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机构与报刊

随着新闻机构的纷纷建立和19世纪80年代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的出现，汉语和西方语言报纸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了，然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仍然不对等。活跃于民国时期的新闻机构（路透社、沃尔夫社、哈瓦斯社、塔斯社以及后来的合众社，同样还有日本的东方通讯社、电报通信社，和后来的劳动组合总联合会）通过报纸的订阅量获得资金支持。而各通讯社常驻记者的报道，使得报纸无须自行建立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记者网络，就能够快速地获取新闻。直到1949年，没有一家中国办的中文报纸或新闻机构曾建立属于自己的国际记者通讯网络。就连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在1927年后企图建立自己的新闻机构的努力，也因为政治宣传与审查制度的拙劣结合与干扰而受到阻碍。在国际新闻的来源方面，国民党政府与汉语报刊往往依靠西方和日本媒体的通讯。因为这类来源往往有自己的偏见，这些报刊便常常进行反向的处理。在民国时期，只有少数中文报纸订阅了路透社或其他西方和日本通讯社的新闻，它们的国际新闻来源主要是中国出版的西方语言和日语报纸。这便造成中文报纸的延时性，由此反而增强了外语报纸的吸引力。

外国、尤其是日本在中国办的报纸和新闻机构常常在政府、军阀集团和国家重点机构之中发展自己的新闻来源。它们常常抢先登出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接着中文报纸才步其后尘。许多中国人办的报纸（包括外语和中文报纸）都有一个惯用的策略，即让一个外国人做形式上的主管，或在海外注册，从而得到一些治外法权的好处。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报纸会在美国的特拉华州注册，该地以其低廉的注册价格和易操作性而广为人知。

与此同时，中文报刊也是西方语言新闻媒体获取“中国舆论”的信息来源，后者效仿上海的《北华捷报》，刊登“本地新闻选摘”。由于这些中文报纸是通商口岸新的外国新闻机构主要的信息来源，所以它们不仅是世界舆论通向中国的主要渠道，也是中国展现给世界的样貌。例如当我们检索英国19世纪报刊数据库时，便可找到声称来自《申报》，而其实是摘录于其他中国新闻报纸的资源。《时务报》《国闻报》等晚清的宣传报刊刊登了数量可观的外国舆论译文，它们都是《北华捷报》、《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德臣西报》、《文汇报》、《新闻纸》或日本报纸上内容的概要。

总而言之，中文和外语报刊之间的联系十分复杂与密切，任何人为将“中国报刊”限定成中文资料的历史书写都忽视了其多语言特征，而正是这一特征使得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报刊变得如此丰富而错综复杂。并且，正如我们下文将要谈到的那样，报刊主编的国籍与族裔——这是中国历史学家给予极大关注的问题——并不决定一份出版物的立场与观点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