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与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与融合

具有不同发展背景与思想来源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很多差异，但正是这些差异为二者的交汇与融合创造了互补性基础。中国与西方管理思想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均存在很大的融合空间，并且这种融合的潮流呈现出不断深化的发展趋势。

1 中国与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

（1）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

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孕育了底蕴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管理思想。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大规模兴起始于思想活跃的春秋战国时期，体现在国家社会治理、战争斗争、生产经营等各个方面，反映在各学派的典籍、史书及文学作品之中，并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不断地推陈出新。总体而言，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主要来源于以下四个方面（见表1—1）：

第一，古代治国之道及其实践。中国历代的思想家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有关治国之道的经典论著，历代政治家的身体力行则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并深化着这些治国之道。作为“群经之首”，《易经》是一部教人如何做人、做事的经典论著，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儒家学说，还是老庄之道，抑或《孙子兵法》，无不受到《易经》的影响。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其经典著作中蕴含着大量深刻的管理思想。这些管理思想成为历代帝王将相治理国家的智慧来源，他们以亲身的实践不断丰富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思想，撰写出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阐述治国之道的经典论著，如唐朝李世民的《帝范》、宋朝范祖禹的《帝学》、明朝张居正的《帝鉴》等。史学家们编撰的《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则详细地记录了这些治国之道的实施背景、具体策略及实施效果，为后世发掘、考察、弘扬这些管理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来源。

第二，古代兵书及经典战例。中国古代产生了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兵家人物，如春秋时期的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时期的孙膑、吴起、尉缭、白起，汉朝的韩信，三国时期的曹操、诸葛亮，唐朝的李靖，宋朝的岳飞，明朝的刘基、戚继光等，为后人留下了一系列宝贵的研究战争规律、战略战术的兵书，如《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六韬》、《将苑》、《百战奇略》、《三十六计》等。其中，《百战奇略》、《三十六计》等兵书不仅就用兵的原则与方法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而且分析、总结了历史上众多的经典战例。军事战争与企业竞争有许多相似之处，古代兵书为现代企业有效地展开竞争提供了许多可供汲取的智慧。尤其是《孙子兵法》，不仅享有“兵学圣典”的美誉，而且被众多的企业家奉为竞争制胜的宝典，在日本甚至形成了兵法经营管理学派。

第三，古代生产经营实践及其总结。春秋时期的范蠡，战国时期的白圭，明清时期的徽商及晋商等，在各自的商业实践中总结出了许多有用的经营管理之道。以范蠡为例，在辅助越王勾践灭吴国之后，他认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几经辗转，最终定居于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将自己的老师计然提出的计策用于经商，积累了许多财富，被后世称为“陶朱公”。范蠡采用的经商之策，如“务完物，无息币”、“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注：《史记·货殖列传》。）等，至今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桓宽的《盐铁论》等著作，则集中记载了当时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商人的经商之道。宋朝沈括的《梦溪笔谈》、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百科全书类著作，也有许多关于生产经营管理之道的论述。

第四，古代文学作品。中国古代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红楼梦》等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战略管理、竞争谋略与领导艺术等方面的管理思想。

（2）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

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现代管理思想指的是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蕴含的管理思想。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物质基础是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18世纪末瓦特发明蒸汽机，拉开了欧美工业革命时代的序幕，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化工厂，尤其是公司制的发展，既为现代管理理论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又对现代管理理论的产生提出了迫切的需要。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是19世纪产生并不断发展的实证主义哲学，它强调哲学应仿效实证科学，以事实作为知识唯一可靠的依据。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管理理论丛林等三个阶段。

第一，古典管理理论阶段。古典管理理论以美国的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法国的法约尔（Henry Fayol）、德国的韦伯（Max Weber）等人为代表，他们摆脱了传统的凭经验和感觉来进行管理的方法，基于“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强调理性和科学性，致力于建立标准化的管理及作业流程，构建一套系统化的管理职能与管理体系，确定相应的管理原则与方法，从而达到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的目的，为当时解决企业中的劳资关系、管理原则、生产效率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了管理思想的指导和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古典管理理论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将员工仅仅看作“经济人”，而对人的因素关心较少，同时，对组织的理解相对静态，对组织的外部环境也没有太多的关注。

第二，行为科学管理理论阶段。行为科学管理理论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梅奥（George Elton Mayo）的“霍桑实验”，经历了前期的人际关系学说以及后期的行为科学两个发展阶段。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对人性做了更为丰富的假设，强调企业管理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将人视为提高效率的关键，主张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企业管理问题，重视社会环境、人际关系对管理效率的影响，认为行为是人的思想、感情、欲望在行动上的表现，管理的目的就在于使人们受到激励，从而做出企业所期望的行为。当然，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对人的研究还没有达到人们想象的那么深远，在处理复杂的管理问题时仍然显得相对简单与片面。

