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性问题上的对立

无产阶级伦理思想与地主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对立，体现在它们对于人性问题的不同理解上。地主资产阶级伦理思想中的人性论是抽象的、永恒的、超阶级的人性论，如陈立夫强调良知、仁爱、同情等是人性，是世界大同的动力，而无产阶级伦理思想中的人性论则是具体的、变化的、有阶级性的人性论。

吴稚晖的人性论带有浓厚的自然论、机械论的色彩，片面强调“人欲”的自然生理机制，而不是从社会机制来说明“人欲”。吴稚晖认为，人性可以分为“欲性”和“理性”。“欲性”就是食色，“吃饭、生小孩，书本上便叫做饮食男女，再包括紧一点，也可以叫做食色，此前也有人大胆地说道，食色性也”。“理性”就是孟子说的与生俱来的“四心”，即恻隐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他认为人性没有善恶之分，吃饭是为了维持人的个体的存在，生小孩是为了维持种的延续，“食的性，色的性，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性，并没有什么善恶”（注：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6册，144页，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1981。）。

张东荪把人性归结为生理机制，不提人的社会的规定性。张东荪认为没有纯粹自然的、固定的人性，“人性是有伸缩性的，换言之，即有可塑性：你在相当范围内要塑造成甚么东西便是甚么东西。至于人性的本来面目却是很难看见，而况经了几千年的文化浸染，把本性早已熏熟了”（注：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5册，232页。）。他认为人有本能，这个本能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根本欲”（libido），是“精神力”（psychicenergy），是柏格森的elanvital等，其实质就是生命的冲动力。“一个人生在世上第一件事就是升移本能，设若率本能而行，便是禽兽。”（注：同上书，234页。）“人欲决不是好东西，不能任其横流。”他认为绝欲主义、纵欲主义、节欲主义都不妥当，解决的办法是“化欲主义”，或叫“移欲主义”——“对于人欲从积极方面是必须把他移到高尚地方去发泄，从消极方面是必须得最小限度的满足”（注：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6册，204页。）。他主张的“化欲主义”是以本人努力为原则，加上教育、奖励等办法，使下等本能升华到高尚方面去，把利己本能变为有益于社会的本能。

冯友兰认为，人性有三个层次，即“人之性”、“人所有之性”、“个人所有之性”。“人之性”即“人之理”、“人之正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人所有之性”是指人不仅属于人类，不仅有“人之性”，还具有动物、生物、物的“同有之性”；“个人所有之性”是指每个个人所特有的个性、独特性等。社会中的人都有“人之性”，“人之性即是人之所以为人者，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有道德”是“人之性”的重要方面，道德是善的，因而“人之性亦是善的”，这是与生俱来的。人的行为之所以有善恶之分，在于人的“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冲突，“人之性”与“个人所有之性”即人的个性的冲突，“人之性”与“某种社会之理”即某种社会规范的冲突。根据程朱理学的“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有能使其气质之性充分合乎人之义理之性者，有不能使其气质之性充分合乎人之义理之性者。所以人有贤愚善恶之不齐”（注：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104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可以看出，冯友兰不是从“社会关系的总和”上来界定人性，他的人性观也属于抽象的人性论。

针对抽象人性论的观点，毛泽东认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70页。）。他认为人性都是具体的，阶级社会里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地主资产阶级有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在阶级社会中，统一的、抽象的“人类之爱”是不存在的，“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注：同上书，871页。）。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注：同上书，870页。）

鲁迅先生曾论述过人性的阶级性问题，他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注：《鲁迅全集》，第4卷，21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