，王家村遗址第二次发掘的浮选研究中发现“粟、黍、水稻、小麦和大量的非农作物的种子”，其中，“小珠山三期、小珠山五期均为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前期黍的比重大，后期粟的比重大，小珠山五期遗存中发现水稻、小麦和处于驯化起步阶段的大豆，藜属植物种子反映了先民以野菜为食的情况，还有“野山楂、李属、酸浆属、悬钩子属等应为先民们为丰富食物的多样性而采食的水果”。[38]
在东辽河与松花江流域的新石器遗址中，生活在河岸台地上的先民从事“以农耕为主，兼营渔猎”的生产生活。[39]左家山新石器遗址分为三期文化遗存，在一期文化遗存中出土1件骨铲，陶器多为鼓腹罐、筒形罐、钵、斜口器；二期文化遗存中出土石磨盘、石斧和24件筒形罐；三期文化遗存中出土4件石斧、2件石磨盘、4件石磨棒以及骨铲，陶器多为筒形罐、陶钵、斜口器。[40]西断梁山新石器遗址分为一期、二期两种文化遗存，一期文化遗存距今约6000年，出土的陶器多为手制的“桶形罐”，陶器群以复合“之”字纹为其显著特点，出土了石斧、石刀、石磨盘、石磨棒等石制生产工具；二期文化遗存距今约5000年，在手制的陶器上多饰有刻划纹和压划纹，以筒形罐的数量居多，出土了“形似动物头部”“形似鹅头状”“人形”的3件陶塑，出土的石制生产工具包括10件打制石斧、4件磨制石斧、5件石铲、3件石磨棒、1件石磨盘等。[41]出土了大量农业生产工具，且较少出现渔猎工具，表明该遗址中“原始农业是当时的主要经济部门”。[42]兴城新石器文化类型集中分布在图们江流域中游，分布范围：“北起绥芬河，南到朝鲜半岛茂山、清津一线，西至海兰江、布尔哈通河上游，东濒大海。”[43]兴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44]，出土的生产工具以长方形石铲和亚腰形石锄为典型石器：“这种大型石锄和石铲，器身多经精细打制，刃部稍磨，器形富于变化。早期（兴城一期）以石铲为常见，晚期（兴城二期）则有了较多的石锄。早期的石斧、磨棒形体短小，晚期则较长大。”[45]在早期遗存中，陶器的质地以夹粗砂陶为主，早期前段以平底筒形罐居多，前期后段新增方唇敛口盆等；在晚期遗存中，陶器的质地以夹细砂陶为主，且出现少量红衣陶器，新增奢口束颈鼓腹罐。[46]从房址上看，早期面积较小，后期面积不仅增大，还出现100平方米以上的大房址。[47]金谷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是一处房址分布密集的小型村落遗址。房址中出土3件打制而成的有柄石锄、5件磨制石斧、14件石磨盘、10件石磨棒以及1件鹿角器。这些生产工具表明“原始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并且在当时社会经济方面占有一定的比重”，但是又出土大量的黑曜石石器、石镞以及鹿角、野猪牙、兽骨等，则“说明狩猎在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来源之一”。[48]松花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生产工具已经出现磨制工具，如石锄、石刀、石斧、石磨盘、石磨棒等，说明原始农耕经济的地位逐步提升。
在黑龙江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出现了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其中，乌苏里江沿岸的饶河小南山遗址，年代约在公元前4500至前4000年，出土的生产工具中有石铲、石斧，玉器中有玉斧。[49]尚志市的亚布力北沙场遗址，年代约在公元前4000至前3500年，出土的生产工具中有打制的亚腰形石锄、磨制石斧、磨制石铲、磨盘和磨棒等。[50]牡丹江流域的宁安莺歌岭下层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3500至前2500年，分布范围包括“黑龙江省东南部、吉林省东北部以及俄罗斯滨海南部地区”。[51]遗址中出土2座半地穴式房址，出土平底陶器、亚腰形打制石锄、打制石斧、鹿角锄以及陶纺轮等生产工具。[52]这些遗址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玉器，既有深受红山文化影响的玉璧，也有颇具地方特色的生产工具，如玉斧、玉铲、玉纺轮等。研究者认为这些玉器的年代距今4800年左右（有些年代稍晚），可能“兼具实用性和象征性的双重用途”。[53]
从上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来看，西辽河流域是这一时期农耕文化的中心区域，既展示出早期种植文化的演进发展，又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更孕育出构成华夏文明的礼乐文化、神庙文化、祭祀文化等等。在东北纵深适宜农业生产的江河流域，先民同样从事原始农耕，开辟欣欣向荣的村落或定居点，不畏辛劳地生产、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西辽河流域是目前发现最早栽培粟的地区，这一地区还栽培黍、菽等旱作农作物，出土的泥塑中形态各异的家畜、陶纺轮也表明原始农业中出现家畜饲养与纺织，反映出当时原始农业相当发达。尽管如此，东北地区先民的生存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采集经济、渔猎经济。因此，这一时期东北的原始农业与采集经济、渔猎经济相互依存，农耕文化也深受采集文化、渔猎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