第三，管理理论丛林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技术的发展、企业规模的扩大以及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管理问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管理理论，从而出现了众多的管理学派，被管理学家孔茨（Harold Koontz）形象地称为“管理理论丛林”，具体包括管理过程学派、人际关系学派、群体行为学派、经验学派（又称案例学派）、社会协作系统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数学学派（又称管理科学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经理角色学派等。

2 中国与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

由于中国与西方文化、历史背景不同，因此，所形成的管理思想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见表1—2）：

（1）道与术：关注层面的差异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农业为基础，以一家一户的小农耕作为基本的生产方式，未经历类似西方工业化的历史巨变，导致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不发达。因此，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侧重“道”的层面的体悟，注重对相关管理哲学与管理理念的思考，认为理念是管理鲜活的灵魂；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则侧重“术”的层面的内容，重视具体操作与管理工具，这种管理思想在泰罗等管理学家所倡导的科学管理运动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事实上，科学管理运动最初就是从基层员工的动作研究和工作优化起步的。

（2）个体与组织：立足视角的差异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思考管理问题的立足点始终是管理者的长远利益，也就是说，关注的是当前或者未来的管理主体自身利益与发展空间的最大化。无论是孔子提出的“仁政”思想，还是孟子提出的“民本”思想，归根到底都是为君王的统治服务的，是从君王这一个体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的。因此，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是管理者本人，管理主体为了自己的长期利益，必须做到“内圣”与“外王”的统一。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关注的则是管理者所在组织的利益及发展空间的最大化。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关注管理者自我管理的内容，这是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相对忽视的管理领域，但是，当管理者并非组织的实际控制者时，容易滋生“本位主义”、“利益小团体”等现象。

（3）软与硬：管理方式的差异

尽管儒家的“德治”思想与法家的“法治”思想均有其悠久的传统，并在实践中得到了普遍的运用，但是，在西汉的董仲舒上书《举贤良对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之后，儒家学说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因此，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更偏重于“德治”。在管理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价值取舍标准的排序是“情”、“理”、“法”，更多地强调管理中的艺术性成分，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在许多情形下，解决问题的方式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点，即偏重管理中“软”的一面。长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缺乏流动性的农业生产和生活实践，使得中国传统社会非常珍视人际关系的价值，重视对人的管理，人际关系的协调在管理中具有突出的地位，血缘、亲缘、地缘等关系在管理决策中占据着很大的权重。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则偏重于“法治”，强调制度化建设对于企业管理的价值，通过提高管理流程的成熟度，不断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西方现代管理理论所采用的价值取舍标准的排序是“法”、“理”、“情”，更多地强调管理中的科学性成分，即“硬”的一面。在西方企业管理中，非常重视各种具体的管理工具的运用，重视对技术和设备的管理。

（4）模糊与精确：控制手段的差异

周而复始的农业生产以及长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生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们具有力求稳定、少走极端的价值偏好，孕育了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注重定性的管理，在管理过程中，广泛使用感性的管理手段，管理目标往往相对模糊，认为问题的解决存在一系列可接受的满意答案，而不是只有唯一的最优答案，使得管理过程具有较大的弹性，此外还强调被管理者的自我约束，这种模糊的控制手段也在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主张中得到集中反映。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则强调定量的管理，在管理过程中，广泛采用理性的管理手段，管理目标清晰、明确，以绩效管理为基本手段，以数学、统计分析为主要工具，以标准化与最优化为效率标准。

（5）整体与局部：优化范围的差异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基于家族血缘关系和人际情感关系的相互依存性非常重要。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注重对整体的管理，无论是《易经》、《老子》中阐述的阴阳观，还是《孙子兵法》中提出的克敌制胜之道，都充分体现了系统论的思想，强调整体的利益大于局部的利益。在人际关系处理方面，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注重“人和”，强调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与沟通，这种对“人和”的追求不仅体现在组织内部，而且体现在组织处理与外部公众之间的关系方面。这一思想被推而广之，进而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则用科学的精神，注重局部的优化，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管理理论丛林的产生，与不同管理学派所侧重优化的问题各不相同是直接相关的。在人际关系处理方面，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强调竞争意识，这种竞争不仅体现在企业与企业之间，而且体现在企业内部不同的业务单元、不同的职能部门、不同的管理者及不同的员工之间。

3 中国与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

诚如爱因斯坦所言，“西方科技如果缺少了东方智慧，就会变成瞎子；东方智慧如果缺少了西方科技，就会变成瘸子”（注：转引自韦华伟：《〈易经〉能为企业带来什么？》，载《经营者》，2006（18）。）。从中国与西方管理思想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两种管理思想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为相互融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种融合的需要和潮流不仅体现在中国企业的管理情境之中，即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与运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而且体现在西方管理学界与企业界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关注与接受上。在这里，我们先讨论后一个问题，下面的两节再讨论前一个问题。

（1）中国与西方管理思想在理论层面的融合

从关注层面的角度而言，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已经开始强调管理理念的重要性。比如，柯林斯（Jim C.Collis）将“训练有素的思想”作为优秀企业成长过程中承上启下的一个阶段。（注：参见吉姆·柯林斯：《从优秀到卓越》，139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柯林斯等人还将“培养像宗教一样的企业文化”确定为基业长青、高瞻远瞩的公司的重要特征之一。（注：参见詹姆斯·C·柯林斯、杰里·Ⅰ·波拉斯：《基业长青》，151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从立足视角的角度而言，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已经认识到管理者的自我修养对企业管理的重要性，开始关注管理者的自我管理问题。比如，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的再版序言中写道：“一般的管理著作谈的都是如何管理别人，本书的目标则是有效地管理自己。只有那些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人，才能成为好的管理者。”（注：彼得·德鲁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从管理方式的角度而言，20世纪80年代，西方管理学界掀起了企业文化的研究热潮，涌现出迪尔（Terrence E.Deal）和肯尼迪（Allan Kennedy）的《企业文化》、威廉·大内（William Ouchi）的《Z理论》、汤姆·彼得斯（Thomas Peters）和罗伯特·沃特曼（Robert Waterman）的《追求卓越》、理查德·帕斯卡尔（Richard Pascale）和安东尼·阿索斯（Anthony Athos）的《日本企业管理艺术》等经典著作。企业文化研究热潮反映了西方管理学界向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世界学习管理的走向，而日本的管理方式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通过对企业文化展开系统的研究，使得西方管理学界对企业管理问题的关注从传统的“管理铁三角”转变为“管理7S模式”，即以前主要关注企业管理中的战略（strategy）、结构（structure）、系统（systems）等三个方面，而如今其关注的重点还包括共同价值观（shared values）、员工（staff）、技能（skills）、作风（style）等四个方面。（注：参见理查德·帕斯卡尔、安东尼·阿索斯：《日本企业管理艺术》，北京，中国科学技术翻译出版社，1984。）显然，“管理铁三角”强调管理“硬”的方式，“管理7S模式”中增加的四个方面的新内容，则涉及管理“软”的方式。由此可见，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呈现出不断“软化”的趋势。

从控制手段的角度而言，威廉·大内在《Z理论》中大力强调微妙性，主张根据工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来组建高效率的团队，或者废除工长的指挥和监督，而由工人小组自己管理工艺，以便充分捕捉微妙性来提高生产率。他进一步指出，在企业中，既要有明确的控制方法，也要有含蓄的控制方法，这两种控制方法应处于平衡的状态。（注：参见威廉·大内：《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5～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从优化范围的角度而言，西方管理学界开始意识到“系统优化”的重要性。管理决策学派的代表人物西蒙（Herbert Simon）曾经指出：“美国的管理学已经走向了死胡同，只是一些不协调的一般性知识，缺少一个有意义的结构。”（注：出自西蒙1998年在中国科学院的演讲，转引自黄如金：《和合管理》，2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系统思考也被彼得·圣吉（Peter Senge）列为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中最重要的内容。（注：参见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13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2）中国与西方管理思想在实践层面的融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企业强大的企业文化，而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为日本企业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与智慧。《论语》、《孙子兵法》、《易经》、《三国演义》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著作受到日本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追捧。日本企业的崛起引发了美国的关注，许多美国企业的管理层放下架子，邀请日本企业家去美国传经布道。在关注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过程中，西方企业界开始关注并研究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进而将这些管理思想运用于改进企业管理过程。比如，美国一些企业将《孙子兵法》应用于与竞争对手的竞争中，有效地改进了其竞争手段。

这种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关注，不仅来自企业界，而且来自国家、社会的管理层面。在许多西方人眼中，《论语》不仅是管理企业的指南，而且是管理好国家和家庭的指南。1988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主题为“面向21世纪”的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75位与会者经过热烈的讨论，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注：出自1988年1月24日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Canberra Times）发自巴黎的一篇报道，题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汲取孔子的智慧”。）美国前总统里根也曾在1987年的国情咨文中引用老子的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来阐述共和党的政策主张。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大规模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通过在中国多年的管理实践，跨国公司的管理层发现，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是提高在中国市场上的经营管理效率的必然选择。否则，一些在西方行之有效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如果原样照搬到中国来，会遇到很多难题，许多跨国公司的在华子公司都在寻找一条融合中国与西方管理思想的管理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